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自其产生以来就引起了高度重视。但人们更多的是将期作为唯物史观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关注的范围止于马克思思想的中晚期，而很少注意其对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从而将其与唯物史观割裂开来，遮蔽了其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实质。因此，有必要追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发展的逻辑，逐步揭示其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实质，并尝试阐明一般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之内在的统一性。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源起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始于其思想形成的初期，并始终是与其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完成了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从而实现了其哲学的革命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的创立则进一步深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历史批判性质，使之超越一般经济学而成为一种历史观。
对于早期思想的变革，马克思在1858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明确指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而“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说明，有两点需要进行解释：其一，“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对马克思来说何以成为一件难事，甚至引起了其思想的根本性的变革；其二，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使马克思最终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对马克思来说之所以成为一件难事，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马克思所不熟悉的领域，从而表现出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失语状态，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物质利益”问题直接触及到了当时马克思所坚守的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即从青年黑格尔思想出发的自由理性原则。
作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马克思认为哲学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是自由理性，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其活动遵循自由理性的原则。作为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体现，“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因而，法律在人类的自由理性活动面前是退缩的，只有当人的活动违背自由理性之时才会发挥作用、规范人的活动，使之符合自由理性。也就是说，“法律只是在受到破坏时才成为实际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由此可见，法律是不能预防人的行为的，因为它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所以，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这种表现为国家法律的自由的自然规律才强制人成为自由的人”［4］。但是在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过程中，马克思看到的却是物质利益压倒了理性，法律成为了维护当权者物质利益的手段。“当特权者不满足于法定权利而呼吁自己的习惯权利时，则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并已变成纯粹野蛮的假面具。”［5］这样，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所坚守的自由理性原则就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之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成为难事，就在于其直接触及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实质问题。“‘物质利益’问题实际地、本质重要地介入到马克思先前的单纯理性的世界观之中，而且‘物质利益’问题的介入第一次以超出这种世界观体系的方式向单纯理性的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物质利益’问题的实际介入立即就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那种关于一致性的理性要求本身。因为马克思所面对的‘物质利益’问题，不仅就其自身而言是内部分裂的和矛盾，而且是与思有同一的纯理性概念相对立的。”［6］正是“物质利益”问题造成了马克思思想根基处的断裂，才带来其思想转变的内在的契机。也正是由于“物质利益”问题带来其思想根基处的断裂，从而使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是从其思想的根源——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入手，尝试去解决这一问题。
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其实质。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法哲学所研究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根源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国家的唯心主义完成同时也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因为“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它把似乎是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激发出来，把政治精神人这种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的领域，在观念上不依赖于市民社会的主相宜特殊要素。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只具有个体意义。它们已经不再构成个体对国家整体的普遍关系。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7］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其实质就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
因为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人过着双得的生活，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所谓天国的生活即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所谓尘世的生活是指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的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在这里，“公民的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此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公民被宣布为利己主的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8］
但是，由于当时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现实就表现为黑格尔法哲学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因此马克思说，“正象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著作[oeuvres incomple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oe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iv wa 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的那些问题的中心。”［9］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处于同一层次上的，同属于现实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因此，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也就意味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揭示出其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因此也就必须从人的本质的理解出发才能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也正是通过对现实的的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使马克思深入到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的历史性之中，从而既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彻底地清算黑格尔哲学和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失语状态，那么在《巴黎笔记》时期则是马克思在充分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全面、深入的分析，并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时期。
在《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分析，不但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同时也阐明了资本、地租之间本质的同一性以及资本竞争必然带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它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作阶级。”［10］但马克思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并没有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并没有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这也就成为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
首先，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阐明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作为不依赖于工人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工人的劳动活动本身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与之格格不入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工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才使其劳动成为现实的。而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就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因而，工人的劳动是不属于他的，而是属于资本家的；工人的劳动产品同样不属于他。“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1］
因此，异化劳动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3）人的类本质，（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亦即人之存在的总体性的异化。但是，由于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们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的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2］也就是说，私有财产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外化劳动的产物 、结果和必然果，但其同时也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和这一外化的实现。因此，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只不过是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其次，私有财产本质的揭示为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因为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等于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等于劳动同资本的分离。而资本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也就意味着劳动与资本的分裂和对立其实质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分裂和对立，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这样，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也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即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物的运动的关系的实质是在物的遮蔽之下的人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13］。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劳动与私有财产、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等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明确了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对私有财产及其本质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全面地阐释了现实的人及其对象性的实践本质，揭示了异化是如何根源于对人的对象性本质，以及如何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被扬弃。在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之后马克思指出，“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4］换言之，异化劳动实质上是根源于人的发展的本质，是在人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也必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以扬弃。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将人的本质外化、对象化才能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之中直观到自身，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但是，一方面每一代人所面对使的对象都是由其先辈实践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同样也会作为对象而存在。因此人的自我确证的就只能表现为一个有限生命相续的无限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处于永恒的生成过程之中。但也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这种对象性，使私有财产的出现得以可能，而“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5］但由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自我超越性，也必将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完成对私有财产的超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6］
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前阐明了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为最终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批判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开启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般形而上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者是统一的，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三、一般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统一
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而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并最终超越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建制得以实现。也正是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政治解放局限性的分析，使马克思明确了其批判哲学的根本目标，即人的解放。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必然内蕴着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一般形而上学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换言之，一般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者是统一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脱离三者任何一个，都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实的人的发现为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并最终完成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基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是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这一生成的过程即是人向自然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因而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现实在创造着人与自然的统一，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生活世界。“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7］正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的历史性的理解，成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用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的劳动的结果。”［18］但是，“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精神劳动。”［19］因此，“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就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的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0］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而已，不过是对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人的自我异化的思辨的表达。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指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坚守的只不过是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因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身就包含着对黑格尔哲学以及以为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从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理论原则出发的，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就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出发点。
在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特征，阐明了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在对劳动的分析中，阐明了生产活动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基础性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21］也就是说，对社会或历史的研究，必须从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开始。从而将历史的研究转换到现实的个人生存的历史尺度，而这个个人的历史性存在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
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而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先验设定，而是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地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这种新的在历史性生存的质的规定性。因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2］因而，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从具体地分析人们的物质生活出发，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也就是阐明了人类的历史。
因此，如果说黑格尔哲学阐述的是思辨的历史，那么唯物史观则是对黑格尔思辨历史观的颠倒，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但是，如果仅止于对现实生活的描述，那么唯物史观就无法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使唯物史观超越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就在于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展开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即以改变世界为根本目的的人的解放的学说的创立。换言之，正是通过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而赋予了唯物史观以人的解放这一最终的价值目标，从而成为唯物史观超越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成为人的解放的学说。
第三，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才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现象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23］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与现存相对立的和给定的理想状态而加以设定，以消灭私有制和铲除人间不平等为核心来制定关于未来社会理想境界的详尽而周密的图景，并希望通过宣传、典型示范等手段，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因此“这种新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4］恩格斯指出，要想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25］这两方面的任务正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
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一方面阐明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和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人的——社会的——人的复归，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过程。这种共产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正是由于意识到了人和自然界的本质，人的现实的活动才能成为一种总体性的活动，才能在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中促进人自身的现实的生成。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6］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其实质是人的本质得以全面发展和展现的过程，在其中，人的实践本性——自我超越、自我创造——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但人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因此，共产主义所展现的并不是人之存在的一个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仅仅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展开的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体系的全面的批判，其根本性质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也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从而使三者统一的起来。也正因如此，恩格斯称《资本论》为马克思的历史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3页。
［6］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35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4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