城乡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当社会发展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时，这一问题会进一步凸现出来，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应该看到，有关城乡关系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总体上说，这些讨论主要还停留在某些具体学科的层面，局限于社会的某些具体领域。要把这方面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还必须从社会哲学的高度，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对城乡关系做出整体性的研究和审视。本文便试图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社会与社会发展：城乡关系的整体规定
对于社会这一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而从社会哲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社会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而是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体系不是各种事物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其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由此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与此相应，社会哲学上所说的社会发展，也不仅仅是指社会的某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而是指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并且这种社会发展不是各个构成领域各自发展的互不相干的具体过程的简单汇集，而是它们之间按照其固有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进程。因此，当我们考察社会和社会发展进程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结构体系、把握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而现实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也都应该置于这种整体视野之中去认识。目前有关城乡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便是如此。
在已有的讨论中，人们首先侧重于从经济领域着眼去考察城乡关系问题。这自然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城乡关系中无疑也具有基础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城乡分离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分工而产生的。[1]在长期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出现了很多变化，但直到今天，二者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分仍是经济结构的不同：农村以第一产业即农业为主，而城市则是以第二、三产业即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为主。正是基于经济结构的这种区分，城市和农村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形成了这样那样的差别。如果说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城乡之间的差别还主要是同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差别，那么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差别就进一步扩大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差别：现代工业在城市中迅速兴起，使城市较快地迈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农村却在很长时期内依然延续着传统农业，从而这样那样地继续滞留在旧的发展阶段上。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考察，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2]而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也正是当前我国城乡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实质性问题。[3]
经济领域的考察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来说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又必须看到，所谓城乡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其它社会领域，还需要我们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去把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经济领域存在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使这些领域也产生相应的差别。并且由于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差别会在实际过程中呈现出种种错综交织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领域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同构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域中的差别也同样是这样那样地存在着的。一般说来，由于农业是传统社会生产力的主干，社会的经济重心在农村，因而农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往往比城市占有更多的优势，结果是农村统治城市；这一点在西欧中世纪的庄园领主制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古代虽然表面上不同于西欧，集权体制的统治中心设在城市，似乎是城市统治农村，但实际上国家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主要支撑力依然是在农村。当然，城市由于具有特殊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会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特殊优势；从历史上看，正是西欧那些在封建领地的夹缝里生长起来的工商业城市酝酿产生了新的变革因素，最终将整个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进入新的工业时代之后，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都一起被扩大了。不仅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而且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二元化了，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都成为一种二元结构。这种状况，可以称为“二元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城市不仅在经济领域里进入了工业经济的发展阶段，并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也都会相应地形成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特征；而农村不仅在经济领域里滞留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的阶段上，并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也会相应地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技术特征。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正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这种整体性的二元社会结构。
从归属上说，城市和农村无疑同属于一个统一的社会结构体系；但另一方面，二者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各自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这些不同领域的特征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形成了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结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都具有相应的完整性。而我们所要考察的城乡关系，正是这两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现代化与城市化：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
当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城乡关系的演变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趋向。人们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趋向，并将城市化理解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往往过于偏狭，只是将其局限于城乡关系的某些具体方面。例如，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城市化理解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或“集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被看作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对此，讨论中已有一些论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并试图对城市化的内涵进行拓展。如有的论者提出“城市化的主体有两个：人口和产业（资本）”，“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和产业的同时流动”；[4]有的论者认为城市化（城镇化）的内涵应从“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转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等不同方面去把握；[5]还有的论者主张“融合多学科的知识，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剖析城市化的外在表象下掩盖的内在动因”，认为“综合地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6]等等。这些不同角度的新探讨，对于全面认识城市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仅有这些探讨仍然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所谓城市和农村属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内部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都具有相应的完整性，都应该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的统一去把握。同样，我们在研究城市化问题的时候，也不能仅仅看到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之间关系的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方面，而应该着眼于这两个子系统的完整结构，从整体的高度去认识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化应该是社会结构体系中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子系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升级、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集中，也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中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变化；它是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生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基本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是城乡关系的整体演变。
要理解城市化的这种整体规定，先要理解作为它的形成背景的社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所谓社会现代化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化，是一种完整的社会转型。从本来的含义上说，所谓传统社会主要是指农业社会，而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指工业社会；而所谓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亦即社会现代化，也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当然，在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工业社会的前锋又在向新的信息社会过渡，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于讨论中提出的“两次现代化”[7]的观点，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理解为第一次现代化，而将工业社会进一步走向信息社会理解为第二次现代化。而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都不仅仅是着眼于社会的某个特殊领域，而是具有整体的规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这些概念应属于技术社会形态的范畴，即在不同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社会类型；这些技术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需要从社会整体上加以把握。相应地，所谓社会现代化作为这种技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需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去把握。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整体进程，而城市化就是这一整体进程的直接体现。从历史上看，城市化的发生首先是与第一次现代化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相联系。农业社会的技术基础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与之相应的技术特征包括生产关系层面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政治领域中集权的或专制的政体形式以及文化领域中愚昧和迷信的普遍存在等等；而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则是以现代工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与之相应的技术特征包括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市场经济形式、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政体形式以及文化领域中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生长等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便是要以现代工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取代以传统农业为主干的生产力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特征的转换；于是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科学化等等便构成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展开，势必要对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城乡结构形成冲击：首先是城市本身发生变革，现代工业发展起来，工业社会的各种技术特征随之形成；继而带动农村的变革，以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曾在农村长期存在的那些农业社会的技术特征也会逐步被改变。而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必然是城市的不断扩张和农村的不断缩减，其中包括许多农村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逐渐转化为城市。而剩余的部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其技术基础和各领域的技术特征已越来越与城市趋同，从而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便是所有这些变革过程的统一和总汇。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中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当城市已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农村仍会在一定时期中继续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这样便出现了前面提到过的二元社会结构。但总的趋势是要朝着工业社会的方向转化的，而促进农村的社会现代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城市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继第一次现代化之后，还有第二次现代化，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而城市化过程也将随着第二次现代化的到来继续推进。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将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干的新的生产力体系，因此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首先便是促使工业社会的生产力体系向这种新的生产力体系转化，亦即信息化。在此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将形成新的技术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但讨论中也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例如A．托夫勒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市场化行将告终”；[8]而按照J．奈斯比特的看法，一种“共同参与民主制”将取代“代议民主制”。[9]可以预期，第二次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也将在信息化的基础上融入各种新的内容，信息社会的新的技术特征将渗透在城市和农村的各个领域，使城市化的水平得到新的提升。
三、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
了解了城乡关系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整体规定，以及它在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整体演变，我们便可以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如何从整体的高度协调好城乡关系，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真正合理地统筹起来，推动城市化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展开。这也正是中国现阶段所面对的实践问题，因而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无论城市发展还是农村发展，多年来已有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而自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之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并取得了新的进展。综合起来说，一是考察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城乡关系的不同情况和做法，总结了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经验和教训；有些论者还侧重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具体考察了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等不同的模式或类型。二是回顾和反思了建国以来我国在处理城乡关系方面的具体实践，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现实，突出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包括如何进一步加快城市发展，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如何更加重视农村发展，加大各项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如何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等等。此后，为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又进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围绕这一主题又进行了许多新的讨论，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热点。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已有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出其中所存在的一个缺憾和不足，即在许多论者那里仍主要是从经济领域着眼去谈论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即便涉及社会发展，也主要是某些狭义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也往往这样被看待。无疑地，我们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首先要从经济领域入手，并相应推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如讨论中所提出的，要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要发展农业科技，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努力建设现代农业；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新型农业支撑体系；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发展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消除城乡歧视，改革户籍制度，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权益，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要求和主张，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又应指出，仅仅着眼于这些问题，还是很不够的。这便涉及上面所强调的整体性认识：既然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结构体系的两个子系统而具有各自的整体规定，而二者在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同样具有整体要求，那么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时，就必须强调城乡关系的整体协调。这就不仅要着眼于经济领域，而且要着眼于政治、文化等其它各个领域；不仅要着眼于某些狭义的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要着眼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同样是如此。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本身就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各个方面[10]，这正是体现了一种整体性要求，因而也必须从整体的高度去把握，而不能片面地加以理解。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例如，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和完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克服实际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差；如何进一步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扫除各种愚昧和迷信现象，并逐步克服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的狭隘局限。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与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进一步说，只有在解决经济领域中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一并解决好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才能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从各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农村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反过来影响了经济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还有的则是经济领域借助于某些特殊的条件较快地发展起来了，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没有跟上，结果出现了种种扭曲和畸变现象，仍然无法摆脱整体上的落后地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结合起来；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城市都应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解决好相关问题。
当然，统筹城乡发展，不等于只是关注农村发展。要推进城市化，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城市本身首先要搞上去。目前我国城市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同样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应该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去认识。从经济领域看，我们的工业发展水平还不高，信息产业和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很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仍有不少难点需要继续攻坚。从政治领域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有待提上日程。从文化领域看，传统社会中某些落后意识和观念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地存在，教育科学文化等等也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按照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整体要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加以解决。而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角度看，我国现有城市体系的总体规模还不够大，聚集效益还不够高，综合承载能力远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增长的新的需求。因此，一定要继续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大力促进我国城市体系的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样要立足于社会结构体系的整体高度，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有机地联结起来，确保我国城市体系完整、有序地生长和扩展，为完成“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任务创造条件。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0—643页。
[2] 参见 [美] 阿瑟·刘易斯著：《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3] 参见农业部课题组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 李佐军著：《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8页。
[5] 王梦奎、冯并、谢伏瞻主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6] 祁金立著：《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7] 参见何传启著：《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该书提出了两次现代化的概念，但却只是将两次现代化分别理解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过渡，还需要从社会整体的高度进一步提炼和概括。
[8] [美] A．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12月中文版，第380页。
[9] [美] J．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2月中文版，第380页。
[1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