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后，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董仲舒、王充、荀悦、韩愈等人则持“性三品”说，如王充所归纳：“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荀）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论衡·本性》）至此，儒家的人性论似已全备了各种选择[2]，而其所说虽然不同，但都是讲的“人之性”，而非禽兽或物之性。

朱熹在《孟子集注序说》中引韩子（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又引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二程从人性论的角度不仅批评了荀子、扬雄，而且还批评了董仲舒和韩愈，如程颢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扬雄，规模狭窄。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遗书》卷一）程颐亦曾说：“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扬雄、韩愈说性，正说着才也。”（《遗书》卷十九）性善论是孟子发“前圣所未发”，而“軻之死，不得其传焉”，只有等到宋代的道学家才接续性善论之“统”，但道学家的性善论已不仅是讲“人性之善”，而且是讲“凡物莫不有是性”的泛性善论了，这主要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说，真如是一切事物（万法）的本原，事物虽然有无情与有情之别，但真如遍在于一切，无论有情与无情，都“一性无殊”，即都具有佛性。这就是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后期禅宗常说的“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五灯会元》卷三）亦是此意。

程颐论“性”比较分明，他说：

程颐作了“性”与“才”的区分，“性即是理”，“才禀于气”，“才”可谓气质之性。告子所谓“生之谓性”是讲的气质之性，而《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就是“性之理也”的本源之性了。程颐又区分孔、孟论“性”之不同：“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也；孔子言‘性相近’，谓其所禀受处不相远也。”（《遗书》卷二十二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气质之性。”（《遗书》卷十八）在《遗书》所载“二先生语”中有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遗书》卷六）这可能是程颐所说。朱熹对此句甚为推崇，谓“孟子之言性善者，前圣所未发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发也”（《四书或问》卷三十六）。在朱熹的思想中，张、程的本源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思想比较清晰，但“凡物莫不有是性”以及“人物之别”的思想却处理起来颇费周折，尤其在最有权威的、所谓“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九）的《四书集注》中，因受到《孟子》“本文”和道学思想两方面的牵制，终留下未能统一的“理同气异”和“气同理异”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