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休闲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自然山水中旅游，常常是人们首选的休闲方式。如何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增加山水旅游的文化含量，促使山水旅游不仅成为拉动经济消费的扛杆，更成为提高道德境界的精神营养大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古代先贤可给予我们诸多启示。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就喜好从美丽的自然风光中寻求山水之乐，以排忧解郁，舒展本性，陶情养性，启智悟道，安顿身心。这与西方著名休闲社会学家约翰 凯利的有关论点不谋而合。在他的休闲学名著《走向自由》一书中，凯利曾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而“成为人”最主要的内容则意味着：“摆脱必需后的自由；超越意识，获得人性的本真；探索和谐与美的原则，引导行动的能量”。[[1]]本文试结合休闲学理论，对先贤山水之乐的道德涵蕴作一番梳理，以期为现代人类的休闲生活及闲暇道德提供借鉴。

 

                          一、回归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古代先贤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向往“万物与我共生，天地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独特爱好，回归自然，寄情于山水，常常令中国历代士人心驰神往：行于山间小道上，他们欣赏着“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王献之）的美景；荡舟于江流之中，他们感悟到“唯江上之清风与松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的惬意；在风雨中可以观赏“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之趣；在阳光下可以领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村”（孟浩然）之爽。旅游途中无所牵挂，忘却一切俗务，“朝友麋鹿．暮猿与栖”，所游不受时间、路线和目标的限制，全凭兴致所至，尽兴而返。

人从自然中来，是自然的儿子，与自然有着割舍不断的天然联系，而对于世俗的功利或感官享乐的无度追求，对社会角色的过度认同，往往使人疏离自然，失去本真之性，矫情曲性，产生各种身心障碍。而徜徉于自然山水的怀抱之中，犹如儿童回归母亲的怀抱，让人暂时放下社会面具，舒展自己的本真之性，也启迪人们从世俗的设名定形的限制中超越出来，从过度社会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冀利望誉、争名逞智的漩涡中升华出来，这对于人格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仁以为己任”的孔子会在各言其志的诸位学生中作出“吾与（曾）点”的选择了。孔子所赞赏的曾点之乐，就是一种山水之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春回大地，脱下冬衣，与友人相约而出，在清彻的江水中濯涤污垢，感受着和煦春风的爱抚，放歌而归。从这幅春游图中，我们看到的是凡而不俗、平常中寓高雅的休闲方式，感受到的是自然率真，人天相和、悠然自得、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的精神流露，悠游于这一场域之中，心灵自可得到陶冶和净化。

不过，孔子向往的春游之乐只是他的理想而并未成为人生实践中的主旋律。真正实践了“复返自然”人生理想的典型是晋代名士陶渊明。陶渊明无力与当时的封建黑暗势力抗争，然而又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于是选择了归田的道路，与其说这是逃避矛盾的软弱表现，不如说是以不合作的态度来保持自己的节操。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人生的价值。陶渊明性格朴实率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3]]，而在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之上，是无法保持自然率真之性，实现人生价值的，“外坦荡而内淳至”的他必然与封建官场格格不入，使他产生“久在樊笼里”的感觉，辞官离去，“得复返自然”，仍是寻求本性的复归，在丘山、田园之中，和大自然亲切对话，从而为人类文化创造出显露本真之我的不朽作品。这就是“复返自然”深厚的道德内蕴与文化价值。

 

二、淡化小我，排忧解郁

寄情于山水又是一种淡化小我、排忧解郁的心理治疗和心理调节方式。重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不是将人类临驾于自然之上，谋求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将人视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庄子 秋水篇》中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磊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这就帮助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空间超脱出来，以开阔的视野和广阔的胸怀，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来认识个人私利，从而高瞻远瞩，超然物外，淡化私欲，超越世俗物欲和名利的羁绊。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正是一位善于寄情于山水以排忧解郁，愉悦身心的人。这在他的《永州八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以独到的艺术眼光发现了未经人工雕琢，未被世人所识的大自然美景，也使他独辟山水游记一类文体，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在《永州八记》之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山水之乐排谴忧愁的典型。在被贬于永州后，他虽数次游历西山，但只有此次始得体悟到深层次的回归自然之妙：“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览数州之壤，皆在衽席之下”，欣赏到“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的邈远境界，进而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与大自然合一的境界：“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人与宇宙的浩然之气融为一体，又如与造物者同游于天地之间，与万物冥合，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神游”与往日的那种“形游”相比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往日的形游根本未得游山之真趣，故曰“未始游”，而只有这种“神游”才达到了精神层面的回归自然之游，使柳宗元更好地领略了存在的意义，排遣了被贬之后郁积于心头的“恒惴慄”的心理障碍，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更加增添了以山水之乐排谴忧郁的人生经验，使他“乐居夷而忘故土”[[4]]，久居荒凉边远之地却仍能乐此不疲。韩愈曾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揭示柳宗元坎坷的人生境遇对其文学成就的促进作用，他认为，柳宗元遭斥贬因固然不幸，但如斥不久，穷不极，那么，即使才气过人，文章亦不会如此精妙而传于后世，所以“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但我们还要说，如果他不善于从山水之乐中寻求精神慰藉，进行心理调节，恐怕也是不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之内有一个恬淡平和的心态，而这正是发现美、感悟美进而将自然之美和山水之趣诉诸笔端、传之后世的基本前提。

    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亦常借大自然秀色来遣怀寄兴，以庐山之美景娱情致乐，“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5]]，竟盖屋居其间，日日“仰观山，俯听泉”，从而达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之境界。仕途坎坷，屡遭贬斥的李白、苏轼更是善于借山水之乐荡涤心头之郁闷、抒胸中之豪情的乐天派。

虽然在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下，山水之乐不可能从根本上为这些正直文人完全去除忧戚，但毕竟让他们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治疗，获得心理的平衡，这又为他们持守高洁的德操奠定着心理支撑。虽然面对青山绿水，这些怀才不遇的人们也会产生“寒山一带伤心碧”（李白）、“伤高怀远几时穷”（张先）的离愁别恨的主观投射，但毕竟让他们心中的不平之情找到了发泄之所。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心理调节方式对人类仍有重要启示。心理学家在医疗实践中发现，对于自我的过分关注往往是忧虑、苦恼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正如《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6]]这就是说，人之所以常有忧戚，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由于过分关注自我，私欲太重，患得患失，如能淡化自我，将会扫却不少烦恼和忧虑。当我们遭受挫折或处于逆境之时，如能暂时告别尘世的喧嚣，将自己溶入大自然的怀抱中，登高远眺或碧波极目，我们会深深地感到自我的渺小，会被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所吸引而转移注意力，“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7]]从而淡化小我，淡化私欲，忘却忧伤，振奋精神，甚至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超脱境界。

 

        三、怡情养性，纯净心灵

古人认识并重视自然风光对于陶冶性情、纯净心灵的积极作用。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将人的精神气韵与自然山水相融相合，使之进入一种“玄对山水”的人生意境，从休闲学的角度来看，“玄对山水”也即“闲对山水”，是以一种平和、宁静、自然而然的心态与大自然沟通融会，用徐复观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8]]

李白的著名诗篇《望庐山瀑布》正是一种闲对山水的咏叹：“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百里。……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 诗人为香炉峰、瀑布水的雄壮气势和纯净之姿所陶醉，因而得以洗尽尘颜，进入物我相忘、“江月照还空”的无己境界，获得恬然自适的心境：“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处于这种虚静的心态之下，最能够摆脱世俗的各种束缚，以外在的山水之美陶冶内在的性情之美。这正是唐代诗人常建所感悟的“山光悦身性，潭影空人心”！陶渊明、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等一大批山水田园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正是这方面的典型。

大自然的确能使人缓冲心理紧张，陶冶人的性情。观山水可以养志涤情，留连于纯净无瑕的自然山水中，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悟到江海的宽阔，山岳的崇高，白云的飘逸，明月的皎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9]]的场景让人心胸宽阔豪放；“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10]]的画面让人心灵开阔纯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致让人“快然自足”。[[11]]

在现代社会。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将人们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子中，与自然日益扩大的疏远感，使人感觉钝化，心理功能产生障碍，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异化。流连于山水之间，亲近自然，将能帮助人们从这种异化中解脱出来，在自然生命之场中开显自我的纯真之性，回归到真实的自我。

冯至先生曾论述大自然对人性情陶冶作用说：“多和大自然与造型艺术接触，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维持精神与心理的健康。在众生万物面前不自居为‘万物之灵’，方能祛除我们的狂妄，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同时扩大我们的同情心。”[[12]]西方休闲学专家则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强调休闲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意义，美国休闲学专家依索—赫拉在《休闲与娱乐的社会心理学》中指出，休闲“为人们实现自我，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获得‘畅’或‘心醉神迷’的心灵体验提供了机会。”[[13]]由此看来，中国士人闲对山水，以陶冶性情、纯净心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的山水之乐，正是这样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休闲，它帮助人们达到精神的纯净、身心的和谐，更好地激发个体潜力，为人生的事业和生命充电加油！它的人文价值是时下的快餐式旅游、被动型或依赖型旅游所无法比拟的。

 

四、效法自然，启智悟道，

人类不仅需以各种自然生态作为养生怡情的必要环境，而且更能从静谧的自然山水中沉思深省，先贤重视从大自然中获得道德启示，以天地为师。道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构并有着共同的法则，故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从天地的无意志、无目的特征引申出“不自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等美德，从水的诸种特性引申出“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等美德，并昭示人们予以效法：“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14]]

自然界有许多宝贵的教训，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感受；在广阔的天地自然中，人们可以寻到精神自由，让思绪自由驰骋，更可获得启示和灵感。试看苏轼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虽然生发出人生之短暂和个体之有限愁怅和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更多的是从自然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如，体会自然万物的“盈虚消长”，认识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15]]这些从自然山水中所悟得的人生哲理何其深刻！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高度推崇这种从自然界中获取启示的方式，他在《超越性动机论－－价值生命的生物基础》一文中说：“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与自然多少有那么一点同型，以便在自然中能够存活。自然使人演化发展。”“人把自然领悟为真、善、美－－有朝一日会被理解为一种人的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理解为个体自身存在和充分发挥潜能的一种方式，理解为安适自如的一种方式。”这段话充分突现出中国先贤从自然中获得精神充实和心灵宁静这种致思虑途径的现代价值。

古代的文人在纵情于山水时注重自己的感受体验和自己的发现。清代那位自称游遍神州、唯“蜀中黔中与滇南”未到的沈复，就十分强调游山水贵在发挥主观想象，而不必人云亦云：“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16]]在游历中任由思绪驰骋想象，正让人拥有了一个自由想象的广阔空间，可以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其精神和文化的价值远远超过现代旅游中借重导游的方式。

以一种真正休闲的存在状态，以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流连于山水之间，常常可以触发人们的灵感。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这是一种不受逻辑规则约束而在潜意识领域内发生的直接领悟到事物本质的直觉，是不同于西方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导的另一种特殊认识活动，它具有了悟性、突发性和意识的非可控性等特点，在不经意之时，获得意想不到的思想成果。正如美国著名的休闲社会学家约翰 凯利和皮普尔所指出的：“这种休闲中或许存在一种悖论：越是不重结果，越可能产生重要的结果。 当我沉醉于行动本身而不是努力满足生产期望时，我们可能最有创造力——对自我、共同体、甚至物质产品的创造。”这种休闲将有助于人们获得“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 [[17]] 故而对人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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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人的山水之乐有着丰富的人文内蕴，其启示我们：真正有积极意义的休闲不是浮光掠影的快餐式的几日游，也不需要一窝蜂地拥到数量有限的几个著名景点，亦步亦趋地跟着导游，在奇山秀水面前被导游牵着鼻子指着点着，人云亦云，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来发现和感悟自然之美和天地之化，以达到心灵与自然的沟通，让清纯的山水来荡涤心中的尘垢郁闷，开启智慧，提升精神境界，体悟生命的意义。

古人的山水之乐还启示我们：吸取西方的休闲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文人雅士所创造的内涵十分丰富的休闲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取其精华，将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进而促进和丰富中国的休闲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