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精神生产的基础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妨碍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主要问题有哪些？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有清醒而积极的共识。
一、关于当前的两种偏向
这里要区分一下“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不同情况。
同理论研究相比，我们的理论宣传目前尚能保持强势状态。这些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服务，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虽然理论宣传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基础性不足、简单化、口号化和形式主义仍然存在，但这些缺点主要不是产生于宣传系统本身，而是理论研究和整个思想理论工作体制落后所致。
说到理论研究，这些年在社会发展大好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取得了很多宝贵成果。特别是那些面对当代实践和理论前沿，在基础理论层面取得的建设性成果，是不应忽视的。尽管如此，同宣传相比，严格的基础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理论）研究整体上仍显得“处境艰难，底气不足，力不从心”，存在着落后于实践，落后于国际同行，落后于国内群众的问题。在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面的是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旧思路、旧语言”居多，新人、新思想、新观念较少；跟着“上头”顺着说、重复说、为说而说的多，站在“深处”、走在“前头”，提供基础性、战略性和建设性的成果少。
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都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有密切关系。邓小平理论把中国现实问题讲得很深、很透、很彻底，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该做什么，怎么做，就把握得很准。这是理论发展的主流。但同时，由于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上存在种种弊端，妨碍了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使我们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面前处于被动。很多问题过去没有注意，或者过去注意了但解决的方法不好，现在问题又重新出现了，解决的方法却还是老一套。这就反映了基础理论研究没有跟上，“思想库智囊团”不够得力。
与此同时，理论界内部却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一种是“纯学术化”倾向。一部分学者越来越脱离实际，自己搞自己的，国内外形势有什么变化、党和人民在做什么，他们不关心；他们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广大群众和领导部门也不在意。另一种是“宣传化”的趋势，就是以宣传代替研究，满足于“跟形势、写文章”。这两种倾向，也可以说一种是“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另一种是“全意识形态化”倾向。
在“非意识形态化”倾向下，只强调基础理论的学术性、科学性，以为可以脱离中国的实际，抱着一个古人、一个洋人、一个话题去孤立地搞研究，甚至认为只有在古人和西方学者那里才有“学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一种可以对国家社会民族不负责任的纯粹的个人兴趣，这就必然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所谓“做学问”实际也只是做洋人书本的传声筒、古人经典的应声虫，成为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小学匠”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疏远现实的“边缘化”心态，实际上却可能为“西化、分化”我们的理论队伍所用。
在“全意识形态化”倾向下，只强调基础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不承认哲学社会科学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条件，缺少理论的层次感和严谨科学态度，满足于跟着说，顺着说，就会急功近利，轻率浮躁，导致“迷信权势，蔑视真理”的后果，也使不少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搞意识形态、搞宣传，根本不存在什么科学性、普遍性，因此不仅贻误了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甚至还为某些借此搞政治投机的人提供可乘之机，严重地丑化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格形象，败坏党的马克思主义形象，败坏学风。这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来说，也是有极大破坏性甚至摧毁性的危险。
“非意识形态化”和“全意识形态化”都有片面性，它们之间也是“两极相通”的。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都会妨碍哲学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包括这两种偏差在内的种种深层思想误区，加剧了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分化和萎缩，都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二、三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定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现实，立足当代，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要充分理解和贯彻这一战略定位，关键是要走出“非意识形态化”和“全意识形态化”两个误区，全面地把握和具体地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不能把二者分开。正确的选择是把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起来，要让意识形态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构建先进的意识形态，用先进的意识形态保护和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
要建立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当前有三个深层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对待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往往取一种分离的态度，好像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截然分开。其实，哲学社会科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会有它政治上的关照和推论；反过来，每一种政治也都会有其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内涵和意义。世界上没有一种政治是可以完全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分离的，问题只在于结合水平的高低。政治和理论学术实际上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结合：好的理论和好的政治结合，好的理论和坏的政治结合，坏的理论和好的政治结合，坏的理论和坏的政治结合。我们要使好的理论与好的政治结合。如我们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就是邓小平理论这样一个好的理论和好的政治结合的结果。
把学术与政治分离，在初衷上还是有一层好意的。但这种好意很表层化，不能解决深层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少学科与政治的联系是很紧密的，比如党史党建的研究，如果不了解党的真实活动过程，了解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进行科学研究呢？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因此不要把政治变成学术研究的禁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了解政治的真实情况，或者一切都是政治结论在先，那么理论研究所应有的战略性、前瞻性就发挥不出来。这也是前面讲的两种偏向产生的一个原因。
所以沿着政治与学术分离的路子去思考问题，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也会给政治、学术留下很多隐患，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利，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利。关键是要组织好引导好学术研究，善于发现和保护学术研究中有积极政治价值的因素，同时引导负面因素转变成建设性的积极因素。
（二）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点也和前者有关。我们讲了多年的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对于理论界说来，“怎么联系实际”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关键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相互转化的中间环节不健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中间环节很清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和发展研究。其实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把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实际政策之间一系列应用化、技术化中介环节建立起来，让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每一步都有根有据，有规有则。哲学命题更要经过很多环节才能和现实条件相结合，才能得出现实的结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提出后，首先要让专家学者去评价它在学理上站得住站不住；学理上站住了，也要研究它适用于哪些领域，这就需要了解社会实际问题的人去进行应用性研究，由他们结合实际提出应用性的理论；然后再由操作层面的人结合实际，把应用理论变成可以具体操作的政策或对策，等等；最后还要有人去研究实践的效果，再提出问题，反馈回来，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再深入、再完善，……如此循环，才能形成良性的机制。
我们的问题是许多中间环节往往被忽略，很多时候是把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命题，不经过应用性研究阶段的转换，就直接套在现实问题上。比如“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说“一分为二”就是坚持阶级斗争，“合二而一”就是“三和两全”搞修正主义，这是基础命题直接置换成政治命题的典型。其实这两个政治结论都不是那两个哲学命题所能直接得出来的。再比如有人说“实践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旗帜”，这个结论也非常荒谬。
之所以一再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缺少制度化的中间环节。由于缺少中间环节，理论联系实际很容易被简单化，简化成了贴标签、画脸谱、对号入座。由于缺乏理论与实践之间“循环往复”的健全环节，往往是中间环节出了一点问题，就导致理论与现实的整体对立，危及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全局。这也是导致政治与学术关系脆弱、妨碍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研究与宣传的关系。研究与宣传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宣传”是有了“说法”后把它放大（当然宣传本身也要有研究，研究怎样才能使宣传教育“入心、入脑”，收到理想效果）；“研究”则不同，是在还没有说法的地方去寻找“说法”，或在许多不同“说法”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判断。如果忽视二者的区别，用宣传的眼光看研究，认为一切都已有了结论，那就不需要研究了。“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无论如何，宣传上不能自行其是，必须极力避免犯错误；而研究主要是探寻结论，辩清真伪，这种科学探索是难免犯错误，也允许失败的。应该看到，我们干的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即使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尚无结论或有待得出结论的问题，也远比已有结论的问题多得多。如果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经典著作和领导讲话中找到现成答案，不需要再结合实际去深入挖掘和展开，就会对很多重大问题视而不见，理论工作就会教条主义化，变得肤浅和狭隘。
尊重理论研究的特殊方式和规律，在它的各个环节上积极加以引导，就能抓住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关节点。比如，研究的成果总是要发表的，发表有错误的研究成果，能否就是有意宣传错误观点呢？对此不应该简单化，因为发表的方式是分类的，是有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社会也要形成这样一种理解：学者的研究只代表学者个人的认识，文责自负，其观点都可以争论批判；错误的理论要通过理论批判和实践检验去淘汰，保持健全的理论批判是繁荣研究的基本条件；而任何一种理论认识要成为政治和政策结论，都要经过合法的、规范的制度和程序，不能个人说了算；等等。总之要通过适合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来管理，实行“依法治学”。
三、制度创新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途径
解决好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际、研究与宣传的关系问题，需要从思想上认识清楚，并且落实为体制、规则、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哲学社会科学制度创新，制度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人们经常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自然科学不说它也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却总要人来强调它重要？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巨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实，社会科学不仅提供认识世界的知识（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相同），还提供价值理念（这又是自然科学不承担的）。它有两个功能，比自然科学还多一重，谁说不重要？但是，如果陷入前面讲的两种误区，一说出来，要么就是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玄话，要么就是一堆套话、空话甚至假话，那么不管怎样“强调”它重要，还是难以落实的。所以应当下决心改革体制，让哲学社会科学自己真正“实”起来、“活”起来。
在哲学社会科学制度创新方面，我们有许多事可以做。比如首先要使行之有效的东西制度化。就拿“双百方针”来说，过去我们没少讲，但一直没有把它制度化，因此至今还容易因当事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也是如此。记得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时，邵华泽同志就曾提出要把它制度化，以巩固我们的理论成果。他建议通过制度来保证尊重实践，扭转唯上、唯书的倾向。这个意见就十分重要。
再如，改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是比较客观的，都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或反驳。但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了。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究竟哪一个是对的，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这时如果领导部门包办理论，尤其是对不成熟的理论来个结论在先，就会给理论研究带来很多不利。自然科学家可以因一项科研成果获得几百万元大奖，哲学社会科学家却没有过。比如，在中央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前，有不少理论工作者是顶着压力论证市场经济的。但社会对他们理论贡献的评价，却无法与自然科学家相比。这些都属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的问题。
其他如：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资源（编制、经费等）配置的方式、标准（包括它们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比率）和程序，目前尚不够明确、稳定和公开；研究机构的设置随意性较大，导致数量多、层次乱，科研资源分散化，总体效率不高；科研管理流于事务，缺少思想理论深度和文化效应；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学术机构尚未形成，学术评价的机制和规范不健全、不到位，导致学术研究中的正邪、深浅、精粗、优劣等缺少有力的判断和引导，真正优秀的人才和成果难以出头；以上种种弊端还导致专业队伍人员流失、分化严重；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
应该看到，中国确实到了一个从思想文化方面出大成果的时代。不仅全球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转型是一个时机，而且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社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更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国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这么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出不来大成果，真是对不起时代！当然，大成果不是说出就能出的，必须有一个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作为土壤和环境。我们要从体制、机制上着手，使行之有效的东西制度化，营造这样的环境，一定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更充分地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原载《理论动态》2004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