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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言谈及科学理论言谈看同一性的本体论问题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和探讨分析哲学中关于同一性(identity)的本体论问题的几种见解。具体地我们将从讨论这样几个问题入手:(1)奎因对同一性问题的解答究竟包含了怎样一种本体论观点?(2)这种观点在分析的形而上学中有没有广泛的应用?(3)这种关于同一性的本体论观点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在第一节中我首先介绍奎因是怎样从日常生活言谈(discourse)及科学理论言谈的角度来解答同一性的本体论问题的。我辩论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奎因对同一性的本体论问题的一种投射主义的、非实在论的(projectivistirrealist)解答。在第二节中我将介绍克劳特(Robert Kraut)的工作,克劳特不但非常赞同奎因的研究角度及其解答而且将它们在分析的形而上学上作了非常广泛的推广。他指出奎因的相对同一性(relative identity)的理念有着丰富的哲学蕴涵及应用,因为它暗示了一种处理包括特性、数字、心灵在内的多种奇异对象的非实在论策略。在第三节中我先解释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对道德投射主义(moral projectivism)的批判,然后论证说麦克道尔的工作也构成了对奎因式形而上学投射主义理论的批判。
一、奎因关于同一性本体论问题的论述的一种非实在论解读
在其《同一性、实指、和本在》一文中,奎因提出了下面这个不可分辨物的同一化准则(maxim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iscernibles),并以它来作为对令人困惑的同一性难题的解答:如果在某种给定的日常生活言谈或科学理论言谈中,根据这种言谈的词项用法,有些对象是不可分辨的,那么这些对象就应当被构造成相对于这种言谈来说是同一的。 由此我们得出所谓的相对同一性的概念。
举例来说, 在一种经济学的言谈中, 根据经济学家对词项的用法, 往往具有相同年收入的个人是不可分辨的。换句话说,在经济学家的言谈中, 他所说的任何事都不用涉及具体的个人, 而只要涉及相同年收入的群体。这样依据上述的准则, 相对这种经济学言谈来说,具有相同年收入的个人就应该被视为是同一的。从而对这种言谈来说,所有有一种固定年收入的个人是同一的,他们一起构成了这种言谈中的一个对象。而各种各样有不同的固定年收入的群体就构成了相对这种言谈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对象。
再看另一个例子,在一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言谈中,同一物种中的各个个体生物是不被区别的, 即相对这种言谈的用词来说, 这些个体生物是不可分辨的。因为不管一个进化论生物学家要对一个个体生物说什么,相同的话可以被用到所有和它属于同一物种的其它个体生物上去。因此依据奎因的准则,相对于这种生物学言谈,一个物种中的所有个体生物都应该被视为是同一的,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这种言谈中的对象。而各种各样不同的物种在进化论言谈中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讨论对象。
那么从奎因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化准则,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同一性的本体论状态呢?我们知道关于不同对象的同一性,在特定言谈中的说话者的行为是有特定式样的。比如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言谈中会把有相同收入的个人视为同一,而生物学家们在他们的言谈中会把同一物种中的个体生物视为同一。他们这样有规律地行动可能是因为下列两个原因中的一个:(a)他们认识到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关于同一性的某些客观事实;(b)他们只是意识到如果他们自己以某种方式将世界切割开来,他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某种实用的目的或是获得最大的实用上的好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有规律的行为的原因究竟是(a)还是(b)?
举例来说,根据观点(a),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言谈中那样做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就客观存在着具有相同年收入的个人都是同一的这个事实,也客观存在着由某些有固定年收入的群体所构成的一个个对象,而他们只是认识到这些客观事实并且把它们反映到自己的言谈中。但是根据观点(b),(a)中所描述的关于同一性和同收入对象的所谓客观事实是不存在, 只是经济学家们根据他们学科特殊的实用上的需要,自己将同收入个人同一化并且自己把世界按形形色色不同年收入群体加以分割,然后用之构造成不同的对象。而一群正在研究人类智力的心理学家们会按照他们研究的特殊的实用上的需求,自己将同一个世界按各种不同智商的群体分割构造成不同的对象。所以依照(b)中的观点,世界本来没有客观存在的同一性和由之而来的对象,只是人们将自己各种不同的实用上的需要投射到世界上,并且相对于各种需要用相对的同一性把世界划分构造成各种相对的对象。
让我们把(a)称为关于同一性的实在论的(realist)观点而把(b)称为关于同一性的非实在论的、投射主义的观点。我想争辩的是从他文章中的种种迹象看,奎因自己似乎赞同关于同一性的投射主义的观点。奎因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准则是他从对凯斯特(Cayster)河的例子的讨论分析中得来的。下面是那个例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a是指在公元400年前的某一时刻作为凯斯特河的那个物质个体;b是在两天后的某一时刻作为凯斯特河的那个物质个体(ba是两个不同的物质个体,因为两天后河水不一样了);c是在两天后的同一时刻由a中的所有水分子构成的物质个体,因为这些水中的大部分已经流到海里,所以c已不是凯斯特河了。
关于什么是凯斯特河这个课题,奎因写道: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个课题的形式上的简单化,如果我们将凯斯特表达成一个单个的对象,而不是表达成象ab这样许多个由河的裙带关系相连的不同的对象。这种便利手段是在局部或相对的意义上对奥卡姆剃刀的一次应用:即在一个特定言谈中所涉及的存在体由许多个,如ab等等,被减约为一个,即凯斯特河。应当注意的是,从总体的绝对的角度来看,上述便利手段正好和奥卡姆剃刀的宗旨相反,因为那许多个ab这样的存在体并没有从宇宙中消失,而凯斯特河只是被加了上去。在有些语境中我们可能还需将ab这样的存在体区分开来,而不是不加分辨地把它们统称为凯斯特河。尽管如此凯斯特河仍然是我们本体论上的一个方便的添加物,因为在许多语境中它的确起到简约的作用。Quine, 1953, p. 70; 所有强调都是我加的)
对奎因上面这番话的一个合理解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把凯斯特河作为一个单个对象能在许多语境或言谈中起到使交流简单化的作用(从而给我们带来许多实用上的便利和益处),那么凯斯特河作为一个单个对象就是在实用意义上对我们本体论的一个方便的添加。换句话说,为了许多实用上的原因和好处,我们自己将象ab这样原本不同的物质存在体的同一性投射到世界中。在说了上面的一段话了,奎因接着又进一步举例说通过把谈论对象从个人转到同收入群体,经济学家的言谈被简化了。类似地我们可以说通过将讨论对象从个体生物转到物种,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的言谈被简化了。
奎因如果真的对同一性的本体论状态持有一种实在论的观点的话,那么他应该说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在观察了ab等许多有河的裙带关系的不同物质存在体之后,我们认识到它们都属于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个对象,那就是凯斯特河本身。认识到这一客观事实后,我们在语言中加入凯斯特河这个词用来指称那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这和实用上的方便与否是没有本质关系的,因为这样做主要是反映ab这些看似不同的对象实际上是同一的这一客观事实。同样地关于经济学言谈中的同收入群体,他也应该说一些类似的话,但是奎因通篇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他反复调整的是在特定言谈中某些对象因不可分辨而被同一化,进而添加一个新的对象,这样做可以使言谈简单化,新对象的添加会使事情在实用上变得方便。
我们知道同收入群体和物种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的物质个体或对象(如一块石头,一把椅子,一个苹果等)。与其坚持说现实世界中确实客观存在着这些奇异的对象,不如说是因为某些特定言谈的实用上的利益和需要,促使我们自己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概念上将世界进行分划,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将某一同一性和随之而产生的新对象投射到世界上去。奎因自己曾非常形象地说世界的本来面目是这样一幅可怕而又迷人的画面:物质本体象火山口喷出的溶浆,涌动着川流不息,时而火热沸腾,时而微光闪烁,这团东西自身是没有内在的个体化的结构的。我觉得奎因在说这些话时大概不仅仅是说一些漂亮的暗喻,在同一性的问题上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投射主义者。如果物质世界本来是一团没有内在个体结构的东西,那么所有的同一性及与之而来的对象都应是我们根据各种不同的实用上的需要而投射到世界上去的。
我无意称上述对奎因的解读就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这种解读是有根据的。重要的是,这种关于同一性本体论问题的非实在论的、投射主义的观点本身是一种相当有道理的见解,从而也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观点,不管奎因本人是否真的持有或赞同这种观点。
二、同一性的投射主义观点在形而上学上的推广和应用
罗伯特?克劳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哲学思想受奎因和他自己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影响较大。他一直在形而上学、艺术哲学、伦理学、数学哲学等领域致力于发展一种实用主义的、非实在论的观点和立场。在其《不可分辨性与本体论》一文中,克劳特对奎因的相对同一性的观点在形而上学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克劳特说从奎因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化准则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关键的观念上的转变:原来我们只讨论某个词语表达式如何指称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某个对象,现在我们转而讨论这个词语表达式所嵌入的理论或言谈的表达手段和资源。以凯斯特河为例,原来我们说这个词指称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某个东西或对象。但是仔细分析后我们看到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物质对象来作为凯斯特河的指称,有的只是象前一节谈到的ab等无数由河的裙带关系连接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物质个体。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谈或理论中,这些相连的不同物质个体是不可分辨的,所以根据奎因的准则,为了实用上的原因,我们把这些不同物质个体视为是同一的。而这个同一性在本体论上引进了一个新的对象,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谈和理论中引进了一个新的词语表达式凯斯特河。奎因分析说引进凯斯特河这个新的对象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谈和理论在许多场合变得在实用上方便了。因此,凯斯特河这个词语表达式就成了它所在的言谈或理论的一种实用上方便的表达手段和资源。
克劳特接着分析说根据奎因的准则,首先发生的是在特定的言谈或理论中,某些普通的物质个体或对象是不可分辨的,而出于实用上的需要这些不可分辨物相对于这种言谈或理论被视为是同一的,然后由同一性引入一个新的对象和相应的词语。结果是在这种特定的言谈或理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新引进的对象,我们谈论的也只是这些新引进的对象。例如在经济学的言谈或理论中,经济学家们看到的只是那些由实用上的需要而引进的同收入群体对象,他们谈论也是这些同收入群体对象。所以克劳特形象地说我们看到的是透过特定的言谈或理论为我们所提供的语言的眼镜后所看到的世界,而我们谈论的也取决于特定的言谈或理论为我们所提供的语言表达的手段或资源。例如透过进化论生物学这种言谈或理论为我们所提供的语言的眼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里就只有物种对象;而被这种言谈或理论所提供的语言表达手段或资源所限,我们所谈论的也只是关于各种各样的物种对象的事。
克劳特的主要工作是指出这种相对同一性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处理下列这些奇异对象的本体论上非实在论的、投射主义的策略。
1)特性:我们以红色这个特性为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谈或科学理论言谈中,我们发现相对于红色这个词的用法而言,有一类普通物质个体或对象是不可分辨的。比如我们会指着一个苹果,然后指着一把椅子,然后指着一块石头,等等,每次我们都会同样地说:红的!根据奎因的准则,这些相对于我们对红色这个词的言谈而不可分辨的普通物质对象应该被视为相对于这种言谈是同一的。这个相对同一性又引进一个新的对象,那就是红色。当然这个新对象红色不是指某种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东西,如作为柏拉图式理念的红色,那样就变化实在主义的本体论观点了。它只是我们出于实用上的需要而添加在我们的本体论中的。克劳特建议我们在本体论上可以把红色看成是上述关于红色这个词用法的不可分辨的普通物质对象的总和。
2)数字:以7为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谈或科学理论言谈中,相对于我们对“7”这个字的用法,我们发现有一些普通物质对象的组合是不可分辨的。比如我们会指着一堆苹果,然后一套椅子,然后一堆石头,等等,每次我们都会同样地说“7个!这样根据奎因的准则,相对于我们关于“7”的言谈,这些不可分辨的普通物质对象的组合就应该被视为是同一的。这种相对同一性进而引进一个新的对象,那就是7这个数字。克劳特建议我们在本体论上可以把数字7看成是上述关于“7”的用法的不可分辨的普通物质对象的组合的总和。
3)心灵:以疼痛为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谈或科学理论言谈中,相对于这个字的用法,我们发现有一些普通物质对象的堆垒物是不可分辨的。因为疼痛总是伴随着大脑C-纤维的肿胀,生理学家们会指着一堆又一堆肿胀的大脑C-纤维,每次都说这是疼!这样这些普通物质对象的堆垒物就构成了一种相对的同一性,从而引进一个新的对象,即疼。
克劳特总结说根据过去传统的实在论的观点,我们总是力图探求上述这些奇异对象的作为客观存在物的本质。而相对同一性的观点引导我们转而研究在我们日常的或科学的言谈和理论中,我们是怎么通过普通物质对象来指称这些奇异对象的。本体论的任务也因此而转变成研究这种非实在论的、投射主义的语言指称活动的本质。
三、麦克道尔对道德投射主义的批判及其在同一性本体论问题上的推广
约翰?麦克道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除了他的代表作《心灵和世界》外,他在伦理学中提出的感性理论(sensibility theory)影响广泛。麦克道尔对道德投射主义或更一般地说是价值投射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他第二性的质(secondary qualities)的模式上的。下面是一些他论证中的要点。
第一,一个对象拥有某种第二性的质(比如某种颜色,某种味道)就意味着这个对象具有在特定环境下显现相应的知觉现象(perceptual appearance)的倾向(disposition)。比如说一个苹果若是具有红色这种第二性的质,那么它就具有下面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苹果表面的微观物理结构或配置所决定的):即在正常光线下它能向正常人显现出红色的视觉现象。
第二,当我们感觉到一种第二性的质时,我们会觉得这种特性是独立于我们的感知经验的。比如我们会觉得即使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红色的苹果,它仍独立地具有红色这种特性。
第三,第二性的质又是主观的,因为它们的特性只是在某些主观的状态中才能被充分地感受和明白。例如一个人可能拥有关于红苹果表明微观物理结构或配置的所有的科学知识,但是只有当他真正看到红色后,他才算真正感受和明白红色这个第二性的质。
第四,根据上述第二性的质的模式,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价值特性(包括道德特征):价值特性是主观的,因为它们的特性只有在某些主观状态中才能被充分地感受和明白。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关于恶心这个价值特性的书本知识,但是只有当他真正感觉过恶心后,他才算真正感受和明白恶心这个特性。另一方面,当我们感受到一种价值特性时,我们会觉得这种特性是独立于我们的感知经验的。比如我们觉得一个真正恶心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人正在感觉到它的恶心,它仍是独立地具有恶心这种特性的。
因此和第二性的质类似,价值特性一方面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客观世界中, 另一方面又必须存在于主观感受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那么这两种存在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这里就涉及到麦克道尔理论的一个关键思想。举例来说,有一个东西让我们真切地感到恶心。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将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恶心的反应解释通解释透呢?这里麦克道尔强调说象解释红的感觉时那种物理学的解释是不够的。为了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恶心反应解释通解释透,麦克道尔坚称这个东西必须为我们的反应正名(merit),而一个能为我们的恶心反应正名的东西就一定是真正恶心的东西。这里“merit” 一词被当作动词来用,麦克道尔显然是用心良苦。我把它意译为正名,但是这个动词在这里展开的意思大概是:把我们的感觉和反应的内在价值和优点充分展现出来,也把我们感觉和反应的正当的根据和道理充分展示出来。(以上四点参见McDowell, 1998, pp. 133-143
有了上面的准备,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麦克道尔对道德投射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麦克道尔提出的感性理论的长处。假设我们看到一个儿子在虐待含辛茹苦一辈子将他拉扯大的母亲,我们作出如下的道德评估:他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关于这一行为的道德错误的本体论状态,我们至少有三个理论。道德实在论说,这种道德错误是独立于我们而客观存在的,我们人类的心智可以认识到这种客观价值。但是实在论面临古怪性问题,即一个行为的道德错误本身作为一个对象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对象。我们从来没有在现实的时空世界中看到过或感受到过这种东西,所以不清楚这样的对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这种时空外的对象怎么会对我们产生因果作用也显得很神秘。
根据道德投射主义的观点,上述实在论所说的道德错误对象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事实。实际上只是这个儿子虐待他母亲的行为在因果上引起了我们心中负面的感觉,我们随后将这种负面的感觉投射或更形象地说是涂抹(spread)到这一行为上。但是麦克道尔批评说这种投射主义的论述没有完全抓住我们对道德价值的评估的真正现象:即当我们宣称这一虐待母亲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我们仅仅是在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恰恰相反,我们感到我们同时是在针对这一行为中的某种东西发表评论,也就是说,我们感到这一行为中有某种东西是非常不道德的。
根据麦克道尔自己建立在第二性的质的模式上的感性理论,这一虐待母亲的行为的道德错误由两部分组成:(1)这一行为被我们人类感性感觉到是不道德的;(2)这一行为本身也的确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一行为本身就有这样一种由它自身配置或结构产生的倾向,这种倾向能使我们的感性感觉到它的道德错误。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本身的这种倾向可以为我们对它的道德评估正名。
因此麦克道尔的感性理论一方面避免了实在论所面临的古怪性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拯救了上述的道德价值评估的真正现象,前面已提到麦克道尔批评道德投射主义说它错过了对这种真正现象的完全解释。我们看到麦克道尔对道德投射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理论在直观上为某些案例提供了更好的解释的基础上的。但是总体来说是否麦克道尔的感性理论就是关于道德的一个更好的理论却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在此也无法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前两节讨论过的关于同一性、特性、数字、心灵等奇异对象的投射主义理论,类似的麦克道尔式的批判是否存在?下面我将论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先考虑同一性,按照投射主义的观点,某种言谈或理论的实用上的需要促使我们将某种同一性投射到世界上,随之加上新的对象到我们的本体论中。对此类似的麦克道尔式的批判会指出下面两点:(1)这种投射主义的论述没有完全抓住我们同一性言谈的真正现象。具体地说,当我们将构成凯斯特河的那些由河的裙带关系联结的物质存在体视为同一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表达我们内心感受到的同一关系,我们同时感到在这些不同时期的物质存在体中确定有某种东西是同一的。同样地,当我们将相同收入群体中的个人视为同一时,我们也感到这些个人中存在着某种东西是同一的。(2)投射主义理论不能解释究竟什么能为我们对同一性的评估正名。
而麦克道尔的感性理论可以这样来解释同一性:构成凯斯特河的那些不同时期的物质存在体因它们内在的配置或结构而具有某种倾向be disposed to),这种倾向能使我们因某些实用上的需要而将它们视为同一。类似地,那些在相同收入群中的个人因他们内在的配置或结构而有某种倾向,这种倾向能使经济学家因某些本学科实用上的需要而将它们视为同一。更重要的是,这些客观存在于普通物质对象中的真实的倾向能够为我们对它们的同一性所作的评估正名。
接下来讨论克劳特对特性、数字、心灵等奇异对象的投射主义论述,对此麦克道尔式的批判同样包含两点:(1)这种非实在论观点没有完全抓住我们关于这些奇异对象的指称言谈的真正现象。我们指着某些普通物质对象,或它们的某些组合或堆积,反复地说红的,或“7,或,我们并不仅仅要表达我们内心感到它们都是红的,或它们都是7个,或它们都是疼。我们同时要表达我们感到它们中确实有某种东西使得它们都是红的,或都是7个,或都是疼。(2)这种非实在论观点不能解释究竟是什么能为我们这种通过普通物质对象而对上述奇异对象的指称所作的评估正名。
这里麦克道尔的感性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解释:这些普通物质对象,或它们的某些组合或堆积,因它们内在的配置或结构而具有某种倾向,这种倾向能使我们在上述指称活动中将它们视为同一(都是红的,或都是“7,或都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存在于普通物质对象中的倾向能够为我们在上述的指称活动中所作的同一性评估正名。
相对于上面的几个具体的例子而言,对同一性的投射主义理论的麦克道尔式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经济学家们把有相同年收入的个人在他们的言谈和理论中视为同一就是因为这些个人的年收入确实是一样的这个客观事实。又比如我们把某些普通物质对象的组合统一地称为“7就是因为这些组合确实都含有7个对象这一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为我们相应的同一性评估提供了客观依据和基础,这使得我们在这些情形中的同一性评估不只是我们根据某种实用的需要对世界作出的某种划分及投射。
当然也有具体的例子能显示麦克道尔的感性理论也有它自身的弱点。假如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一半的人觉得X这个东西真的很恶心而另一半的人觉得X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恶心,并且他们各自都能给出同等合理的理由,那么X这个东西究竟是具有客观存在的令人恶心的倾向还是没有这种倾向? 对于许多这样的案例,道德投射主义的理论似乎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
再看一个关于同一性的实例。我们知道有些心理学家用他们自己设计的智商测验来对世界进行同一性划分,即在他们的测验中得分相同的个人被同一化。这些人被认为是有相同智力的,而且得分高的群体中的个人被认为比得分低的群体中的个人都更聪明。这种同一性的划分就非常有争议,许多人根本不接受所得结论,他们认为在智商测验中得分相同并不等同于智力相同,得分高的人也绝不一定比得分低的人更聪明。所以说这种关于智力的同一性的划分和评估就显得非常主观。看不出属于同一得分群体的个人在客观上共同具有什么样的倾向能为这样的关于智力的同一性划分提供客观依据,或者用麦克道尔的话说能为这样的同一性评估正名。投射主义理论能为这个例子提供更好的解释,那就是那些心理学家们因为各自实用上的利益主观地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构造同一性并将它投射到世界上,这样的同一性评估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
四、结语
本文分析介绍了奎因、克劳特、以及麦克道尔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关于同一性的本体论问题的几种见解。我们特别着重于奎因是怎样从日常生活言谈及科学理论言谈的角度出发推出一种相对同一性的观点的。奎因的这种观点展示了象同一性这样的哲学理论课题和日常生活及科学实践中的实用主义考量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然后讨论了这种关于同一性的非实在论研究方法在分析的形而上学中的广泛应用和推广。我们最后指出象所有伦理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理论一样,这种投射主义理论也有它自己的长处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发挥它的长处并克服它所面临的困难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Darwall, S., Gibbard, A., Railton, P., eds, Mor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Gibbard, Allan, “Contingent Identity”,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4: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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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t, Robert, “Indiscernibility and Ontology”, Synthese 44: pp. 113-135, 1980.
Mackie, J.L.,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McDowell, John, Mind, Value, and Re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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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e, W.V.O.,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原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4。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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