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我谈谈三点看法，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背景

从1840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开始启动现代化的进程。在思想界，介绍传播西方思想与哲学成为时尚，首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而是培根、笛卡儿以来的近代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然后是追溯本源，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经典，在中国都得到介绍与研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哲学，受到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中国思想界的热烈欢迎。在此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的还有诸如实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一些当时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

在上述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就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 “打倒孔家店”是当时运动的口号，表明它的主旨就是要颠覆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但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思想传统，不是喊一声“打倒”就可以消失的；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内在于中国人精神血液中的文化传统，依然被保存和延续下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面对中国革命实践、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理论，为此就必然要消化和吸收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头脑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是当代中国人所必须继承的思想遗产。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戏说毛泽东是“冰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说毛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就是因为这个“不纯正”，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以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中，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色彩更加浓厚。下面仅举三例：

第一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就提出，历代读书人都把它作为做人做学问的规范，后来毛泽东对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邓小平进一步把它提升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第二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中，可以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邓小平在论证时就举出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实行北方游牧民族的奴隶制度和南方汉人农耕方式的封建制度二者并存的例子，证明其可行性。所以邓小平的谈判对手、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由衷赞叹：“这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来的天才创造！”

第三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但邓小平指出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立。

实际上，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思维方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思维。它的哲学根据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来自中国人传统的哲学图腾——阴阳太极图：在一个整体的圆圈中，有两条黑白不同但彼此相抱的鱼，其中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这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整体和谐，共生共存”的形象写照。最重要的是，这种阴阳包容性思维经过几千年的拓展和运用，体现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已经内化为指导中国人看问题做事情的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邓小平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在我看来，邓小平伟大，是因为中国人民伟大、中国文化伟大、中国哲学伟大。古往今来，提出伟大设想的伟人并不少，但能够真诚接受并实践伟人的设想而且取得成功的民族并不多。13亿中国人民能够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类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思想，并且付诸实践，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难道不就是“整体和谐，阴阳包容”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发挥作用，难道不正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中国文化伟大、中国哲学伟大吗？

    在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这些思想的中国文化与哲学的色彩更加明显，究其本源，分别是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在当代的表述。

正由于有上述成功的背景，再加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迫切需要，才召唤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打破各自研究领域的局限，共同面对当前中国哲学的热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的问题。

 

二、思想的资源

为什么刚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以下简称“马中西”）的会通与融合，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资源的会通与融合呢？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西方文化在19世纪的产物，为什么当代中国哲学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源？首先，这是历史的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拜了多少西方思想大师和政治大国做先生，但结果都是“先生训学生”、“先生打学生”，中国人总是直不起腰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武器，一开始就受到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中国人民的发自内心的欢迎，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次，这也是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的批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还存在，这种批判就不会过时。当然，一百多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比较“人性化”一点了。但是，其内在的本质——资本扩张的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解（如果有一天资本扩张逻辑消解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消亡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现在富国对穷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压榨，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横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资本扩张逻辑中，明显处于劣势。所以，选择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发展中国家的生存需要；放弃这一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就只能沦为全球扩张资本的附庸。

    西方哲学在中世纪曾经是“神学的婢女”。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西方哲学获得了新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近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建构得最为精致的理论形态。其中，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一直到现代的实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其科学精神一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以思维精致著称的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一些人本主义思潮，包括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当代的一些哲学思潮，包括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伽达默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等等。这些，都在影响并继续发挥着提升当代中国人哲学思维能力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转入主要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处在一个“正在进行时”的状态，因此，主要反映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科学精神的西方哲学，正是中国当下迫切需要的哲学资源。而由于当代全球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科学精神的弘扬更加具有普世的积极意义。此外，上述各种哲学思潮，作为西方社会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进行的反思的结晶，依然是当代中国人探索自己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时，所必须借鉴的思想资源。

中国有着自己悠久的独特的哲学传统。与早期希腊人由于对自然界的惊异(wender)而产生的以“爱智慧”为口号的哲学(philosophy)不同，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哲学”起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忧患(worry) ，而以“知人”为其口号。《尚书·皋陶谟》提出“知人曰哲”，说明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哲”主要是知人论世的学问。在人类不同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就在古代希腊人热中于对自然规律的探求，从而提出“自然哲学”形态的时候，古代中国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迫切需要探索的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因而产生了一个以“治”即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为宗旨的哲学形态。这就是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谈所说的“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1]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是从“治论”（类似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开始的；“为治在人”，而“知人则哲”，进而发展到“人论”（包括人性论、人生论、道德哲学）；由于“天人合一”，因而“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进而发展到“天论”（形上学、本体论）；最后，由“知治”、“知人”、“知天”之“知”而形成了“知论”（认识论、方法论）。

这套独特的中国哲学体系，造就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局面。中华文明在世界各大古代文明中，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原因有很多，但这套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应该是不可或缺的思想根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问题。特别是当前中国的GDP人均值已经跨入1000到3000美元这一国际公认的危险线的时候，如何实现社会稳定，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荡的覆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从执政党到普通老百姓都关注的头等大事。在这方面，以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为宗旨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明显借鉴了儒家“和谐哲学”的治道思想资源。

此外，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中，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相互并存、共同促进，应该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合理选择。中国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全球大同”的文化主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这些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主张，引起了世界有识之士的共鸣，赢得了他们对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尊敬。现在世界各国，包括企业界，都在讨论“软实力”问题。所谓“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国家、企业等）的文化力、影响力。如果中国传统哲学资源面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能够作出积极的、有效的、富有建设性的反应，提出具有前瞻性、影响力、冲击力的议题，这不正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吗？

 

三、未来的走向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简称“马中西”）的会通与融合的问题，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中西”的会通与融合，将会体现出什么样的哲学精神，给未来的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哲学精神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的接受者而言，西方哲学的长处是科学精神（当然不仅限于科学精神），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是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实践精神。未来的中国哲学，应该以实践精神为基础，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指导国人深化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以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引导国人保持对世界的人文关怀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在哲学方法方面，西方哲学突出的是“主客二分”的分析方法，中国哲学突出的是“天人合一”的综合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的是主体的批判性。未来的中国哲学，应该以主体的批判性为基础，把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结合起来，在对客观事物精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对世界的宏观把握，并保持人类作为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进取性和创造性。

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马克斯·韦伯说过：“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 ^[2] 卡尔·马克思则说过：“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  把这两位大师的话结合起来并变通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是理性地解释（把握）世界，中国哲学是理性地适应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理性地改造世界。就人类的需要而言，理性地解释（把握）世界、理性地适应世界、理性地改造世界，三者都不可缺少。当代中国哲学如果把三者融会贯通，对于丰富人类的理性，全面解决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哲学的现实价值方面，“马中西”三者的融会贯通，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将是巨大并且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昭示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已经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并将继续使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西方哲学所昭示的科学精神，已经并将继续陶冶着中国人民的科学理性，促进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科学技术的腾飞，从而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中国传统哲学所昭示的人文精神，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和补充，必将增强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真正使中国人民“强起来”。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经过“马中西”的会通与融合所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显然不会是三者的简单相加，它将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现在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是人类哲学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一定会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一定会具有独特的中国气派，一定是当代世界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对当代人类社会将做出重大的贡献！

（本文为作者于2005年11月7日在越南国家大学发表的演讲稿）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

[2]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9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 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