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代思想家中，对中国文化关注最早、兴趣最大、讨论最多的，可能非莱布尼茨莫属了。关于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重视，其著述之多已可谓浩繁；其中，最为突出、最令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就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最近，孙小礼教授发表《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一文（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2期），其参考文献中列有主要是近年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组中文文献，计26篇（这还不是近年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的全部）。第一组文献论证了莱布尼茨先发明了二进制，而后看出其与易图相通；第二组文献则认为莱布尼茨受到了《易经》的启发，而后发明了二进制。从文献的科学性上说，第二组文献大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第一组文献则需列举史料，作出论证或辨正。从文献发表的时间先后上说，这两组文献互有交插，也就是说，在有学者作出辨正后，又有继续以讹传讹者，于是其他学者不得不再作辨正。孙小礼教授的文章属再作辨正之列，而且其列举的史料更加确凿，论说也更加精审。我所希望者，此文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不要再以讹传讹下去了。

我对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兴趣，始于对中国气论的研究，在写拙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时，于第六章“气论物质观与西方哲学物质观的比较”中，专写了一小节“气论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拙著第352－365页）。当时，没有涉及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前些时，我因关注有些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中国学脉渊承”的观点，我不赞成此说，于是又读了相关的一些著作。其中，美国学者孟德卫著《莱布尼茨和儒学》一书（张学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我所见过的对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评述最翔实的著作，里面也讲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的关系。以下，我想主要就此书的有关内容并联系其他论著，作一些介绍和进一步的分析。

一、莱布尼茨时期中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

中西文化的正式接触始于明代中后期西方的传教士来华。为了使传教活动能在中国打开局面，耶酥会的利玛窦等传教士采取了“儒耶结合”或“补儒却佛”的策略。“儒耶结合”也就是以基督教的教义来解释、补充儒家学说，藉此实现其“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参见孙尚阳《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利玛窦等人倾向于将儒学，特别是儒家古代经典中的思想，同基督教的上帝崇拜相沟通。对此，耶稣会士内部及其与其他传教会派之间发生分歧，这就是延续一百多年的所谓“礼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或“天”是否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或“天主”，儒家的祭孔祀祖活动是属于宗教异端的偶像崇拜还是仅为世俗的礼仪。在这一争论中，基督教士们翻译、引证儒家典籍，作出各不相同的解释，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一争论的结果是教皇于1715和1742年两次发布教令，禁止使用“上帝”、“天”等字眼，只能信奉“天主”，禁止基督教徒在祭孔祀祖仪式中担任职事，禁止供奉写有死者身份、“神位”的祖宗牌位，而康熙、乾隆也因此驱逐传教士，禁止信仰基督教，也就是以中国皇权与西方教权的决裂而告终，中学西渐亦随之而中歇。

在基督教士对儒学特别是儒家古代经典的译介和解释中，主要涉及儒学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抑或自然神论，儒学中的神鬼之说是与基督教义相合还是属于宗教异端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于当时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启蒙思想的兴起，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更何况由于中国典籍资料的庞杂，概念表述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以及不同学派之间思想的歧义性，尤其是基督教士又采取了崇先儒（因为只有先儒的《诗》《书》《礼》等典籍中才含有较多的神灵之天的思想）而非后儒的立场，所以当时的西方思想家对于基督教士所译介资料的利用也是有局限的，他们都是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来作出解释和发挥。莱布尼茨对于中国《易经》的解释和发挥也是如此。

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中学西渐的成果作了总结性的梳理。他在讲到当时关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争论时认为，由于中国语言难懂和阐释者各自理解的区别，很难断定中国人“究竟是偶像崇拜者、无神论者，还是自然神论者”。狄德罗的这个看法大致反映了当时中学西渐的实际情况。莱布尼茨在讨论中国哲学中的“理”与西方的“上帝”的关系问题时用了许多精力和笔墨，狄德罗对此也提出了批评（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217页）。

狄德罗当时已经指出：“虽然中国人的历史最悠久，可我们却远远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同上书第213页）中国文化中具有的无神论和自然神论倾向以及所谓“开明君主专制”的形象，在伏尔泰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中曾得到很高的评价。但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取得社会成果，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逐渐成为“违反自然、腐败、贫弱卑怯之国”，“欧洲的工商业越发展，中国的形象也每况愈下了。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包括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中文版序言，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莱布尼茨时期的中学西渐，就是这样以中国形象的每况愈下而告一段落。

二、莱布尼茨对二进制和《易经》的研究

据孟德卫的《莱布尼茨和儒学》，莱布尼茨同来华传教机构的深入接触是从他1689年访问罗马时认识了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他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在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中，载有莱布尼茨《致闵明我的两封信》，其中第一封写于1689年，信的末尾开列了莱布尼茨想通过闵明我了解的关于中国文化的30个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兴趣和他当时对此了解的初浅程度。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更多了解，特别是他发现二进制与《易经》相契合，始于1697后他与来华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建立通信联系。

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在1679年以前。现存的莱布尼茨一份拉丁文手稿题为《二进制算术》，写于1679年3月15日。文中不仅给出了二进制的记数规则，而且给出了其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规则，并与十进制作了比较（参见孙小礼文，文中图1为莱布尼茨手稿第1页）。这份手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在1696和1697年，莱布尼茨表现出对二进制的极大兴趣。1696年5月，莱布尼茨向卢道夫·奥古斯特公爵讲解了二进制，公爵认为用0和1创造一切数的二进制可能为基督教《圣经》的创世说提供了表象或类比。1697年元旦，莱布尼茨给公爵写了一封信，信中进一步发挥了公爵对二进制的想法。在这封信中，莱布尼茨还将自己设计的一枚纪念章的图案作为新年礼物奉献给公爵，图案中有从0到17的二进制数表，以及二进制的加法和乘法运算例子，图下方写有“创造之像”（又译“创世图”），图上方在0的下面写“一切出自无”，在1的下面写“壹即足”（详见孙小礼文并图2）。

1696年12月20日，莱布尼茨给闵明我写信，信中有两页解释他的二进制级数（见孟德卫书第47页）。1697年1、2月间，莱布尼茨又给闵明我写信，信中进一步解释他的二进制，并且列出了从0到32的二进制数表，举例说明了加法和乘法运算规则。莱布尼茨希望闵明我能把二进制算术介绍给康熙皇帝，以引起康熙帝的兴趣，并以此显示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见孙小礼文并图3）。（孟德卫说：1696年12月20日的信“好像是保存在汉诺威档案中莱布尼茨和闵明我的通信的最后一封。此后不久，更重要的与白晋的通信开始了”。见孟氏书第34页。如果孟氏的说法无误，那么1697年1、2月间的信可能就是1696年12月20日的信。）

也正是在1697年，白晋从中国返回欧洲，寻求对耶稣会传教事业的援助。此年，莱布尼茨出版了他编辑的《中国近事》。在此书的序言中，莱布尼茨对比中西文化，认为西方“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而在实践哲学即“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西方与中国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还据闵明我等人的介绍，称赞康熙皇帝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君主”，“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见《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5、6页）。白晋大概是读了这本书，得知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于是在1697年10月18日写给莱布尼茨一封信，并寄上他新出版的《康熙皇帝传》。莱布尼茨在当年12月2日给白晋回信，信中除向他索要一些关于中国语言和历史等方面的资料外，还请他允许在《中国近事》的第二版中收入他的《康熙皇帝传》（见孟德卫书第40页）。这就是莱布尼茨与白晋建立通信联系之始。

从莱布尼茨为《中国近事》写的序言和他与白晋最初的通信中，可知他当时对中国的《易经》尚无了解。1698年2月28日，白晋在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谈到了《易经》，并扼要叙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认为伏羲所创制的八卦实际上是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最初的书写符号，即基本的语言单位。他相信这种符号是兼有算术和语言两种意义的系统，其中语言的意义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来分析，这一系统是所有科学的自然原理的浓缩。白晋的观点被认为是《旧约》象征论的观点，其中暗含了毕达戈拉斯学派的“理性”原则，而“理性”对于引导人们信仰“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具有绝对的意义（参见孟德卫书第40、41页）。这种观点与莱布尼茨主张的“理性和信仰的结合”是一致的。白晋和莱布尼茨都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世界性普遍意义，他们都主张“基督教全世界联合主义”。

在1700年11月8日白晋给莱布尼茨的信中，他把创制八卦系统的伏羲称作世界性人物，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制定者，而《易经》就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最古老的书，它是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它与毕达戈拉斯、柏拉图和希伯来哲学中的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是造物主的启示。他还认为，从伏羲的八卦系统被理解之时到公元18世纪，上下三千多年的作者（包括孔子）为《易经》写的注释，都只是把八卦原来的含义弄得模糊不清，也就是把中国人原来同基督教一致的宗教弄歪了。他建议，所有的传教士联合起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经典，用中国人崇拜古代的习惯去克服现在对经典的错误解释，恢复真正的伏羲哲学，而这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有效途径（参见孟德卫书第44－46页）。显然，白晋对《易经》的看法鲜明地表现了传教士“崇先儒而非后儒”的立场，他们用西方的“理性”原则和基督教义解释儒家经典，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的。

莱布尼茨在1701年2月15日给白晋写了回信。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信件传递至少需七个月，因此莱布尼茨的这封信当是对白晋1700年11月信以前另一封信的回复。莱布尼茨在此信中，就像1697年给闵明我的信中那样，详细讲述了他的二进制算术，列出了从0到31的二进制数表，以及自然数的平方数列和立方数列的二进制表示式等，他的本意仍是希望白晋能把二进制算术介绍给中国皇帝（见孙小礼文并图4）。

1701年2月26日，也就是在莱布尼茨给白晋写信的十天之后，作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莱布尼茨，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论文，并于4月25日作了宣讲。但他要求不要立即发表这篇论文，因为他还要从数的理论方面对二进制作进一步的研究，况且他还没有看出二进制有什么实用价值（见孙小礼文）。

一般认为，莱布尼茨看到《易经》的易图是在收到白晋于1701年11月4日的回信之后。但据孟德卫书，“莱布尼茨在1701年8月12日给博塞斯的信中也表明他懂得[《易经》]由下往上读卦的爻”（孟氏书第49页）。这说明莱布尼茨在此前已了解易卦的图象，但他可能还没有见过后来白晋寄给他的那个易图，即“伏羲先天卦序图”（六十四卦方圆合一图）。

白晋在收到莱布尼茨1701年2月26日的信后，很快于11月4日写了回信。在这封信中，白晋认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对基督教全世界联合主义者的宗教事业很有好处，伏羲八卦系统的数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有共同的基础。他提出，如果把二进制算术从第五级（即00000或32）进到第六级（即000000或64），用中间断开和不断开的线（阴爻和阳爻）分别代表0和1，然后再把结果弯成一个圆形，那么这个结果将和伏羲先天图的圆形排列一致。他还把先天图的方图说成是妙不可言的圆中之方，倾向于认为方图的排列也与二进制一致（见孟德卫书第47页）。如果以上记述无误的话，那么应该说首先发现二进制与易图相通的是白晋，而莱布尼茨是这一发现的后续完成者。

白晋在1701年11月4日的信中附寄了一幅“伏羲先天卦序图”。这封信迟至1703年4月1日才辗转到达莱布尼茨的手中。他立即对此图进行了研究，发现正如白晋所说，此图的阴爻代表0，阳爻代表1，方图和圆图的排列顺序是与二进制级数相一致的。他在方图和圆图的每一卦上都一一注明了从0到63的阿拉伯数字（见孙小礼文并图5）。莱布尼茨为这一发现而兴奋异常，因为这正是他所期待发现的二进制的最重要的“实用价值”。这使他决定立即发表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论文，对原有的文稿作了修改和补充，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于1703年5月5日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见孙小礼文并图6）。在关于对二进制算术的补充说明中，莱布尼茨所用的材料几乎全部取自白晋的信。他也像白晋那样认为，中国人已经有一千多年——白晋说有近三千年——不懂易卦的真正意义了（见孟德卫书第57页）。

白晋在1702年11月8日还给莱布尼茨写了另一封信，可能是由于他没有收到莱布尼茨对他上封信的回信，所以此信写得比较简短。信中对发现二进制与易图相通的宗教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即：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抛弃了古代经书中的智慧，没有任何真正的对上帝的知识；借助于对经书的真正意义的解释，可以轻松地、自然地导致中国人对基督教真理的理解。后来，莱布尼茨又给白晋写了五六封信，如果档案完全的话，这些信都没有得到回复。原因可能是当时白晋已深深卷入日益激烈的“礼仪之争”，他已没有时间和兴趣继续与莱布尼茨通信（见孟德卫书第38页）。

莱布尼茨在1703年5月18日给白晋写的回信中，详细说明了二进制与伏羲先天卦序图相吻合。他说：“这张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似乎已有四千年之久，还可能已有几千年时间不为人们所理解。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并正当您要解释这些线段时我恰好向您谈到我的二进制算术，这的确令人吃惊。”“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进制算术的话，对伏羲图哪怕研读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早在20年前我脑中就已有这种0和1的算术的想法，从中我看到了将数的科学推向完善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这些结果超过了所有前人所拥有的。但我保留着我的发现，除非我能同时证明它的巨大用处。……正是在这个时候，您为它找到了像用于解释这座中国的科学丰碑的用处，真使我万分高兴。”（见孙小礼文）

此后，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长久不衰。他非常惋惜白晋没有和他继续合作，而他自己因受语言的限制，看不懂中文资料。直到1715年尼古拉·雷蒙将传教士龙华民的《宗教论文》和利安当的《传教论文》寄给莱布尼茨，这两本书中有大量中国典籍的摘译，莱布尼茨才开始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又名《关于中国哲学的信》）。此文的手稿在莱布尼茨于1716年11月14日逝世后，一直保存在汉诺威莱布尼茨档案馆中（汉译载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在此文的最后一部分“论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中，莱布尼茨对此问题的看法仍如以上所述。

三、中西文化对《易经》的不同理解

中西文化在明中后期通过西方传教士而有了正式接触。在此前和此后，中西文化走着不同的道路，对《易经》的理解也是如此。《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如宋代理学家朱熹所说——“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上去”（《朱子语类》卷六六）。孔子把原本是迷信鬼神的卜筮之书转变为“不占”的义理之书（孔子论其研究《易经》是“不占而已矣”，见《论语·八佾》），这是中国文化从夏商周时期的宗教世界观向春秋以降的哲学世界观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有此转型，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没有像西方中世纪的文化那样走入宗教之一途。当西方文化在其上帝的信仰中愈来愈多地加进“理性”的因素，并进而向启蒙运动发展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也已进入后期。当此时，中西文化相遇，中西学者在不同的文化境遇中，对被尊为儒家的“群经之首”的《易经》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秦汉以后的易学，主要是继承了孔子以后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的传统，这一传统是把《易经》当作阐释天人哲理的书；当然，《易经》原本的“占筮之术”在中国的世俗社会中也一直流传。汉代的易学主要是象数之学，象数的概念符号表征的是阴阳二气在宇宙间的屈伸消息，即一年四季气候寒暖、月令时节的变化，这被称为汉代的卦气说。魏晋时期王弼的易学，是依道家思想，舍象数而言义理，这是玄学之易；以后，宋代的新儒家程颐接续王弼的义理派传统，建构了理学之易。汉末以后至唐宋间，道教把《易经》用于指导炼丹养生，此为道教的象数之学。宋代的周敦颐、邵雍等人吸收道教的象数之学，建构新儒家的宇宙论，这就是理学中的象数传统。邵雍对《易经》作了“先天之易”与“后天之易”的区分，所谓“伏羲先天卦序图”就是其“先天之易”中的一幅卦图，此为邵雍托名伏羲所作，其含义是如汉代的象数学，用六十四卦的顺序表征阴阳二气的屈伸消息，亦即讲卦气说。

“伏羲先天卦序图”与二进制确有相通之处。如果以易卦的阴爻表示0，阳爻表示1，那么一卦之象就是一个二进制的六级表示式。如果按卦序圆图从坤卦逆时针转到姤卦，再从复卦顺时针转到乾卦，那么这就是二进制从000000到111111的顺序。卦序方图从左上坤卦逐行横读至右下乾卦，也是这样的顺序。然而，这种相通只是形式上的相通，而就卦序图的实际含义而言，正如朱伯崑先生所说：“此种[卦序]进位的顺序，与数学中的二进位的顺序正相反。……邵雍的八卦横图和圆图，都是讲卦气说，并非讲数学上的二进位制，虽然，[横图]从左到右看，与二进位的顺序是一致的。”（《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144页。）

卦序图与二进制之所以能相通，是因为易卦与二进制都使用了两种符号，即阴和阳，0和1；卦气说是描述阴阳二气盛衰消长的量的顺序，而二进制也是逐渐加1的量的顺序。在此形式的相通中，二者又有着实际内容和顺序方向的不同。邵雍的《观物外篇》说：“复至乾，凡百有十二阳；姤至坤，凡百有十二阴。姤至坤，凡八十阳；复至乾，凡八十阴。……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复。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卦序的圆图原本是讲从复卦至乾卦，阳气渐长而阴气渐消，继而从姤卦至坤卦，阴气渐长而阳气渐消，如此（顺时针）循环往复，表示冷暖消长，四时更替，年复一年。方图则是把左半圆从乾到复，按中国传统的右始读顺序，以八个卦为一行，自下而上排成四行，然后再接续右半圆的从姤到坤，如此共排成八行。此八行展开也就是邵雍的六十四卦次序横图的最上一行（见《易学哲学史》中册第128页）。当白晋和莱布尼茨以二进制解读方圆卦序图时，首先是把它完全形式化了，然后是先逆时针从下往上读右半圆，再顺时针从下往上读左半圆，方图则完全是相反的从左至右、自上而下的读法。

在卦序图所讲的卦气说中，包含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素朴辩证法的含义；而以二进制解读卦序图时，则变成了完全形式化的数学的含义。在以阴阳二气来解释宇宙的生成和变化的思想中，包含着素朴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含义；而以二进制解读卦序图时，则变成了“一切出自无”和“壹即足”的上帝创世说的含义。这是中西文化相遇时，中西学者对《易经》理解的第一方面的不同。

邵雍的易图之所以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由于它们被收入朱熹的《周易本义》中。朱熹的易学，是以程氏的义理易学为主，而兼收了邵雍的象数易学。朱熹说“《易》本卜筮之书”，“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上去”，他反对把《易经》用于占筮迷信，而肯定孔子之后以义理解《易》的传统。邵雍的易图在宋代以后发生的影响，一方面是宇宙论之哲学意义的，另一方面是天文历法、医学、物理、算术等中国古代科技方面的。而当白晋和莱布尼茨以二进制解读易图时，则将其创制者归于世界性的“哲学王”——伏羲，认为《易经》原本包含的上帝创世思想和“理性”原则，在近三千年已经被中国历代的解释者（包括孔子）弄得模糊不清（后来莱布尼茨利用许多宋明理学的材料解释先儒经典，这是他研究方法上的矛盾），甚至充满谬误了。他们要恢复“真正的伏羲哲学”，以使中国人由迷误转向真理，信仰“真正的宗教”——基督教。这是中西文化相遇时，中西学者对《易经》理解的第二方面的不同。

当白晋和莱布尼茨把“伏羲”（实为邵雍）创制的易图奉若神明、视为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时，它在中国本土却已成为众多易学家追其根源、进行辨伪的对象。明清之际，黄宗羲著有《易学象数论》，黄宗炎著有《图学辨惑》；继之，清代学者毛奇龄著有《仲氏易》，李塨著有《周易传注》，胡渭著有《易图明辨》。这些著作都是对邵雍等人的象数之学追根溯源，以其源出于道教，有违儒家易学原本的义理，也不符当时所掌握的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而欲将其驱逐出儒家易学的传统。从《易经》衍出的象数之学，可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范式”（paradigm）；黄氏兄弟和毛奇龄、李塨、胡渭等人力辨象数之伪，阐发儒家易学本义，这在当时具有解构此种“范式”，“以复古求解放”的意义。莱布尼茨（1646－1716）和白晋（1656－1730），与毛奇龄（1623－1716）、李塨（1659－1733）、胡渭（1633－1714）是相同年代的人物。然而，当时莱布尼茨身处西方的文化环境中，白晋则在宫廷之内与康熙皇帝进行着中西文化的交往，他们对于中国历史和当时中国士人的文化境遇是完全生疏的，而白晋则可说是带有西方传教士之偏见的。因而，当中国的士人正在力辨邵雍的易图之伪、“以复古求解放”时，他们却把邵雍的易图奉若神明，欲复“伏羲之古”，使中国人皈依于“理性”的基督教。这是中西文化相遇时，中西学者对《易经》理解的第三方面的不同。

当白晋和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时，他们抑制不住“基督教全世界联合主义者”的西方文化优越感。因而，白晋呼吁：“所有的[西方]传教士联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用中国人崇拜古代的习惯去克服现在对经典的错误解释，恢复真正的伏羲哲学。”（孟德卫书第46页）莱布尼茨则说：“这张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已有几千年时间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进制算术的话，对伏羲图哪怕研读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这些结果超过了所有前人所拥有的。”他们认为易图是受了造物主启示的世界性的“哲学王”伏羲所创制，其中所含有的基督教义和科学理性原则被后来的中国人误解了，因而他们要启后来的中国人之蒙，使其接受基督教义和科学理性原则。就科学理性而言，莱布尼茨的文化优越感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他在认为西方文化在科学理性方面占先的同时，也承认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有其长处。尽管如此，莱布尼茨对易图与二进制相通的发现，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的意义就是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暴露了中国文化的落后性。这一点在后来对中国文化深表同情的狄德罗的一段话中仍可显示出来，他说：“直到莱布尼茨，[《易经》]这个谜解开了，他向理智如此深邃的中国指出：伏羲使用的两种线符，其实就是二进制的基本要素。我们绝不应该为此而更加看不起中国人，须知，一个智力非凡的民族已经做到了用整世纪整世纪的时间，对只能到莱布尼茨才能发现的奥秘进行了毫无结果但又毫不气馁的探索。”（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212页）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的意义就是如此；这一发现及其意义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可能很少有人知晓（白晋可能会向康熙解释这一发现，但对其意义恐不敢声张）。然而，当中国在经历了康熙之后的闭关锁国时期，中西文化再次相遇，中国已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逐渐地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易经》的易图与二进制相通时，这一发现竟会使一些中国人和易学家产生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就是中西文化在时代的差异之后产生的对《易经》理解的第四方面的不同了。

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二百多年过后，二进制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易经》是电子计算机的滥觞，又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素朴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被莱布尼茨所吸收。这些都是缺乏文化反思的想当然的观点。笔者继另一些学者之后，写此亦属辨正之列的文章，是想进一步澄清这里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事实，使我们增加一些文化的反思意识，以利于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