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动力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承认近代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但又总是试图对这种传统的理解给予新的阐释，因而提出“精神动力论”、“合力（系统）动力论”、“多元动力论”等等不同的解释。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对历史发展动力的传统理解与当前人类历史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了，已经无法阐明当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动力理论进行全新的阐释。
一、传统理解的反思
对历史动力问题的传统理解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力量，它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的方面。阶级斗争作为上述矛盾的现实表现，就成为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就形成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论的理解。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传统理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总结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果。这一理论作为创造性的革命理论，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和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深刻地改变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理论本身也面临着一个如何进一步地发展和深化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动力问题的理解就丧失了普遍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相对于过去的历史而言的，而且由于他们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存在，因而也就否定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阶级，何来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论断对当时的人类历史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存在之后，这一论断的适用范围就必须受到限制，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否则就意味着灾难。前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阶级斗争普遍化造成的人类灾难的典型史例。尽管有的学者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表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与国内少数敌对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在这种理解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矛盾：（1）广大的人民群众与国内少数敌对分子的矛盾，这属于内部矛盾；（2）社会主义国家与国外敌对势力的矛盾，这属于外部矛盾。根据列宁的定义，“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据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少数的敌对分子并不能构成一个阶级，第一种矛盾也就根本不属于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阶级矛盾，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但根据矛盾的辩证统一规律，推动事物发展的是事物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因此这种矛盾仍然不能构成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这只是其一；其二，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国家关系方面起主导的是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对立与斗争。在这种形式之下，再片面地强调这种外部的阶级斗争，其结果只能固步自封，脱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状态。
因此可以说，在当今时代阶级斗争已经不再能够充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其次，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理解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传统的理解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前者决定后者。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而且对于生产力的理解，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经济因素，从而遮蔽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深刻涵义。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晚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曾指出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也正是由于把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因素，才使其无法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是其中的主导性的因素。无论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赖以实现的新机器的发明和创造，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赖的现代化、自动化生产线，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这两次质的飞越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抛开科学技术去谈生产力，实质上是舍本逐末，根本无法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2）管理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现代化的生产系统只是为新的生产力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一生产力的真正实现只有通过人的现实活动才能真正地完成。因而，管理、特别是对生产过程中人的活动的管理就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泰罗实现的管理学的革命才带来了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这是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所不能包含的。（3）知识经济的问题。人类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一种全新的因素在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是知识。信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使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越来越取代物而成为主导性的因素。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所具有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知识经济——被提了出来。尽管在传统的生产理论中，对生产力构成因素的分析已经包含了人的因素，但在那里人的因素只是作为物的因素的附属物才能发挥作用，而在知识经济中，物是作为人的活动的附属物而存在的。这就向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
实质上，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都是建立在对人的分析合理化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以人存在的不同方面为对象，从而形成了生产力的三次质的飞跃。第一次工业革命，即机械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是建立在对人的生产活动的分析合理化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生产活动的分析合理化，就是把一个完整的生产活动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机械性的动作，剔除其中多余的、无用的动作，从而使整个生产过程合理化，不但如此，还借助机械力学，把人的活动机械化，用一个个连续的机械动作代替人的活动。工业化就是把人的活动分析合理化，并以机械代替人的活动的过程。而管理学革命的基础则是对生产过程中人的操作行为的分析合理化，从而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带来的生产力的革命。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计算机的发明，则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人脑（思维）的活动分析合理化的结果。随着这种分析合理化的进程的日益深入到人的生存的维度，尽管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但人本身也日益抽象化、片面化了，日益被整合到机器体系之中。因此，人的异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换言之，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人的异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3］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传统理解，虽然看到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支配作用，但没有认识到其实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把这种异化的形式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因此，也就不能真理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问题。
其四，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问题。现代的科学技术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日益使人的生存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主要表现在：（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在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却日益地恶化，不但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2）人的异化的普遍化。现代科学技术不仅表现为自律的和超人的力量，而且还促使一些普遍异化的社会力量的失控发展，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的普遍化。在现代社会，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到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无形的异己力量的统治。其结果就是人的生存意义的绝对丧失。因此，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传统的生产力理论不能解答的。因此，必须在新历史条件下，借助新的资料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给予新的阐释。
二、“经典表述”的真实含义
对历史动力问题的传统理解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为《序言》）的“经典表述”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种理解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吗？
把《序言》中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运动视为马克思对历史动力理论的经典表述，这种被普遍认同的理解，其实质是由于多方面的局限造成的对马克思的误读，是把马克思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普遍化，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其结果是建构了一个封闭的体系，遮蔽马克思在历史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
首先，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的目的来看，马克思从未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一般的解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其一，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吸收其中的肯定成果，借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4］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5］也就是说，只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才能建立起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其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批判将那种资本主义普遍化、永恒化的观念，以同各种非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思想做斗争。马克思对穆勒、巴师夏、蒲鲁东等人的批判就是如此。其三，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即将其早期思想中确立的历史哲学理论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过程，以建构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马克思所创立的一般历史哲学体系。因此，就存在着一个如何确定《序言》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结论的问题。
其次，对马克思在《序言》中所做的“经典表述”，我们不应单就其本身的内容去理解，而是要把它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的经济学研究著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揭示其真正的含义。《序言》中的内容只所以被视为“经典”，就在于马克思自己曾明确地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6］但马克思在《序言》的开篇也同样明确地说过，“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指《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7］应如何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总的结果”和“要证明的结论”呢？它们是同一个吗？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二者的差别，或者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正因如此，才形成了对马克思文本的传统理解。实质上，这两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一个是“个别”，而另一个是“一般”。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说的“总的结果”并不是对其历史理论的一个简要概括，而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的总的结果，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其对象并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经济形态。”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明确地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因此，如果我们把《序言》中所得出的这个“总的结果”视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经典，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其结果势必将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普遍化，使其成为对全部人类历史的解释。虽然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马克思同时也强调，“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9］如果说马克思在《序言》中所阐述的“总的结果”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的个别结论，那么马克思在《导言》中的“一般”又是什么呢？
第三，从《导言》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全面阐述自己的历史理论。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发展规律适用于一切时代的错误，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0］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只存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必须根据每个时代自身的特点，具体地分析其存在和发展的趋势。因为人的生产活动是具体的、现实的，只有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实质上，对《序言》的内容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有过非常明确的阐述。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马克思的攻击，列宁指出，“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件事实。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11］那么如何才能算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呢？对此，列宁指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本身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界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从前的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把这些规律与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力图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极科学地规定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确切研究所应追求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12］因此，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把《序言》解释为“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等时指出，“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而不是说明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科学检验的理论了。”［13］因此，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历史哲学本身，才能真正展示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真实内涵。
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在他看来，人与历史是统一的，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的生成过程。所以我们说，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三、现实的人：历史发展的动力
现实的人的概念作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它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对宗教、法和国家的批判最终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14］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才能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才能真正阐明市民社会、国家、法和宗教等一系列问题。从而确立了从人的存在出发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视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全面地阐述了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一方面人与其他的自然生命个体一样，依赖自然界而生活；另一方面，只有以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人才能真正确证自己的本质。因此，人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在双重意义上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从客体方面来说，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都有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只有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对象，才能使之真正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15］也就是说，人先行显现于对象之中。但从主体的方面来说，对象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正如人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的能力一样自为地存在着，因此，只有借助于人的活动，对象才能成为人的对象。也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才能创造并发展出自己全面、丰富的本质。第三，人又是类的存在物。作为类的存在物，人赖以实现其本质的对象性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活动，而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活动。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方面，在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都使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对象化了，并在其中享受了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表现，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对象性、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乐趣。另一方面，在他人享受其产品时，生产者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物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与类之间的媒介，是对他人的人的本质的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这种理解，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现实的人”这一概念。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处于一定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人。现实的人的及其活动，构成了全部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所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17］因此，历史是一种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生成过程。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才能真正阐明历史的动力问题。
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历史的动力问题进行了阐述。
首先，在形而上学的层面，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分析，阐明了人类历史演进的机制。马克思认为，劳动和交往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分工作为人类自然差别在其活动中的表现，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并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马克思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8］但是，正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异化和私有制，才打破了人类历史的原始完满性，进入到人与物相互依赖的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为人的本质的复归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劳动、交往和分工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其学说形成的初期，在形而上的层面阐明了历史演进的机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即历史的动力根源于人的内在的生存方式。
其次，是马克思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人的本质的各个方面不但紧密地构成了生产过程的统一整体，而且分别取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地说，劳动、交往和分工在现实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是通过（狭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系列的环节表现出来的。
在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直接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一方面，是个人的活动能力、生命力的消费；另一方面，是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耗。但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通过满足人的需要、确证人的本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消费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生产的动力；不但如此，消费还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与此相应，从生产的方面来说，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提供消费的对象，而且赋予消费以规定性，使消费最终得以完成。
分配实质上就是现实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19］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分工作为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决定了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分配。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交换和流通。这种交换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其二，是产品的交换；其三，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分工和生产所制约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发展的结果的分工，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交换。另一方面，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交换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结构所决定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和私有制，这种交换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谋取物化的私利。
正是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把对历史的形而上学分析与现实的分析结合起来，才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核心的对历史动力问题的阐释。也就是说，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历史的动力，是马克思从其对历史动力问题的形而上学的阐释出发，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的结果，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三，是两种生产理论。两种生产理论早在马克思创立其历史哲学理论的初期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曾明确地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人自身的生产（通过家庭、性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历史活动中的“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20］因此，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同一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发挥着作用。
就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言，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满足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其二，是在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而引起的新的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正是这种生产，才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才能确证自己全面的本质。因为人在以自然界为对象的活动，“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1］因此，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也就是人自身的生产，它不但再生产着人的个体生命，而且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作为一个全面的人而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就是人的再生产，人的自己生命的再生产。
就人自身的生产而言，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自己生命的生产，即通过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以恢复，从而维持人的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指他人生命的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22］自己生命的生产是内在地包含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之中的，在这一点我们不谈，我们关注的是他人生命的生产。因为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现有理解，几乎都是把这种生产视为单纯的人类种族的繁衍。因此，并没有揭示他人生命的生产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实质上，他人生命的生产不仅仅是生产人类的生命个体，更重要的是使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人全面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对人自身的再生产的现有理解恰恰是不懂得这一点，才把人的再生产单纯地理解为人类种的繁衍。
在史前人类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完全局限于家庭之中，因此人类的种的繁衍就具有了人的社会活动的全部内涵。而且由于人类尚未从自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与动物为满足生存的活动并没有真正的分离，或者说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的再生产而进行的。因此，马克思才强调血缘关系在史前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自身的再生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方面，人自身活动的创造性不断地改造人自身，从而造成新的需要，并促使去满足这种新的需要，从而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新的特性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断地扩大，由家庭关系转向全面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分工也发展起来。随着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异化和私有制，从而使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和人自身的再生产（借助于交往）这两种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发生分裂，异化为在人之外独立的力量。从而形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这三种不同的阐释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对人类历史演进机制的分析。只是由于三者言说的语境和探讨问题的层面不同，才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理解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马克思形上思辨的结果，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马克思把第一种理解应用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或者说是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必然结果，而第三种理解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前两者的合题，是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生存层面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全面阐释。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动力理论中，现实的人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从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包含着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果，即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未来社会，人自身的生产必将再次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只不过这时人自身的生产已经不再是原始状态下人的生命个体的简单再生和种群的扩大，而是使人作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实践主体再生产出来。这对于理解当前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赖以进行的己不再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是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资源和动力，生产的发展直接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即劳动者所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培养大批量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就成为社会发展得以进行的根本前提。也就是说，人自身的生产再次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将是人自身的再生产。因此，如何把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再生产出来，就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说，现实的人，将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页。
（原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7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