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至今仍为某些学者津津乐道，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学者写“中国哲学史”，没有妨碍中国学者从多个角度诠释并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诠释、发掘活动，不仅使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内容及价值显露出来，而且实实在在地使“中国哲学”实现了由“无”到“有”的转变。本文拟对这种诠释、发掘过程做一简要考察，明其得失，显其意义。

一、科学主义维度

科学主义认知维度是指以自然科学的精神、定理或成果作为坐标，对传统哲学资源进行分析、判断，传统哲学中符合自然科学精神、定律、原理或成果的思想因素即是有科学哲学价值的。严复认为，《周易》中的“自强不息”、“阴阳消息”等命题，可由物理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和“运动循环规律”看出其价值，而《周易》关于“变化中寓于矛盾”说之所以富有真理性，也是因为它符合物理学上“热力平均”之原理———“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五册）。钱穆把重视事实与验证、确认“天”为不可知之境界，看成是中国思想上的两项主要态度。前者如《中庸》中的“言顾行，行顾言”，《论语》中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都是一种重视事实、实践和验证的精神；后者如“天人合一”观，主张由人见“天”或由物见“天”，但“天”是不可知之境界，正如《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而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这两项态度都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接近。西方现代自然科学，重视实事求是，重视验证和证据。这表明中国思想中的第一项态度有价值。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知识由纯理智推演，形成一个体系，此体系又逐步推扩改进，但不管如何推进，科学知识总有一个最高限度，此限度之外即是不可知之境界。这表明中国思想中的第二项态度也是有价值的【1】。

董光壁将《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置于现代物理学视域中讨论。他说：“量子场基态是一切激发态的自然背景。‘有’与‘无’的关系在量子场论中，就是粒子和真空的关系，激发态和基态的关系。一方面粒子是由基态（真空）激发产生的，另一方面被产生的粒子同基态中的虚粒子云和凝集态发生相互作用。”【2】在这一认知中，“道”类似于量子场基态，而“有生于无”恰似“粒子产生于真空”。也就是说，“道”、“有生于无”等范畴或命题，都是富有科学哲学思想的命题，而“道论”就是一种古代的自然哲学思想。有论者指出，《墨子》所谓“景二，说在重”，是说一个物体产生了两个阴影，这两个阴影可能重叠，也可能不重叠，也可能部分重叠，这种对重影的描述是符合光学原理的（正确的）。而《墨子》所谓“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则是关于重影产生原因的探讨，即是说产生重影要有两个光源，并且两个光源发出的光线有一部分重合照到物体上，如此才会产生重影。这种分析与现代光学相关理论也是一致的【3】。这样，从对重影现象的描述到对其产生的原因分析，《墨子》完成了对“重影面”这一比较复杂的几何光学问题的研究，显示了其在科学哲学方面的智慧。用自然科学的精神、原理、成果去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的行为，早在20 世纪初期就为胡适所关注，他对这种认知方式在当时的运用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到了近几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指《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 里有几何算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4】。这种描述亦是完全符合百余年来用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和成果去认知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状况的。可以这么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和成果的引进，确实为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正是在这种认知方式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然哲学内容才被发掘出来，才为世人所知晓。

二、人文主义维度

人文主义认知维度就是以人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基本内容为坐标，对传统哲学思想资源进行分析、判断，以发掘符合人文主义基本主张、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哲学命题、哲学范畴。那么，人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基本内容是什么呢？阿伦·布洛克说：“一般说来，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其焦点在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5】唐君毅则认为：“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煞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6】张岱年也认为：“人文主义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7】根据这些表述，人文主义基本主张和基本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人”为中心或出发点，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鼓励对现世幸福的追求，推崇人的创造力和科学知识，反对专制、等级、奴役和神秘主义。

中国学者正是以这种人文主义为坐标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认知的。用人文主义这把标尺来权衡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唐君毅将其划分为四大类型，即孔孟人文思想、墨子次人文思想、庄子超人文思想和法家反人文思想等，而且认为周代之“礼乐精神”、孔子之“重人德”、孟子之“重人性”等均属于人文精神。【8】刘述先十分看重孔子的人文思想的反神秘主义特征。他说：“孔子并未武断地否认鬼神之存在。但义利之分既明，人与鬼神之交道也必出之以义，出之以礼，此外不可复问。此所以孔子坚持‘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拒绝讨论怪力乱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确彰显一彻底人文主义之精神。”【9】李锦全认为儒家人文思想至少有三方面表现：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如“天地之性人为贵”；在道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尊严方面，提出了平等和自由方面的要求，如“人皆可为尧舜”；具有非神权色彩，如“子不语怪、力、乱、神【10】”。庞朴明确肯定中国传统思想具有人文主义价值，是一种关心人、肯定人的学问：第一，表现在对人的理解上，中国传统思想习惯把人看成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集体息息相关；第二，在天人关系上，是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第三，在知识态度上，把道德与开发自然、改善民生连在一起，所谓正德、利用、厚生；第四，在义利关系上，致力于人格的自我实现，贬低物质享受的价值，重义轻利，以道制欲。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思想与西方近代人文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11】。方东美先生极为推崇中国传统思想的人文性，他认为，中国哲学是典型的人文哲学：“中国的形上学可以称之为机体形上学，注重机体的统一、思想的博大精深的各方面，而中间还求其会通、求其综合”【12】。可见，人文主义基本主张、基本内容也是中国学者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的坐标之一。正是借助人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基本内容，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人文主义价值的思想、观念、命题被发掘出来，并由此确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哲学内容。

三、唯物主义维度

唯物主义认知维度就是以唯物主义基本观念、基本主张和基本命题为坐标，对中国传统思想中哲学资源进行分析、判断，传统思想中符合唯物主义基本主张、基本观念或基本命题的因素即是有价值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等方法。关于用唯物主义方法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艾思奇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凡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不论它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只要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因素，那就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继承关系，而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就是我们要通过批判加以抛弃的。”【13】那么，中国学者又是如何用唯物主义方法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的呢？ 20 世纪50 年代张岱年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肯定了许多哲学思想、命题和范畴的“唯物论”价值。对于《管子》中“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之类命题，张岱年指出，其中的“天”指自然之天“常”、“则”有规律之义，而且“则”是以天地之“气”为本的，是众多物类所共具的，是永恒不变的，因而这段话肯定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是一个重要的唯物主义观点【14】。郭沫若认为，《易传》讲的是连环、进化——“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而这种连环、进化之无限展开，乃是因为《易传》拥有了“于事物中看出矛盾，于矛盾中看出变化，于变化中看出整个世界”的唯物辩证观念【15】。《国语》中有一段用“阴阳”二气解释地震的话：“周将亡矣!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任继愈解释说：把“阴阳”二气的对立斗争看做地震发生的原因，表明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16】。

《墨子》所谓“三表法”云：“何谓三表？ 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肖箑父等学者解释说：“事”指历史经验，“实”指群众耳目所见所闻，“利”指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三表法”是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实行效果为准绳，排除了个人的主观成见，因而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真理观【17】。可见，唯物主义方法确实是现代中国学者用以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中唯物主义思想内容的一种方法、一个坐标，正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属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思想内容被发掘并组合起来，从而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统领的中国哲学史。

四、意外的收获

虽然用西学认知、判断中国哲学内容和价值，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正如蔡元培所说：“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8】。但这种认知、判断所带来的影响之大之深却是先辈们始料未及的。那么，实践了百余年的科学主义认知方式、人文主义认知方式和唯物主义认知方式，在哪些方面显示了其积极价值呢？

其一，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多元性被人们所认知。应当承认的是，西学进入之前，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意义的思想及这种哲学思想的价值怎样，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输入，自然科学的精神、原理及成果才被用于认知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科学哲学的思想因素得以彰显出来；正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输入，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才被用于认知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人文哲学的思想因素得以彰显出来；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输入，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才被用于认知中国传统哲学，才使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唯物论哲学的思想因素得以彰显出来。诚如严复所说：“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西学的标尺固然不能成为中学“不易”的保证，但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及其内容、价值的多样性，显然是得益于西学的认知方式的。

其二，中国传统哲学价值在认知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对传统哲学价值的认知，体现了认知主体领受、把握传统哲学价值的强烈愿望，而认知主体在经验上具有“前理解性”、在流程上具有“综合性”、在价值上具有“创造性”，因而对传统哲学及其价值接受认知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吐故纳新、丰富发展的过程。这种丰富发展表现为：在平面上使传统哲学价值的丰富性、多样性展示出来。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在以往从来就没有被如此清晰地整理出来，更没有被如此多向度地表现出来，因而不同认知方式的应用，便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在立体上赋予了传统哲学新的内容新的生命。比如钱穆以自然科学精神、原理为参照，提出《中庸》中“言顾行，行顾言”的命题具有重视实事、实证的精神，这种认知过程实际上使这一命题的涵义得到了充实、丰富。再如刘述先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解读为一种具有彻底的人文主义思想，显然是对这一命题思想内容及思想境界的丰富和提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学者在使用这些方法认知中国传统哲学时，在心灵精神领域实现了与先哲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使传统哲学的精神得到了传承。

其三，“中国哲学”在认知过程中逐步得到确认。如果我们并不否认所谓理论、所谓学科都是以相应的经验实践为基础的，而作为体系的学科的哲学也并不在经验世界之外，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正是有了百年来对中国传统哲学认知的实践，中国哲学的内容和特征才逐步显露出来，学科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中国科学思想史（自然哲学史）、中国传统人文哲学（人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中国辩证法思想史、中国认识论思想史） 等分支学科相继进入学术领域；中国哲学的“哲学身份”才在学术生态中普遍建立起来：学术研究中“中国哲学”术语的普遍使用，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哲学”问题的普遍关注等。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哲学是纯粹的“形上学”，那么百年来对中国哲学认知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哲学”并不缺乏这一特征。如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一种“有机的形上学”。所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才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当今学者急需做的工作并不是去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是继承先辈的工作，进一步开掘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寻找那些与人类生活实践具有恒常结合意义的哲学思想、哲学命题、哲学概念，并使之参与当代人类实践，进行“视界交融”，以使“中国哲学”实现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其四，提示了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应注意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学者在利用自然科学原理、人文主义原则和唯物主义思想作为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坐标的同时，并不是简单地、平面地“复制”出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中国的人文哲学和中国的唯物论哲学，而是有一定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对我们有如下启示：第一，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不是绝对的、惟一的，而是多样性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原理和成果可用于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并获得相应的结论；人文主义原则、思想也可用于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并由此发掘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思想；唯物主义方法用于认知中国传统哲学，则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唯物论、辩证法等内容。所以，如果只满足于一种认知方法，不仅会使这种认知方式被绝对化，也可能使中国哲学内容、价值的丰富性彰显不出来。第二，认知方式本身的内涵不直接等同于被认知对象的内容。上述三种认知维度的实践向我们显示：有认知方式内容与被认知对象内容完全相应的情况，如刘述先对孔子人文主义思想的认知；有认知方式内容与被认知对象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如黎明指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根本就不存在西方式人文精神和思想，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究竟有无人文主义精神、内容，或者有多少，有无反人文主义思想的因素等等，根本的依据是其具体的内涵，而不是范畴、概念等符号【19】；也有认知方式内容与被认知对象内容互有出入的情况，如唐君毅虽然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人文思想，但又明确指出中国的人文思想不仅与西方的人文思想是有差别的，而且中国的人文思想表现出多样性，所谓孔孟的人文思想、墨家的次人文思想、道家的超人文思想和法家的反人文思想。第三，认知方式必须做到“适度”认知，要尊重被认知对象的特性，不能“过度”认知。比如，对于用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和唯物主义原则分析、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方东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把一套‘超越形上学’转变为内在于人类精神、人类生活的‘内在形上学’，我所谓的形上学的途径就是采取此种观点。采取此种观点，在思想上要避免两个陷阱：第一是二分法…第二是分析法。”【20】因而用自然科学方法或唯物主义方法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都可能使中国哲学的价值遭受损伤。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科学之长足进步，应用到哲学上采取的是部分分析而非彻底分析，抽象的分析而非具体的了解，再加上透过错误的态度，就是对一切神圣的价值、真善美的价值都采取了中立主义，结果一切价值几乎都不能谈。”如果采用人文的立场去认知的话，则结果完全相反：“假使我们中国形上学要采取机体形上学的立场，首先对宇宙应当了解为一整体，然后在宇宙里谈本体论，谈宇宙的真相，就要谈整体的实有界，如果我认为宇宙真相还可以透过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看出它的艺术理想、道德理想、真理理想，然后就可以把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同宇宙真相贯串起来，使得宇宙不但不贫乏，反而可以成为更丰富的真相系统，更丰富的价值系统。”【21】据此，或许我们不能将西学方法在认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作用夸得过大，但毫无疑问，正是有了西学的坐标，才激活了中国思想者的灵感，才可能对中国哲学的特点、性质有所把握，才可能形成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征的较深层面的认识，并由此不断改进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与态度。

【注释】

【1】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23页。

【2】董光壁：《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3】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5】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6】唐君毅：《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7】张岱年等：《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8】唐君毅：《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16页。

【9】刘述先：《儒家宗教哲学的现代意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0】参见《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7页。

【11】参见汤一介、杜维明主编《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八十年代以来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页。

【12】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13】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问题讨论专辑》，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9页。

【14】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15】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3-69页。

【16】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先秦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17】肖箑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18】转引自陈松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19】参见《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2页。

【20】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21】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