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从而也带来了对哲学自身何以存在问题的思考。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述，确实是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并阐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意义。但是，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诸种阐释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出发，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进行反思，以阐明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对于当前人类的生存具有的深刻的意义。
一、哲学的历史转向
马克思实现的哲学的历史转向是内在于其哲学革命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转向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带来的哲学的历史转向既有其现实的原因，又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就现实的原因来看，是马克思所说的“在《莱茵报》期间遇到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由此深入到历史领域。但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其二，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即马克思在借助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和思辨哲学的过程中所发现的“思辨哲学的秘密”。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认识到，宗教的异化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是其表现，因而“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被揭示出来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人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也就是说对宗教的批判必须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必须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投入到尘世西林斯的怀抱。宗教的秘密就是思辨哲学，因而这一转向实质上是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它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是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这双重任务的共同指向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因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
正是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和对人的本质的基本理解，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自然与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过程，从而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建制，［2］并将哲学研究的对象指向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而“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研究中得出的。”［3］也就是说，哲学的抽象更多的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并不能代替对人类历史性活动的现实分析。所以马克思在阐明自己的历史理论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带来了哲学的历史转向。哲学的历史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变成了历史学，而是说哲学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哲学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性质，转向人之生存的历史性研究。哲学的研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人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的本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生成的，只有一个历史的进程中才能理解。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建制内，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人的生存世界的总体性和全面性，都只是抓住其中的某一方面去反对另一方面，“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5］在马克思看来，一旦超越了思想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就能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阐明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哲学的研究必然是历史性的，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研究。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6］
第二，历史的研究既是建立在哲学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现实的构成部分。从历史学方面来说，什么是历史，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历史的内在本质等等一系列历史学的基础性的元问题，并不是历史学自身能解决的，必须在哲学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思考基础之上才能阐明。而从哲学方面来看，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出发点的哲学，不能停留在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的抽象理解基础之上，必须将其与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结合起来，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人之存在的历史性。
因此，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学问就是“历史科学”——历史哲学。
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双重维度
以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为对象的哲学研究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它既要阐明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自主生成的内在机理，又必须能够说明具体的人类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必须把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形而上研究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形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人的存在的全面、总体的把握。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不同。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正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创造了历史并解答了历史之迷。因此“只要你们把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迂回曲折地回到了真正的出发点”。［8］也就是说，历史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阐释开始。但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其实践过程中不断地生成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不同，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停留于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基础之上，必须将其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因而，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是在相互关联的双重维度上展开的。在历史研究的形而上的维度，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出发，阐明了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这一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在历史研究的形而下的维度，马克思又根据各个不同民族具体的历史进程，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概括，即西方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大形态，而东方社会而因其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伴随了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双重维度是内在地统一的，这种统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双重维度都是建立在对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生产活动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就历史研究的形而上的维度而言，是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继承的结果。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自身历史哲学的创立正是借助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完成的。正是借助于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及对人之存在的基本理解，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和人自身发展的进程；就历史研究的形而下的维度而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晚年的人类学批判的基础上对不同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具体的分析。因此这双重的维度都是以具体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所著的市民社会史，即对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人类学批判则是马克思所著的早期人类史和东方社会史。
第二，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与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之间是存在着对应关系的，是对现实的历史进程分析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仍然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是以共同体之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和当然的结果。因为在这两种所有制中，并没有出现劳动者与其生存的无机条件的分离，“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采取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10］奴隶制和农奴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只是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形式，是原始共同体的不同派生形式。但是，由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种原始的共同体必然走向解体，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依赖关系）所代替。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才摆脱了原始的共同体而取得了自身的独立。也正是原始的共同体的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的丧失，才使人从属于物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族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族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11］也就是说，与人的依赖状态相对应的是从原始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与物的依赖状态人人的独立性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与人的自身的存在状态相对应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双重阐释的共同终点，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其一，作为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共产主义预示着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方式；其二，作为对历史（特别是西欧历史）具体发展进程分析的一个逻辑结果，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作出的一种历史的设计。因此，共产主义既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即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又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的过程。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既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又必须以资本主义的终结为前提。因此，就社会形态的发展来说，它意味立着最后的社会形式，而就人的发展来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史”的开始。因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3］
第四，马克思历史哲学双重维度的统一，表现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的统一。所谓研究的起点，就是对现实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分析，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再回复到完整的表象使之在思维中再现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思维的总体。而叙述的起点则是指理论阐述的起点。马克思认为，理论的表述不应遵循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而是遵循思维的内在逻辑，即按照概念在整体思维结构中的关系去阐述。也就是说，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4］
三、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历史哲学双重维度的揭示，为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当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建构一个全新的范式。
文化哲学致力于探讨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与社会运行内在机理的、历史地凝聚成的自觉和或不自觉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人之生成的内在机理的阐释。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形而上的维度是一致的。这些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和内在机制，也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等。因此，哲学理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往行、包含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等等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正因如此，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文化哲学以文化模式的研究为基础，在宏观尺度上揭示人类文化演进内在机理和基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以日常生活的研究为基础上，关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这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双重维度是一致的。
从宏观领域来说，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方式与马克思提出的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是内在地一致的，其依据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看，原始的文化模式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属于同一类，是与人的依赖状态相适应的文化模式，而与物的依赖状态下人的独立性相适应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
前现代文模式是处于人与自然的未分化状态，人生活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并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主体，人是以共同体的形式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只是在原始的文化模式下共同体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其构成的文化要素是自然产生的。而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模式下，共同体已经摆脱了纯粹天然的性质，而具有了社会组织的形式，或称之为社会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其文化模式的构成要素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的、并自发地遵循的经验、常识、习惯、习俗、天然情感等，这些文化要素已经不再是自然地产生的，而是人们自发地进行的重复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而可以统称为前现代的文化模式。在前现代文化模式中，人不是通过改造外在的自然界使其成为人自身活动的一部分，而是使人自身的活动外化于自然界之中。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借助于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真正获得了自由和独立。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使社会化的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世界性交往等社会活动领域得到了急剧的扩展，科学、艺术、哲学等等精神生产领域在主体的理性精神的引导下达到了空前的自觉与繁荣，人类的精神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构成了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但是，由于传统的共同体的解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真正的分离，使人们的交往活动也丧失了其属人的性质，表现为物对人的绝对统治。
从微观领域来说，文化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微观维度则是统一的，都是建立在对具体的人类历史进程的分析基础之上。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微观维度的揭示，为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基础。所谓日常生活，按阿格尼斯·赫勒的定义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这是处于社会化生产、经济、政治等公共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之下，由衣食住行、包含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史学界属于日常生活史范畴，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史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对象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建构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进而从分类学的角度阐明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的内涵，并从总体上揭示日常生活的一般运行特征；另一方面是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构造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模式，从文化学的视角揭示传统日常生活作为传统的、自在的、文化的寓所的地位，从历史学的角度阐释日常生活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从价值学的角度揭示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与负面效应，从而把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而加以展示与阐发。因而，无论是从理论的建构方面还是从其现实的指向来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都必须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为基础。唯物史观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的关系，也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结合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据。
因此，文化哲学研究可以作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范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注。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原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