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到一个全球性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随时都将面临着难以摆脱风险的危害。各种全球性风险威胁的存在不断地警示当代人类，一个全球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已经来临，各种全球性的风险问题构成了当代人生存和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风险景观，使以现实性生存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也成为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视域。
一、风险社会在当代人类实践中的历史生成
风险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一个概念。只要人在生活、活动，就无法回避风险，也就当然要面对由此而生的风险问题。正如人的社会生活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一样，风险也在生活的历史变迁中展开了自己的历史发展，并构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历史的一种重要维度。人的社会生活或实践活动的发展程度与所面对的风险加剧的程度之间这种一致性的关系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实践发展的历史区分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实践活动只能在一种狭小的范围内进行，不仅活动的规模狭小，而且程度也十分低浅，人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就相当微弱，人类规避和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很弱小。相比较而言，自然风险对人类的危害程度就会越强。这样，早期的人类便人生活在一种由单纯的自然运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中。地震、火山爆发、飓风等，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灾害，甚至能够将某一个区域带来整体性的毁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也会逐步增强，进而不断提高自身规避和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但是，人的实践水平在提高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创造着风险。相对于自然风险，早期的人类实践由于范围窄、规模小、程度低，它所造成的风险后果对人类生活不会形成根本性的影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不去承受实践后果的风险。事实上，人类在对自然的运动施加自己的影响的同时，自然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然界总是按照自自身的规律，通过运动来“消化”或消除人类实践带来的风险后果，只是由于人类在这一时期所导致的风险后果相对较小，人类规避和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不高，才使自然界表现出对人类实践风险后果的巨大作用，并使自然风险超出人类的实践风险而成为这一时期人类面对的主要风险。这样，人类在考虑规避和应对风险的时候，自然会把自然风险放在首位。从人的实践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人由于只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因此，也就使得风险仅仅局限于局部的区域，具有局部性、区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也表现出单面性和低弱性，相对而言，人类会比较容易地把握风险的成因，并通过对风险成因的把握以寻求应对风险的方式，就其应对方式而言，也会比较、简单、明确和单一。
当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实现了从以自然力和畜力为主的劳动到以机械力为主的劳动转变，特别是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生产之后，人类便开始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工业文明作为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走进当代人类生活。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实践的大大扩展，大大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在实践的扩张中能够更多的将自然界运动的后果与人类的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工业社会中的人类面临着超出纯自然风险更大、更多的社会生活风险。当然，这种风险来自于人类实践带来的风险威胁。不仅如此，伴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度扩张，人类交往得到了深度扩张与普遍提升。这样，人类历史也就在打破了民族的和地域的狭隘限制之后，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人类实践迅速扩张而导致的社会生活的风险不仅数量增加、种类增多、程度加深，而且总量也迅速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实践水平的提升，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都大大增强，人类应对和规避单纯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凸显了人类实践风险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的风险类型。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风险发展不仅在数量和类型上增加，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张，并引发了全球性、世界性的社会风险的形成，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人类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景观。这突出表现为：第一，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深度的全球化风险。与实践的这种深度全球化相适应，人类活动的风险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它不仅使这种风险具有了高度全球化的特征，而且也使这种风险的类型日趋多样化。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存在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第二，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加速的技术化风险。当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技术的高度化发展，一方面往往会造成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一旦出现这种对技术过度依赖的情况，由技术运用所带来的风险便不可避免，并由此而将人类拖进到一个高度风险化的社会。另一方面，对技术高度依赖的时代需要离不开技术的不断创新。然而，这又往往会对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第三，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高度的相关化风险。风险的高度相关性，意味着在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全局。现代社会中这种由局部的、区域的风险转化而来的全球性的风险，共同作用于整个人类，使人类成为一个风险共担的主体出现，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共同面对和承担全球风险的社会。第四，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众多的人为化风险。人的活动已经渗入到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没有什么不是人类影响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才用“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来指称当今的风险社会。第五，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潜在化风险和复合化风险。风险本身是对可能出现或发生的危险的一种预期，在通常情况下，它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此，风险的发生与人的实践行动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且人类实践的能力的提高越快，改造自然的程度越深，对自然界运动的影响越强，风险发生的时机就越是被推延。这与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抑制和控制风险的能力的提高有关系。另外，全球风险在规模上的扩张和程度上的加深，也使风险具有高度的复合性与复杂性，这让人类对风险后果的预知在当代变得越来越难，人类应对风险的方式和行动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概括起来，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到一个全球性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随时都将面临着难以摆脱风险的危害，而且这种风险后果一旦成为现实，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贝克指出的，“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1]也正因为如此，吉登斯用“失控的世界”的论断来概括当代人类社会。
二、风险社会视域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面临的挑战
从根本上说，风险社会既体现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也体现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风险化。换言之，人的生存活动本身就蕴含着走向自己反面的风险性，正是这种风险的存在，不断地推动着人自己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来解决风险，但是，这同样又可能会让人类走向一种更大的风险轮回中，从风险——风险的解决——新的风险，构成了人的活动的一个重要规律。既然人的活动离不开风险，而且伴随着人的交往实践活动不断的走向全球化，风险社会也就成为当下人类的一种经验性存在，并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首先，风险社会使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存在论基础面临挑战。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总是从实践这一存在论基础出发来理解和把握对人的认识的。人不仅以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化世界和人类社会，而且也面临着实践的二重性带给自己的风险。在当代全球风险社会，马克思的实践观正在遭到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诘难。从实践方面说，现实的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增强了自己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实现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带来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上的不断提高，但是，又将现实的人带进了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并不像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失控的世界里，个人的发展总是表现为同社会和群体的相对立，不仅人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财富的满足，而且也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等的割裂，所有这些问题，都使人的实践活动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从理论方面来说，人类总是要追求一种美好的理想。人类的这种理想追求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正确把握和超越基础之上的，然而，人类在这种理想追求中，总是因为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而不得不使人面临不确定的风险。一方面，客观物质世界的无限性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存在，使人类在认识与实践的水平不断越高、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中，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威胁。人类每当向理想迈进，就必然要同时付出更多的风险代价。另一方面，实践本身与结果之间的不对称性也使人类要面对许多不确定风险。当人们不仅把客观物质世界视为自己的认识对象，而且也将实践手段和实践主体等都作为认识对象，并对实践过程和结果进行把握的时候，同样会遇到由于对其认识上的不清楚而导致的实践结果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总是希望实践结果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出现，但是，由于实践要素和过程的复杂性，也难保这样的结果会一定出现，即使出现了，也很难达到人们的完全满意。当人们无法获得这种理想结果的时候，则意味着要承受一种巨大的风险。因此，在风险社会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人学如何解决人的存在和发展历史性与风险的扩张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风险社会挑战着马克思主义人的现代性的风险逻辑与合理理念。风险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站在实践存在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确立了人的意识与现实存在之间的真实关系，也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观念这一人类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在风险社会中，当人们对全球性风险进行分析的时候，这种分析的逻辑似乎正在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一方面，全球风险社会将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发展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的逻辑。工业社会的“工业化”标志是消除“短缺社会”的物质匮乏，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从而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其结果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这种社会的实质是由参与职业劳动的状况来界定的，个人的身份也是由其所从事的劳动分工来决定。而这样的社会立足于社会与自然的明确分裂和对立：在那里，自然作为取之不竭的资源的来源，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前提，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资源供应者，被人所任意支配。与此相适应，“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在该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只要国家和社会中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像今天在大部分所谓第三世界中那样），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冲突就占据着历史的前台。在这种短缺社会的境况下，现代化进程是随着用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钥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的主张而开始的。……这种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赖中解放出来的承诺，都是以社会不平等范畴进行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2](P73)为减少和消除物质的短缺，必须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这样的社会，是通过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创造和生产财富的工业化，来满足资本拥有者对物质和财富的欲望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这样的现代化，才不仅获得了其繁荣和发展，而且也使资本主义取得了世界统治权。然而，这样的现代化方式导致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如国内阶级分化、阶级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化、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加剧；对外大肆扩张、侵略和征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急剧恶化等等。贝克指出：“虽然这种发展方式提供了现代化进程的合法基础——对明确的物质短缺的斗争——但人们必须接受它看不见的负面后果，它们在力图征服贫困的努力中被长期地忽略了。这一阴暗面同样通过生产力的过度膨胀而获得其重要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使是人们的想象力也对其不知所措。”[3]在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上升为首要和主导性的趋势，从技术—经济进步中增长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西方的现代化一方面制造出一连串危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进一步更先进的科技、更高的生产力、进一步功能分化、系统的更加合理化，找到克服这些危机的途径。然而，现代化的各种矛盾、冲突、危机使得现代化的合理性日益动摇，以至于人们再也找不到新的出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风险区别于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的风险，因为它源于工业的过度生产，它是工业进步的普遍产物，而且将随进一步的发展而尖锐化。对此，贝克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有节制的满足。现代工业文明无节制增长的模式，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它的生产力的扩张具有如此大的毁灭人的生存环境的潜力，最终必将导致这种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说“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主要是指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地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那么，“风险社会”则建立在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的。但是，财富是有国界，风险却是无国界的。从当代风险的产生来看，它主要来源于发达地区，这种来源于发达地区的风险却具有了全球性的威胁。相反，不发达地区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因而远没有造成这种风险的能力，他们不但无法享受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成果，却要他们不得不承担因生产力发展所招致的各种全球性风险。从对风险的规避来看，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更高的应对与规避风险的能力，因此，这些风险未必引发这些地区的政治变革，但是，对于那些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而言，他们规避这种风险的能力相当弱，让他们承担这样如此之大的风险，却有可能引起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治变迁。正像吉登斯指出的，“不能同意卢曼‘不行动也就无风险’（换言之，不冒险也就什么也不会失去）的观点。不行动经常也有风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4](P29)其次，与物质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往往从社会存在出发来理解和把握意识不同，在风险社会中，人们面对风险现实，当谈及风险意识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从自己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着眼于对科学理性的决断或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谈论。正因为如此，由于风险意识的真正根源被掩盖了，因此，无法对风险意识做出科学的理解，同时，也使风险意识遭到了压抑，这样，就使现代风险社会中的人即便是身处风险之中，也难以对这种风险有所觉察，更谈不上会产生现代性的风险意识了。只有当风险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才可能会提出风险意识的问题。这一方面会使风险意识总是滞后于风险现实，另一方面，风险越是发展，人们越难以形成对风险后果的预先把握。风险观念与风险现实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使人们在理解和阐释风险现实与政治上层建筑、风险观念等关系的时候，就无法在如以前那样，仅仅按照已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图式去做简单的解释，而需要站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来理解。
再次，风险社会显现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理解的狭隘性。在风险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面对一些新的情况，表现出了对其进行新的阐释的必要性。在我们看来，至少在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等问题上需要在突破原有理解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拓展。人既是一个社会存在，也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存在，个性追求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一种理想。马克思在对人的个性展开缝隙的过程中，总是从个性的独特性、全面性、创造性等方面展开对其的理解和把握。但是，人对个性的追求和张扬，既在追求自己的个性发展中，总是难以避免对风险的制造，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为的个性实现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现代高科技在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因为现代性制度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又使人的个性无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人受物的利益的驱动，想方设法获得更大的物质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个性不仅为物所奴役，而且也在对风险的恐惧中失去个性，更重要的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人们发现，虽然个性制造了风险，风险也会对人的个性起到消解作用，但是，个性的进一步发展，又离不开风险社会，建立在对风险社会的超越之上。人的个性与风险社会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成为风险社会下人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人不仅追求自己的个性发展，而且也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不过，人在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同样也因为出现价值的裂变而导致风险社会的发生。在风险社会中，人不仅面临着自然领域价值追求的风险问题，而且也面临着社会领域的价值追求的风险问题，并进一步引发了人的价值危机。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反作用以及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人由自我膨胀转向自我怀疑和自我迷失。从价值观上说，表现出多元价值观冲突引发的价值认同危机，反思风险社会的人的价值问题，价值裂变和价值危机与价值发展一样，是人的发展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价值裂变与价值危机从表面上对人的价值追求带来一定的消解作用，但是，这种价值消解作用并从深层上看，恰恰是人的价值追求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进一步说，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人们不仅要确立一种科学的人的价值观，而且还要确立一种人的价值风险观，即风险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对人的发展的阐释中，把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全面发展，视为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并通过对人的现实性发展状况的不断超越来逐渐走向这一人类发展的目标。不过，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创造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严重异化转向，而且人追求自己个性的盲目性等都使人在追求自己的全面发展中，使人的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使人进入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发展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风险社会不仅消耗人类的发展时间，威胁着人的生存，而且也不断地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反思人的发展中的这些困境，必然会在人的发展问题之外，产生了人的发展的新问题，这就是人的风险发展问题。人的风险发展作为对风险的发展和超越，既是对人的发展困境的突破，又是人的新的发展形式。风险发展是人类对风险社会的一种适应，人的风险发展的对于实现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发展不仅是全面的，而且也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更重要的，人的风险发展是人走向自身解放的正确选择。因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重要概念的内涵，使之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进步的理想在风险社会条件下相契合，就成为风险社会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人学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风险社会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人的理想塑造的选择路径。马克思主义人学不仅关注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而且也特别关注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问题。在这些条件中，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不过，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物质条件首要性和重要性，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私有制。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私有者的废除，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理想实现的物质条件的强调，这种强调是以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为标志的。这种强调固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物质财富的任何增加都意味着要付出一定的风险代价，而且社会越往前发展，这种风险代价就越大。而伴随着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大，也就会出现对人的发展的风险威胁问题。由于没有对这些风险问题引起重视，因此，也就不会涉及对自然的改造的风险问题。如果说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强调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全球风险社会里，对物质财富增加的强调至少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在风险社会中，如何规避风险的问题变得如同重视物质财富生产一样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才要求人们既不能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也不能只重视后者而不关心前者。换言之，离开了对风险问题的规避或离开了物质财富的生产，人的发展理想的目标都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应该看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求将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增长与人类规避风险的能力相同步和相一致。如果人类规避风险的能力滞后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就会使风险向现实发生转化，最终会导致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湮灭，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
总之，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而言是一个新的历史事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面临着风险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全面关注和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这些风险事实，立足于风险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视角和领域，透视人的存在及其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上的自我调适，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当代创新。
三、风险社会视域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课题和创新形态
对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人学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做出理论上的回应，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自我创新，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对全球风险社会所做的理性反思。
马克思主义人学需要通过对社会风险和风险社会的关注，深化对风险社会形成的存在论基础和人学本质的理解。如前所述，风险社会的出现，是与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全球化发展以来，人类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深度展开，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形成与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社会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不仅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也有着自己的实践存在论的基础。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一切状况，这是马克思实践人学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5](P76、77)对此，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在“自然的结束”之后，“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它是只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6](P23)贝克和吉登斯一样，都使用了“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概念来描述风险产生的实践基础，“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这一范畴，指的是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的性质。根据这个范畴，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的变化。”[4](P111)之所以实践构成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根源在于实践的创造性。人以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不断为人类与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基础，同时，在实践创新人类社会的时候也同样意味着风险。创造风险的社会并不一定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为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客观后果是使局部的、区域性风险转化为世界的、全球性风险。简言之，全球风险社会是世界历史条件下人的全球性实践活动的产物。进一步说，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在风险社会时代，那么，我们就不仅要搞清楚风险社会的实践由来问题，而且也要深刻理解和把握风险社会的本质。从人学的视角来，风险社会是一个与人有关的概念，对风险社会的界定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要立足于人的立场，着眼于人的实践创造活动揭示深蕴的人学意蕴及其人学价值，对风险社会的人学本质和人学价值给予合理性的解释。一方面，在人的全球交往实践中生成的风险社会，不仅是一个面向人展开的、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风险共同体，也是一个走向合理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并以人类更高程度的自由的发展为价值指归的社会。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作为当下人类的一种经验性存尽管对人的存在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消解作用，但是，也无法否认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人学价值。风险社会不仅为个体提供自我发展的良好机遇，促进个体进行反思性的选择；而且也有助于在形成群体主体风险意识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对各种社会风险的积极应对；为当代人类本位的确立和“类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需要在应对风险社会提出的挑战中做出科学的阐释，进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的创新性拓展。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问题的理解。这既需要弄清楚人的这几个方面是如何成为风险社会的制造者的，同时也需要想明白这些人的问题在风险社会视域中所面临的命运。其一，从人的存在角度来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有个体、群体和类三种主要形态。这三种人的存在形态，在追求自己的存在过程中，总会是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形成了对传统社会的全面瓦解，而使人类社会步入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下，人的存在也表现为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困惑，形成了人的生存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扬弃这种生存悖论而使人付出的代价，这既需要实践为其提供现实基础，也需要人的努力为其提供主体条件，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扬弃风险生存，走向一种在人的总体性存在中的风险存在和生存的新阐释，进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人类生存的理想图景的实现提供一种新视域。其二，马克思主义人的概念也需要在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中通过拓展自己的内涵，确立一种体现风险社会对人的自由、个性、价值、发展等要求的崭新的人学新理念。从人的自由来看，作为人追求的目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对其的追求活动常常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代价。风险代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追求自由能力的提高，这种能力的提高又与责任感的归属或认识没有动态发展相关，主体在盲目自大的实践中忽略了客观规律的制约，造成了潜在的风险及风险代价的存在。风险代价一方面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威胁，成了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阻力，限制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能够通过正确合理地分析其给自由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和动力，不断提高主体的风险意识，更好地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实现自由。为此，需要在自由、选择和责任的关系中确立一种规避自由风险的新的风险自由观；从人的个性来看，人的个性也是风险社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个性的能动性、创造性、个性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征都对风险社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个性创造性的集中体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风险社会的最直接的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虽然可能带来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会导致风险社会，更不能理解为它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唯一原因。风险社会不过是一种“虚拟的现实”，它本身具有潜在性。正是由于这种潜在性，才使人类有了对其应对和规避的可能与空间。历史地看，人类虽然会处于风险社会之中，呈现出由于个性扭曲而导致的个性异化现象，但是，这种个性异化并不能作绝对意义上的历史倒退理解，相反，人类恰恰会在不断地追求个性自由的过程中，寻求对个性异化的不断超越。这种超越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守持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关怀，理性地审视现代性人个性矛盾的多重维度，并将这种关怀深入到历史性进程之中；从人的价值来看，人只有在不断的价值追求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人的价值随着人的实践活动出现了裂变，带来了负价值。人的价值裂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风险社会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价值，出现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物化、人的价值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等新问题，形成风险社会中的价值冲突，这就会使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在面对新的、陌生的、不确定的价值与价值观的时候做出积极地反应，重新思考并定位自己，否定原来的落后的价值与价值观，积极主动的理解和接受新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并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与价值观，形成对作为风险社会价值观之风险价值观的新理解和新构建；从人的发展来看，风险社会起源于人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环境，使人的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反思风险社会中人的发展的困境，要求我们将人的风险发展自觉地纳入到人的发展追求之中，处理好人的风险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总之，对风险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深刻反思，要求我们牢牢树立起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个性、自由、价值、发展等要求的风险的个性观、自由观、价值观、发展观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概念的新开拓和新理解。
马克思主义人学也需要自觉地将人的风险发展纳入到人类发展规律的高度来把握，处理好人的风险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一方面，风险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马克思主义人学将人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的实现看做是一个在不断超越资本主义人的发展的片面性的过程中实现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样可以用来理解风险社会的人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风险社会的出现就是对人的发展的一种否定，但是，人在风险社会中的发展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况且这种发展还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要想真正的克服这种片面性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人的风险发展，可以说风险发展是对这种片面性发展的一种否定，是对风险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人的发展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复”，也就是推动着人的发展在更高程度上的展开，经过这个过程，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人的发展就更接近全面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全面发展是风险发展追求的归宿。既然风险发展是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风险发展也就会通过推进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中不断走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最后，风险发展就是要实现人对风险的发展和超越。这种超越，既是对人的发展困境的突破，又是人的新的发展形式。作为对人的发展困境的突破，风险发展包括生存和价值两个层面，在生存层面上，要努力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调整、理顺人的各种生存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价值层面上，要实现人的价值回归即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即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唤醒人的批判理性，消除人的异化，破除抑制人的价值实现的各种因素，推进每个人的自由的选择合理的价值目标步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个人、群体、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风险发展具有反思性。人生活在风险社会中，可以说这个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反思性的，第一，社会成为自身的问题：全球危机促使了全球的相互依存，并且一个（潜在的）世界公共领域的轮廓实际上开始形成。第二，文明的自我危害的被认识到的全球化，引发了一股对国际机构合作的发展起作用的政治上可塑的推动力。第三，政治边界被逐渐去除：以一种亚政治的面目出现的格局一出现立刻是全球而直接的。”[7](P25)因此，人的风险发展是对这种风险社会的反思性的反思，是在风险社会下所给予的人的发展的最新诠释，这也就决定着人的发展的反思性。
马克思主义人学也需要在对风险问题的解释中实现研究范式上的根本转换，并在寻求跨越风险的过程中走向马克思主义风险人学的崭新形态。与对风险发展的理解相适应，风险也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当代阐释的新视域，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即风险范式。风险范式作为基于风险所做的总体性人学的研究方式，构成了分析、反思和批判世界的一种崭新视角，它的提出，表达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与创新。正是这种新范式，为我们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性提供了新的张力和解释力。将风险提升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高度来理解，一方面表明风险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的提出，并没有远离马克思主义人学已有的基本原理，相反却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的在风险框架中的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这既表现在马克思的实践观遇到诘难，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理念遭遇到挑战，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已有概念的狭隘性和解释力的匮乏等方面。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人学已有分析问题的视角方面存在着局限性，风险范式的视角，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当代重新获得巨大的解释力。因此，从风险范式入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人学，不仅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空间，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关注当代风险中，实现自身研究的范式转换，在新的理论生长点上展现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当代的理论活力。就此而言，寻求跨越风险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也必将走向“风险人学”这一人学发展的当代形态。
[1][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2][德]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转引自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