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每一个政党都需要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正确理论作指导。历史已铸成这样一个事实：讲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讲邓小平；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不可不研究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方面，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跌人低谷；另一方面，在亚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如日中天，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称赞。改革开放十八年来，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榜上仅次于美、日、德、法、意、英而居第七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经验证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只有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探索，勇于实践，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重要，然而，丰富和发展其理论的科学内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永远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则更为重要。应当肯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最生动、最丰富的篇章。本文试从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

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上升为科学。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由此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护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1]到了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更是开创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宝库。由此可见，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极具创造性。因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曾明确指出：“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正是列宁、毛泽东不拘泥于马、恩著作中的个别词句，极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掀起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然而，当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大半个世纪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遭到了解体和崩溃的厄运。震惊之余，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还是理论研究工作者，都在积极思索一个迫在眉睫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怎么啦?”“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实，早在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初露倾斜端倪时，邓小平就曾发人深省地说过这么一段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邓小平高瞻远瞩，洞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他观察到六七十年代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已出现许多新形势，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却表现出许多不适应。他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有一次新的飞跃，才能超越旧的理论模式，完成向当代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发展。他说：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_L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

新的历史条件呼唤新理论的产生，新的社会模式的发展也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历史与社会发展都热切地期望富有创新精神，敢干实践，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出现。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到了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根据我们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5]邓小平同志以他非凡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力排非议，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真知灼见，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

在《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至少有四处：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6]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7]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一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邓小平对社会丰义本质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它不仅深刻地反映出邓小平同志对真理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而且也使“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明晰，给了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新概念。其中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是指导我们反思历史，采取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点。过去，我们在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总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上去寻找答案。作为制度，它只能反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到经济制度，又只能是生产关系。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把表现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在实践中把这种认识发展到了极点。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主要标志不是生产力发展状况，而是生产关系的优越程度。于是，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把人民公社当成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在分配上忽视劳动的个体差异，追才日沂谓的“平等”、“平均”。在生产过程中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这种人为地提高生产关系优越性的做法，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据这一理论原理，1987年4月，邓小平通过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十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迭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0]真是石破天惊的非凡论述!它不仅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襟怀坦白，不文过饰非的博大胸怀，而且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强调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即生产力标准是社会主义的首要标准，是衡量执政的共产党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试金石。这一认识的现论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抽象地谈论生产关系优越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唯物上义认识论的旗帜下，重新获得了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至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有了第一阶段的明确答案。

那么，怎样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解决发展动力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著名论断。改革既然是革命，就不会一帆风顺。改革虽然不是对基本制度进行变革，但也决不是对旧体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改革是要在社会主义这个质的规定性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2]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1979年，邓小平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掀起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在农村，他倡导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广大农民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走上了富裕之路；在城市，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到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再到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大规模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终于使国有大型企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重新担当起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在沿海，由兴办经济特区，打开“窗口”了解世界，到辐射内地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加人到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十八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亿元增至1997年的74772亿元；城乡居民储蓄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至1996年的38521亿元；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元增至1997年的3251亿美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回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程，邓小平同志构思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穷；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蓝图中的每一步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强国富民思想，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步发展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民摆脱贫穷走上富裕的根本前提，人民摆脱贫穷，走上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社会生产力发达并不必然导致人民共同富裕，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却一定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共同富裕，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3]至此可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已经进人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社会主义学说。从历史进程看，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中国“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彻底廓清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许多脱离实际的误导理论，使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得到了科学的回答。在他极富创新的研究精神与大胆实践的勇气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世人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真理和正义，而是一种可以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的先进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过时，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4]因此，应当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国情的高度结合与统一，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生动、最丰富的实践经验。

其次，学习研究邓小平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以下重大的启示：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改革的社会，是在改革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15]“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竞争。为此必须牢固树立生产力标准的思想观念。在过去时代主题的影响下，传统唯物史观虽然也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实际上却把生产力放在为生产关系服务的位置上。在新的时代，特别是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新时期，生产力决定一切的作用无庸置疑地凸现出来，成为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生产力不但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而且是检验生产关系优劣的标准，要求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自己的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即不但要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上，而且最终还要在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高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强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些重要启示对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正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作用。

最后，学习研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可进一步坚定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马克思没讲过，我们的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7]，在实践中去创新。尽管这难免会冒点风险，会遇到很多困难，出些问题，但是，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就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18]因此，我们坚信，只要按邓小平理论要求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3][4][7][8][9][10][11][12][13][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155、364、373、225、25、370、172、63、258、113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2、3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15]引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原载于《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