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对传统的描述理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判，他指出一个专名的意义不能由一个或几个摹状词给出。[1]克里普克的工作之后，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传统描述理论转而接受直接指称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一个专名的意义或语义内容就是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作为此专名指称的那个物理对象。但是直接指称理论主要面临两大类型的困难：第一类困难来自空名问题，[2]第二类困难来自说话者的命题态度问题。本文将集中讨论第二类困难，这类困难的要点是，在直接指称理论的框架下，我们发现一个理性说话者会同时接受和反对位于两个语句中的同一个语义命题，弗雷格之谜和信念之谜就是对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的生动表述。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个难解之谜的讨论和分析来对心灵内容与语义内容的关系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弗雷格之谜

在其影响深远的名著《论含义和指称》一文中，[3]弗雷格提出了下列这个对所有意义理论的挑战：给定两个专名“a”和“b”，如果“a=b”是真的，那么“a=b”和“a=a”怎么会在“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方面或者说是在认知信息内容方面有所不同呢？很明显地它们在这方面确实是不同的，因为第一个陈述是后天才可知的因此是能给我们新信息的，相反第二个陈述是先天就可知的因此是不能给我们新信息的。然而，假设“a=b”表达了“a”的指称和“b”的指称的同一性关系，并且“a=a”表达了“a”的指称和它自己的同一性关系；那么如果“a=b”是真的，它表达的就是和“a=a”所表达的完全相同的同一性关系。感觉上这似乎意味着“a=b”和“a=a”应该传达同一条认知信息，但是很清楚地它们传达的认知信息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就有了这个被后人称为“弗雷格之谜”的问题。

弗雷格自己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意义的含义理论（sense theory）来解决上述的问题。按照弗雷格的理论，尽管“a=b”和“a=a”都表达了同一对对象的同一个同一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蕴含同一条认知信息。第一个陈述是含有新信息的因为它是由“a”和“b”的不同的含义所构成的；第二个陈述是不含有新信息的因为它是由“a”的相同的含义所构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陈述会表达两条不同的认知信息。

但是直接指称理论家们却不能采用弗雷格上述的解答，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一个专名所贡献的唯一的语义信息就是它的指称，因此弗雷格的作为纯概念表现方式的含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成为专名所贡献的语义信息的一部分的。在克里普克之后，在专名领域最有影响的工作来自萨蒙（Nathan Salmon）和索姆斯（Scott Soames），他们俩个也是直接指称理论最坚定、最重要的捍卫者。他们俩对弗雷格之谜和信念之谜的解答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展开，但是他们俩的解答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将集中介绍和评论萨蒙的解答。[4]

萨蒙首先对弗雷格之谜的结构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弗雷格之谜是由下列三个关键元素所组成的：

第一，构成性（compositionality）原则：如果一条一条的信息都是复杂的抽象存在体，并且有两条信息p和q具有相同的结构以及相同的构成方式但它们却是两条不同的信息，那么它们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组成部分是不同的，否则的话它们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信息。

第二，弗雷格法则：如果两个陈述语句S和S’具有完全相同的认知信息内容，那么S是含有新信息的（即能增加我们知识的）当且仅当S’是含有新信息的。

第三，一个次要的论证前提：给定两个专名“a”和“b”，“a=b”是含有新信息的且后天真的，而“a=a”是不含新信息的且先天真的。[5]

萨蒙分析说挑战构成性原则是没有用的，而弗雷格法则只是莱布尼茨法则的一个特例，因此是无法驳斥的。所以萨蒙为直接指称理论解决弗雷格之谜的策略是挑战看上去显而易见的那个次要的论证前提，即“a=b”是含有新信息的而且是后天真的。

萨蒙强调在解决弗雷格之谜时区分下列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概念是一个语句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被使用时所含有的信息内容，这是一个语义的概念。第二个概念是这个语句在被一个说话者具体说出时所传递的信息，这是一个实用的概念。当我们宣称一个语句的基本功能就是蕴含信息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semantically encoded information）；而这是和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pragmatically imparted information）完全不同的。 萨蒙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解释后一个概念：

（1）在某些场合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打喷嚏、抹鼻涕中得知他感冒了。这个人的行为可以说是在实用的意义上传递了某种信息，萨蒙争辩说假定这个人打喷嚏、抹鼻涕的行为有语义内容是荒唐的。

（2）让我们考虑下列这个用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所表达的数字方程：“5＝V”。如果某人只熟悉其中的一个数字系统，那么这个方程就在实用的意义上传递了这样一条非琐碎的信息：他不知道的那个数字符号是数字五的符号。然而被“5＝V”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和被“5＝5”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即五这个数字和它本身是同一的。

在澄清了对他的策略来说至关重要的“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这一概念后，萨蒙提出了下面这样四个观点来作为他对弗雷格之谜在直接指称理论框架中的解答。

第一个观点，在通常情形下，一个语句的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和它被某人说出时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但是两者是可以不同的。在这个语句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之外，一个具体说话者在说出这个语句时可能会使用这个语句在实用意义上传递关于这个说话者的信念、意图、态度等等其它的更进一步的信息。

第二个观点，不可否认，“a=b”似乎明显地含有新信息而“a=a”明显地不含新信息。实际上，“a=b”的一次具体地被说出比“a=a”的一次具体地被说出（在实用意义上）传递了更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前者传递了非琐碎的语言学信息，即关于语句“a=b”是真的信息，进一步地也传递了专名“a”和“b”是同指称的信息。但是这些都是在实用意义上被传递的信息，而不是在语义意义上被蕴含的信息。

第三个观点，如果我们把“a=b”和“a=a”这两个语句的关于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的令人惊讶的不同抽象掉的话，这两个语句就很有可能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着完全相同的信息，也就是关于“a”的指称和它自己同一的那条信息。至少事实并不是象弗雷格之谜所假定的那样肯定，即我们直觉上强烈感到的这两个语句在“认知价值”上的差别不完全是关于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的差别，而是与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有关的差别。

第四个观点，实际上弗雷格之谜作为一种对直接指称理论的反对意见有一种窃取论题（begging the question）之疑，因为根据直接指称理论“a=b”在语义意义上就是仅蕴含了关于“a”的指称和它自身同一的这一条信息。因此在直接指称理论的框架中，在语义上这个语句（即“a=b”）就是不含新信息的且先天可知的，因为它的语义命题就是那个作为指称的物理对象位于等号的两端。而这个语句的含有新信息的且后天可知的表面现象完全是来源于它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如果弗雷格之谜想要成功地驳倒直接指称理论，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论证来显示由“a=b”所传递的信息真的是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6]

下面是我对萨蒙的论证策略的批评。在上述的第一个观点中，萨蒙暗示关于一个具体的说话者的信念、意图、态度等心灵状态的信息都是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接下来在第二个观点中，萨蒙在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声称“a=b”仅仅传递了关于这个语句是真的且专名“a”和“b”同指称的信息，而这都只是非语义的、实用的信息。

我认为“a=b”实际上传递的信息比萨蒙上面所提到的信息要多很多。一个能力合格的说话者往往明白专名“a”是指具有p1、p2等等特性的那个对象而专名“b”是指具有q1、q2等等特性的那个对象。因此她会明白“a=b”表示具有p1、p2等等特性的那个对象就是具有q1、q2等等特性的那个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语句，如果是真的话，会增加说话者的知识。换句话说，将来这个说话者会把“a”（和“b”）理解为指称具有p1、p2等等特性以及q1、q2等等特性的那个对象。所以说“a=b”传达了比“a”和“b”同指称更多的信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额外的信息是否都总是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如果真的都只是实用的信息，那么这一点也不会给萨蒙的论证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我上面提到的额外的信息是关于一个说话者的某些信念的，那么根据萨蒙的建议，是不是这些关于说话者的命题态度的信息都只是与语义无关的、仅仅是实用的信息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让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假想有一个父亲正在晴朗的夜空下教他两岁大的儿子汤姆“暮星”（Hesperus）这个词的意思。父亲指着天空的某个位置说：“暮星就是那个东西的名字，它是一颗行星。”刚学会了二加三等于五，小汤姆迫不及待地问：“那么暮星她知道二加三等于五吗？”“它不知道的！”父亲回答完后又接着说道：“暮星每晚都在天空的那个固定位置出现，但是我们昨晚看不见它因为昨晚这儿下雨。”最后父亲还顺便提到暮星是罗伯特大叔最喜爱的星星。

在这个故事里，汤姆现在有了五个关于“暮星”的信念：

（b1）暮星就是那个东西，它是一颗行星。

（b2）暮星不知道二加三等于五。

（b3）暮星每晚都在天空的那个固定位置出现。

（b4）昨晚这儿看不见暮星，因为天下雨。

（b5）暮星是罗伯特大叔最喜欢的星星。

从直觉上来说，（b1）、（b2）这两条信息似乎是与语义相关的（semantically relevant）的信息，因为如果有说话者相信暮星不是一颗行星而是一只小白兔的话，或者一个说话者相信暮星知道二加三等于五的话，我们会说这个说话者对“暮星”这个专名的理解是有语义缺陷的（semantically defective）。而另一方面，（b4）、（b5）似乎是两条与语义无关的（semantically irrelevant）信息，或者说它们的确是在实用意义上被传递的信息。所以萨蒙关于所有有关说话者的信念、意图、态度等等的信息都是非语义的、实用的信息的论断是有问题的。因此萨蒙需要提供一个进一步的论证来支持他关于“a=b”和“a=a”这两个语句的认知差别整个都是来源于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的论点。我的观点是：“a=b”可能会增加一个说话者关于这两个专名的信念，而从直觉上来说，有些信念是和语义相关的，从而并不是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提供三个论证或者说是理由来支持我们关于象（b1）、（b2）这样的信息是与语义相关的信息的直觉。换句话说，下面的这三个论证是用来进一步分析解释为什么一个说话者的信念是可能与语义有关的。

建立在指称识别（reference identification）上的论证：让我们假设上面故事中的小汤姆因为某种不巧的原因形成了关于“暮星”这个专名的如下的错误信念：他坚信暮星不是一颗行星而是一只象超人一样可以在天空飞翔的超级小白兔，而这只超级小白兔每晚都固定地浮在天空的那个位置。让我们假设汤姆在他整个童年都坚定地持有这个信念，这种心灵状态的一个后果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当汤姆面对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的暮星这个对象本身时，他都会拒绝识别这个对象为“暮星”这个专名的指称，因为汤姆依据他的坚定信念只会识别某个会飞的超级小白兔为“暮星”这个专名的指称。因此汤姆的这种类型的错误信念会造成在指称识别方面大量的（massive）、有规律的、（regular）、始终如一的（consistent）错误。因为指称识别是与语义紧密相关的核心课题，所以这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直觉感到汤姆的这种错误信念是与语义相关的错误。

建立在语言学推理（linguistic inferences）上的论证：这次让我们假设汤姆持有下列错误的信念：暮星知道（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灵的那种知道，不是作为一台计算机的那种知道）二加三等于五。汤姆一直坚定地持有这个错误的信念，后来他又了解到一个有意识的懂得数学的生灵也能感到痛苦、饥饿、快乐、悲伤等等。结果就是汤姆会坚持在思辨论理中做出下面这样的语言学推理：如果有人伤害她，暮星会感到疼痛。如果许多天吃不到食物，暮星会感到饥饿。如果她的好朋友离开了她，暮星会感到悲伤等等。由此可见这种类型的错误信念会在语言学推理上造成大量的、有规律的、始终如一的错误。非常可信的是我们语言社区强加在我们语言实践中的各种推理上的语义规范是一种与语义有关的现象，因此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在直觉上强烈地感到某种类型的错误信念是一种与语义相关的错误，而不仅仅是一种实用意义上的错误。

建立在信念之网（web of beliefs）上的论证：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说话者持有关于一个专名的范畴性的、核心的错误信念，那么结果就是她的关于这个专名的信念之网就会有大面积的灾难性的错误。而且她的关于这个专名的信念之网会和我们社区的关于这个专名的正确的信念之网如此地不同，以至于我们会觉得非常地不方便去继续把她当作是关于这个专名的一个能力合格的说话者。换句话说，我们会感到非常地不方便去把她的大面积的灾难性的错误当作是与语义无关的错误。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说话者只是持有类似（b4）、（b5）这样的边缘（peripheral）性的错误信念，那么她仍然可能拥有关于这个专名的和我们社区正确的信念之网足够相近的信念之网。因此这样边缘性的错误信念不会导致说话者在诸如指称识别、语言学推理等方面犯大量的、有规律的、始终如一的错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直觉上感到边缘性的信念错误是与语义无关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在面对弗雷格之谜的挑战时，萨蒙为直接指称理论所做的辩护至少是不完全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论证由“a=b”所传达的信息确实是与语义无关的并且完全是在实用意义上传递的信息。如果我上面的例子和三个后续论证是有道理的话，那么萨蒙需要给出其它可信的论证才能支持他的断言。

另外，萨蒙在他论述的第四个观点中指出要使弗雷格的策略能成功地驳倒直接指称理论，我们需要一个进一步的论证来证明由“a=b”所表达的信息总是有在语义意义上蕴含的信息，我完全同意萨蒙的这个观点。对弗雷格之谜的最终解答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们可以留到以后再研究。

二、信念之谜

和弗雷格之谜密切相关的是在命题态度的归属（propositional attitude attributions）方面同指称（co-referential）专名不能相替换的问题，即所谓的信念之谜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命题态度之谜。假设S（a）是包含专名a的一个陈述语句，a和b是两个同指称的专名，在S（a）中，我们用b替换a然后把所得语句记作

S（b）。根据前面提到的构成性原则及直接指称理论，S（a）和S（b）应该在语义意义上蕴含同一条信息，换句话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语义命题。

下面是两个似乎非常显而易见的论证前提（或者说是假定）：

论证前提I：如果两个语句S和S’蕴含着同一个语义命题，那么某人相信S当且仅当她同时相信S’。

论证前提II：如果两个语句S和S’蕴含着同一个语义命题，那么S和S’有相同的真值。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如果直接指称理论是对的话，那么这两个看上去几乎不言自明的论证前提在信念的语境中就会常常被侵犯。让我们来看一个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

（a）露易斯?莱恩（Lois Lane）相信超人会飞。

（b）露易斯?莱恩相信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会飞。

根据直接指称理论，语句“超人会飞”（记作S）和“克拉克?肯特会飞”（记作S’）蕴含了同一个语义命题，因为按电影《超人》的情节，超人就是克拉克?肯特。因此由论证前提I，露易斯?莱恩相信S当且仅当她相信S’。但是直觉上我们感到她相信S但却不相信S’。类似地根据直接指称理论，（a）和（b）这两个信念语句蕴含了同一个语义命题，所以由论证前提II我们得出（a）和（b）应该具有相同的真值，但是直觉上我们觉得（a）是真的但（b）却不是真的。

面对信念之谜所造成的困难，萨蒙是这样来为直接指称理论辩护的。首先，他建议说信念关系不是传统所说的只涉及信念持有者和语句的语义命题的一种二元关系，而是一种三元关系，因为它实际涉及三个元素：信念持有者、语句的语义命题、及语义命题呈现给信念持有者的方式。萨蒙把这个三元信念关系记为BEL。有了BEL这个新概念，萨蒙接下来解释说：“A相信P”这个语句可以被分析为（存在X）[A通过X的方式获知P并且信念关系BEL（A，P，X）存在]；另外“A不相信P”可以被分析为（存在X’）[A通过X’的方式获知P并且信念关系BEL（A，P，X’）不存在]。这样分析起来，A完全可能在以X的方式获知P时相信P而在以另一种X’的方式获知P时却不相信同一个语义命题P。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直觉上觉得（a）和（b）有不同的真值，但萨蒙辩解说这只是因为我们的直觉受信念持有者获知同一个语义命题的不同方式的影响，而这种获得语义命题的不同的描述型的方式是与语义无关的。因此从严格的语义学意义上来说，（a）是真的当且仅当（b）是真的，而我们的所谓直觉可以被上述的非语义的、实用的理论机制解释掉（explain away）。[7]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质疑萨蒙对信念之谜的解答，但是为了紧紧围绕本文的主题，下面我只从一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萨蒙上述解答的关键是声称信念持有者获知同一个语义命题的不同的描述型的方式是与语义无关的、实用的信息。这和他对弗雷格之谜的解答的关键策略是一模一样的，即宣称一些描述型的信息是非语义的、实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用类似的例子显示他这种相同策略的问题。假设露易斯?莱恩因某种原因（比如被有特异功能的人完全操控）坚信作为“超人”的指称的那个对象具有和孙悟空一样的特性（她知道关于孙悟空的一切相关信息），并且她相信作为“克拉克?肯特” 的指称的那个对象具有和世界上第一头被克隆的羊一样的特性（她知道关于这头羊的一切相关信息）。在这种可能情形下，（a）仍然是对的而（b）仍然是错的（因为她相信孙悟空会飞而那头被克隆的羊不会飞），但是这里我们感到信念持有者获知所谓同一个语义命题的不同的描述型方式本身是和语义有关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时露易斯?莱恩对这两个专名的理解都是有语义缺陷的。上节的三个关于指称识别、语言学推理、及信念之网的支持性论证可以平行地用来解释我们在这里的直觉。由此可见，和弗雷格之谜的情形一样，萨蒙对信念之谜的解答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因此他的解答至少是不完全的。

三、心灵内容和语义内容

关于一个说话者或信念持有者涉及一个专名的描述型的心灵内容和这个专名的语义内容的关系问题，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根据传统的意义描述理论，描述型的心灵内容可以完全决定语义内容，因为从我们社区的能力合格的说话者的心灵内容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一个专名的一个或几个摹状词，而这一个或几个摹状词就能给出专名的语义内容。克里普克运用了可能世界语境现象、不同的合格说话者拥有不同的信念状态的现象、以及指称确定的历史因果现象成功地论证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即描述的心灵内容不能完全决定语义内容。

在克里普克的工作之后，萨蒙和索姆斯等哲学家从传统理论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就专名而言描述的心灵内容与语义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新的意义理论的直接指称理论从表面上看很难解释空名现象、弗雷格之谜现象、以及信念之谜现象，但是萨蒙和索姆斯通过将“描述的心灵内容和语义内容毫无关系”这一观点贯彻到底的策略，似乎也可以在直接指称理论的框架中连贯地解释这些困难的现象。本文的目的是采用一些进一步的现象，如指称识别的大面积错误现象、语言学推理的大面积错误现象、以及信念之网现象来辩论说他们的这种极端策略是有缺陷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描述型的心灵内容都是与语义无关的、实用的信息，至少有某些描述型的心灵内容是与语义内容相关的。

那么心灵内容和语义内容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没有一种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完美地解释上面提到的所有的语言实践中的困难现象呢？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心灵内容和语义内容的关系问题不仅局限于专名，也涉及到自然种类词、现象概念词等其它类型的词项。并且这个问题和狭义内容及广义内容、内容因果性、内容的自我知识、二维语义学等重要课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心灵内容与语义内容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分析哲学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

 

【注释】

[1]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关于空名问题，请参见我在《世界哲学》杂志2005年第6期上的文章《空名问题的几种解答》。

[3]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 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trans), P. Geach and M. Black,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2.

[4]关于他们俩的工作，请参见：

Salmon, N. Frege’s Puzzl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Soames, S. Beyond Rigidity The Unfinished Semantic Agenda of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Salmon 1986, pp. 55-57.

[6]Salmon 1986, pp. 59-79.

[7]关于Salmon这方面论述的关键性细节，请参见Salmon1986， pp.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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