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久前一次谈话中提出：“中国确实到了一个从思想文化方面出大成果的时代。不仅全球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转型是一个时机，而且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社会思想文化也十分活跃。我们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有这么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出不大成果，真是对不起时代！但是大成果不是说出就能出，必须有一个相应的体制和机制，这些是出大成果的土壤、环境。你把参天大树的种子搁在碟子里，它最多也就长得像豆芽。这是鲁迅说的。所以我们要营造这样的环境，从体制、机制上着手，使行之有效的东西制度化，不要老停留在口头上。如果体制不改，只能是小学匠多于大手笔，文化掮客多于严肃学者，精神侏儒多于思想巨人。”这是前一段的看法。

这一次想换个角度，从学者个人自己修养这个方面思考：一个学者要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或者学术素质，才能够成长或造就为一代大家、一个学术大手笔？我觉得，似乎首先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才能找好感觉。现将自己的一点观感谈出来，供大家参考和批判。

一、 学科与学说

真正的大学者都懂得站在学科的高度来驾驭学说。

“学科”是科学的实体和基本形态。就其思想内容说来，一个学科，是由某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及人们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所构成，它的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的公共性。一个学科领域就是人们表演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思想成果的一个舞台，而人们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即各自的思想成果，则是一个一个的“学说”。学说是对学科问题的一定解答或反应系统，是学科的现实形态。学说通过不断地回答和提出问题而使学科获得生命。学科主要要求回答广义的“事实”或“实然”问题，而事实、科学、学科总是一元的；学说则是由现实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创建的体系，每一学说必然要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

我们需要提倡一点自觉的学科意识。学科离不开学说，但并不归结于某个学说。有些学说及其成果能够纳入学科积累，有些则将被历史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具体学说就要具体考察和分析，决不应该学科与学说不分，只见涓流不见大海，以某一学说遮蔽了整个学科。因为反对某一学说而否定学科，是非常错误而愚蠢的；因为信奉或主张某一学说就看不到整个学科，也同样是非常狭隘而愚蠢的。

在学术研究中分不清学科与学说，缺少以学科立场看待学说的自觉性，就容易导致自我封闭。例如学习了西方的某种新学说，就忘记了要从学科的高度对待别人和自己，不是从中提取公共问题和思想精髓，然后对比分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陷入一种话语迷信，言必称洋，生吞活剥，甚至以为非此则无“学术”和“理论”，企图制造新的“洋教条”。这其实并不是一种高水平、高境界。在学科领域内，面对学说的多样化、多元化状态，要有一种健全的心态，自觉地保持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学风和作风，既不盲目追从别人的学说，也不急于将自己的学说强加于人。要自觉地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防止简单化绝对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应如此。这是保证学术人才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学科层面，我主张“是人弘道（即我们永远要尊重科学，追求真理），非道弘人”；在学说层面上，我主张“是道弘人（即我们的学说要以人为本），非人弘道”。处理好这两重关系是考验学者素质和境界的重要标志。例如，学者们坚持自己的信念，认为自己信服的学说是最好的，这本属正常，但不应扩张过分。正常的学术争论，是从尊重学科的共同前提、共同基础、共同规范、共同任务目标出发，通过各抒己见的探讨来形成和积累更多的共识，从而促进学科发展。如果在争论中形成门户之见，过分看重个人或小团体的得失，就会使学派变成宗派，滋生武断偏执、意气用事、搞“对人论证”、甚至企图借用非学术资源来干扰学术等不良现象。这就很容易破坏学术环境，把学科发展的动力变成了阻力。这种倾向不仅于学者有害，于学科有害，甚至可能影响社会风气，成为一种公害。

二、问题与提法

问题是学科的生命，也是学说的精髓。学术研究总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问题”总有真假、深浅、虚实之分。是否正确地抓住问题、提出问题，往往决定研究的方向是否对头。就像数学上解应用题一样，你方程式列得对不对，决定你这道题做得出做不出和答案的对错。所以历来就有“正确提出问题等于正确解决问题的一多半”之说。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问题”指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提法”则指对问题的反映和表达。就是说，问题是客观的，提法是主观的。提法是否真正反映了问题，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就叫做“是否正确地提出问题”。在一切理论研究中，是否善于或敢于正确地提出问题，即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给出一个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提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需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也需要有自我批判和超越的自觉意识。然而实际上人们往往对此重视不够，总喜欢凭简单的直观和感受就轻易地提出问题，造成不少“假问题”、“瞎问题”――用不恰当的提法模糊了真实的问题，或者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问题得不到深入的理解和真正的解决。

在现实中，我们很多口号和提法的一个通病，是缺乏历史感和具体分析，不注意研究实践的条件和需要，而喜欢用抽象普遍、永恒的大字眼把实际问题虚化，从而造成“假问题”、“瞎问题”。例如近年来关于道德的很多说教，闭眼不看中国搞了两千年以人治为实质的“德治”，却越搞越虚假软弱的事实，不去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不研究现实中道德建设的真正难点和条件，也不考察人家西方强调“法治”而道德方面也并不落后的现实，只是一味地就道德讲道德，甚至想重走德治主义的老路。这样的文章做得再多，也充其量是纸上谈兵，与现实无补，与大众无关的。

基于教条主义式的权威崇拜或话语迷恋，热衷于在古的、洋的、上面的或自己的话语中寻找出路，不是致力于从当代世界的科学与实践的“实事”上去“求是”，而是热衷于马克思曾批评过的那种仅仅寻求“概念的辩证平衡”式的满足，这种经院式治学方式并不少见，也是造成“提法误导”的一个常见原因。例如有不少文章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它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从现实中提出的，也不是为了把一个深奥的理论问题结合现实阐述得更清楚，而仅仅是想把某个现成的字眼与其他字眼联系起来，构造所谓的“体系”。

总之抓不住问题的提法太多，除了会造成虚夸、浮躁的风气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往往成为在“原则性”大帽子下固守陈旧僵化观念，束缚思想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我认为这样的治学方式是培养不出思想家和大手笔的。

三、 本与解读

我认为，任何理论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解读”――解读宇宙与人生的语言和逻辑。其中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但最终是直接的。已往的大成果都来自直接面对历史和人生实践这本“大书”、这个“最终文本”的解读。

我觉得，每一种学说要真正寻得自己的真知，或不同学说之间要在学科高度上更充分地形成一些共识，其关键就在于摆正文本与解读的关系：

（一）要找准解读的“文本”和根据——人的生活实践。例如在回答“价值是什么”时，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回答所面对和依据的对象、事实是什么？是书本或某一学说体系（前人的“解读”），还是现实生活实际，抑或是个人的感觉和意向？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和一贯性，那么就是所指根本不同，各种说法之间自然也就无法交流和比较。只是忙于发表意见，却很少就这一前提和基础问题进行必要的反思、澄清和交代，彼此之间也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共识，这是我们价值论研究迄今难以深入的一个原因。

（二）要老老实实地解读，即“实事求是”的把握。首先要承认、尊重、寻找真实的文本，不要停留于“对解读的解读”――二手研究，更不要仅仅为了适合（迎合）某个现成的公式或结论而胶柱鼓瑟、削足适履。

举一个说法为例：“满足需要不等于价值，只有满足正当需要才是价值。”――就价值是否可以定义为“满足人的需要”加以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说法比起它所反对的说法来，却并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因为它把“正当”这个本属价值范畴内的概念，当成了界定价值的前提概念。从学科角度看来，这种自我循环论证，说到底是不懂得学科与学说的层次，把自己的主张（学说取向）当成了学科规则所致。这一类毛病实际上并不少见。

（三）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从中寻求解读的动力、目标和路径。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实践的声音，真理总是朴实的、脚踏实地的。违背人类情理的、与人为敌的、无视人的主体权力和责任的任何理论和学说，都必定在自身某个地方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刻意地追求所谓“超越”，不食人间烟火、自命不凡式的造做，只会使智慧枯竭。历来的大家都不如此为之。

以上就是我想谈的看法。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做到清醒自觉，找准位置，是否就有利于造

就立足点较高、有独立精神和批判能力的学者？一个有这样感觉而又能脚踏实地进行学习和思考的学者，是否就有希望做出有份量的成果，或者成为未来的大手笔？我相信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