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文化对王道政治的源属性

    这一特点进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先天不足:对精深的理性思考的缺乏，对构建理论体系的忽视，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价值观，学术研究的重心是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征服。

诸子百家的学说既然都是以社会的政治教化为目的，那么，学术评判和争论的标准自然也就是是否对社会的政治教化有益。《庄子·天下》评论各家学说，比较推崇高远玄妙的老子哲学。但老子哲学的实质是由宇宙观落实到人生观和政治观，《天下》篇的评判标准仍然是“益于天下”，在此前提下断言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各家的学说也进行了评判，认为十二子“饰邪说，文邪言，以扰乱天下，宇嵬琐(谲诡委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由此可见荀子进行学术评判的标准同样是政治标准，即从“治”的角度看，以“礼”为标准，由“治乱”论“是非”荀子的学术评判标准、原则，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经旨》和《汉书·艺文志》，后学承继不绝。在此后儒、佛、道三教的争论和斗争中统治者从是否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而对待三教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三教并包，以儒为主。从学术界来说，三教的各方同样也是把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即是否适用于社会的政治教化作为抬高自己、贬抵异教的标准、手段，甚至不惜攀附政治势力，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学术争论，排斥异己。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和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则是中国化和世俗化。佛教自传入之始，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逐步中国化和世俗化。佛教各派都不同程度上地中国化了，其中以禅宗最为典型。中国化和世俗化的内容，最明显的表现是五明，即佛教徒的五种学问，只有因，即佛学受重视。因明在唯识宗的推崇下经过短暂的辉煌后也归于沉寂。属于科学技术的工巧明、医方明基本上被抛弃了，声明，即声韵学与语言学也不受重视。因为这些东西对统治者的一统天下作用不大。禅宗的中国化最彻底，因而也比其他宗派有更强的势力和影响对此，朱亚宗认为:“禅宗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传统科技的进步。以禅宗方式实现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给人予深刻的历史启示:禅宗过多地牺牲了佛教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过分屈从于中国传统封建秩序的方式赢得佛教生存的条件，虽是历史条件使然，但它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却一次重大更新的历史机遇。禅宗的方式已向历史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变易的艰难性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必然性。”[2]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儒家成为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家与儒家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局面，道家和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成为官场失意者的精神慰藉品和麻醉剂。此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以禄干政”的传统，科举制度形成之后，更强化了这一点。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生存于自战国末期以来慢慢形成的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对王道政治的源属性。

二、中国古代的王道政治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环境。这首先是政治环境在科学技术尚不可能自接转化为生产力，自然经济尚无对科学技术的紧密依赖、强烈需求和直接推动的情况下，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中国传统科技是大一统科技，科技研究的主导力量是居官的科学家。科技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是皇权机构。科技活动的管理体制是政治领导而非学术领导，科技人员往往是受禄任事，敷衍官差。科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与统治者一统天下并达到长治久安息息相关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尤其是前两个方面。这些决定了科技研究的方向、规模和速度。

为了从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的角度对解答李约瑟难题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有必要把时间具体化。与近代科学发展的形成期、确立期、完成期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这个角度来看，根据山田庆儿的观点，可以把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578年至17世纪50年代末，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初，19世纪中叶以后[3]。

在第一个阶段，即明代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工场手下业在地方经济中已有一定的比重。但总体而言，明初建立的户口、里甲制度仍然紧紧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整个中国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朝廷也不再如宋、元那样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的发展虽然有了比较大的起色，但在政治体制的重重束缚中举步唯艰。经济与科技之间尚未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强大的社会推动力量。但此时，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与此前敬德保民、标榜仁义不同，朝廷利用国家权力，采取种种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赤裸裸地掠夺人民。这样，政治未能为手下业和科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动力。

从文化环境来看，南宋末年之后，程朱理学在逐步被捧成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逐步被曲解、改造、蜕化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其本有的理性主义观念和科学精神逐步丧失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南宋陆九渊所开创、明代晚期王阳明集大成的陆王心学开始在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对程朱理学的反拨，心学在注重个体价值、强调主观能动性方面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它更强调在心性义理上用功夫，对科学技术等外在的世界甚至不如程朱理学那样关心。从宋至明，被改造了的程朱理学伴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加强，被前所未有地普及和灌输到基层社会和民间，宋元时期对发明创造进行鼓励的政策不复存在，鄙薄技艺、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观念也被逐步强化、泛化，并在明代末年达到了顶点。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积弊越来越多，对人的主体性、创新性、竞争性等精神活力的培育起了很大的束缚作用。明代开始施行的八股取士制度也导致知识分子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学风沉闷。愚腐的文人、士大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对外在的世界并不关心，对科学技术知识也知之不多。在这样的官本位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科学技术的价值无从体现，科学技术不可能受到重视，其发展也就不可能很快，这是明代中后期技术成果急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晚明启蒙学者的科学成就和方法上的近代因素，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受到了强有力的阻抑，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科学技术在16纪以前尚未成熟到一个独立的文化部门，它只能依附于其他文化部门，如哲学对统治者而言，科学技术并无什么害处，相反，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可以被用来宣扬自己的功德和业绩，为巩固其礼乐刑政的统治服务在古代中国比较发达的农、医、天、算四门学科中，不少问题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解决，也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加以认识，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统治者，特别是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往往有意识地利用和控制这些内容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例如，《唐律义疏》卷九“玄象器物”条称:“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两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亦在禁限。”天文历法是直接和天帝打交道的学问，其研究、传播只限于禁中和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无疑束缚了科技的发展。好在唐、宋、元三代对此执行不严，所以天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到了明代，“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律者谴戊，造历者殊死。”[4]这造成了天文学发展的停滞，由此使数学的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这四大学科尚且如此，其他学科的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这一时期，徐霞客、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等人的科技活动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仍然是凭个人兴趣展开的自发活动。

与中国相对比，在这一时期，堪称近代科学的实体在西方也还没有产生从事科技研究的人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爱好者，他们的数量微乎其微，研究活动仍然是在大学之外展开的个体活动。然而，与传统不同而具有近代因素的若干新观念已经出现，一系列对此后近代科学的形成有意义的科技成果也已经出现。前种情况与中国相类似。但中国却因农民起义、满清入关等政治离乱，既降低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使得社会、经济领域对科技的需求减弱，又阻抑了技术成果的大量涌现，而且历法改革等一系列实用领域的研究也因政治因素的介入和与政治吻合的传统文化中的“道上器下”、强调满足百姓日用的科技价值观的影响，没有被导向以实际观测、经验证实为基础的比较纯粹的科学理论研究。结果是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没有欧洲那么雄厚，传统科技发生质变而转化为近代科学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第一个阶段，满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后，处心积虑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对刻字、印刷、书籍销售等领域严加控制，大肆强化在元、明两代已被改造得适合 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鄙薄技艺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注重个体和主观能动性的陆王心学受到了压制。其他文化领域同样弥漫着政治高压，科学技术仍然被视为雕虫小技。在镇压反清力量的同时，满清贵族严酷摧残了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他们没有顺应经济发展的形势，仍然把重农抑商作为经济方面的国策，无视工场手下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尊经崇古，在政策上错误地压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但他们对世界各国的形势发展没有清醒的认识，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科技比中国传统科技先进的事实面前仍然倡导“西学中源”，把科学技术的研究引向了以经学治科学、复古注经的错误道路，使得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一次重大的机遇。举例来说，明末清初的历法之争(时间界限大致为1629年至1672年)中，在汤若望引入西法而制成的新历明显胜过旧的大统历的事实面前，一些守旧的朝臣却以政治手段阻挠新法的实施，拥护新历和维持旧历的两派展开了反复较量, 并付出了血的代价，最后则是康熙皇帝凭借政治手段，用强权和高压才使西法天文学在钦天监中的地位巩固下来。

在欧洲，科学与宗教的紧张性对抗关系为推进近代科学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欧洲当时是政教合一的，所以科学与宗教的对抗性关系实质上也就是科学与政治的对抗性关系。这凸显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重要性，使得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政教分离后的新兴统治者可以凭借政治力量直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营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但在中国，具体的科学发展并未对政治理念构成威胁，二者之间也就没有对抗性关系的存在。这样，科学技术摆脱政治的羁绊而独立地大发展的动力就大打折扣了。统治者也仍旧沿袭“道上器下”的观念而执行把科学技术视为为“礼乐刑政”服务和满足百姓日用的政策，对科学技术没有给予关注和重视。这两个结果导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没有顺应时势作出变革，规模没有明显的扩大，研究工作的组织形式没有从个体活动转化为公共协作的形式。国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没有建立，职业科学家没有出现，科学技术的研究因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没有国民性，科学技术的教育机构没有出现，教科书编辑出版等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从这一时期起，中国科学技术在总体上落后于西方已成为事实。

18世纪40年代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在实质上终止的时候，近代科学在西方已经得以确立恰恰在此时，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实施，中国脱离了近代科学形成的大环境，而此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则迈上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由于政治的干扰和与之相配套的文化观念的束缚，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断送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从而使得传统科技发生较大变化而转化为近代科学并与西方近代科学并驾齐驱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三、改造传统文化，使之服务于现代化

19世纪中叶以后，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而富强起来的西方国家凭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重新开始。列强的坚船利炮促使统治者不得不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官吏开始把这付诸于行动。此后，洋务运动开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员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推行近代科学技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各方面成龙配套的环境，近代科学开始在中国得以确立。这其中，以政治为依托的行动是与文化观上的变革密切配合在一起的。洋务运动的施行者们突破了此前守旧的“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及与之相应的“西学中源”说，提出了“中体西用”这一较为适合当时情况即又无法满足未来需要的新主张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1861年12月，安庆内军械所成立。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科技研究所、第一个技术试验工场。1865年设立江南制造局。这标志着科技研究的组织形式由个体研究转变为政府承揽的公共协作的研究形式。1867年设立兵工学校，这是培养科技人才的专职机构，促进了技术与科学之间联系的紧密化。1868年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后又派遣出国留学生。所有这些同类事件说明，通过国家的政治力量，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项社会事业，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科学精神开始向社会传播和普及。

但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原则，传统文化对王道政治的源属性及其对科技发展的阻抑作用都未消除。它以官督商办为主导的组织原则，政治仍然主宰一切，这与具体、灵活的科技、经济活动往往步调不一致，这作为另一个关键因素导致了洋务运动的总体失败。此后，戊戍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是近代科学精神在中国确立的几大政治、文化运动。戊戍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但也不彻底。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的问题作了热烈的探讨，对依属于王道政治的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道本器末”的科技价值观被抛弃了。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的影响，虽然只局限于文化人中间，但毕竟为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这一系列事件，束缚中国科技发展的两个强有力的因素大体上被消除，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现代科学的范围中，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化。

但是，由于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以急风暴雨的民众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这一点还表明，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确立主要是靠政治力量的拉动而不是靠自身对社会发挥的功能而挺立起来，科学技术仍然未完全独立。为此，对于传统文化，要在根本改造的基础上，把它们作为有益的知识资源与现代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这是李约瑟难题对于我们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汉书·艺文志.

[2]朱亚宗.中国科技批判史.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261.

[3]山田庆儿.近代科学的形成与东渐.见: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4]沈德符.野获编.

（原载《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2期。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