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开展应该根据哲学的自身特点而进行，中国传统哲学的开展除了应遵循哲学开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应照顾到其自身的特点。根据这一理念，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应该坚持或遵循如下四个向度。

一． 问题的向度

哲学向来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可以说，没有问题就没有哲学。翻开中外哲学史，这点一目了然。就中国哲学史而言，比如名实关系问题，正是围绕名实关系之争，才有孔子的“正名”说、老子的“无名”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墨子的“取实予名”论、荀子的“制名指实”论等哲学学说。再如人性善恶问题，正是围绕人性善恶的争论，先后产生了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相混论、董仲舒性三品说、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朱熹的“心统性情”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就是哲学问题史。就西方哲学史而言，比如普遍与个别关系问题。古希腊哲学关于万物本原是水是气还是火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一个普遍的、统一性的、不变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说”中的感性事物就是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而“理念”是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不在感性事物之外，而在感性事物之中，普遍不在个别之外，而在个别之中。中世纪哲学“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便是普遍、个别孰重孰轻之争。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也包含有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者重个别，如洛克以个别为实在；唯理论者重普遍，如斯宾诺莎把多样性的东西看成是唯一实体的变形，从根本上否认多样性、个别性。康德的“理念”是理性所追求的无限统一体，是“本体”，但由于割裂了现象与本体，最高统一体脱离了多样性的事物。黑格尔在唯心论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普遍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他的“具体普遍”就是强调普遍下个别的结合，但他的“绝对理念”最终还是脱离了时间中个别的具体事物，成了超验的普遍。可见，西方哲学史也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哲学问题，既没有中国哲学史，也不会有西方哲学史。

还可以从哲学的质量看。这里讲的哲学质量，就是所谓好的哲学或坏的哲学，而哲学的好坏与哲学问题的有无、好坏有密切的关联。所谓好的哲学问题，我们认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或特性：一是关怀性。就是说，哲学问题应该具有关怀性，即它一定是对问题的关怀，不管是本体论问题、知识论问题，还是逻辑问题、语言问题，首先是对这种问题的关怀。因为哲学关怀这些问题，就是要解释它们、解决它们，这就是一种关怀。哲学的关怀并一定是直接关怀人生、人类的命运，对人类所遭遇的各种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也是一种关怀。哲学问题的关怀性决定哲学的性质。二是可展性。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可解释的，而且这种解释是无限度的。具体来讲，即它是内涵了诸多问题而升华到一个哲学问题，继而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以发现或推演出其他问题。因此，这个哲学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它可以有无限解释的空间，它好比母体，具有繁衍的能力，不断繁衍出新的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可展性决定哲学的生命力。三是游戏性。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好玩的、有趣的，可以让哲学家痴情于它而流连忘返。如果哲学问题只是冷峻严酷，没有可爱的一面，也是玩不下去的。不管是语言问题、逻辑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知识论问题，都必须是充满着游戏性质的。哲学问题的游戏性决定哲学的艺术品质。我们可以举例来说。肉体和灵魂关系问题是宗教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之所以会成为西方哲学长期讨论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关怀性、可展性和游戏性。人死后有没有灵魂? 人的灵魂与肉体是什么关系? 它们谁决定谁? 没有人不关注自己的生命，不关注自己的灵魂，所以肉体与灵魂问题肯定是有关怀性的。那么，肉体和灵魂问题有没有可展性呢?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肉体和灵魂问题可以引申出诸如精神与物质关系问题、精神灭不灭的问题、肉体和灵魂关系问题、人生价值问题、人生幸福是什么的问题等等，可见，肉体和灵魂关系问题自然是有可展性的。至于游戏性，思考和研究肉体与灵魂关系问题肯定具有乐趣。没有人不会对自己的精神或灵魂感兴趣，特别是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具有无穷的诱惑力：肉体消亡了，灵魂会怎么样? 灵魂如何指挥肉体? 在什么情况下对肉体的作用最明显? 因此，灵魂和肉体关系问题无疑也是充满游戏魅力的。

可见，哲学问题不仅是哲学开展的主轴，也是哲学得以深入的前提。有了哲学问题，哲学讨论才可能展开，哲学思索才可能深入，哲学才可找到新的生长点，哲学才会充满活力和生机。在哲学展开它的思考过程中，还可以因为对哲学问题主张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哲学学说、不同的哲学学派，从而推动哲学发展。所以，问题的向度是哲学的基本向度。

二.诠释的向度

诠释是主体对文本进行的理解、解释和评价性活动，它的特性是综合的、开放的、贯通的、批判的，诠释既是哲学丰富、发展的一种途径，也是哲学存在的一种方式。一部中国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诠释史。《易传》是对《易经》的诠释，韩非子《解老》、《喻老》是对《老子》的诠释，王弼《老子注》是对《老子》的诠释，郭象《庄子注》是对《庄子》的诠释，朱熹《四书集注》是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诠释，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对《孟子》的诠释，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对程朱理学的诠释，贺麟的“新心学”是对陆王心学的诠释……可见，正是通过诠释，中国哲学才得以敞开、得以伸展。如果说这只是从经验的角度说明诠释之为中国传统哲学开展方式的必要性，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实行和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之。

其一，通过诠释，可以将传统哲学的意义或价值发掘出来。要让中国传统哲学焕发青春，只有使传统哲学与现代生活发生联系，而要使传统哲学与现代生活发生联系，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在传统哲学中寻找那些可以为现代生活所接受、所消费的资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意义或价值。诠释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对思想文本进行阅读、理解和解释，使被诠释的文本的意义或价值显露出来。比如，要说明“仁”这个范畴对现代社会的价值，我们就得对“仁”所内含的意义或价值进行诠释。通过诠释，我们会知道，“仁”具有“ 爱人”、“良心在我”、“自我主宰”、“通达”、“万物一体”等含义，而这些含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都是有积极价值的。

其二，通过诠释，可以使传统哲学与当代社会生活发生连接和互动。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被发掘出来之后，要使其意义或价值得到落实，就需要与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连接。而使传统哲学价值或意义与现实生活发生连接，还得依靠诠释。我们知道，诠释是主体对思想文本（传统哲学）的理解、解释和评价，可是，任何诠释主体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就是说，诠释主体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文本，一是思想观念文本，一是社会实践文本。如此，诠释活动便通过主体将传统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打通，传统哲学思想内容之调整，传统哲学思想内容之丰富，传统哲学意义或价值之落实，都需要通过诠释得以解决。

其三，通过诠释，可以使传统哲学实现自我调整和丰富发展自己。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并不完全表现为价值或意义的现代性诉求，同时也是表现为自我思想、自我意义的丰富和完善。传统哲学的自我丰富和发展也可通过诠释来达到目的。比如，宋明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自我调整的一个时期，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批判，在否定中肯定，在继承先秦哲学基础上，对哲学进行了调整，对先秦哲学文本进行了丰富，对先秦哲学学派进行综合，对先秦哲学思想进行改造提升，从而使宋明哲学在整体上超越先秦哲学。

三．实践的向度

在我看来，作为意识形态（非指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它最根本的、最后的根据就是人类实践。哲学从实践中升华而来，哲学也因服务于实践而去。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似乎不能例外。首先，通过实践，中国传统哲学可以寻找到哲学问题。前文已言，哲学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至关重要，但哲学问题不是从头脑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人类的生活实践。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如要自我开展，就应该在当代人类实践中寻找哲学问题，这个寻找哲学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开展的过程。就眼下言，中国传统哲学应该关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应该关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应该关注当代全球化、商业化、技术化、物质化所带来的人类性课题，进而对这些问题或课题展开反思，并进行哲学的解释和处理。显然，这一系列“关注”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这种开展不能游离于实践之外。

其次，通过实践，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可以得到检测和落实。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之所以离不开实践，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或价值需要实践来检测和落实。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或价值必须落实于实践。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只有在意义或价值方面对实践有所影响，才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开展。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或价值通过实践而客观化，自然是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开展的表现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意义或价值的客观化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意义或价值的检测过程，尽管这种检测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检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示我们，中国传统哲学中某个哲学范畴或观念所含的意义或价值与实践相适应的程度。

其三，通过实践，中国传统哲学可以完善、发展自我。中国传统哲学通过实践寻找哲学问题，通过实践使自己的价值得到落实，这都规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必须依靠实践。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完善和发展，也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中国传统哲学表演的舞台，是中国传统哲学证明自己的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之特点、优点和缺点都被暴露出来。这种暴露，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并不是坏事，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根据这种暴露，对自身的特点进行评估，对自身的缺点进行修正，对自身的优点进行发扬，质言之，中国传统哲学完全可以在与实践连接和互动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

概言之，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如果漠视当代中国人民的实践，就难以对中国人民的实践进行检讨，就难以为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提供切实的智慧支援；漠视当代人类的实践，就难以将人类的实践经验进行反省，就难以提出更高的哲学智慧；所以，实践既是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开展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实现现代转换的基本途径。

四．自我的向度

如果上面所谈到的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开展的向度都具有一般意义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自我向度”只是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要有一个“自我的向度”，此话从何说起? 笼统地说，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特点，这些特点提醒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特点、维护自己的特色，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解了自我。同时，我所谓“自我的向度”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应该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具体而言，则是：

其一，坚持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开展，就是要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落实，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过程。如此，便需要注意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是否应该保持。应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其意义或价值的特殊性正是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或价值可能是其他地区或民族的哲学所没有的。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反己之学”，就是西方哲学所欠缺的，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张载所谓“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二程所谓“学要鞭辟近里切着己”，都可以“尽性至命”，而西方哲学努力于向外追求，并以逻辑精严制胜，与中国传统哲学“穷理尽性至命”的宗旨相去甚远。换言之，中国传统哲学的开展应该本着自己的特殊性而作为。如果放弃自身特点而效仿别的哲学，那已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开展了。因此，坚持中国传统哲学的自身特殊性是其当代开展的基本要求。

其二，中国传统哲学从自身的义理系统中寻找开展的路子。任何一种成体系的哲学都拥有自己的义理系统，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系统很是庞大复杂。尽管中国传统哲学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清晰性，甚至在义理的价值上也存在某些局限，但中国传统哲学的开展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义理系统而行。比如，解释、解决天人关系问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人是大自然的延伸，是以“气”为基础的统一体，而“气”是运动的、生机的，“气”也就是“仁”，“仁”是“气”的人文化，在“仁”这个层面，有人的自觉性，所谓“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系统内，解释、解决天人关系就是“天人合一”。“气”是物质性基础，“仁”是精神性基础，“仁”所表达的是人与天合一的自觉意识，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义理系统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解释。再如，对于生死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是，人的生命是自然的过程，这是因为生命是“气”构成的，“气”的化生是一个自然过程，如此便有生死自然的观念，便有了庄子“鼓盆而歌”的典故，便有了陆象山批佛教执著生死的思想。无疑，如果不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系统为根据，所谓“天人合一”，所谓“生死自然”，都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

其三，坚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与政治保持距离。人所共知，中国传统哲学向来是与政治合二为一，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先秦之孔子、墨子、孟子、荀子，两汉之贾谊、董仲舒，宋明之张载、程颢、朱熹、陆九渊、罗钦顺、王阳明，等等，哪个不是兼哲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呢? 而且，这种合一还表现在哲学愿意做政治的奴仆、心甘情愿地为政治服务上。比如，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讲哲学、研究哲学，也就是把哲学作为他们宣传、论证政治主张的工具，所以在哲学上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成就，而这种借助哲学进行政治教育的行为，非但不能帮助哲学发展，反而是对哲学的亵渎。正如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可大学章程书后》所说：“夫就哲学家言之，固无待于国家之保护。哲学家而仰国家之保护，哲学家之大辱也。又国家即不保护此学，亦无碍于此学之发达。然就国家言之，则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必须抛弃与政治合二为一的传统，与政治保持应有的距离，用自己的声音与政治对话，显示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立价值，促进政治向健康的方面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虽然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生活，也应关心政治，但对于政治却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注，即用哲学的目光来审视政治，用哲学的活水来漂洗政治，用哲学的灵魂来支配政治，而不是盲目地为政治的合理性作论证，不是帮助政治愚弄、欺骗人民，更不是与政治同流合污。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必须与政治互动，但又需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因为只有坚持自身的独立立场，彰显自身的价值，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开展才会有积极的意义。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 2010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