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是二十世纪汉语系佛教界极其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极力阐发、倡导人间佛教思想，被尊称为人间佛教的“播种者”、“领航者”、“精神导师”。其人间佛教思想，在他撰写的《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佛在人间》、《净土与禅》等一系列著作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究其实质，他更为强调佛教的人本关怀与理性创造精神。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也体现着印顺导师对于佛教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深刻思考，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更为重要的是，印顺导师不只是一个思想者，他在台湾创建的福严精舍和慧日讲堂，也体现着他对于人间佛教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一、福严精舍的创办及其管理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印顺导师梳理了印度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形成了“大乘三系”的基本判摄，并在基础上“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链之”（《印度之佛教自序》），揭举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开封、武汉、杭州、厦门，一路颠簸，1949年移居香港。在香港的近三年时间里，他与几位追随者一起，虽然居无定所，但勤于思考、敏于著述，系统阐发了人间佛教思想。为自己精进、为学僧发展，他愈发觉得创建一所固定的佛教场所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筹到了一批功德款。

1952年，印顺导师受邀参加在日本举办的世界佛教会。会后，在李子宽的刻意安排下，他没有能够及时回到香港。在台湾，李子宽聘请他担任善导寺的法师，接着他又不得不主持善导寺的一切法务，同时负责《海潮音》的编辑事宜。后来，印顺导师决定把学友们共住共修的场所建造在台湾。于是，1953年四月份在新竹壹同寺后山观音坪购买一甲坡地，开始建造福严精舍。当时在台湾建造福严精舍，除了特殊的因缘促成之外，也有印顺导师对于培育佛教人才的考虑。他说：“为今之际，唯从培育人才着手，其余热烘烘都不过粉饰门面，无裨实际耳。”当年九月建造完工后，他把举行落成开光典礼的日子定在了农历九月十一日。开光典礼的热闹场面结束以后，精舍开始步入正轨。面对来此修学的人，印顺导师作了一个名叫《福严闲话》的演讲，对于精舍的宗旨与使命、学僧的学习与生活，均有明确的交代。他告诉来此学习的学僧，在这里修学佛法，必须能够放得下，安得住心，持之以恒，才能较为深入佛法，也才可以获致真实底利益。而且福严精舍修建起来，我从没有把它看成我自己的。凡有志于学，能够学的青年，要是志同道合，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来住。我没有招生，或者特别请那些人来，大家纯然是出乎自己的意愿，而到这个学团里的。既来到这里，当然就得安心为学。倘若半途退志，想离开的，也不勉强，不过退出之后，就不必再来。因为这个地方，与过去大陆的寺院不同，决不能像云水堂一样，欢喜去就去，欢喜来就来，出出入入，自由自在。来此地，便须安心住下。诸位若能安住修学三年，或有人来请去弘法，或外出另外参访善知识，或出去掩室专修，大家尽可以随自己的心力，出去为自己的修持，或为佛教做些弘法工作。等到感觉要回来的时候，仍可再回精舍来安住，精舍就是你们的常住。

但在此学习，应该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各人的心里，都应作学佛想，一面求得体解佛教的甚深义理，以及懂得佛教制度、修行方法等等，一面培植为教护法的热忱。不管是以后做经师、律师、论师、禅师、譬喻师、译师、咒师、知事僧，哪一个都可以，但唯独不希望大家去做那疯颠的神秘僧，或是文人雅士型的诗画僧。

因为他认为疯疯癫癫的神秘僧，以神通惑世，虽有莫大的感召力，但毕竟不能担当佛教事业；同时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在佛法的发展与弘扬方面，诗画僧从未受到重视过。为了实现各人的抱负，印顺导师明确规定：无事不得下山，不要窜寮，不要说太多的闲话，认真用功看书、读经、和听课。至于看什么书，他表明自己的教学态度一向是绝对尊重自由的：予学尚自由，不强人以从己。

他认为，众人的根性、兴趣、思想，是各各不同，勉强不来的。大家所学只要是佛法，何必每个人尽与我同？所以并不要求大家一切从己，也不要限于一宗一派。最后，他要求大家如果要写文章发表，一定要注意：

第一、不要招摇，自我宣传。第二、写批评性的文章，不可匿名，自己所说的话，要负责任。对于现行佛教如有意见提出，针对事情讨论，决不能专对某人而发。

显然，各种要求的目的，无非是培养学僧“求真和谐，实事求是，敢作敢当”的品格。

如此安心、自由、严谨的福严精舍，对于真正安心学佛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在这里学习，不仅有生活的安定，也有精神的愉悦。因此，这里逐渐成为僧青年的向往之地。

二、慧日讲堂的创建

在福严精舍，在善导寺，演培法师等与印顺导师一起共住。个人也好，僧团也罢，“内修，还是外弘”始终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重大问题。

随着福严精舍的壮大，隆根法师、真华法师、修严法师、通妙法师，以及几位年轻、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也相继入住，而且随着他们学力的增长，部分法师也开始在新竹女众佛学院授课。印顺导师自己在菲律宾马尼拉、在台同寺的女众佛学院，当然还有善导寺讲经说法的过程中，不仅感觉到大众对于佛教正法的强烈需求，也感觉到福严精舍的学众，需要一个对外宣扬佛法的实习机会。

但当时的台湾佛教界，依然是念佛、应忏、卖斋、度亡盛行。难道佛教除了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之外，就不能生存了吗？能不能创立一个讲堂，不做传统佛教的经忏佛事而专门以讲经弘法为目的？更何况，福严精舍在新竹，日常运作的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经费并不固定，而台北善导寺的问题也十分复杂。福严精舍的僧团，迫切需要在台北建立一个与台北信众密切联系的固定场所。因此，印顺导师决定试试看，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

1958年冬动议，直到1961年早春，在台北龙江路上，刚刚建成的一幢古朴典雅的临街建筑物——慧日讲堂，迎来了印顺导师晋院担任住持的庆典活动。后来，法师回忆说：

我这个人谈不上有如何的理想，因为我知道中国佛教已衰落得很久了，一下子想要改，很不容易，要慢慢来的，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好。我的身体一向虚弱，觉得自己没多大的力量，只是希望纯粹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用事实来验证佛教道场的经营模式。

在庆典上，印顺导师揭示了建堂的意义：夫僧伽之教证熏修，固山林之是尚，而佛法之宣扬导化，则都邑为尤宜。明清以降，正法衰微，虽栖息林泉，不乏真参之士，而游居市集，每多应赴之流，佛日闇其光辉，法幢沦于丛莽，续如丝之慧命，为末法之津梁，凡我佛子，可不力欤？

至于建堂之目标，他说：陈列经书，弘宣法要，导归义理，策进行持，务期信智一如，励戒乘而并急，解行兼济，运足目以同功，净化现有之人生，共趋无上之觉道。

印顺导师当时的抱负与理想，于此可见一二。在此后三年担任住持的时间里，印顺导师在此宣讲了《妙法莲华经》、《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维摩诘经》、《金刚经》、《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往生净土论》、《辨法法性论》等。此外，讲堂还邀请学有专长的缁素大德定期举办佛学讲座，把这里真正经营成了台北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

事实证明，在台北这种信众文化素养较高的地方，这种新颖的经营模式是可行的。

三、福慧道场住持的选贤机制

1964年初春，整整三年过去了，印顺导师慧日讲堂的三年住持届满。按照法师的理想，新一届住持应由大家民主推举。经福严精舍和慧日讲堂住众共同推选，印海法师继任。

其实，早在福严精舍创建的时候，法师就有明确地说明：道场不是个人的财物，应该采取十方选贤的制度。印顺导师对于中国佛教的改造，很早就着眼于制度和思想层面的深层改造。制度方面的改造，需要构建具有时代价值的僧团管理模式，并在这种新的管理模式中不断熏染新人。而思想层面地改造，只有通过一大批的弘法人才，才可以普及到社会层面，真正实现中国佛教的现代转换。所以，他非常清楚，人才，只有人才，才是中国佛教焕发活力、适应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与其它的高僧大德不同，他的这一意识非常强烈。所以，李子宽借去日本深造为名拉拢演培法师为政治服务，印顺导师非常痛心。这件事成为他后来下决心远离李子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福严和慧日两个道场的创建而言，安僧与弘法虽然也是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培育僧才。所以，印顺导师在《论僧才之培养》一文中说：身为宗教师的出家众要想真正能够摄受广大信众，给予佛法的真利益，除佛教知识外，必须要有高尚的德行和精勤的修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福严佛学院办学的理念在于：教导佛法的正知正见；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指导如法的修学方法；力行和合的僧团生活。

后来，秉持着印顺导师僧教育的理念，真华法师在主持佛学院工作的时候，又进一步把佛学院的办学理念发展为：少欲知足，安贫乐道；明辨邪正，维护佛教；真修实学，不唱高调；自利利他，上求下化。

这四句“福严院训”，后来成为福严佛学院师生的修学指南。

印顺导师在修学育僧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佛教的知识、高尚的德行、精勤的修持，也是有历史经验可以参考的。在他看来，中国佛教能够陶练佛门的高僧大德，培植佛教弘法人才的，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要推禅宗。禅宗以禅（定学）为中心，对于戒律或闻思经教，都是其次。禅者善于激发各人的道念，发心为生死大事而励力参究。同时，禅寺中并不是完全抛弃了闻思慧，因为禅堂内有寺中的住持、首座、堂主们，随时随地指导清修大众，每天有定时的开示，对于修学者的行为举止，都有切实的警策与指示。由于这种大众共同熏修的关系，渐渐产生了大禅寺，演出大丛林的制度和清规。一班清众们安居于这有规律、淳朴生活的禅堂内，早晚参究、上堂小参，随时接受善知识的开示教导，为了明白生死大事，参透本来面目而发愤修持。经过数年的修学，能开悟见性的不要说，即使参不透本来面目，因为经过数年大冶洪炉的陶练，也会养成道貌岸然，威仪庠序；其心胸豁达，气度之浑朴与严肃，与常人大有不同，一出山门，使人见了，油然生起仰慕的心情。因此，禅宗千百年来能够维持到近代，自有其内在的活力源泉。寺内的住持，为一寺之领导者，每日带领清众，上堂、说法，作种种法事。有多年的禅观功夫，经过长期的训练，熟习禅寺的一切制度，才出来当职事。监院职事们，他们发心为大众服务，使清众们能够专心修学。由于善缘具足，清众们也就放下一切安心向道，经过大冶洪炉千锤百炼，而成为一代的高僧、祖师。这种以禅为中心而参究的力量，在当时成为中国佛学的重心，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而且间接地孕育出中国理学的产生。原因是禅者能做到僧仪如法，内心清净。以明净禅心而引发出智慧，运用善巧的方便，使佛法的真义发扬光大。倘若不发展为集团的参究修学，个人的修证，也不过是个人的解脱，未必能使佛法光大，使佛法久住。此外，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中心的，如印度那烂陀寺，也成就了国际佛教中心。基于历史的认知，印顺导师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结论：要使佛法昌明发达，即需要宏法人才。要有佛教宏法人才辈出，必须佛徒们养成向学的风气。这不外以戒、禅、慧为修学训导之中心，决不能离此修学而有所成就。当然有些出类拔萃的僧才们，不须良好的修学环境，自能发心自修，德学成就，成为一代之高僧，但这非具有深厚的善根和宿慧不可。这究竟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希望佛教复兴。因此，希望佛教宏法人才的产生，须以念诵、礼拜等来增长信念，进而彼此间和乐共修，组成清净僧团，培养向学的风气。这样才能发生一种巨大力量，使衰微的佛教能振兴起来！

因此，“一个僧团两个道场”弘法人才的培养，就是要在清净和合的僧团中，致力于培养佛教的生力军。他认为：如注意“信心坚强”，“戒行清净”，以念诵、忏悔等来培养宗教情操，而将自己安立于僧团中，安立于闻思经教的慧学中，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才是现在佛教无办法中的办法。

本着这样的信念办理道场，印顺导师确立了两个道场住持选定的办法：不是印顺导师制定道场负责人，而是十方选贤制。逐渐规范化起来的住持选举办法是由福严、慧日两个道场的主要住众酝酿并开会集议，每人都有提名的权利，印顺导师也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如1961年年底，演培法师、续明法师、仁俊法师酝酿之后，再与印顺导师和大众在精舍开会议决，决定1964年春福严精舍由仁俊法师主持，慧日讲堂由演培法师主持。直到2002年真华长老在谈话中还说：此前不久在讨论新一届慧日讲堂住持的时候，印顺导师曾在会议上提出一个人选，但当时真华长老也年事已高，没有听太清楚，自己也说出了一个名字，并得到了与会者大多数的同意。这样，新一届慧日讲堂的住持慈忍法师，就在会议上确定下来了。

先后担任福严精舍的住持是：印顺导师、续明法师、演培法师、印海法师、性梵法师、厚行法师、广善法师、真华法师等。自一九六九年成立福严佛学院以后，演培法师、真华法师、大航法师、厚观法师历任院长。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福严道誉日隆。台北的慧日讲堂，印顺导师、印海法师、真华法师、如虚法师、厚行法师、晴虚法师、厚贤法师、慈忍法师、厚观法师历任住持。在他们的带领下，慧日讲堂持续举办佛法讲座、共修活动，为佛教、为众生，弘扬正法、利济有情。在这喧嚣纷扰的都市中，为大众提供了一处清静修学佛法的道场。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福严佛学院和慧日讲堂为台湾佛教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佛教人才，至今仍然是台湾佛教人才培养的重镇之一。总结其教育理念与育僧实践，这对当代中国佛教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来源：佛教在线。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