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的哲学只讲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没有价值论这一块。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面貌和结构,这个价值问题才提出来,开始研究,也才有了研究成果。
我本人就是第一批参加研究的。我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价值论》,比较系统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谈价值问题。出版之后,我本来搞纯学理问题,但不久我看到美国一个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做了一个分析和预言,主要是:中国用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是顺利的。但如果继续下去就会碰到一个矛盾,就是改革开放实践的逻辑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要发生冲突。面对这个冲突,中国就面临着选择,到底是坚持原来的价值观,还是坚持继续改革开放?如果坚持原来的价值观体系,那么中国就得放弃改革开放,退回到以前的状态;如果要坚持改革开放,随着实践的发展向前推进的话,中国就得放弃原来的价值观念。而一个国家社会是不能没有主导价值观的。如果放弃原来的价值观,那采用什么呢?他说,到现在为止,没发现中国人提出新的价值观念来。如果中国提不出自己新的价值观体系,那么就得接受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到那个时候,和平演变将完成。他还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概括为两个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而西方的价值观则是三个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他认为这“三个主义”比社会主义的“两个主义”优越,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人当然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立场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他很自信。当时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挑战。因为我是搞这个问题研究的。当时我就思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他说的那“两个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不是就是他说的“三个主义”?
显然,价值观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前途,也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方面到处呼吁,要重视价值观的研究和建设,要把人家提出的尖锐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问题,要给予回答。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开始把原来的一大套科学研究的题目放下来,转过来集中研究价值观问题:什么是价值观?我们以前是什么价值观?我们以后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建设自己的价值观?我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
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期间,通过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我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答案。我感到,现在已经可以有根据地回答那位西方学者的挑战了:他所说的那个“两难困境”,事实上已经破解。因为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既超越狭隘僵化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又绝非盲目跟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它的名字,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
现在大家都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我就把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价值和价值观?
严格地讲,我们现在说的价值观应该叫价值观念。国内外通用的提法也是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一个学术理论名称,就像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历史观等,那是一套学问。价值观念不是指学问,而是指人的选择、态度、立场。价值观和价值观念的关系,好比是宗教学和宗教信仰。一个宗教学家是研究宗教问题的,他自己不一定信宗教。如果他信宗教了,那叫宗教信仰。一个宗教徒,信仰某一种宗教,他不一定是宗教学家,不一定研究宗教的历史现状、发展规律的学问。价值观是一套学问,不需要每个人都懂。价值观念则是指人们头脑里形成的价值信念、信仰和理想。价值观念是每个人都有的。价值观念不是指对价值有什么学问、知识,而是在价值领域里面,你信什么,要什么,追求什么。就像宗教徒的宗教信仰一样,不是宗教学家的宗教学问。
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系统。那什么是价值?在哲学上,价值这个词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最密切。价值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好坏”。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比方说“善恶”、“美丑”、“得失”、“利弊”、“祸福”、“荣辱”、“应该不应该”、“轻重缓急”等,这一大类说法最后都可以用好和坏来概括。好和坏,就是哲学中的正价值和负价值,正负价值都是价值。那么价值有什么特点呢?用学术语言讲,价值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就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怎么样,是不是符合主体的尺度,能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是不是适合主体的能力?如果适合,那么这个客体对这个主体来说就有正价值;如果不合适,那么就叫没有价值,或者有负价值。好和坏、正价值和负价值就是这个意思。
价值这种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而是事物的客观存在对于主体的意义。事物的存在对主体的意义就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因主体而异,因人而异的。我们知道,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同一个事物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讲,却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因为,主体不同,主体尺度不同,同一个东西,就有不同的价值。比如一双40号的黑皮鞋放在这里。如果问:“它是不是一双40号的黑皮鞋?”这叫问“事实”问题、“存在”问题、真理问题。那么这里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要么是,要么不是。这是一个对象的客观事实问题。这个对象的事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正确答案是唯一的。但如果问价值问题,就是问“这双鞋好穿不好穿?”那么答案必然联系到让谁穿。如果让在座的每个人都穿一遍,请你们说好穿不好穿?那么实事求是的答案就一定是多样的、多元的。有的人说它好穿,有的人说它不好穿。一双鞋的好穿不好穿,要以每个人的脚为标准。我们每个人的脚形状大小不同,和我们每个人身份、活动方式不同,因此对鞋的需要就不同。这就产生了同一双鞋对不同人的不同价值。可见价值的根本性就是因人而异,因主体而异。
因此当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事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得还是失,是善还是恶,是美还是丑,是利还是弊,是祸还是福,是荣还是辱,它的价值判断,前提都要明确是对谁而言的。就像足球比赛,一个球踢进门里去了,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那要看对哪家来说。对进攻那一方来说,踢进去就赢了;对于防守那一方来说,被踢进去就输了。如果是客观的观众,他们只看这个球进得漂亮不漂亮,不管哪家踢进去了,只要这个球进攻组织得好,运动员表现得好,守门员发挥得好,这就是一个精彩的进球。就是说,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同一个进球,它的意义(价值)是不一样的。凡是价值现象都是如此,因人而异,因主体而异。这种因人而异,因主体而异本质上是客观的。虽然因人而异,但不一定因人的主观而异。一个东西,你硬要说它不好也可以,但是客观事实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有表现有标准的,是有客观事实的。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忠言就是对你有益的建议,但你可能不爱听,你觉得它不好,但你如果听了,可能对你有好处。良药苦口也是这样的,主观上觉得这个药不好吃,不爱吃,但客观上吃这个药可以治你的病。所以,人们认为一些事情是好的,和这个事情对你来说究竟是不是好的,这之间有区别。客观的叫价值,主观的则叫评价。
主观和客观之间是有差距的。马克思讲,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价值观念是社会意识。我们的价值观念如果正确地反映我们的社会存在,那么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套合理的有效的科学的价值观念。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才能形成正确可靠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念脱离了我们自己的社会存在,那么即使话说得很漂亮,用词很美,愿望良好,这套观念也是扭曲的,是脱离实际的,是没有用的、不生效的价值观念。
真理是一元的,价值是多元的,这是学术界现在已经有共识的结论。由于主体的社会存在不同,人们的需要和能力不同,就导致现实的价值关系、价值体系的多元化。那么在多元的价值当中,选定哪一种价值,追求哪一种价值,一定以主体为标准。就是谁来追求,谁来选择,这个主体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要追求抽象空洞的所谓绝对普遍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我们现有的国情、国力和实际情况出发,来判断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麻雀不要跟着蝙蝠飞”。麻雀是白天活动的鸟,到晚上了就要睡觉了,蝙蝠是傍晚才出来活动的。如果麻雀看见蝙蝠飞了,说,哎呀,现在时兴晚上飞,那我改晚上飞吧。这就叫麻雀跟着蝙蝠飞。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盲目地追随别人,这样对自己是不利的。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中,一个根本的原则就叫主体性,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此来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一种价值和价值观念上的主体自觉性。
现实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只有事实、科学、真理才是一元的。那么在价值问题上,我们面对多元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提出一个原则,叫做“面对多元化,坚持主体性”。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价值判断都有各种各样,任何事情有人说好的时候,就一定有人说不好,有人喜欢的事情,就一定有人不喜欢。面对多元化的情况,就要知道怎么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在大街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有路,东西南北都有人走。你不可能限制人家说,大伙儿只准走一条路。这个你限制不了,也没必要限制。但是说到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不可能同时走多个方向。你既想朝东、又想朝西,既舍不得向南,还舍不得向北,那你怎么走呢?每一个主体只能自己选定一个方向走下去,让你自己的所有思想、感情、行动、规划等保持这样一个既定的方向。方向选错了,当然最后你就错了。如果没有选错,你自己坚定不移,就一定能够开辟出新的道路,达到新的境界。价值选择上就是这么一回事,要坚持主体性。所以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我们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做出坚定不移的价值选择,保持我国自己的价值导向,按照我国人民自己的情况走。在价值问题上,不能老东张西望,因为价值有多种可能,有多元的条件和结果。
价值的本性是,它在多元主体之间必然是多元的,而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讲必须是一元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选择、政治选择、文化选择、思想道德等各个领域中,要让它们保持一元,方向一致。我们不要经济上跟着西方走,政治上还想保持过去的东西,道德上又想恢复古代的东西,这就叫自我多元化。自我多元化就是一种自我分裂,会导致一种精神分裂状态。而我们现在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二元病”不少:政治跟经济搞二元,经济跟道德搞二元,理论跟实际搞二元,说的跟做的搞二元,对上对下二元,内政和外交二元……。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价值体系上有待逐步统一。那么究竟怎么才是一个一元化的完整体系呢?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都保持同一个方向的价值选择,成为一个一元的体系。这个问题现在很大,咱们也在逐渐克服一些二元。比如城乡二元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不避讳了。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城乡二元制度、二元体制,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虽然我们想一元化,但是我们没做到。没做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不懂得价值的主体性,在不该要求统一的方面老想统一,在该统一的方面不知道怎么统一。这是价值观念的问题。
价值观念是一定主体对于自己价值体系的选择和定位。价值观念的构成,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信念、信仰和理想。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和科学、知识、理论不一样。科学、知识、理论体系的思想构成主要是概念、判断、推理、逻辑体系。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啥样,跟有他多少知识关系不大。为什么有的人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什么硕士、博士、博士后,但是那人的人品不好,思想精神境界也不怎么高?有的人没什么文化,但是思想品德可能很高尚,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品德、人品不是由他的知识决定的,而是由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决定的。他的价值观念就是他信仰什么,相信什么,追求什么,以什么为理想和准则。价值观念引导一个人人生的方方面面。
信念和理想,有的时候是在知识之内,更多的是在知识之外起作用,往往是知识达不到的地方,信念和信仰最起作用。很多时候,一件事,科学知识回答不了。比如美国国会讨论一个提案,要拨多少钱去研究地球外太空有没有像人类一样的高级生命。这个问题到现在,所有的科学家都回答不了。国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值不值得花钱去研究它,拿什么来指导呢?就是拿信念来指导。如果议员们相信,弄明白比不弄明白要好,并且,与其等别人先弄明白不如美国人先弄明白,――抱着这样的信念,就会赞成拨钱去搞这项研究。如果议员们是另外一套信念,认为现在美国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办好,还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不听我们的,不如先花钱武装军队去收拾他们。地球外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是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就不赞成拨那么一大笔钱去搞这个项目。
信仰更是如此,人们信仰的东西往往不是现实中有的东西,也往往是没法证实的东西,但是他就坚决地信。信仰的特点叫“心诚则灵”。他只要相信了它,就驳不倒。你驳倒了他一千个理由,他会找一千零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你跟迷信的老太太辩论说没有鬼,是说不服她的,她总要找那个没法证实的东西做根据,她就那么判断。那天头上撞了个包,她愣说是鬼给决定的,你也不能抓个鬼来提供证据说他没做。
信念、信仰和理想是价值观念所特有的思想形式。它的核心就是人们信什么、要什么、向往和追求什么。“开卷有益”这个最简单的信念是古人告诉我们的。有人相信这个,就敞开读书;有人不信,而是认为读好书才有益,那么就很重视选择书目。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信念。再如有的人相信“正义必胜”,有的人不相信。相信这个和不相信这个的,为人处事就不同。这就是信念、信仰的作用。而信仰、信念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追求的目标,它们所提供的未来目标形象,则进一步构成了理想。信念、信仰、理想都是多元化的,多种多样的。要知道人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就得看他内心最信什么、最要求什么,最希望什么,这是作为信念、信仰、理想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特有的内容和形式。
以上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价值和价值观。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核心价值?
什么样的价值叫核心价值?我觉得,目前关于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法,没有注意“核心”概念的两个涵义:一个是主体的核心,一个是价值体系的核心。
首先说说“核心主体的价值观念”问题。
因为价值主体是多元的,价值观念才是多元的。前面讲了,凡是讲价值和价值观的时候,第一个必须明确对谁而言。所以首先应该明确主体。就是说,现实的主体有很多个,那么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谁的价值体系?主导的或核心的价值体系是指谁的价值体系?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一个是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各阶层领导核心的价值观。领导核心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因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是我们这个国家、社会的领导核心,党的价值观里面包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就是把党的价值观变成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中间有个过渡和表述形式的问题。就党自己来说,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宗旨。“宗旨”是什么意思?宗旨就是最高的价值导向。党的宗旨就是党的最高的统帅一切的价值观。作为党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讲“宗旨”的时候,就是讲共产党最高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用这样的两句话表达出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客观上,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主观上,面对多元的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念,我们要听谁的?谁的评价算数?不是自我感觉做得好就行,也不是只听少数人满意不满意,要听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是主观的判断标准。是不是让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实现,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是不是让人民满意,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所以,后来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依据。党的宗旨这个价值观表述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为价值标准,这是党的价值观。对于党来说,最高价值取向就是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拥护,让人民满意,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党的价值观当然也就是国家政权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不是一个道德口号了,它要制度化、法制化、体制化,全面变成现实的原则、规则和行动,变成国家的行为,变成政府、党员、各级干部、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作风才行。这就把党的宗旨、党的价值观变成了国家、社会的价值观。那么,要把这个领导核心的价值观变成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观,应该怎么表述?对人民群众讲为人民服务,这个意思就不大。因为大家都是人民,跟人民再谈为人民服务,意思就不大了。你可以说,大家都来为自己服务,为我们自己的幸福服务。关于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要用实际行动说,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所以我们能够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历史要求,反映广大群众的要求,我们现在做这件事,大家一起来做,把我们的国家社会越搞越好。党要把自己的潜台词、自己的观念变成群众的语言,就是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表达,说群众想说的话,做群众想要你做的事,说的“人民想要怎样”,而不是“想要人民怎样”,这样表达就对头了。
那么党的奋斗目标转化成全体人民的语言和信念的时候,应该怎么表述?几年以前,我提过建议,说要讲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可以用中央提的那六个字来表达:“富强、民主、文明”。这六个字是各阶层、各民族、不同行业的人都能够认同、都能够接受、都能够理解的,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富强是指经济上,民主是指政治上,文明是指文化上。而这个主体呢,是让谁富强?让谁民主,让谁文明?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这么表述主体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我们目前的历史阶段,大家最欢迎、最拥护、最支持的应该说就是这六个字——富强、民主、文明。要做到这六个字,也还需要大家同心同德,下很大的工夫,有很长一段路可走。在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时候,就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现在老百姓、各级干部最希望什么、最需要什么,而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家实际做了什么,追求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等等。
第三个问题,谁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体?
核心主体的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的核心,这是两个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最终理由和追求是什么?这才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问题。一个体系的“核心”不应该太大太多。如同苹果核是苹果的核心,它展开了是全部,收拢了就是一个点。
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我们走过一个曲折的路程。过去我们似乎不承认社会主义有一个价值体系。而这次中央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明确承认了社会主义有一个价值体系。可是过去讲社会主义的时候,并不认为它是一个价值体系,而是只讲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讲社会主义是个科学真理,不讲它是一个价值选择。这个过去大家印象很深,老讲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为什么它是必然的,却思考得不深,好像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跟人民群众现实的利益追求毫无联系。什么叫“历史必然”?历史必然就是你想它来它就来,你不想它来它也得来,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实现。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咱们把社会主义搞成好像是与人民群众现实甘苦无关,经常强制老百姓做不爱做的事。老百姓希望的事,好像总是跟资本主义站在一边,跟社会主义没关系。比如老百姓种块自留地,想给自己弄点菜吃,就叫资本主义尾巴。把社会主义搞成那个样子,里面就是缺少价值思维,缺少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选择。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怎样才“必然胜利”?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价值选择是有本质联系的,不是无关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个好名词,但是社会主义是不是胜利,要看做得怎么样,能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显示优越性。邓小平确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他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才是关键,要下工夫在这个上面,不要老是空喊。我讲这个观点时,曾有一个人站起来问我:李老师你同意不同意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说,我明白你这个问题的意思。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一个大的历史过程,这是由马克思科学论证的,到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否定。为什么?马克思说,任何一种生产关系,最终都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命运也是如此,将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被生产力所冲破,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到那个时候就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讲的这个大的历史必然性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不等于现在的每种“社会主义”都一定胜利。不是谁说我搞社会主义了,脑门上写个“社”字,他就怎么说怎么有理,怎么干都能胜利。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做得好就胜利,做不好就失败。
苏联的教训就在这里。1991年苏联发生那场剧变的时候,我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事件过程,我非常震惊,就思考为什么苏共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七十年,坚持不下去了?它是怎么失败的?我的看法最后就是:因为它脱离了人民群众,到关键时刻人民也不支持它,所以就顶不住、垮台了。我当时最想知道的是,当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时候,广大老百姓是什么态度呢?当年在沙皇的白色恐怖下掩护列宁、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那些老百姓现在哪去了,怎么不出来说话?苏共有一千七百万党员,他们在干什么?当时大多数党员在等着上级指示,从地方到中央一路请示“怎么办?”请示到中央,中央一把手被人扣起来了,二把手出来就说一句话:“应该让戈尔巴乔夫同志出来说话”,等于没说一样。整个党的那么多党员无所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在观望。大家已经习惯了不自己行动,只有一部分追随叶利钦的人在积极行动,整个事件就这么改变了。事情表面看起来就这么简单,那么它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这以前多年来,苏共的很多政策做法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心跟美国搞军备竞赛,搞太空竞争,干涉其他国家,没有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没有关心老百姓到底怎么想。我问过招待所一个服务员,我说你拥护谁,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她说叶利钦。我说你为什么不拥护苏联共产党?她说“苏共说了那么多好听的,一点都没做,我们想换点新样的。”她的动机就是那么简单,许多老百姓也是这样的。这些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想法汇合起来,一个总的信息就是群众不再像当年那样拥护苏共了,不会挺身而出,像当年拥护列宁那样拥护苏共了。我看主要就是这么个原因。我们跟它对照,就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了,我们才没有失败。我们当年要是不改革开放,中国也经不起那场风浪,这都是邓小平讲的。
“搞得好才胜利,搞不好就失败”这个观念就告诉我们,别空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要想一想什么叫搞得好、怎样搞得好。这就提出了价值选择。所以我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价值和真理统一的社会主义观。过去我们只是一种真理观念,只讲必然的一面,没讲应然这一面。但当时如果我这么讲,大家未必能接受。所以三年以后,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才找机会把它写出来,题目是《毛泽东的价值观------人民主体论初探》,中心是讲共产党的价值观核心叫人民主体论,“为人民服务”才是我们党的核心价值观。
第四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
明确了社会主义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且明确了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接下来就要明确这套体系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说,共产党和人民一起创立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最终要干什么?是什么使它成为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怎样优于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核心价值的问题。
其实,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什么,从历史上看是很明确的,就是两个字——公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是最终追求公平正义。为什么这么讲?在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就是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提出来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是六个字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文艺复兴的旗帜就是这些口号。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发展表明,这三个词的实际分量是不一样的。“博爱”其实成不了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现在世界上只有慈善团体红十字会什么的组织才以博爱为口号,没有任何国家政府会以它为旗帜。于是三大口号变成了两个:自由和平等。而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实践又表明,自由和平等也不是同等分量的,它们有时候也不可兼得。
现在全世界都在正义问题。我现在琢磨,正义有两种类型、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正义观,一种是以平等、公平为核心的正义观。老实说,光是嘴上说既要自由又要平等,坚持二者的统一,这比较容易。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自由和平等相矛盾、相冲突的时候,你最终选择什么?西欧九国以法国为基地,有一个价值观念调查研究课题组。他们五年搞一次调查,现在已经搞了30多年了。我是从1989年开始搞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调查研究。我跟他们用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在中国调查:你认为自由比平等重要还是平等比自由重要?两边调查出来的答案有一点是不谋而合、彼此一致的,就是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凡是认为自由比平等重要的人,政治态度都倾向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他们是稳定的、维持现行制度的因素;凡是认为平等比自由重要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多半是对现实不满、持批判态度,要求改革或者革命的人。这些人一般倾向于选择社会主义。在咱们中国更是倾向于寻求公平的人多。中国传统历来更重视平等、公平。自古说,“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路见不平拔刀相向”。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至于怎样理解公平的问题,我今天先不谈了。
而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观念是自由至上。什么事如果侵犯了个人自由,就去打官司。跟谁打你都赢,理由就是他侵犯了我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责任。美国人动不动开口就说这个,他们是自由至上,如果自由和平等有矛盾的时候,他们宁可舍弃平等而保持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而社会主义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从马克思开始,甚至更早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人们对资本主义最不满的就是不公平。批判、揭露其最黑暗的方面就是它有压迫、有剥削、有阶级对抗,贫富两极分化,穷的穷,富的富,富的上天堂,穷的下地狱。我们批判资本主义,集中点就是批判剥削、压迫等不公平。反过来,社会主义最大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实现公平,共同富裕。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核心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全体人民的一种公平,体现在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对抗,没有两极分化,而且是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讲,如果我们改革出现了两极分化那就失败了,那就不是坚持社会主义了。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社会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从价值体系来看就是这个。现在用胡锦涛同志的提法就是“公平正义”——以公平为核心的正义,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理念。对于我们来说,公平是正义的最主要的含义。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社会矛盾很多,而最敏感、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很少是跟个人自由相联系的事情,更多的是与社会公平不公平、公正不公正有联系。
到现在为止,资本主义实现的是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那么能够超越它的这个价值体系,就是以公平为核心的新的价值体系。在实现自由的基础上实现更先进的社会公平,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在历史上没有过,是社会主义正要探索和创造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不管怎么表述,真正的核心和实质,是在制度上实现一种以公平为特征的社会正义;我们在体制上怎么体现它?在所有的政策、策略行为当中,在思想理念、日常生活习惯作风中,怎么样普遍地体现公平正义?我们做到了,那是社会主义建成了;做不到,那就是还没建成,还在探索和寻找过程中。这样理解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觉得深刻一点,严肃一点,也清楚一点?这样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核心价值上的区别认识更清晰一点?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既是在理论批判和理论建设中阐述出来的,更是在实践中、在政策中、在制度中,在老百姓的期待中,在我们大家不屈不挠的追求当中体现出来的。例如我们改革开放第一个最重大的荣辱观变革,就是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个意思:社会主义就要“以共同富裕为荣,以共同贫穷为耻”!而“文革”的时候就是以穷为荣、以富为耻。事情很明显,没有这个荣辱观也就是价值观的变革,就没有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事业。对于这样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威力的思想,我们不应该轻率或忽视,而正是要以它们为根据,来表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解和把握。否则说的越多,越可能不得要领。这一点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