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探讨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并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等多种不同的理解模式。但是，对于历史理论这一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却很少有人从实践的视角去进行探讨。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建立在他的实践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形成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并使之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马克思的哲学体系。

一、实践：人之存在的总体性

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是一种现实的人类活动。正是在实践活动之中，人创造并展示了自己本质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确证了人之存在的总体性和历史性。根据实践活动的对象和满足人的需要的不同，人的实践活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劳动和交往。

所谓劳动，是指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作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劳动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过劳动从外界获取必须的生存资料，从而满足人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同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依赖于自然界生活，必须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由于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是自然必然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而动物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所需要的食物，而人则不同，自然界不会主动地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人必须通过自身的现实的活动，改变自在的自然，使之与人的生存需要相适应，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因此，人的这种生存活动与动物对自然界的单纯的适应不同，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P96—97）}因此，其二，劳动也是确证人的本质的活动。正是在改造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人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于外部世界，在对象世界中展现自己本质的丰富性。“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97）所以说，劳动具有双重的功能，它不仅是满足人生存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确证的过程。其三，人的这种劳动又不仅仅是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因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的精神食粮。”^[1]（P95）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的意识才能得以生成。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同时也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对象。因为人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的意识，是对其活动对象的意识。没有了意识的对象，人的意识也就不能够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因此，劳动是确证人的全面本质的活动，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人才能创造出自己全面、丰富的本性。但这种劳动并不是孤立个体的活动，而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完成的。

所谓交往，既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指人的一种现实的活动，其典型的特征是“交互主体性”。作为一种关系，这是人所特有的。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P35）因此，在人类最初开始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这种交往关系就已存在，并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人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人类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即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我设定表现为一个现实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1]（P119）}亦即人与人之间的男女关系不但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是人自身发展程度的标志，即人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自然而获得独立。因为人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表明了人在什么程度上把他人视为人的同时，亦表明两性之间的性关系——原本是纯粹的动物的关系——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关系。

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交往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我设置、自我确证。因为在分工的条件下，由于人的活动领域的特定化，人的对象性本质的确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克服人的本质的这种片面化，从而实现人之存在的总体性。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是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这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P37）也就是说，人的活动的对象性的存在，即人的活动的产品，之所以能够确证人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一方面，活动者通过交换，从他人那里获得自身生存所需的产品，从而确证自己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活动者也在他人消费、享受自己的产品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活动的人的性质。因此，这是一种双重的确证过程，是对自己和他人人的本质的确证。所以，这是一种交互的主体性，在这种交往活动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活动的主体，也是活动的目的，每一个都在其中确证自己和他人人的本质。

劳动和交往作为人的活动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它们蕴含于同一的人类活动之中。正是由劳动和交往活动，创造了人之存在的总体性，从而确证人的全面的本质。对人的实践本质的这种理解，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具有了一种现实的总体性。

 

二、历史：人在实践中的生成

 

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类的历史，历史就不再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正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劳动、交往）出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具体地分析了人类历史存在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P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它满足的是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的最低需求，因而与动物的生存需求的满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活动。但也正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活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现实进程。因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P32—33）}也就是说，不但人类的历史性的活动，而且引起这种活动的前提——“新的需要”，都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但是，由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了能够延续这一过程，在生产自己生命的同时，就必须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即种的延续。因此，“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2]（P33）这样，在人类最初的生命活动中就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人与他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活动过程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人类活动过程中的三个“因素”，包含在人类实践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P34）人类历史活动的这种双重关系，表现为人的两种基本的活动方式——劳动和交往，即人的实践活动本身。

在对人的基本需求满足的方式——劳动和交往——的分析之后，马克思指出“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2]（P34）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意识（或精神）并不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意识”、是观念性的东西。恰恰相反，意识是内蕴于人的活动之中的，是对人自身活动的意识。“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2]（P35）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需要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增多，人的这种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只是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分工的出现，意识才从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因此，社会的精神生产并不是某种独立于人的现实活动之外的东西，而始终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意识，是关于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P30）

所以说，无论人的自然生命体还是人的意识，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或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的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利用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118）}

正是在人实践活动中，分工这种人类自然差别的表现形式也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割裂了人的本质的全面性，使劳动这种确证人的本质的活动分裂为个别主体的谋生活动。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2]（P73）从而形成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分工已不再是人类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而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P144）}

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已不再是人的本质，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并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这种交换只能导致运动，只能证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从而对另一个人的产品的关系的性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劳动成为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形式。在这种交换中，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的联系已不再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而成为使人受制于他人产品的强制力。因而人的劳动和交往活动都丧失了其自在的状态，表现为异化的普遍统治。

所以说，异化和私有制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人的本质的固有矛盾的发展。正是在这一阶段，为人支配自然界作了准备并进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创造了人的社会的一切条件，并为人的本质的复归做了必要的准备。而未来的共产主义则预示着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这样，人通过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生成就表现为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P104）}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三个人自身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表述为只有共同体主体而无个体主体、只有个体主体而无共同体主体、个体主体与共同体主体协调发展三个阶段，这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但是，马克思并不没有停留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这种抽象的理解，而是将其引入对具体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他对现实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阐释。

 

三、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实践分析

 

马克思认为，仅仅从人的本质的活动方式——劳动、交往和分工——出发去探讨历史，依然是个抽象，必须把对人的本质的分析纳入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篇就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4]（P18）

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人的实践本质的各个方面不但紧密的构成了生产过程的统一整体，而且分别取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整个生产过程被割裂为各不相关的阶段，在其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4]（P26）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却是非常肤浅的。因为这种所谓的不同阶段之间不仅仅存在这样的联系，而且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蕴含着现实的人的本质的活动方式。

首先，在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直接表现为生产和消费。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4]（P28）也就是说，生产是双重意义上的消费：一方面，在现实的生产中，个人发展了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了这种能力，消费了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耗，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因为产品作为人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只有通过满足人的需要、确证人的本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4]（P28—29）}与此相应，从生产的方面来说，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提供消费的对象，而且赋予消费以规定性，使消费最终得以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 ^[4]（P29）

其次，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分工是借助于分配表现出来的。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实质上就是现实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 ^{[4]（P33—34）}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分工作为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决定了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分配。但是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它也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 ^[4]（P34）

第三，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交换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要的产品。” ^{[4]（P147）}正是在这种交换中，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产品中、在他人对其产品的使用中确证了自己人的存在，自己对他人的存在和他人对自己的存在。在现实的生产中，这种交换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其二，是产品的交换；其三，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分工和生产所制约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发展的结果的分工，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交换。另一方面，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交换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结构所决定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和私有制，这种交换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谋取物化的私利。

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上述分析，马克思就把对人的实践——劳动、交往——的分析，与对现实人类历史进程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对现实人类历史的研究建在其实践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同样是以他的实践理论为基础的，是在其实践理论的基础上对西欧历史的现实分析的结果。而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基础上的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也并不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形态，而是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仍然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是以共同体之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和当然的结果。因为在这两种所有制中，并没有出现劳动者与其生存的无机条件的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的自然条件来对待的，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是原始共同体的不同派生形式。但是由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种原始的共同体必然走向解体，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依赖关系）所代替。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才摆脱了原始的共同体取得了自身的独立。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才取得对于人的独立性，使人从属于物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4]（P21）也就是说，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与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之间是存在着对应关系的：与人的依赖状态相对应的是从原始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与物的依赖状态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相对应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建立在他的实践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而建立在对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劳动和交往——分析基础之上的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自然就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根基。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对实践的纯形而上的理解，而是始终强调要联系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去具体地分析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实践活动，进而阐明每个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以展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才会形成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等等对不同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不同表述形式。也正因如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才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即使在今天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原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