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其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其思想的发展进程，概要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是马克思转向史学领域的开始。尽管马克思说在《莱茵报》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但是，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原因。真正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转向史学领域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而当时法和政治的理论表现就是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3］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使马克思转向现实社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其次，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及对人之存在的基本理解，阐明了人类历史的生成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一系列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中，马克思直接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质，即政治经济学家把异化的社会现实视为同人的本质相适应的形式作为出发点，因而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出来的。尽管有没有这种社会关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分析出发，才能真正揭出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但人的生产活动——劳动，而且劳动的产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本质都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下。因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示出的仅仅是物的运动，自然也就否定了历史活动之中人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做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4］也正是在改造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5］正是在与自然的相互关联之中，人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得以生成。

人之所以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中现实地生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先行存在于自然之中。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人的每一种独特的本质，都有其借以实现的独特方式，也就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只有借助于对象的独特性，人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换言之，不存在与人的独特的本质相适应的对象，人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人扬弃了对象世界的外在性，使现实的自然界得以生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6］因而，历史研究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

第三，通过政治经济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性活动的总体把握，并建构了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核心的历史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由于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也就无法理解生产的社会性质，即看不到生产之中人的社会联系，也就无法理解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生产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即个人的活动能力、生命力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耗。但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通过满足人的需要、确证人的本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消费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与此相应，从生产的方面来说，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提供消费的对象，而且赋予消费以规定性，使消费最终得以完成。因而生产和消费始终是统一的。

而交换和分配本身就内在于生产之中。“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7］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交换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产品的交换、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分工和生产所制约的，不但交换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交换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人类创造历史的现实活动，经济关系的本质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展示出来的就是现实的人类历史。

第四，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认识和理解历史的基本原则，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分析现实的历史，可以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其一，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然后通过一步步的规定之后，在分析中获得越来越简单的概念，最后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走过的道路；其二，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现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8］实际上，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的差别问题。所谓历史的研究，是指按照经济范畴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文献提供的自然线索。这种历史的研究虽然比较明确，但势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是唯一适用的方式。所谓逻辑的研究，就是从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出发，追寻概念自身发展的逻辑，展示出经济关系发展的整体。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种逻辑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并不矛盾。逻辑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排除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而已。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9］而且，只有在这种历史的关系中，才能看出抽象的一般概念所具有的历史性。因为就任何一个抽象的范畴所具有的一般性而言，都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的组成部分，分别有不同的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一般性的范畴都只能是空，不具有任何的意义。而且构成一般范畴发展的正是这一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一般的范畴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以范畴的发展为线索的逻辑的研究，也就是历史的研究。所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0］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