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的乔治·格雷西亚教授到我国进行学术访问，我有幸聆听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的题为“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哲学”的报告。他对哲学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一番令人悲观的描述，并认为哲学本不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我对这种观点并不以为然，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同年6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到中国内地访问，在哲学所介绍北美哲学界的现状时，同样提到哲学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下降以及整个人文学科在北美大气候中的恶化。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后，我查阅了1998-99年度在美国出版的主要哲学刊物，发现世纪末的美国哲学存在着严重的边缘化倾向，而在当代美国哲学家中也存在着竭力使哲学边缘化的倾向。

一、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哲学

自古以来，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停止过思考，只是有的人把这种思考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并把它当作一种研究的对象，称之为“哲学”，而更多的人则没有这样的兴趣，他们依然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去生活。如果可以把所有对世界和生活的思考称做“哲学”的话，在美国社会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都没有缺少过它，就是说，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是基本的和首要的。这从美国人特有的冒险和开创精神以及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中就可见一斑。而且，即使是在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的心目中，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主张，不如说是一种处世的方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在科学家、文学家以及其它领域的专家那里，哲学更是一种指导自己从事本领域研究工作的必备条件。如果从这种广义上来理解哲学，它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主要是个人化的，体现在每个人不同的思考和意见之中。

 

然而，由于哲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与现实问题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哲学难以得到普通人的接受。而且，随着哲学学科的日益分化，即使是哲学家本人也难以理解他所不熟悉的哲学分支。加之哲学学科有日益朝着科学化发展的倾向，哲学专业的文献越来越技术化和逻辑化，这些也使得哲学本身在公众生活中难以得到理解。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历来存在着轻视理论、强调实效的传统。那些纯理论化的哲学主张，在普通人看来不但无益于在经济生活中获得利润，而且会造成某些思想的混乱，因为这样的主张往往是根据哲学家自身的立场出发，具有很强的制约性，而这却是与美国人通常接受的自由思想不相符合的。此外，在美国的宗教文化和教育体制中也存在着排斥哲学理论的因素。在美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新教宣传的是宗教的自由，而不是哲学家式的冥思苦想。这种宗教的自由不仅体现在对教义的解释上，而且体现在普通人对宗教活动的参与形式上。美国人对宗教活动的参与不但是按个人意愿行事，在形式上也是五花八门，特别是喜欢以现代的集会形式表达自己的宗教信念。对宗教的自由选择以及各种形式的教会活动，使得哲学式的沉思在普通人那里变成了一种附庸风雅的东西。另一方面，美国的教育体制中对哲学课程的要求只是在大学中才有的选择，而在中学课程中，哲学则是少数被排斥在课程之外的人文学科之一。因而，当学生们从中学毕业进入高校时，除非自己对哲学专业有特殊的兴趣，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去选择在中学时没有接触过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很难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哲学发生任何兴趣了。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作为理论体系出现的哲学思想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中的确没有地位，但作为生活态度和世界观的哲学在普通美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失去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文化传媒（如电视、广播、书报等形式）和大众生活方式而体现的。然而，在普通人心目中产生作用的哲学，又主要是受文化垄断集团所支配的生活观念和世界观，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笼罩在这种文化操纵之下。尽管现代传媒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比以往更多选择不同文化消费方式的可能性，但文化的认同感和集体的趋众心理却又往往使人们不得不选择传媒所提供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就使得即使作为生活态度的哲学也变成了文化垄断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哲学（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边缘化了：作为生活态度的哲学由于文化传媒的作用而失去了个性化特征，在信息通道高度发达的这个国度，人们已经越来越少有个性，少有独立的思考，表面上的文化多样性掩盖着思想深度上的匮乏，而且，文化垄断以鼓励个性的手段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也往往以接受大众传媒所宣传的文化和哲学为主要选择，其结果，这样的文化和哲学就完全变成了消费的手段而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内涵；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哲学也由于自身的深奥难解而被排斥在大众所能接受的文化之外，人们把研究这种哲学的哲学家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另类，把这样的哲学看作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或者过分技术化但又毫无用处的专业领域，其结果，这种哲学在公共生活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哲学家

 

由于哲学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而，哲学家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作用也就微不足道了。首先，哲学家的形象并不算好，他们通常被排斥在公共生活的圈子之外。例如，他们很少被总统和国会邀请成为最高荣誉委员会的成员，从来没有当过总统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州长、重要城市的市长，甚至没有当过驻联合国以及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其次，在公众媒体中也很难看到哲学家的身影。即使是在电视或广播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类的专题节目中或者在报刊杂志的文化类版块中，也难得见到哲学家们露面或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不愿抛头露面，而是因为在节目编导和报刊编辑的心目中，哲学家的谈论往往似是而非，不得要领，无助于所讨论的问题，而且通常还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化。

 

但另一方面，当代美国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参与或支配社会生活的幻想或企图。因为大多数哲学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用于谋生的唯一手段或途径。尽管要成为大学的哲学教授非常困难，而且教授的薪水比其它专业如经济、法律、工程或计算机等领域中助教的平均工资还低，但仍然有不少人为了得到这个教职而奋斗。这其中的动力决非金钱所能解释的。这首先是哲学本身的魅力所在。大部分哲学专业的学生在选择哲学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谋生手段来看待的，更不用说是作为发财的手段了。其次是因为在美国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选择哲学并不意味着面临无法生存的危险。而在无法以哲学为职业时，总是可以去另谋生路，而把哲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1] 应当说，这恰好体现了哲学这个学科自身的特点，即它是属于闲暇阶层独有的闲情逸致，而这也正是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哲学家那里，哲学从来就不是用于谋生的手段；虽然他们也靠著述而获得微薄的报酬，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把这种著述看作一种职业要求，而是看作传达他们思想观念的手段，那些微薄的报酬也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从哲学史上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哲学著述为生的哲学家，即使像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那样在生活上贫困潦倒的哲学家，也没有把出卖哲学作为换取自己生活条件的手段。

 

当然，造成哲学家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除了美国社会的整个人文大气候日益恶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哲学家们的工作有使哲学走向边缘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与社会无关。在哲学界对哲学进行分类时，逻辑和形而上学通常被看作是属于哲学的核心内容，但这些内容显然无法引起大众的兴趣；而就算是哲学们讨论的所谓“应用哲学”部分的话题，从表面上看应当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种族问题、文化的多元性、法律解释、堕胎权利或言论自由等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完全是学理式的、抽象的，对大众的选择并没有起到任何指导性的或建设性的作用。其二，哲学家中普遍存在非理性化和怀疑论倾向。所谓的“非理性化”倾向是指哲学家们对来自其它国家的反哲学观点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以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哲学文化倾向，直接摧毁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而怀疑论倾向则表现为哲学家们对任何事实不做最后判断，反对任何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其三，哲学家们的写作过于技术化，晦涩难懂成为哲学深奥的借口。随便翻阅一下在美国出版的哲学专业杂志就会感到这一点。由于分析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哲学使用的逻辑分析技术就成为哲学研究的必备工具；同时，哲学同行之间在学术术语使用上的不统一，也造成了理解和交流上的困难。例如，著名的《国际哲学季刊》1999年就有文章讨论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与当代宗教哲学家马里坦关于“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概念上的不同，而在1998年还有讨论“上帝论”以及基督教精神哲学、身形哲学等内容。这些即使在哲学界也难以得到理解和共鸣。据统计，在1984年发表的哲学论文中，有92%的文章在随后的4年中没有被提及或引用过，而相应的统计数字在社会科学中是48%，在物理学中是22%。进入90年代后，由于哲学专业分化得更为精细，那些专门从事对某个哲学家的某个哲学概念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就更难以得到人们的关注。在哲学界尚且如此，那就更不用说这些哲学会对普通人产生什么影响了。

 

（节选自《思想的镜像》。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