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们在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认同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大都对其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点应该说是需要得到肯定的。但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对认同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给人们的认同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甚至会引起人们在认同观上的一系列变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也使人们面临着难以摆脱的认同困境。在人的存在视域下，这种认同困境表现为个体认同的焦虑、群体认同的消解，以及类主体认同的悖论等问题。它与经济全球化对认同的积极影响一样，同样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一

经济全球化首先带来了个体认同的多重焦虑。焦虑通常是指对人生存状况的一种心理体验，它反映表现为对将要发生的且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的一种担忧的期待。在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语境中，人被抛入了时空分离机制、抽离化（脱域）机制和制度反思性等共同缔造的高度现代性之中，它带来了人的生存方式的重大转向，但与此同时，也使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系列让人动荡不安、茫然不知所措的问题，而随之而来的是“烦心的焦虑、极度的苦恼，”[1]（P400）作为一种个人焦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当人受到同等价值对其生存带来严重威胁时所做出的一种基本反应，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2]（P25）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知识认同与智慧认同的困惑。经济全球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信息和知识构成的世界，以至于人们在提到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往往将全球化时代与“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相提并论。信息和知识的巨大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问题是，人的生存并没有因为有了知识而进至澄明和达观的境界，恰恰相反，有知识无智慧、有智性无灵性的生活构成人们生存活动中的一大困境。这表明，信息、知识与智慧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人们虽然可以从网上获得更多得知识和信息，但却无法从网上获得智慧。原因在于，知识是关于“事实”的，解答是“怎样的”问题；智慧则是关联价值的，是对“应该怎样”的直觉判断。从根本上说，智慧是一种洞察和领悟世界与人生的眼光，是一种对待和应付世界与人生的态度，是人类个体在内部思考体验和外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品质作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成为人类通达自由和幸福境界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对于人的认同来说，不仅要明白自己该认同什么，而且还要认同这种认同的真实意义，而后者对于前者来说更具有根本性。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可以超越于信息处理的智慧和创造力。另外，网络技术在减轻人的负重之时，也在减少人们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人们的懒惰。当我们在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面前成为被动的接受者时，人类的思维力实际上处于停顿的状态，这对人的认同的判断思考力起着钝化的作用，并一再淹没人对自身生存智慧的追求，削平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

第二，理性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异化。正如任何技术都难以摆脱对人的异化一样，以网络信息为主导的全球化在带给我们诸多福祉的背后，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化的弊端，由于现代技术已经直接渗透到人类的生存本身，那么人性与技术这种冲突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更为激烈。首先，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的鲜活的个性都被淹没在数码的海洋里，而且也由于一种数字化环境的形成而使人将自己视为纯粹意义上的“符号”步入纯粹的数字化过程，而使人成为片面的人。其次，现代技术的发展虽然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无数可能性、极大的自由性和无限的开放性，但是，由于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被技术规定了的对象，人也只能按照技术规定好了的方式去选择、去生存。因此，在看似自由的多种选择面前，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真正需要什么了，电脑在人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使人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它不仅使人承受着虚弱衰退的生理上的负重，还经历着精神的震荡。再次，现代科技的发达使人们将大量的时间停留在电脑网络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直接亲密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急剧减少，社会范围内的人际关系疏远，人情冷漠和社会的离心，并有可能形成一种对社会和社会交往的恐惧心理，造成人对真实社会的疏离。最后，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的“周到”的服务，使技术文化无孔不入地进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乃至感情方式，产生“人的物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等，它将会引起另一种意义的人的认同危机，即人精神文化空间的危机。

第三，个人认同与文化归属的脱节。相对于个人来说，文化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与文化的进步相一致的。但是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恰恰出现了人脱离文化而发展的事实。当然，造成这种事实出现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是文化的商品化的出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断驱使人们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法规全面应用并渗透到文化领域，其结果文化领域因为市场规则的全面介入而使消费文化的发展成为当代一种文化景观，这样，不仅使文化失去了对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因为评价标准上的急功近利性造成文化发展的偏向。这说明，当一种严肃的文化被消费文化所取代而成为一个社会时尚的时候，也就同时意味着理性、禁欲主义等被非理性、纵欲主义所取代，结果，现代文化变成了涣散的、肤浅的、易变的和空泛的，它失去了昔日与人的那种密切关系，因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二

在群体层面上，当代的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作为群体最重要方面的民族国家层面上。对民族国家群体来说，其存在合法性取决于人们对于它的认同，尤其是组成民族国家的各民族成员对它的认同。而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国家，是以该民族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大小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加以阐释，通过价值观体系的建构、认同的培养，特别是通过主导价值观的建设和推动，为该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提供合法的保证。因此，所谓民族国家群体的合法性，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的信任和认同问题。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通常是由民族国家的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危机所造成的，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失去了过去那种从容地为生活在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提供生活和生存的保障自主性。无论是个人认同，还是类认同，都集中表现在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削弱、碎片和消解上。

第一，民族国家权力的失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面临着权力收缩和回旋余地减少的现实。一方面，民族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让渡使其丧失了自己拥有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能力；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讯网络、金融投资、自由贸易、环境观念等的全球发展，还导致国家内政国际化的趋势愈来愈严重，国家完全独立自主的具体领域越来越少，政府传统的司法权力、行政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乃至军事权力的回旋余地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迅速缩减的局面。最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使国家传统的控制信息的能力和对于信息的垄断急剧下降，其政治权威也失去了对舆论宣传的控制和对于自身权力神秘性的维护。

第二，民族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缺失。经济全球化不仅造成了国家提供社会发展的能力的减弱，而且也使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降低和削弱了，国家失去了提供保障社会公平的能力，人们对国家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降低了。另外，在西方战后曾经被人们推崇和信任、对于促进社会团结和政治联合以及社会福利起到重要作用的各级工会组织，也面临着像政府一样被削弱的命运。全新的工作技能与条件、传统工业重要性的下降与劳动组织形式的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及政府对工会的限制性政策，已经使工会组织在许多国家里无力再为工人阶级、职员阶层提供可资依赖的社会后盾了。因此，虽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民主化的浪潮以及技术自由主义能够成功地削弱国家对于旧式权力机制的控制，但它却因产生了在新的基础上的两极分化，而使社会丧失了民主团结的基础。

第三，民族国家面临着文化上同一性趋向的威胁。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当它面对单一强势文化传播和扩张的加强的时候，其自身的自我调适机制便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打击和破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使千百年形成的、适应本民族特性的、有助于该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社会传统、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及道德信条遭到瓦解，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感情依赖与历史象征物的认同也将趋于淡化[3]（P220），以至出现这样一种场面，当人们刚刚还在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欢呼的时候，却很快又陷入了因民族文化认同上出现的同一性所带给他们的困惑和痛苦的折磨中。

三

在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相关性日益加强，不仅在个体与类、群体和类之间都形成了高度复杂的依赖性关系，凸现其类认同的重要性意义，而且也同时将人类送进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类的风险社会或类的“失控的世界”之中。

在高度风险的社会里，风险性、急剧变动性、多样性、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复杂性关系的存在，不断地造成人的时空经验的断裂，各种不可预料性也伺机形成对每个人的经历的吞没、粉碎和颠覆，使其难以再向过去那样获得对自身经历连续性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自己感受到的那种整体的自我不断地散乱和快速变换的时空感觉所割裂和碎片化。不仅如此，在一种全面、复杂而快速变换关系的旋涡中，人的身份再也不是固定的、稳定性的了，而成为一种跳跃、即时的东西，从而使个人不断地在追问“我是谁？我从哪来？身在何处？”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一方面，个人将自我视为一种“无负担的自我”，消除了种族的、宗教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结社在自我认同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无负担的自我也使个人在这种由快速变换的多样性造成自我认同危机中难以成为一种有健全人格的道德主体。他们在理所当然地享用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各种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产生有关责任和义务的问题，这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观，它排斥了社会成员之间共享“公共善”的可能，难以在人们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相互承诺的关系。在个人权利无限伸张、公共善面临消失的情况下，作为共同体来说也就失去了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当自我不能够从共同体中来寻找自己的归属的时候，也就只能会将社会和他人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在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对此，吉登斯曾直言不讳地断言：“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3]（P370）这是一种实践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4]（P9）“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野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则是坏的或浅薄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都是固定的、易变的或非决定性的。这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经验。”[5]（P37）这样，人们也就很难保证个人能够以一种理智的行为来参与实践交往以及处理交往中遇到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成为引爆人类风险的导火索。

进一步说，人的多样化选择、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与确定感、归属感的相对削弱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独特的生存体验，也成为现代人生存焦虑的终极根源。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晚期现代性”中，“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机会”，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为一种认同危机(an identity crisis)”，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觉知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4]（174、50）当然，应该看到，人的认同焦虑在目前是无法彻底地去解决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一种“无言的结局”呢？显然，我们不能对该问题作如此简单的推断。这是因为，虽然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都遇到了认同的话语，当然，人们在这一语境中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到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涌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6]（P7）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通过积极寻求对问题的解答来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美]罗洛·梅.人寻找自己[M].冯川、陈刚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赵力涛、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 Richards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Routledge, 1996.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