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以狡诈的方式捉弄人类，因为时间的流逝总让人们无法确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否在向我们说明着什么。当我们把时间比喻成急速奔驰的列车，这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完全不可能仔细观察列车外面的风景；即使列车上发生的一切，似乎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很快消失。然而，哲学的本性却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历史变迁中留存的东西需要我们反复思考并融入概念之中。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的反思恰好是在那个发生了一切时间流变的概念空间中进行的，这里的概念空间就是凝聚了一切流变中被存留下来的哲学的世界、思想的世界。

以这样的方式考察近30年来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工作，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时间变化中的哲学观念更迭，更是不同的哲学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哲学舞台上呈现出的斑斓色彩。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这一挥间却深刻地改变了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深远地刻画了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并富有意味地勾勒出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哲学中的地位。而所有这些历史意义的取得，至少在主要方面取决于我们对现代外国哲学的重新引入和全面研究，取决于我们对同时代的外国哲学的了解和吸收，取决于中国与世界处于一个共时性的哲学空间。

一、西方哲学百年东渐的遗产

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史鉴今的文化传统。谈到近30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西方哲学百年东渐的历史。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曾经影响了一个世纪中国人观念的西方哲学都给予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形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理念。这些理念包括以主体意识活动对抗客观主义的刚性规律，以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代替二元论的传统定势，以哲学思维的学术话语弱化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批判；还包括对我们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文化错位的反思，对西方哲学文化背景的重新思考，以及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互动关系的重新梳理。

然而，所有这些反思和梳理都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国哲学家总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追踪外国哲学带来的思想成果，就是说，这些思想成果在我们看来都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时间烙印。对哲学观念的时间性考察，成为我们在外国哲学研究中挥之不去的一种潜意识的情结。且不说辩证法为我们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用于解释这种情结的必要性，单就哲学观念自身的变化而言，也使得我们无法摆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诠释观念的思想内容这一思维定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中得到的思想结果就是：每一哲学观念的思想内容都包含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局限，而所有的哲学概念都处于变化之中，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乃至在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思想发展阶段中具有相同的思想内容。显然，我们也无法从哲学概念的流变中获得关于这些概念的可以把握的思想。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在客观上总是处于被动追踪的状态，对任何一个哲学概念的把握总是以解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为前提，这就势必使我们的研究带有“事后追问”的特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总有“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感觉，因而我们只能通过强调变化来揣摩西方哲学概念之间的不同特征，抓住每个概念的时代局限来突出我们研究工作的特殊性质。这种研究固然可以使我们扬长避短、举重若轻，但却使我们失去了与西方哲学家在思想深层真正交流的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永远处于西方哲学的追随者的地位。我们知道，思想的交流应当是思想者之间的平等对话，是就思想的内容本身展开的交锋。反观百年来的西方哲学东渐历史，我们现在需要从中汲取一些深刻的思想经验及教训，以便推进我们今后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工作。

1．百年东渐为我们刻画了不同文化交流的基本样式，提供了我们自身文化重建的思想平台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的传入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塑形往往被看作是这种交流的成功范例。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种交流与其说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以长者之尊吸纳其他不同的文化、并以能够接纳外来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的典型的一个显著标志。显然，这种交流的结果只能是（事实上也是）一切外来文化都被纳入中国文化之中，并且外来文化只有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取得在中国存留的合法地位。然而，中国文化的这种以我为主的主导意识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文化以坚船利炮为先锋进入中国，迫使中国的软文化与西方的硬实力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通过追究西方硬实力的文化根源，我们很不情愿地去了解和研究西方的文化和哲学。但即使是在这种了解和研究中，我们仍然抱有“以夷制夷”的主导心态，而若有人对西方文化采取虚心接受的态度，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反对和不满。这正是20世纪初“科玄之战”产生的心理根源。

从更深层分析，西方哲学的进入不仅迫使我们去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使我们真正理解了我们自身文化的特征。反思西学东渐的历史，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使我们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弊端，并希望以新的文化形态完善和改变自身的传统（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因）；但另一方面，强大的传统又迫使我们以维系自我身份的名义竭力抵御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对我们不甚了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正如冯友兰指出的，这也是罗素和杜威的中国之行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起到重要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冯友兰这样写道：“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按：指罗素和杜威）的学说的意义。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冯友兰，第377页）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彷徨或选择的过程之中。虽然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被看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而遭到反对，但试图从中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却在现实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任何试图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的做法都遭到了来自这两种文化的激烈反对；这样的平衡非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反而造成了对这两种文化的浅薄理解甚至曲解。

更进一步地说，西方文化的传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不是让我们认识了不同于本土的外来文化，而是塑造了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感觉陌生的自我传统。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种传统，并非是自然形成的，或者说，不是由于我们的文化自身使然，而是由于外来文化的进入，准确地说，是由于外来文化成为我们自身文化的背景而使得我们的文化具有了一种传统。在这种意义上，西方文化的传入帮助我们塑造了自己的传统，同时也为我们重建这个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就此而言，我们与其把百年东渐史看作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史，不如看作是一部中国文化涅槃再生的发展史。同样，近30年的中国哲学也正是这部发展史的延续。

2．百年东渐塑造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哲学”概念的了解和接受，是从西方哲学的传入开始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原有的经史子集系统被放到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中重新排列，中国文献中原有的思想被用西方哲学的概念重新加以解释，中国的思想文化本身被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为“中国哲学”。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时，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正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塑造而成的；即使在讨论传统思想中的一些特殊概念时，我们仍然不能回避西方哲学式的解释。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我们经常使用的“概念”或“范畴”这些词都不是中国本有的，而是来自西文翻译。（参见张岱年，第1页）正是这样一些概念和范畴，使得中国思想中原有的内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就被规范为了一门哲学学科。

不仅如此，西学东渐还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哲学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它改变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中国的传统观念以礼教的方式支配了中国人长达两千多年，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的涌入给中国人带来的却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革命与改良、物竞天择以及斗争就是一切等新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引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说，新观念使中国人从传统文化中真正觉醒，认识到了传统儒家礼教的“吃人”本质，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从消极的方面说，这些新观念的引入却使中国文化本身失却了自己的方向，陷入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悖论之中。早在8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就明确地指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已经使得中国人忘记了中国文化为何物，而一味地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又往往不得要领或东施效颦。因而，他提出要在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以西方文化为摹本使中国文化真正“翻身”为一种世界文化。（参见梁漱溟，第18页）虽然他在文化上的这种雄心壮志并未实现，但他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却道出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现实，即中国文化始终是在力图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与西方文化展开交流和对话。虽然这种对话总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文化却在这种对话中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3．百年东渐使我们的文化有了世界眼光，推进了中国文化走进世界的步伐

利玛窦于16世纪带到中国的《山海與地全图》，第一次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天外有天”的真正含义，而严复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西方哲学的引入，则使中国人真正理解了“世界”这个概念的含义。历史地说，自严复以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了更为直观的体验，更多的对外交往使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并能够自觉地把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放到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中，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反差：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且，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往往处于劣势的地位。

我们且不说西方人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单就中国人能够自觉地以世界眼光看待自己的文化而言，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进步。虽然对世界来说，我们不仅需要“拿来主义”，而且需要“送去主义” （汤一介：《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见黄见德，第23页），但无论是“拿来”还是“送去”，我们都处于一种“我为中心”的心态，都把中西文化看作一种体用关系。其实，百年的东渐史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中国文化走进世界并不是中国人主动为之，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得不为之。但西方文化“强迫”中国文化进入世界的方式，却使得我们对自身文化有了总结、提炼、反思的机会。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能够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和思维方式进入世界，正是外来文化逼迫的结果。中国文化的传统是重实践而轻理论的，王廷相云：“笃行实践，以守义理之中也。”（《慎言》）因此，在西方文化进入之前，中国人并没有自觉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出理论上的概括，甚至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客观地说，西方哲学不仅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哲学观念，而且帮助我们培养了文化自觉，塑造了作为理论学科的哲学体系。

更进一步地说，百年东渐打破了我们已有的“夷夏之分”、“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开始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开始使我们的文化有了世界眼光。这种世界眼光不是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是指“只有成为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就是说，只有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民族文化才成其为民族的。应当说，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观念，正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我们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形成的文化自觉。

二、中西哲学的共时性特征

    正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中，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才得以体现；但同时，中国文化的弊端也更为明显。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早就明确指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是“中古西今”的观念，即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古人的时代，只有西方文化才属于今人，所以文化交流中不免出现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对等情况。他们竭力反对把中国文化解释为一种博物馆文化，强调要用当代的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便使中国文化在当今时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时间间隔”被看作影响西方文化传入的主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中西文化放到一个共同的时间平台上。这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共时性要求。

历史地说，最初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当时正在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想，或者是已经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哲学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被引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进化论思想和星云假说理论，民主自由思想和近代认识论学说，唯意志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参见黄见德，第63-75页）从引入的这些哲学思想看，除了星云假说和近代认识论之外，其他的理论观点都属于19世纪出现的产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意志主义哲学还属于当时西方哲学家热烈讨论的核心。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就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处于与西方社会共同的时代，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时，这种文化的共时性也正是保障我们能够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互惠交流的重要前提。应当说，正是这种共时性特征，成为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百年东渐史中能够得到真正发扬的主要标志。

这里所谓的“共时性特征”，是指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处于相同的时间之中，具有共同的时代特点。借用索绪尔的说法，这是一种“特异共时”，即虽然在相同的时间段中存在不同的哲学理论，但使得这些不同的哲学理论能够相互交流的根本前提，就在于它们之间具有某一种或某一些共同的因素，否则也会“老死不相往来”。当然，这种共时性特征的更深层含义，是指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和哲学都可以看作是某种更为一般的人类理性能力的具体表现。因此，考察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流的重点并不在于交流的内容，而在于交流的形式，即各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交流的。在这里，交流的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平台”。

应当说，改革开放政策重新打开国门，国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西方先进科技的涌入在带来社会发展转型的同时也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挑战，其结果是我们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在先进西方技术面前重塑民族自主品牌；另一方面，西方科技背后的思想文化带给国人的冲击远不是“填补空缺”所能形容的：当我们接受了西方哲学的思想洗礼时，我们不仅仅得到了一些新颖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开始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后一种挑战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哲学意蕴，这就是说，一旦我们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例如，弗洛伊德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潜意识活动的秘密，而他的哲学则表明了在理性支配作用之外的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这种哲学纠正了我们以往对潜意识活动之作用的偏见，特别是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类理性活动的内在机制。这就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增加了新的内容。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对待外来文化都会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虽然不同的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各有不同。如果仅从文化的包容性看，中国文化历来被看作是最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不过，即使如此，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择善从之。其中的主要原则是，无论是何种文化，只有被接受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文化才对中国文化有了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哲学正是由于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才对中国哲学而言是“西方的”哲学。换句话说，西方哲学是在进入了中国哲学的话语中才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的“他者”。我认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之间的这种共时性关系，使我们能够站在西方哲学的“他者”立场，对西方哲学以及整个世界哲学重新做出一个整体判断，由此构成世界哲学的新图景。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具有一定的间距，才使得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和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的发展变化，特别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两大传统即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见，这里所说的哲学的“共时性”就是指不同的哲学思想观念具有的同时代性，也就是强调应当探讨不同的哲学在共同的时间中可能具有的共同或相似的特征。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引入、研究和接受，往往与他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共时性有关：一种哲学理论被很快地引入中国，正是由于这种理论讨论的问题关乎我们中国当下的思想状况；或者说，西方哲学家们的思考直接触发了中国哲学家解决某些迫切问题的思想神经，西方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乃至理论观点，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发。如果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看，一种哲学能够进入另一种哲学，或者部分地得到另一种哲学的理解，主要是由于后者出于自身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正是由于前者能够为后者提供解决当下困境之出路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是由于它们处于共时性的哲学空间。我们可以通过近30年来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的互动关系，详细阐明这种哲学空间的共时性特征。

三、哲学在共时性中发展

“哲学的共时性发展”可以看作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它主要表现为同时代的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哲学理论内部的结构扩展。在当代西方，这种哲学发展呈现为不同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与英美哲学中的分析传统之间的互动互融。而在中国，两种不同哲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构成了哲学在共时性中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哲学家们自觉地抓住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贴近西方哲学，力图从中找到可以用于解决中国当代哲学面临的问题的路径。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哲学家注意与西方哲学家们的沟通，通过相互合作，一同向中国哲学界和学术界展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概况，力图给出一幅真实可信的当代哲学地图。例如，由欧阳康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邀请了英美哲学界一流的哲学家参加撰写，其目的就在于“消除现实存在的学术间隔和时间差距”，“架起一座直接联系中国和西方哲学家的桥梁：既使西方学者能够关注中国哲学的发展，也为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创造更加直接的条件”（欧阳康，总序第3页）。此外，由我主编、国内30位著名学者参加撰写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也是以全方位的角度向国内哲学界和学术界全面梳理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积极地预测和展望西方哲学在新世纪中可能的前景和走向”（江怡主编，第1页）。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是完全盲目的，或者说，并非完全出于对西方哲学的纯粹学理上的考虑，而是更多地结合了中国哲学本身面临的问题，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论观点。例如，由于我国当代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对科学理论的探讨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整个国家科学发展的重要话题，科学哲学研究由此得到普遍重视。在引入西方科学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人们也更加关注如何把科学与民主的话题重新带入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1979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在推进科学与民主的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著名的荷兰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第179卷《中国对科学技术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一书，专门收录了该杂志于1979年至1985年发表的35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哲学界、科学界以及思想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如思想解放、科学与民主在社会中的作用等。这些构成了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美国主编科恩（Robert S.Cohen）在编者按中这样惊叹道：“当我们读到于光远重提陈独秀提出的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拥抱为德同志和赛同志的时候，我们有多么感动和惊奇，或许还有些感到过时！”（Cohen, p.ix）

第二，中国哲学家在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中有意识地融入西方哲学的语境，与西方哲学家们共同讨论重要的哲学问题，并努力在整个过程中发出中国哲学的声音。这表现在，首先，1983年我国首次组团参加了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1987年正式加入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成为联合会执委国。随后，中国每次都有代表团或哲学家个人参加历届世界哲学大会，并逐步在大会上开设中国哲学专题或参加各个专题组的讨论。今年7月底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有中国哲学家在大会上发言，并开设了若干个中国哲学专题组，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约100余位哲学家参加会议。大会组委会非常重视中国哲学家参加大会，组委会主席多次专程到中国当面邀请哲学家。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者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非常强调中国哲学家在世界哲学大会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为筹备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该联合会专门在北京召开了理事会议，并举行了“世纪之交的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哲学家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在西方哲学家面前中国哲学的形象开始丰满起来。其次，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共同编辑出版哲学著作，向西方哲学界推荐中国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前面提到的荷兰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该丛书出版了两部由中国哲学家参与编辑并主要由中国哲学家撰写的文集，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一本是上面提到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另一本是由科恩、西尔派因（Risto Hilpinen）和邱仁宗合编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Realism and AntiRe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该文集收录的是1992年北京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的论文。此外，世界哲学大会的最初发起者“国际哲学学院”也非常重视中国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该学院主办的《哲学》杂志刊登了许多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介绍，引起了西方哲学家的兴趣。还有不少海外华人哲学家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也在西方主流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也推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得西方哲学家深深感到，中国哲学家已经进入与西方哲学的对话过程。（参见李鹏程，第298页）

第三，西方哲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有的哲学家还毕生投身于中西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方面，前面提到的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学院最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哲学家可以在国内直接与英国著名哲学家进行学术交流和哲学对话。后来随着暑期学院影响的逐渐扩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哲学家也先后参加暑期学院的主办队伍，由此，暑期哲学学院成为中西哲学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西方哲学家都是怀着对中国哲学的满腔热情前来中国，他们把这种交流看作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典型性的文化交流”。英国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约翰逊（Adrian Johnson）这样评价暑期学院的工作成就：“它的硕果超出了当初那些设想这个交流所能取得成果的中国和英国哲学家们的预料”。更值得强调的是，该学院的英方委员会主席尼克·布宁博士（Dr.Nick Bunnin）不仅是学院的发起者之一，而且还是学院活动的主要执行人。他以自己广泛的哲学和哲学家资源邀请了众多著名西方哲学家来华访问交流，并设计了暑期学院所有的讨论话题；同时，他以各种方式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哲学界热情介绍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现状，并组织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研究项目，为中国当代哲学走向世界创造了重要的机遇和条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决不是中国方面单向进行的，而是中西哲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四、时间中的哲学与空间中的哲学

人们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的确，很多哲学家正是通过批判性地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而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我把这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的哲学叫做“时间中的哲学”，我们以往理解的哲学大多是这种时间中的哲学。这种哲学研究方法的长处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看清某个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哲学的目的和走向。然而，它的主要缺陷是，无法使我们了解这种哲学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哲学之间的联系，也无法使我们抓住这种哲学在与其他哲学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概念结构。这就需要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研究哲学，也就是用分析概念空间的方式弥补时间中的哲学。这种以概念空间的方式研究的哲学，我称之为“空间中的哲学”。

所谓“空间中的哲学”，主要是指那些强调分析概念结构并试图由此揭示概念意义的哲学。具体地说，这种哲学的特征主要有：其一，哲学概念是以不同的维度展现出来的，包括概念的表现方式、概念的符号化以及判断概念时使用的类似空间中长宽高的“厚”、“中”、“薄”，后者是对概念给出的关于联系程度的判断标准。其二，哲学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决定了每个概念可适用的范围和特征。这是一种拓扑学意义上的概念之间的空间联系。其三，哲学理论总是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就是说，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都是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哲学相互影响的结果。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30年来的交往中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哲学概念开始被新的哲学概念所取代。翻开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映入眼帘的哲学概念是“世界观”、“一般规律”、“思维与存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研讨会，从思想上批判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即把西方哲学的发展简单地解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清算了“左”倾错误路线对哲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危害，为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解放思想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此以后，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特别明显的标志就是哲学概念的改变。翻开2001年出版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我们看到的是以往哲学研究中很少使用的哲学概念，其中大多数概念已经进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系统，成为中国哲学家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比如“本质直观”、“表层和深层结构”、“假设与猜想”、“翻译的不确定性”、“范式转换”、“整体论”、“反思的平衡”、“范畴错误”、“证伪原则”、“语境原则”、“概念图式”、“感受性”、“后现代主义”、“话语霸权”等等。概念表达式的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的语词变化，而是中国哲学研究视野和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开始进入与西方哲学具有共时性的概念空间。

第二，这种概念表达式的转换引发了当代中国哲学对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原有的哲学话语系统被新的话语系统所取代后，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就必然是，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否与原有的哲学具有连续性，传统哲学的价值在这种新的话语系统中是否可以体现。这种新一轮的中西哲学冲突，其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以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占领哲学主流而结束，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哲学传统在这种西方话语系统中的不平等地位。然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中国哲学的价值和地位正是由于外来文化的进入而变得更具有特性，或者说，正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他者”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具有这种更为广泛的文化意蕴。

如果用哲学拓扑学的方法解释中西哲学互动的这种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哲学其实完全处于一个相同的概念空间。这两种哲学传统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和概念系统，但在概念的符号化和形式化的层面上，它们却可以相互沟通，甚至相互理解。例如，我们在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上对哲学理论采取的宏观式分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具有“异曲同工”之趣。而且，我们在逻辑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与西方哲学家能够达成更多共识，特别是国内的逻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逻辑学发展的前沿，我国逻辑学家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夏素敏，第102-107页）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哲学思想如何对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已经成为国际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从我国学者参加的五次世界哲学大会看，每次的大会主题都与人类的存在和时代有关，中国学者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分会场交流都表现了中国哲学家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深切关注。例如，汝信在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上，联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就人类的未来和哲学的前景发表讲演并回答问题，得到了热烈反应与国外同行的称赞。第19至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分别是“世纪之交的哲学”、“潘迪亚：培育人性的哲学”、“面向世界问题的哲学”和“重新思考当今哲学”，这些主题都充分反映了当今世界哲学更加关注哲学的时代特征，强调从同一个时代去把握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同时代的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姚介厚概括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特点为六个方面，它们大体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哲学的基本趋向：（1）突出了哲学在新世纪的使命和功能，特别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和解决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2）注重对规范、形成合理世界新秩序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研究；（3）注重从哲学上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4）当代科技革命对哲学与伦理学的新挑战；（5）各种哲学思想激荡，保持多元动态画面，表现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6）发展中国家的哲学声音比过去明显增强。（参见姚介厚，第287-288页）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哲学的确与西方哲学处于一个共时性的哲学空间之中，它们与其他哲学共同构成了当今的世界哲学。

五、哲学空间的建立

我这里所谓的“哲学空间”，是指这样一种概念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切哲学概念都要根据概念间的相互联系加以确定，用哲学拓扑学的术语，就是需要概念间的极限关系和概念的连续性质。所谓“极限关系”，是指概念在不同层次所处的具体位置；所谓“连续性质”，是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映射关系，即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任何对象都可以处于另一个相似概念之下。概念之间具有的这些关系和性质就构成了概念之间的哲学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每一个概念都具有决定它的存在位置的邻域关系。由于每个概念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我们对概念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是通过某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完成的。这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每个概念的地位和作用。

具体来说，这样的哲学空间就是当代各种不同哲学概念共同构成的一个哲学网络或概念网络，我们所理解和接受的每个概念都在这个网络中具有一定的位置，而且正是这种位置决定了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程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网路的形成表现为哲学家们关注哲学学科的重新组合，竭力以各种方式展现哲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其中主要方式是以编写和出版各类哲学指南、哲学读本、哲学词典或哲学辅导读物等方法，尽可能地梳理哲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向读者展现哲学的当代发展概貌。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西方各大学出版社和主要的学术出版社为争夺哲学出版物市场而展开的一种商业行为，但实际上，这是西方哲学家们重新整理自己学科发展历史以及规划哲学发展未来的一场哲学运动。几乎所有当代西方重要的哲学家都参与了这些书籍的编写工作，或者他们的重要文章被选编到这些书籍之中；这些书籍经常作为参考书目出现在哲学家们的专业论文之中；西方大学哲学系的课程教学也往往指定这些书籍作为学生们的阅读文献。可以说，这些书籍给我们勾勒出了当代西方哲学的整体图景，通过它们，我们大致了解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正在关注的主要问题、提出的理论观点以及西方哲学可能的未来走向。这就是西方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哲学空间。在这些书籍中，尤其以哲学指南和哲学史的编写最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完全打破了原有同类著作的编写方式，前者强调哲学学科内的重要问题，后者则突出不同作者对哲学史上重要人物和问题的不同理解。这些著作大多是由众多哲学家共同编撰而成，每本著作都体现了不同的哲学视角和理论进路，这更有利于读者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理解作者揭示的哲学思想。

应当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处于这同一个哲学空间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界已经注意到当代哲学的深刻变化，力图以中国哲学的视角把握哲学的发展变革，并以各种方式展现中国哲学家独特的研究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以及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中国哲学家们也通过著述和翻译走进当今世界的哲学空间。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中国哲学家们通过长期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两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即由叶秀山、王树人担任总主编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和由刘放桐、俞吾金担任总主编的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这些哲学史的写作汇集了当今中国哲学界数十位最为重要和活跃的西方哲学研究专家的智慧，被称为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些哲学史的最大特点在于，竭力对西方哲学问题作出中国哲学家的创造性阐述，试图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同时，作者们力图打破以往西方哲学教科书的传统框架，抓住主要思想脉络，结合当代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法，对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新的解释。此外，从2005年起，国内陆续推出的《法兰西文化丛书》、《德意志文化丛书》、《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当代实践哲学译丛》和《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等，在追踪当代西方哲学演变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大力鼓励有关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会通创新的研究课题立项，为尽快拿出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当然，面对西方哲学界出现的编写出版各种哲学读本、指南类书籍，我国学者也很快做出反应，组织了不同领域的专家翻译出版这些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系列书籍。目前已经出版或正在陆续出版的主要有《劳特里奇哲学史》、《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导丛书》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正是对这一主流传统特别是其前沿进展的深入全面的关注。经过中国哲学家的努力工作，我们不仅建立了与西方哲学界长期稳定的交流对话机制，而且共同构成了一种哲学概念空间，双方之间的一切交流对话都是在这种空间中展开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近30年来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历程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哲学已经与西方哲学处于同一个哲学空间之中。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目前的哲学研究的差距和努力方向。我认为，这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应当更加体现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民主的宽容态度。哲学作为时代的精神产物固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但哲学作为一种概念活动的产物也具有自身的内在机制，这就是理性的推理活动。西方哲学的超越性和纯粹性品质是保证这种哲学更具魅力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当吸取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从如何使我们的推理活动更严密、思维更符合逻辑入手，最大限度地张扬理性探索精神。同时，宽容的态度是我们对待一切“他者”的最好方法。不同哲学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为宽容的基础之上，没有尊重和宽容就没有理解和交流。

其次，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当更多地从哲学问题入手，而不仅是关注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因为只有哲学问题才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所在。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是按照已有的哲学问题思考，但更有价值的工作是能够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让更多的哲学家（包括世界的哲学家）思考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我们只有真正提出了能够为当代哲学家关注和讨论的新的哲学问题，才能够真正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的确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对“中西马”哲学的研究，形成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由此进入世界哲学的行列。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家意识到，只有“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我们的哲学研究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当然，这里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中的中国，因为中国与世界处于一个共时性的哲学空间之中。

 

【参考文献】

冯友兰，1985年：《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见德，2002年：《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江怡 主编，1998年：《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鹏程，2005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教授访问我所的情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志1996—2005》。

梁漱溟，199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欧阳康，2005年：《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总序》，载《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

夏素敏，2007年：《国内逻辑学研究新进展》，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哲学研究杂志社。

姚介厚，2005年：《我所组团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和相关活动的一些情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志1996—2005》。

张岱年，1987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ohen, Robert S., 1996, “Editorial note”, in Fan Dainian （范岱年） and Robert S. Cohen(ed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原载《哲学研究》，2008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