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哲学一直是英美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变得异乎寻常地活跃和丰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哲学理论上人们发现了心灵哲学中的问题和语言哲学、形而上学等其它领域的问题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对心灵各方面的认知科学研究（包括心理学、语言学、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心灵哲学的繁荣。

本文的任务是以心灵哲学中的核心课题为线索，对当前心灵哲学的研究状况作一个俯瞰式的介绍和讨论。我将围绕意识、心灵内容、心灵形而上学、认知科学这四个主题来展开，对每一个主题，我在评介各种重要课题的同时，也在正文或注释中给出这一方向的代表性著作的文献出处。[1]

一、意识

在当前分析哲学追求自然主义化的大环境中，意识在自然世界或者说是物理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就成了心灵哲学中至关重要的课题，其中意识的现象感受特性（qualia）在物理世界中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又是当前心灵哲学中的重中之重的焦点课题。意识的现象感受特性是指我们在诸如看到红色时、尝到苦味时、感到疼痛时的意识感受的那种特定的现象感觉特征。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意识的感受特性和其相应的大脑的物理特性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比如疼痛这一意识感受特性就总是由大脑的C－纤维肿胀这一物理特性所引起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是这种关系只是由我们现实世界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一方面大脑C－纤维肿胀可能并不引起疼痛的感觉，而另一方面疼痛的感觉可能会被C－纤维肿胀以外的完全不同的大脑物理特性所引起。因此我们通常的直觉是意识的感受特性和其在现实世界中相应的大脑物理特性在本体论上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存在，尽管在现实世界中它们由这里的自然法则在因果上联系起来。这种直觉上的理解和分析哲学的自然主义化进程是相冲突的，因为自然主义化的中心思想是认为每一种事物在本体论上都是自然世界/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在认识论上都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

在将意识感受特性自然主义化的努力中，物理主义哲学家们大体上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取消论（eliminativism），它的要点是强调在成熟的科学理论概念框架中，象红色的视觉感受、苦的味道感受、疼痛的感受等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心理学概念都将被弃之不用，从而作为它们指称的意识感受特性的本体论地位也将随之消亡。这种版本的物理主义当然是极端和彻底的，但是辩护起来也很困难，因为在直觉上和道理上我们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成熟的科学理论框架会和我们的常识心理概念如此格格不入。

第二种方案是还原论（reductionism），它的策略是将意识感受特性还原为各种物理世界中的存在物，例如：言行（随之产生的理论是行为主义）、特定因果链中的因果角色（随之产生的理论是功能主义）、以及大脑的神经状态（随之产生的理论是同一论）。以同一论为例，根据这种理论，意识感受特性与其在现实世界中相对应的大脑神经状态/特性在本体论上是同一的，也就是说疼痛就是大脑肿胀的C－纤维，即它们在本体论上是同一样东西。这种版本的物理主义若是对的，那么自然主义化的努力在本体论意义上就完全成功了。然而这种方案在认知上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概念上我们觉得意识感受特性和言行、因果角色、及神经状态是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硬是把概念上属于不同范畴的存在物说成在本体论上是同一样东西似乎是缺乏足够的道理和证据。

以上的两种方案我们在本文的第三节中还会作进一步的探讨，下面让我们集中讨论第三种方案，伴随论（supervenience thesis），这种理论的主要思想可以用下列这个命题来表达：

关于意识的物理主义伴随性命题：只有物理学中基础的、物质的特性是以一种基本的、独立的方式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的，其它所有的特性，特别是意识的特性，都是以被物理特性的存在所实现（being realized）的方式而存在的。我们称特性A的存在被特性B的存在所实现，如果仅特性B的存在本身就必然地构成特性A的存在。换句话说，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一旦特性B存在，那么特性A就必定伴随着B的存在而产生和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称特性A伴随于（supervene on）特性B。

如果上述的伴随性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在本体论上意识的感受特性就是被其现实世界中相应的物理特性所必然地决定的，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识感受特性在本体论上成了物理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也可视为是自然主义化的一种成就。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前两种方案而言，第三种方案中的伴随性版本的物理主义是最温和的，因此也应该最容易被辩护。但是即使是这种最温和版的物理主义，也是和我们通常的直觉相冲突的，前面提到我们通常的直觉是意识的感受特性不是被其相应的物理特性所必然地决定的，从而在本体论上意识感受特性不是物理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物理主义的哲学家们将我们上述的原始直觉发展成各种各样反物理主义的哲学论证，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五个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反物理主义论证。

第一，模态论证：模态论证来源于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工作。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首先辩论说专名是固定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即一个专名在任何一个它的指称存在的可能世界中都固定地指称那同一个对象。克里普克接着将他的专名理论延拓到象水、金、热等自然种类词上。例如，水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都固定地指称H₂O这同一种物质，作为推论，“水是H₂O”这个陈述在本体论上是必然真的，尽管它在认知上是后天真的。根据克里普克的工作，存在后天必然真的命题，这一点让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者很兴奋，他们意识到这个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结果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宣称：就象“水是H₂O”这个陈述一样，“疼痛是肿胀的C—纤维”或“肿胀的C—纤维引起疼痛”这些陈述在本体论上是必然真的（尽管在认知上它们只是后天真的），因为这些陈述在每个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所以物理主义命题（同一论、伴随论）就是正确的。

但是克里普克自己却反对物理主义者这样运用他的结果。他以热这个自然种类词为例：“热是分子的运动”是后天必然真的，它是后天真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同一种分子运动，可是却有人感觉不到热。但是克里普克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可能世界中，热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有人感受不到热的感觉，就象生病发烧时常常有人感觉不到热。再来看看“疼痛是肿胀的C－纤维”或“肿胀的C－纤维引起疼痛”，它们也是后天真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可能世界中某人的大脑中的C－纤维肿胀，可是她却一点都不感觉疼痛。克里普克强调指出，和热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是，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我们不能坚持说疼痛仍然存在，只是此人感觉不到疼痛。因为疼痛的本质就是感觉疼痛，她感觉不到疼痛，那就没有疼痛。[2]

第二，知识论证：杰克逊（Frank Jackson）的知识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想实验上的：假设玛丽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但是她从小到大都一直呆在一间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的房间里，通过黑白电视和书籍，她学会了关于物理世界的所有知识。但是当她第一次走出黑白房间看到一只熟透的西红柿时，杰克逊宣称玛丽学到了一种新的东西。杰克逊因此断言说这个例子显示关于意识的事实中含有非物理的事实，从而物理主义是错误的。[3]

第三，解释空缺论证：解释空缺（explanatory gap）这一概念和术语来自列文（Joseph Levine）的工作。物理主义者声称通过对大脑的特性和状态的详细描述就可以解释意识的现象，但是列文指出不管我们将来知道多少关于大脑的事实，在概念上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种复杂的大脑状态或过程会让人感到某种特定的意识感受特性，如疼痛。为什么这种大脑状态或过程不能让人感到其它的意识感受特性，如痒、酸、舒服等？列文的结论是即使物理主义在本体论上是正确的，它在认知上仍然因为上述的解释空缺而令人困惑。列文论证的长处在于他给出了一些自然科学中成功解释的范例，并指出在这些范例中是不存在解释空缺的，因此关于意识的自然主义化至少在认识论上是有严重缺陷的。[4]

第四，二维语义学论证：我们在讨论模态论证的过程中看到，物理主义者的主要论证是：象“疼痛是肿胀C－纤维”和“肿胀C－纤维引起疼痛”这样的陈述是必然真的（尽管它们是后天真的），就如同“水是H₂O”是后天必然真的一样。查默斯（David Chalmers）用二维语义学（two-dimensional semantics）的理论辩论说：从克里普克开始就是错的，因为即使是“水是H₂O”这样的陈述也不是后天必然真的。他的二维语义学论证的中心思想粗略地说是这样的：“水是H₂O”这个陈述含有两个语义命题：（i）“象水一样的物质是H₂O”，（ii）“H₂O是H₂O”。前一个命题是后天偶然真的，而后一个命题是先天必然真的，因此根本不存在克里普克所宣称的后天必然真及先天偶然真的语义命题。查默斯进一步地又加上模态理性主义（modal rationalism）的观点来辩论说物理主义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就是错误的。[5]

第五，心灵因果性论证：金在权（Jaegwon Kim）在这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我们通常的直觉是心灵事件是有因果效应的，比如我们的某些欲望、信念等心灵事件都可以在因果上导致做相应行动的心灵事件。但是对持有伴随论观点的、非还原主义的物理主义哲学家来说，却会面临下面这个因果排除性（causal exclusion）难题：假设根据我们通常的理解心灵事件M₁在因果上导致心灵事件M₂，但是根据伴随论，M₁和M₂分别由相应的大脑物理事件P₁和P₂产生。那么既然物理事件P₂已经有物理事件P₁为原因，心灵事件M₁还有什么因果工作可做呢？换句话说，物理事件似乎是有优先权排除任何心灵事件的因果效应，结果是任何心灵事件都没有真正的因果效应，而这和我们通常的直觉和理解是完全冲突的。[6]

我们看到以上的反物理论证或是涉及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重要问题，或是涉及诸如知识、解释、因果这样一些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自然科学上都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因此每一个论证本身都成为在心灵哲学中引起广泛热闹讨论的课题。

关于意识的哲学理论中还有两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热门课题：意识的高阶理论（high-order theories）以及意识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

根据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的论述，只有当有一个高阶的知觉（perception）状态感觉到一个心灵状态时，这个心灵状态才是一个意识状态。你沿一条很熟悉的路走回家，边走边想问题，到家后你根本想不起是怎么走回来的。在回家的路上你有各种低阶的感官感觉状态，但是没有一个更高阶的知觉状态去感受这些低阶的心灵状态，这些低阶的心灵状态并不是意识的状态。因此意识的本质是一种高阶的知觉在感受低阶的状态，这就是意识的高阶知觉理论（high-order perception theory）。罗森索（David Rosenthal）又另外提出一种意识的高阶思想理论（higher-order thought theory），他认为一个心灵状态变成一个意识状态只有当有一个高阶的思想状态感知到这个心灵状态，因此意识的本质是一种高阶的思想在感知低阶的状态。[7]

而意识表征主义的主要思想是：意识感受特性（qualia）只是经验（experience）的表征内容（representational contents），也就是说意识感受特性就是被意识所表征的外部对象的性质在意识中被表征的内容。例如在看到一个熟透的西红柿时，你视觉中红色的意识感受特性就是你的视觉意识所表征的西红柿本身的颜色。[8]

二、心灵内容

我们知道心灵状态都是有内容的：我看到一片云，我的知觉状态就有和一片云相关的内容；我相信泰格·伍兹高尔夫球打得极好，我的信念状态就有和伍兹相关的内容；我想象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我的想象状态就有和一条龙相关的内容。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心灵状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指向某个特定对象或是关于某个特定对象的：一片云、伍兹、一条龙。这个心灵状态的共同特点就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通常认为意向性是心灵状态区别于非心灵状态的标志性特征，并且一个心灵状态指向或关于的对象显然和它的内容有关，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意向性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通常的心理/思想活动包含有信念、欲望、怀疑、恐惧等状态，这些状态涉及到一个人对某个语义命题的各种可能的态度，所以我们把这类心灵状态统称为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其中以涉及信念的命题态度最为重要，因为它们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thought）。心灵内容当然与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命题态度或者说是思想的本质是什么？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心灵内容究竟是如何被决定的问题，即狭义内容（narrow content）和广义内容（wide content）之争。狭义内容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心灵状态的内容是完全由这个人的内部特性和状态所决定的（例如，她的大脑状态、个人感觉等），而广义内容理论则认为一个人的心灵状态的内容至少是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由她的外部因素所决定的（例如，她所处在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及社区语境等）。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也引发了对几个相关课题的激烈争论。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心灵/头脑中的内容是怎样在自然世界/物理世界中确定其指称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为心理语义学（psychosemantics）。下面的介绍和讨论将围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这些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重复看到各种主要的心灵内容理论以及它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应用。

第一，意向性：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在1874年提出意向性是心灵的标志的著名观点。他在研究究竟是什么将心灵现象和物理现象区分开来的问题时发现：心灵现象总是包含一个意向对象，并且心灵现象总是指向或关于这个对象，但是物理现象却从来不指向这样的对象。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沿着布伦塔诺的方向做了进一步的工作：他指出意向对象有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比如上面所提到的龙。他还考虑了几种将意向性还原为更简单的概念的可能性，得出的结果似乎是意向性不能被非心理的、非意向的概念所解释。

德雷斯克（Fred Dretske）辩论说意向性可以被还原为更简单的物理现象。他指出一个简单如指南针的物理系统就能展现意向性特征，因为指南针总是指向或关于同一个特定的对象，即一个特定的方向。德雷斯克进而提出关于意向内容的因果指示理论（causal-indicator theory）：举例来说，如果在物理世界中老虎的出现总能以一种非常可靠的方式在因果上引起一个生物的某种心灵状态R，那么状态R就是老虎的一个可靠的指示物，我们也可以说状态R的意向内容就是老虎。在这里意向性被还原为物理世界中的一种因果关系。

密力根（Ruth Garrett Millikan）更进一步提出了意向内容的进化目的理论（evolutionary-teleology theory）：如果一个生物的某种心灵状态R的功能就是指示老虎在自然世界中的出现，而这种功能是以种群繁衍为目的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那么显然地状态R的这种功能就是老虎出现的非常可靠的指示物（否则的话这种生物早就被老虎吃光而灭绝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状态R的意向内容就是老虎。在这里意向性得到一种自然世界中的进化论解释。

布兰顿（Robert Brandom）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意向内容的推理理论（inference theory）：一个心灵状态的意向内容是由这个状态在理性思维中的推理作用所决定的，并且这些推理作用受到社会语言实践的某些约束。最后霍根（Terence Horgan）和堤逊（John Tienson）辩论说意向内容是根植于现象中的，即一个心灵状态的意向内容是由这个心灵状态的意识经验的现象特征所决定的。他们强调指出象德雷斯克和密力根那样将意向性根植于自然世界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对意向性的自然主义化还原论阐述至少会象对意识感受特性的自然主义化还原论阐述一样困难。[9]

第二，命题态度：关于思想的本质的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在其1956年发表的名著《经验主义及心灵哲学》中，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提出了关于思想的“理论”理论（“theory” theory）：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断言某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而这只是我们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理论的一种理论假设，有了这种理论假设，我们的理论就能成功地解释其他人的言行。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从第三人的角度（third-person perspective）出发以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的方法来探讨思想的本质，而这种研究心灵的方法也被其它一些分析哲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们所倡导，如奎因（W. V. Quine）、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刘易斯（David Lewis）。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分析哲学中自然主义化及科学主义化的倾向。这种不从第一人角度（first-person perspective）出发而从第三人角度出发的研究思想的方法所得出的理论也被称为翻译理论（interpretation theory），丹奈特（Daniel Dennett）就说当一个系统的行为呈现某些特定的式样（pattern）时，一个观察研究者如果采取某种意向姿态（intentional stance），那么他就可以用因为这样的姿态而产生的“信念”、“欲望”等理论机制来翻译、解释、预测这个系统的语言和行为。

关于思想本质的第二种理论来源于福多（Jerry Fodor）的工作，福多辩论说存在一种内在的心灵语言，他称之为思想的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就象计算机需要一种程序语言来运作，人脑也需要一种思想语言来运作；就象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可以由计算机的物理硬件来实现，人脑的思想语言也可以由人脑的神经硬件来实现。通过这种思想语言的语言学上的句法、语义学上的内容和指称、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和推衍关联，思想在理性思维中的作用以及思想和自然世界的关联才能得以实现。

关于命题态度的最后一种理论是取消主义。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以“理论”理论和翻译理论为出发点，他认同命题态度只是我们大众心理学理论的理论假设（theoretic posits）。但是他进一步说这种陈旧的理论也许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关于心灵的许多现象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因此当关于思维的新的科学理论框架取代这个旧理论时，作为旧理论框架中的理论假定的命题态度也就会随之而消亡。[10]

第三，狭义内容和广义内容：关于心灵内容究竟是被什么因素所决定的问题，传统的理论一直持有一种内在论的观点，即认为心灵/思想内容都是狭义内容，都是由思想者的内部因素所决定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克里普克、普特南（Hilary Putnam）、博奇（Tyler Burge）分别完成了反对传统的狭义内容理论的三大支柱性工作。在专名领域，克里普克运用模态论证、认知论证、及语义论证这一系列论证的组合批判了专名的传统描述理论。在自然种类词领域，普特南运用他影响深远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批判了意义的传统心理描述理论。博奇运用他著名的“关节炎”思想实验批判了心灵内容的伴随性命题。他们的工作都蕴含了广义内容理论的思想：克里普克的工作揭式了历史因果背景的重要性，普特南的工作揭式了自然世界中物质深层结构的重要性，博奇的工作揭式了社区语言实践的重要性。[11]

在他们的工作之后，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传统的狭义内容理论，转而接受广义内容理论。典型的例子是在专名领域，现在最流行的理论是直接指称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一个专名的语义内容和心灵内容都只是这个专名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那个作为它指称的物理对象。直接指称理论也被推广到自然种类词领域，一个自然种类词的语义内容和心灵内容都只是在现实自然世界中的那种作为它指称的物理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广义内容理论的流行实际上是英美分析哲学中自然主义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广义内容理论虽然避免了狭义内容理论的缺陷，但是它却又面临下面这些新的困难和挑战：（1）内容因果性：如果命题态度中的心灵内容都是广义的，即都在态度持有者的头脑和身体之外，那么命题态度是怎样通过它的内容在因果上影响和导致态度持有者的行为的呢？（2）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如果我们的命题态度的内容都是广义的，那么我们怎么通过对我们自己内部思想的第一人角度的观察而得知我们自己的命题态度究竟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念、欲求、怀疑、恐惧等等心理/思想活动的内容呢？ （3）空名内容：如果一个专名的内容只是它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指称，那么那些虚构作品中的空名的内容又是什么呢？（4）弗雷格（Frege）之谜及信念之谜：象直接指称理论这样的广义内容理论会导致我们无法解释理性说话者涉及信念等命题态度时的行为。[12]

第四，心理语义学：关于心灵内容是如何在现实的自然世界中确定其指称的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论：（1）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在前述的工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因果理论：一个专名或自然种类词的指称是由存在于语言社区的历史因果链源头的命名仪式所决定的。（2）克雷斯克和福多等人提出了因果指示理论：一个心灵词项的指称是由它和物理世界之间的自然法则般的因果关联所决定的。（3）杰克逊和查默斯等人提出了二维语义学理论：一个心灵词项在现实世界中的指称是由二维语义框架中的所谓认知内涵（epistemic intension）所决定的。[13]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和心灵内容有关，最近又出版了几本文集，涉及现象概念（phenomenal concept）内容、知觉经验（perceptual experience）内容、以及非概念性内容（nonconceptual content）等重要课题。[14]

三、心灵形而上学

关于心灵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心灵现象或心灵状态在自然世界或物理世界中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八种各具特色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曾一度非常流行并且引起过广泛热烈的讨论，其中的一些理论（如同一论、取消论、特性二元论、罗素一元论等）都是目前仍在激烈争论着的话题。

第一，行为主义（Behaviorism）：行为主义的主要论点是心灵活动的本质就是一种行为活动，例如，疼痛就是身体扭曲、尖声惨叫等“疼痛型”行为。改进版的行为主义认为心灵至少是一种要做特定类型的行为的倾向（disposition）。逻辑行为主义认为行为主义是对我们关于心灵的论述的概念或意义的逻辑分析。科学行为主义认为对心灵的科学研究就是对行为的研究。[15]

第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心灵状态是在一个特定因果链中起因果作用的功能状态。普特南提出了机械功能主义，根据这种理论，心灵状态是一个计算型机器中的功能状态。阿姆斯特朗提出了分析功能主义，其主要观点是心灵状态就是被它在特定因果链中的因果作用所定义的，这种理论强调这是对心灵状态的一种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对功能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缺席感受性”（absent qualia）、“颠倒感受性”（inverted qualia）等和意识感受特性相关的思想实验。[16]

第三，同一论（Identity Theory）：同一论宣称心灵状态就是大脑状态，即在本体论上它们是同一样东西以两种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就象水和H₂O是同一样东西以两种不同形式呈现出来，或闪电时的闪光与放电是同一样东西以两种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同一论者声称他们的理论不是来自对心灵的概念分析，而是来自关于心灵的经验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同一论的优点是它的简洁性，并且能很好地解释心灵因果性，它的弱点是不能解释概念上的解释空缺等现象。 同一论是目前心灵哲学讨论的一个焦点课题。[17]

第四，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支持取消主义的有三大论证：我们已经看到丘奇兰德建立在先进科学理论框架应彻底取代陈旧的大众心理学理论的断言上的论证。第二种论证来自斯蒂奇（Stephen Stich），他的论述是建立在关于命题态度的思想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型理论上的。他辩论说如果这种理论是对的，即命题态度或思想的本质就是对这种思想语言的一种操纵，那么我们大众心理学理论中关于信念、欲望等命题态度的概念在对思想的解释中就是毫无用处的，从而应该被抛弃和取消。最后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一种渐逝型（disappearing form）的取消主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随着将来科学的深刻发展，因为实用主义的需要，我们社区的语言实践会渐渐地改变，结果关于心灵状态的语义内容也会渐渐地改变，从而目前大众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也会渐渐地消逝。[18]

第五，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这种理论来源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根据这种理论，大脑是由既平行又联结的神经“单位”方阵所组成的，人的行为可以由大脑的这种联结主义建筑结构来解释，理性思维等人类智力功能是从大脑的联结主义建筑结构中整体地突现（emergent）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对内部信念和表征的规则性操纵而得以实现的。[19]

第六，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m）：这种理论认为心灵和物质是在本体论上是相互独立的两种存在，并且在因果上这两种存在是可以相互作用的。这种理论最经典的版本是笛卡尔的物质两元论（substance dualism）。但是笛卡尔的理论很难解释作为非物质存在的灵魂是怎样对作为物质存在的身体产生因果作用的。交互作用论的另一个版本是特性两元论（property dualism），这种理论否认心灵是以灵魂这样一种非物质的东西而存在的，而是认为存在心灵特性（property）和物理特性这两种在本体论上相互独立的特性，并且这两种特性在因果上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这种理论却遇到了所谓向下因果性（downward causation）的困难，即我们很难解释作为非物理的心灵特性是怎样“向下”对身体的物理状态或特性产生因果作用的。因为这个困难，有的特性二元论者又接受了下面这个理论。

第七，附随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持有这种理论的哲学家认为，心灵特性和物理特性在本体论上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但是在因果关系上，物理特性（如大脑特性）可以在因果上影响心灵特性，可是心灵特性却对物理特性没有任何因果作用。换句话说，按照这种理论，心灵特性在因果关系上只是“挂在”其相应的物理特性上“晃荡”而没有任何因果作用，许多哲学家觉得这样一幅关于世界本质的画面是荒谬而令人难以接受的。[20]

第八，罗素一元论（Russellian Monism）：这种理论认为心灵或意识是由基本物理实体的内在特性所构成的。根据这种理论，意识的现象特性或感受特性是根植于物理实在的最基础的层面上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识的现象特性支撑着物理实在本身。这种理论起源于罗素在1927年的工作，但是最近被查默斯、斯图加等哲学家又重新发掘和发展起来。[21]

四、认知科学

粗略地概括起来，认知科学就是对心灵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脑神经科学、人类学等等。尽管认知科学是这些具体学科在研究关于心灵的许多具体课题时工作的交汇，但是和具体的学科不同的是，认知科学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它只是来自各个学科的研究者的合作成果。因此下面将以认知科学中的主要学科为线索对认知科学做一个初步的介绍，介绍主要涉及这些学科各自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22]

第一，心理学方法：心理学研究主要依赖于对行为的实验科学观察以及对心理现象的第一人角度的内省观察。这一领域的主要理论包括：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分析心理学等。其中结构主义将心灵视为一个实验试管，在其中心理各元素相互作用起化学反应；完形心理学则强调整体性在我们感觉经验中的重要性；分析心理学认为心灵是一堆彼此竞争的实体的组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认知心理学逐渐形成，和传统心理学过分强调行为主义不同，认知心理学强调对内在心灵运作的研究。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了许多心理运作过程，其中包括式样认别、注意力、记忆、图像、语言等。[23]

第二，脑神经科学方法：认知脑神经科学试图通过对脑神经机制的研究来解释各种认知功能。因为新技术的发展，人们现在可以利用各种新的精密仪器来对大脑状态进行扫描观察（常用的仪器包括：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canners, computerized axial tomography scanner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chines）。研究者要求志愿实验者完成各种设计好的认知任务，然后用仪器观察他们相应的大脑活动。脑神经科学家们也采取其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对脑损伤病人进行研究观察，研究脑损伤对实验室动物的影响、以及利用单个和多个细胞记录技术。[24]

第三，进化论方法：进化认知论尝试运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心灵机能。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生存压力时，优先选择他们的某些认知功能，并依靠这些认知功能成功地解决了环境和生存难题，进化认知论就是以此为主要线索来对我们的心智进行研究的。进化认知论对许多课题做出了其独到的阐述，这些课题包括：分类能力、记忆、逻辑思维和概率思维、语言、以及两性在认知上的差别等。[25]

第四，语言学方法：这种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集中在语言这个领域，主要的研究课题是：语言的本质、语言获得的机制、语言丧失问题、自然语言的处理过程、语言相对性假设等。研究者通常借助有志愿者加入的实验、计算机模型、因为脑损伤而语言功能受损的病人，他们也追踪语言能力在成长过程中的演变，以及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研究。[26]

第五，人工智能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计算机科学家们一直努力地尝试设计建造出能模仿人类复杂思维过程的仪器，这方面的研究称为人工智能。目前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程序已经能够完成诸如医疗诊断、语言使用、下棋打牌等任务，更令人期待的是将来研究者也许可以设计建造出思维和行为完全和人类一样的机器人，那样的话也许我们会对人类心智运作的机制以及意识的本质有崭新的认识。[27]

第六，量子力学方法：最后，用量子力学的方法来研究意识的本质在近期也越来越受重视。一方面，根据对量子力学本身的标准理解，测量和观察在物理实在中起着核心的关键作用，这和传统的机械物理学对物理实在和观察的关系的论述完全不同。因为人们常常认为一个测量只有在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的意识中才能真正完成，所以有些物理学家认为除非被有意识个体观察，否则物理实在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因为解释空缺等原因，在传统物理学的框架下理解意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关系问题是如此艰难，以至于有些哲学家提出这也许是因为传统物理学框架本身的缺陷所致。他们建议说我们应该抛弃传统物理学框架，转而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中研究意识的物理基础问题，这样对意识和物质的关系的研究才能取得进展。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许多工作只是一种猜想和摸索，就象认知科学的其它领域一样，进一步的工作还有待我们去做。[28]

 

【注释】

[1]关于对心灵哲学作全面介绍的著作或文集，请参见：

Block, N., Flanagan, O., and Guzeldere, G. (eds)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Philosophical Debat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7.

Chalmers, D. (ed)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eil, J. Philosophy of Mind: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Kim, J. Philosophy of Mind, Second Edition, Westview Press, 2006.

Lycan, W. (ed) Mind and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Lowe, E.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4-155.

[3]Jackson, F. “Epiphenomenal Qualia,”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 1982, pp.127-136.

Ludlow, P., Nagasawa, Y., Stoljar, D. (eds), 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 Essays on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and Frank Jackson’s Knowledge Argu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4]Levine, J. “Materialism and Qualia: The Explanatory Gap,”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4, 1983, pp. 354-361.

Levine, J. Purple Haze: The Puzzle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Chalmers, D. The Conscious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lmers, D. The Character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6]Kim, J. Mind in a Physical World: An Essay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Mental Caus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Kim, J. Physicalism, Or Something Near Enoug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Armstrong, D. The Nature of Mi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senthal, D. Consciousness and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Gennaro, R. (ed.), Higher-Order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8]Dretske, F. Naturalizing the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Tye, M.  Ten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the Phenomenal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Lycan, W.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9]Chisholm, R. Perceiving: A Philosophical Stud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Dretske, F.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1.

Dretske, F. Explaining Behavi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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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om, R. Making It Explic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random, R. Articulating Reas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organ, T. and Tienson, J. “The Intentionality of Phenomenolog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Intentionality,” in Chalmers (ed), 2002, pp. 520-533.

[10]Sellars, W.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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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ett, D. The Intentional Sta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Fodor, J.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Fodor, J. Psychoseman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Churchland, P. M. A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11]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utnam, H. “The Meanings of ‘Meaning’”,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Burge, T. “Individualism and the Mental”, i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4, 1979.

[12]关于内容因果性，请参见：

Heil, J. and Mele, A. (eds), Mental Caus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Baker, L. Explaining Attitu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acob, P. What Minds Can D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关于自我知识，请参见：

Ludlow, P. and Martin, N. (eds),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1998.

Wright, C.; Smith, B.; and MacDonald, C. (eds), Knowing Our Own Min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Nuccetelli, S. (ed), New Essay on Semantic Externalism and Self-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关于空名问题、信念之谜等涉及专名的问题，请参见：

Soames, S. Beyond Rigidity: The Unfinished Semantic Agenda of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Dretske, F.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1.

Fodor, J. Theory of Content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Chalmers, D. “The Components of Content”, in Chalmers (ed), 2002, pp. 608-633.

[14]Alter, T and Walter, S. (eds), Phenomenal Concepts and Phenomenal   Knowledge: New Essays on Consciousness and Physic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Gendler, T. and Hawthorne, J. (eds), Perceptual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Gunther, Y. (ed), Essays on Nonconceptual Cont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15]关于行为主义的正面论述，请参见：

Ryle, G. The Concept of Min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49.

Carnap, R. “Psychology in Physical Language”, Erkenntnis 3, 1932, pp. 107-142.

关于对行为主义的批评，请参见：

Putnam, H. “Brains and Behavior”, in R. Butler (ed), Analytic Philosophy, pp. 1-19.

Block, N. “Psychologism and Behaviorism”, Philosophical Review 5, 1981, pp. 5-43.

[16]Putnam, H. “The Nature of Mental States”,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rmstrong, D. The Nature of Mind,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Block, N. “Troubles with Functionalism”, in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1, N. Block,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Searle, J.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17]关于同一论的经典工作，请参见：

Smart, J. J. C. “Sensations and Brain Processes”, Philosophical Review 68, 1959, pp. 141-156.

关于同一论的当前讨论，请参见：

Loar, B. “Phenomenal States”, in N. Block, et al. (eds),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18]Stich, S. From Folk Psychology to Cognitive Science: The Case Against Belief,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Rorty, R. “Mind-Body Identity, Privacy, and Categories”,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 1965, pp. 24-54.

[19]Davis, S. (ed), Connection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Horgan, T. and Tienson, J. Connectio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20]Jackson, F. “Epiphenomenal Qualia”,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 1982, pp. 127-136.

Chalmers, D. The Conscious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Russell, B. The Analysis of Matter, London: Regan Paul, 1927.

Stoljar, D. “Two Conceptions of the Phys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2, 2001, pp. 253-281.

Chalmers, D. “Consciousness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in Chalmers (ed), 2002, pp. 247-272.

[22]关于认知科学的总体性介绍，请参见：

Von Eckardt, B. What is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Sobel, C. P. The Cognitive Scienc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2001.

Thagard, P.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Friedenberg, J. and Silverman, G. Cognitiv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i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我的介绍主要借鉴了Friedenberg 和Silverman 2006 年的工作。

[23]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5th Edition, New York: Worth, 2000.

Myers, D. G. Psychology, New York: Worth, 2001.

[24]Churchland, P. S. Neurophilosophy: Toward a Unified Science of the Mind/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Churchland, P. S. Brain-Wise: Studies in Neurophilosoph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Banish, M. T.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Neurophiloso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4.

[25]Cosmides, L. and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se, H. and Rose, S. (eds), Arguments Agains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6]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eger, 1986.

Allen, J. F.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Redwood City, CA: Benjamin/Cummings, 1995.

[27]Simon, H.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3r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Russell, S. and Norvig, 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2.

[28]Albert, D. Quantum Mechanics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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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mers, D. The Conscious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nrose, R. Shadows of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mith, Q. and Jokie, A. (eds), Consciousness: New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原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5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