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成论，是指将人与世界理解为一种生成的存在，是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中现实地生成的。人通过自身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过程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文化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的深层解读，才能阐明文化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进而揭示文化哲学研究蕴含的深层维度和未来的指向。
一、人之存在的历史性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其本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通过对象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确证。人的自我确证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具有本质的不同。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驱使下在确定的自然链条中的活动，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则完全不同。自然界只赋予了人生存的本能，但人如何生存，自然并没有先天地予以规定。因此，人是自由地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式的。这种自由表现为：人能够认识并把握任何一个物种的存在尺度，并按其进行生产，同时又能够处处把自己内在的本质赋予外在的世界，从而使外在的世界具有人的属性。因此，“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在这种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中，人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生活世界，确证人的对象性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同时也是对人之存在的限定。对象化就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对象性的活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换言之，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既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也成为人的活动的对象。这样，人的生存就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之中，即人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对象性的存在，以实现自我本质的确证，但这种自我确证的结果又始终作为对象而存在。因此，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表现为一个永恒的自我超越过程。
人作为自然的存在，其生命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生命之中，如何实现这永恒的过程呢？这不是矛盾吗？从形式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恰恰是由于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人的活动才获得了时间性。尽管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会消失的，但人在有限生命活动中创造的现实的世界却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的。正是这个现实的世界为人的自我超越活动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本身的存在也应该是被超越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这样，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就表现为人类世代相传、有限的生命相续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了时间性。对于一个绝对无限的过程来说，是无所谓历史的，无论它是一个循环的圆圈，还是一个开放区域亦或是直线。因为在其中每一点都可以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每一点都可以是中心，也可以是无限的边缘。也就是说，它是不可量度的。只有一个具有时间性的过程，才是历史性的。正是由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赋予了那个自我确证的永恒过程以时间的特征，使其成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而，人的存在是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性的存在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过程。
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马克思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是超自然的存在，并不是纯精神性的，其生存的根基就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界之中。从肉体的方面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个体一样，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不但如此，人的意识、精神世界亦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3］因此，人是以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
人之所以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中现实地生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先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人的每一种独特的本质，都有其借以实现的独特方式，也就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存在的独特方式。只有借助于对象的独特性，人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5］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先行存在于对象世界之中。正是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扬弃了自然的外在性，现实的自然界才得以生成。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包含、相互设定的。
只是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人的这种对象性的活动并不是抽象的、孤独个体的活动，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现实活动。而且只有在社会中，通过真正的人的关系，这种对象性的活动才表现为人的自我确证的过程。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方面，在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都使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对象化了，并在其中享受到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表现，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乐趣。另一方面，在他人享受其产品时，生产者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并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物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与类之间的媒介，是对他人人的本质的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只有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中，人与自然界才表现为一个相互生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生成的进程。［7］因而，不但人自身的存在，而且整个世界的存在都是历史性，都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
二、文化与历史的内在统一
如果说历史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同样是人类文化的生成过程。与历史这一范畴相比，人们并没有形成对文化这一范畴普遍的、公认的定义和界定。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范畴时，往往有着不同的所指。有时我们用文化来代表文学、艺术等具体文化形式，有时用以概括传统礼仪、风俗习惯，有时用来指称思想理论或价值观念，等等。但是，在对文化的诸多理解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化具有超自然的、人为的本质规定性。文化作为自然和本能的对立面，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其本质的规定性就体现对自然和本能的扬弃之中，这就是人的活动所特有的超越性、创造性、自由自觉的特征。因而，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文化就是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集中表征。换言之，文化与历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由于文化范畴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呈现出多元性、包容性、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的特征，必须通过深入的分析才能阐明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在对文化范畴的诸多理解基础之上可以区分出广义的和狭义的文化范畴。在广义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可纳入文化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是文明化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是对人类历史总体性和全面性的表征。但是，对文化的这种理解也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即我们谈论人类社会历史的任何内涵都是在讨论文化，似乎文化之外别无他物，这反而使文化的内涵变得晦暗不明。因此，“人们很少用文化指称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思想观念和意识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8］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表征着人之存在的历史性——历史性的生成方式。
因此，文化也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生成的。作为生成的存在，文化同样根源于人类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个人是什么样的，这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和他们怎样进行生产是一致的。如马克思所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9］正是在这种生产中，人现实地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既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同时也是人赖以生活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
对文化的这种理解似乎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关系。按习惯的理解，广义的文化包含着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历史的总体，而狭义的文化则是广义文化的意识形式。但是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这是错误的。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现实世界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又是它被理解和被认识的生成运动。因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的。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不仅确证自己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也只有在人的意识之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才能获得其普遍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0］也就是说，文化并不是独立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外的意识形式，而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内在地同一的。狭义的文化同样是总体性的，是对文化内蕴的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揭明。
因此，文化哲学不同于各个文化学门类对文化的研究。文化学研究关注的是不同的人类文化形态，力图通过对各种不同的人类文化类型的考察，展示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研究的方法是通过分析、考察各种不同文化的特质，进而对不同的文化类型进行区分、比较，以期获得人类文化形态演进的内在规律。而对于文化哲学来说，其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文化形态，而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内蕴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学力图通过揭示人的生存方式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实现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怀。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亦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奠基于柏拉图开创的意识哲学的路径，经过哲学在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化”的进程，最后在黑格尔哲学全书中以绝对理性主义的大全式的建构和描述获得最终的完成。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将自身局限于纯粹的思维领域，无法贯穿意识的内在性，因而使现实的人及生活世界都抽象化了，失去了感性的丰富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如果说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纯粹的意识哲学、思辨哲学，那么近代的唯物主义也没能逃出意识哲学的路径。以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在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还原的理解中，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身亦被抽象掉了。作为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物质、运动、时空等等基础性的概念，不过是黑格尔哲学范畴的另一种表达。黑格尔哲学并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而文化哲学则不同。文化哲学将现实的生活世界建立在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并将其作为人的生存的意义结构和价值根基加以把握，阐明了人与生活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从而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开创了全新的现代哲学研究范式。
作为全新的哲学范式，文化哲学使“回归生活世界”真正变得可能。文化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的实践活动不再屈从于自然运动，而是植根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土壤。在这里，无论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活动，主体间交往的生活世界，还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都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中的普遍规律和外在的必然性的新的载体和形式，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在其中得以生成，人的社会历史结构在其中得以建立和变革的文化意义结构，是人在其中接受各种先前社会特质、生产方式基础和文化传统储备的客观制约，又通过超越性和反思性的社会行动而创造价值的现实历史平台和开放的可能性空间。
三、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层维度
如果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为基础，那么它研究的内容就必然是人的历史性的生成过程。文化哲学不仅以逝去的时间为指向的，而且在对现实的生活世界高度关注的基础上，直面人类未来生存的可能性。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本性不是人的活动可有可无的特征，而是人的存在的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因为，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不仅要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扬弃自然存在物的给定性，而且要不断超越和扬弃人的造物及人的活动的异化。因此，文化哲学，作为人的生存意义之自我澄明和自觉展示，必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为基础，必然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的自觉展现，必然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自觉表达，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批判的、反思的、分析的、 反省的、检讨的、自我批判的理性活动。这种批判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文化哲学通过自发的文化模式和自觉的文化批判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其实质就是人自身的生成过程，是人类历史的生成过程。因而，文化哲学的研究就其实质而言是历史性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
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模式，文化哲学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抽象、思辨的理解，也不同于历史学对历史的实体性把握，而是从文化精神的演变入手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全面性的认识和把握。文化哲学致力于探讨作为人生存的基本方式与社会运行内在机理的、历史地凝结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人之生成的内在机理的阐释。这些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和内在机制，也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等。因此，哲学理性关注的不是日常生活世界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往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等等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正因如此，文化哲学的研究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文化哲学以文化模式的研究为基础，在宏观维度揭示人类文化精神演进的内在机理和基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基础，关注现实的社会生活，并在分析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为文化精神的演进提供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展示。
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揭示了人类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过程。前现代的文化模式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的未分化状态。在前现代文化模式下，人生活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中，并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主体，人是以共同体的形式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只是在原始的文化模式下共同体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其构成的文化要素是自然产生的。而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下，共同体已经摆脱了纯粹天然的性质，而具有了社会组织的形式，或称之为社会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其文化模式的构成要素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下来的、并自发地遵循的经验、常识、习惯、习俗、天然情感等等，这些文化要素已经不再是自然地产生的，而是人们自发地进行的重复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前现代的文化模式中，人不是通过改造外在的自然界使其成为人自身活动的一部分，而是使人自身的活动外化于自然界之中。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借助于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个体的自由和独立。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使社会化的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世界性交往等社会活动领域得到了急剧的扩展，科学、艺术、哲学等等精神生产领域在主体的理性精神的引导下达到了空前的自觉与繁荣，人类的精神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的共同体的解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人们的交往活动也丧失了其属人的性质，表现为物对人的绝对统治，从而导致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但是必须看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与人类理性的自觉几乎是同步的，现代工业文明形成的过程也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独立的个体主体的现实生成过程。因而伴随现代工业文明形成过程的是人对自身生存困境的焦虑、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也现实地变革着工业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觉的文化批判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以自觉或不自觉文化模式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研究不仅停留于对人类文化精神演进的历史性描述，而力图在这种历史性的研究中揭示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根源，进而为危机的解决和人类的未来生存提供多种可能性。
从微观领域来说，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对象的日常生活批判构成了文化哲学研究的微观维度。所谓日常生活，是指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这是处于社会生产、经济、政治等公共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之下，由衣食住行、包含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这个自在自发的生活世界并不纯粹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消极部分，同样是历史进程积淀下来的人类文化精神的寓所。正是日常生活自在自发的文化精神与自觉的文化精神之间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才使人类文化精神的演变表现为一个生动的历史进程。因为构成历史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对象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建构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进而从分类学的角度阐明日常消费世界、日常交往世界和日常观念世界的内涵，并从总体上揭示日常生活的一般运行特征；另一方面是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构造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的模式，从文化学的视角揭示传统日常生活作为传统的、自在的、文化的寓所的地位，从历史学的角度阐释日常生活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从价值学的角度揭示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对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与负面效应，从而把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而加以展示与阐发。因而，无论是从理论的建构方面还是从其现实的指向来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都是以日常生活的历史性研究为基础的，也只有在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历史性的理解中，才能在现实的维度展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重建，消解其在人类生成进程的负面效应，使之成为人类自觉文化精神生成的沃士。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无论是在宏观维度还是在微观维度，都是以人类的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为研究对象，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为指导，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演进的历程的分析，阐明人类历史性生成过程的内在机制，揭示当代人类生存危机深层的文化根源，进而谋划未来人类生存的可能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7］参见拙文：《从生成的概念看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8］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