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文化群

 

亚文化群指消费同一种产品而形成的群体。这样的群体早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为都是在群体背景下发生的。”“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一套共同规范、价值观念或信念的人组成，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隐含的或明确的关系，因而其行为是相互依赖的。”[[1]]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种群体是“身份群体”。身份群体一般指的是团体。在同一个经济阶级中，可以有不同的身份群体；在不同的经济阶级中，可以有相同的身份群体。“身份群体所拥有的共性、身份群体所组成的要素是承认他们之间享有一种‘社会的尊重’或‘社会的荣誉’。身份群体还共同享有韦伯所说的‘生活方式’。”[[2]]身份与经济地位关系密切，但是又不完全由经济地位来决定。消费并不是经济条件的简单的反映，它与一个人所处的身份群体有关，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份群体的角度解释他的消费形式。

有些西方学者把这样的群体称为亚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国家、特别在英国，出现了许多昙花一现的亚文化潮流，如摩登族、朋克等，曾经引起媒体的关注，直到它们渐渐淡出而为别的亚文化潮流所替代。所谓亚文化，指在一个较大的、更复杂的社会中存在的可以识别的一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实际上，任何一个具有共同的信念与风俗习惯的群体都可以归为一种亚文化。”[[3]]之所以是亚文化，因为它不是主流文化，另外，与主流文化或者母文化相比，它的规模比较小、局限于某个地域或领域、并且五花八门。相对于“亚文化”，我们更倾向于使用“亚文化群”的概念。

马自达6轿车车友会就是这样的亚文化群，它是由于消费同一种产品而形成的群体。马6事件使得类似于马6车友会这样的亚文化群成为公众舆论瞩目的对象。马6事件指2007年8月18日南京20辆马自达6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围堵悍马的事件。那天早晨，20辆马6、54个人从南京浩浩荡荡呼啸而出，开始了连云港二日游行程。中午时分，车队进入宁连高速公路淮安段。一辆挂着常州牌照的悍马越野车闯入了车队中，想超车，它打乱了马6的队列，并且“嘟嘟嘟”地拉着警报。马6车友通过自备的手台大叫：“夹悍马！夹悍马！”马6车友围堵悍马开始是愤怒，但是很快变成找乐。马6们欢呼着围住悍马，如同汪洋大海吞没了一座旗舰。悍马举步为艰，对峙持续了三四分钟。有关这个事件的帖子曾经挂在网站各大论坛的醒目位置，有些媒体、包括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还赶到马6车友会固定的活动场所——马6改装店去采访。2007年9月20日《南方周末》以《马6党的“豪放”青春》为题发了配图的长篇报道。

随着我国消费的繁荣，由于消费某种产品而形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亚文化群不断增多。仅就轿车消费者而言，车友会就名目繁多，有马会（马自达），菠萝派（POLO），宝之林（宝来），富联（富康），别动队（别克），牧羊人（羚羊），团捷会（捷达），大本营（广州本田），奥委会（长安奥托），英联邦（南亚英格尔），夏令营（夏利）等。对这样的亚文化群的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针对性。我们拟以马6事件为案例，考察亚文化群的消费特征与消费者的审美趣味的关系。

 

二 亚文化群风格的表征物

 

亚文化群是通过商品的使用而形成的社会分层。布尔迪厄在《区隔》一书中认为，商品中的品位是社会分层的一种标志。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只是部分地与物质消费有关，他们还把商品作为一种标签，成为联合或排斥他人的“桥梁或门槛”。亚文化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风格的大胆运用，这往往使他们与众不同而引人注目。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亚文化圈中的青年利用某种独特的风格既可能是要表达和他们所属的群体相一致的清楚的身份，同时也可能是向这个群体之外的人显示自己的身份。”[[4]]

亚文化群的风格有一系列表征物。我们比较一下摩登族和马6党，可以发现这些表征物的共同性。摩登族是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一个青少年亚文化群，其成员追求意大利产品，常骑意大利产的小轮摩托车，身着整洁的白色意大利圆领衬衣，专门剪裁的罗马短夹克（两道小开衩、三个钮扣），以及臀部绝对最大值为17英寸的无折边窄裤（紧紧包裹着臀部），脚登一双尖头鞋。旁边叠着一件白色胶布雨衣。“摩登族正是通过商品选择将自己标识为摩登族的，他们尽情利用商品选择的表现性潜能，直到其逻辑终点。”[[5]]

标志性的消费产品是亚文化群风格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表征物。对于摩得族来说，这是小轮摩托车；对于马6党来说，这是马自达6轿车。美国的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摩托车价格昂贵，大多数哈雷－戴维森的购买者不只是为了拥有这种两轮车以及它所表达的某些方面，他们也由此加入了一个亚文化群。这个亚文化群最重要的特征是使用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尽管有很多独特的哈雷－戴维森群体，他们大多共享一种核心的文化或者价值体系。

为什么摩登族对小轮摩托车、马6党对马自达6轿车情有独钟呢？这与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密切相关。意大利小轮摩托车（踏板摩托车）当时是一种时尚的产品。意大利茵诺森提公司20世纪60年代向纽约出口一种小轮踏板摩托车时，车被摆在专门的女士商店里。与其说把它看作一种交通工具，不如说把它看作一种时髦的金属装饰品，一种车辆上的珠宝。这种摩托车还被挑选出来，与选美比赛和电影一起，作为意大利女性的“解放”的催化剂。有人将这种流线型的摩托车比作意大利雕塑家博乔尼的雕塑作品《空间连续的唯一形体》，称赞它具有“雕塑般的高雅气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摩托车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它受到意大利小轮摩托车的挑战。意大利企业强调了小轮摩托车作为设计优良的产品的价值。工业设计师和消费者给小轮摩托车编码，赋予它一定的含义，同时，运动着的小轮摩托车也给社会环境增添了色彩。正如阿帕多拉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欧美社会中，美学知识在开创物体流通路径方面，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证实了赫布戴智的研究结果：日常生活的美化已经为物质文化结构提供了变革的条件。”[[6]]消费者俱乐部和联谊会对产品的流通也起到重要的作用。3000个小轮摩托车手参加每年一度的俱乐部大赛，服务营帐里布满了横幅、标语、彩旗，呈现出一片狂欢的气氛。晚上有烧烤、化妆服饰比赛和舞蹈。舞蹈会上播放着风靡一时的意大利语唱片。

马自达6轿车是一款价格为20万元左右的中档车。它很有个性，清晰地勾勒出用户的形象。作为马自达公司21世纪的新产品，它2002年5月在日本上市，2003年4月在中国销售，当年就获得年度车称号，并一直保持旺销势态。马6车吸收了跑车的元素，动感中自然流畅。它的动感的、年轻化的外形满足了某些消费者的审美需要。有的消费者说：“我们驾着马6去感受风的速度，去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而升级的马6车版车把大灯和尾灯的底色从以往的亮银色改成了黑色，不仅看起来更深邃、更有质感，也进一步强化了整车的运动色彩。老款车上平淡的前格栅现在换成了更时尚的蜂窝网状；前保险杠下部原本不突出的通风孔被刻意加上了镀铬装饰条，这些改进都是为了更富于动感。正如《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所说，“马6所营造的轿跑车型，吸引的正是在感觉上求‘酷’的单身青年。同为中级车的本田雅阁和帕萨特也有车友会，但这两种外形稳重的车大多是商务用——车如其人，它们的主人很难玩出马6党的豪放来。”由此可见，“所有的消费品都具有标明差异和阶层的符号价值。”“一旦符号被购买和使用，其符号价值就传递给了消费者，使消费者可以建构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我认同。”[[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绝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符号的消费。

标志性产品的消费是亚文化群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仅仅拥有这种标志性产品还不够，亚文化群风格的第二种表征物是所谓“形象管理”：着装和其他附件。对于摩登族来说，他们的着装是精心选择的，通过他们的着装，人们就可以了解他们。他们用着装既表示与主流文化的区别，也表示与其他亚文化群的区别，比如，与“老客派”（Rocker）强硬、粗犷的衣着（皮革是首选的织品）形成明显的对照。衣着构成了大多数社会空间的微型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服装是“身份的一种视觉隐喻”。“不仅我们的衣着是我们的意图的可见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衣着还是别人解读我们以及我们解读别人的符号。”[[8]]生产意大利小轮摩托车的兰布雷塔公司的报纸《兰布雷塔新闻》连续刊登妇女们在不同季节骑小轮摩托车时着装的专题报道。1954年《图片邮报》中的一篇文章，向人们详细说明了骑小轮摩托车时应当穿的鞋子、套头毛衣和“戴”的头巾。

马6车友的形象管理包括：喜欢戴G-Snock手表，穿CK服装，用最新潮的手机。他们是南京最大的车友会，拥有二百多辆车，六、七百成员，年龄大都在18－35岁，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单身，还有英国归来的博士、硕士。为了方便聚会，他们开办了改装装饰店，这里成为车友会的固定活动场所，墙上挂满了车饰和配件。在改装店他们曾把车门改成“剪刀门”，被改装的蓝色马6照片至今还贴在西祠胡同上。剪刀式车门是许多知名跑车使用的，这使马6年轻的车主们心动。“哈雷”亚文化群的其他成员和一般公众对“哈雷”新成员的着装有所期待，新来者要购买防护衣、靴子、头盔等。

亚文化群对其成员的消费会产生规范性影响，群体消费某种产品，个体也会消费同样的产品，群体的价值观实际上成为个体的价值观。不仅如此，亚文化群在消费观上还会对群体之外的个体产生影响，从而成为这些个体的仰慕群体。“人们没有成员资格但希望加入的群体被称为仰慕群体或渴望群体，它对个体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个人经常会购买他们认为渴望群体成员会使用的产品，以获得该群体实质上或象征性的成员资格。”[[9]]例如，许多渴望加入哈雷车手群体的人，由于车价昂贵，目前还无法取得这种资格，他们常常会购买哈雷服饰或其他一些相关产品。在亚文化群的消费观发生影响的同时，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影响。

亚文化群风格的第三种表征物是肢体语言和群体内流行的特殊语汇。这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习俗”：亚文化群具有特殊的行为规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身体的姿态或运动、走路或谈话的方式，这些就像“第二皮肤”那样穿在亚文化群的成员身上。在现代社会中，身体成为身份的基础，社会地位通过人们的风度举止体现出来。在瑞士的一所私立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就读的名门闺秀专门在那里培养举手投足的风度，学习一定的文化知识，这些都是为了日后嫁个如意郎君，从而最终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摩登族在驾驶踏板摩托车时有特殊的姿势：把脚向外伸出45度角，后座上的伙伴必须将手搁在背后，并且要向后靠。他们通过驾驶方式赋予了踏板摩托车以新的价值，或者说使它的价值发生了转换。亚文化群不仅使某些产品成为自身的速写，而且有时候用自己的定义使这些产品“变调”了，即颠覆这些产品在主流文化中本来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穿着花哨、热衷摇滚的特狄男孩（Teddy Boy）穿萨维尔罗的绅士服装，就把它原来作为上层阶级服装的意义完全变调了。[[10]]

马6党的行为规范包括：喜欢“恶搞”，习惯呸呸地叼着烟和你说话，擅长PS,并能借用一切东西，随时给对方增添快乐。他们相互打趣对方是“活闹鬼”（南京方言，小混混），用“盘膝”（痞子对女人的昵称）称呼他们见到的女孩子，不时以“歪日滴”（我靠）表达自己的惊讶。他们一些看起来很不正经的照片也放在了论坛上。

当摩登族精心打扮、以独特的姿势骑踏板摩托车时，他们简直在进行戏剧表演，成为舞台上的演员。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被观看”、“被注视”的对象，针对某种环境有意识地选择着装和姿态。用费瑟斯通的术语来说，这是“表演性的自我”。通过消费活动，这种自我表现形式不断向日常生活渗透，消费者更加关注着身体的外表、健康、年轻和美。现代自我特别对如何向别人显示自己感兴趣；在个人幸福与完满的追求中，外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每个消费者都有通过消费表现自己的愿望，只不过摩登族把这种表现推演到极端而已。费瑟斯通写道：“不仅年轻人及富人全神贯注于风格化的生活方式及自我意识的确定，消费文化的大众普及性还暗示着，无论是何种年龄、何种阶级出身，人们都有自我提高、自我表达的权利。”[[11]]城市生活的匿名化为这种自我表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摩登派表现出新兴的消费感觉和敏锐的消费意识。小轮摩托车“在外观、形式和线条设计方面明显得到改善，再加上摩登派的极富戏剧化的展示，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般美化的一部分”[[12]]

 

 

三 亚文化群风格的同源性

 

亚文化群风格的同源性指亚文化群的成员的关注焦点与他们的标志性消费产品、全套衣着、装饰、身体的举止风度之间的一致性。“同源性”的概念是威利斯（P.Willis）提出来的。我们理解的同源性，是说亚文化群风格的表征物产生于其成员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是这种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的外化，所以，它们之间具有一致性、“适配性”。

摩登族的审美趣味是“扮酷”，这种审美趣味决定了他们的标志性消费产品、衣着、举止风度在风格上的一致性。他们的这种审美趣味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他们的扮酷是为了与他们所厌恶的生活环境拉开距离。摩得族的成员并不富裕，他们处于社会下层，住在伦敦东区高层建筑，干着下层阶级的工作。他们的衣着风格和身体姿态“表达了一种向上的社会变动的愿望，他们渴望‘逃避’工人阶级生活千篇一律的沉闷气息”。[[13]]

    按照海布迪基（D.Hebdige）的说法，摩登族对衣着的细枝末节挖空心思的讲究来源于布鲁梅尔。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1778－1840）堪称英国扮酷的祖师爷，他不是因为权势、财富、知识，而是因为扮酷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英国摄政王时期名噪一时，被摄政王待为上宾。布鲁梅尔出生于寒门，但是他依靠优雅的衣着而登上了社会阶梯的高位。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它预告了现代消费主义模式的兴起。这种消费主义模式注重自我的风度，通过外表进行自我表演，而一个人的外表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布鲁梅尔的身份完全是由衣服上的那些装饰品制造出来的，借助于某种惹人注目的衣着风格，‘布鲁梅尔可以宣布他的主要兴趣就在于他的优雅的风度和与众不同的美感’。”[[14]]布鲁梅尔倡导的服装轮廓简练、线条优雅，面料是上好的、采用乡土气息的漂染法制作的亚麻布，领带讲究以华结装饰。此外，他和志同道合者还强调微妙的谈吐，合适的姿态，恰当的情感流露方式，以此来显示他们卓越独特的审美趣味，显示他们与政治之类过于现实的东西的距离。

布鲁梅尔现象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当时英国政治上不稳定，旧的社会秩序瓦解，从旧的阶级中游离出来的人群，在共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群体，这种基础是：对政治漠不关心，追求完美的生活。因此，他们通过服装、装饰和举止来炫耀他们新的社会地位。布鲁梅尔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马6党的审美趣味是所谓“豪放”，这种审美趣味也决定了他们的标志性消费产品、衣着、举止风度在风格上的一致性。他们在事业上有一定的基础，生活比较富裕，基本上每个月举行两次自驾游，至于唱卡拉OK、泡吧，几乎天天有。他们通过自己的消费显示出一种潇洒，同时又有些满不在乎。他们频繁的聚会是为了找乐，他们围堵悍马“就是觉得好玩”。如果是其他轿车，他们不会围堵，因为悍马又大又强，围堵悍马有以小挑战大、以弱挑战强的叫板意味，这种“豪放”能够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快感，难怪他们在围堵时发出兴奋的尖叫：“帅！真帅！”马6车友会的人说：“奔驰、宝马、奥迪的车主没空扎堆；十万左右的车子，车主几块钱都要和你计较，也不好玩。”言谈中透露出一种不屑和傲气。

亚文化群利用风格、衣着和身体姿态有意识地制造身份认同，实际上是应付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马6党的成员说：“只是为了一起玩才聚到一起，平时压力这么大。”他们感到城市太寂寞了，在城市生活的机制中，人们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碎片，大家渴望扎堆的日子，车友会就是彼此熟悉的好途径。他们是一个团结的群体：“撞到人，会有人帮你跑腿；爆胎了，打个电话也会有人赶到。”他们说：“这就是团结。”团结力量大，这也是他们敢于围堵悍马的原因。“时尚、衣着和消费提供了许多应付现代世界生存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的特征可以被表述为日益增长的碎片感和混乱感。”[[15]]现代社会产生了新的危机，也提供了新的快乐。

在西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年亚文化群就和一系列“道德恐慌”联系在一起：特狄男孩与违规和暴力有关；后来，摩登族、老客派被视为“离经叛道者”，从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因此，培养亚文化群良好的审美趣味十分重要，这能影响到他们的消费行为和行为规范。

亚文化群体与产品消费的关系不是一种静态的关系。“一个社会或文化团体不会经常或永远使用某一种特殊形式的家具或电影风格来传达其识别特征。这里有一种更复杂和动态的关系。比如说，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团体会努力赶超那些优越的社会团体，迫使它们寻找别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识别特征。”[[16]]凡勃伦、齐美尔、福蒂都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研究，他们认为，上层阶级总想区别于下层阶级，一旦他们发现下层阶级开始使用他们的物品，他们就必须寻找一些新的物品在区分自己。于是，不同种类的物品成为亚文化群体用以建立和再现其独特识别特征和价值的对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