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这是着眼于中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和科学性的理解，可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等国的改革主要是要维护国家主权（欲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家长式控制中解脱出来，包括毛泽东提出的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也是出于同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内涵上主要是要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由于政治观念和操作策略的不同而使改革结果迥异。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世纪之交，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前沿的中国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为此而发（其重大历史价值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述第一个时段的问题已不存在，但后两个时段的问题正在继续。为正确理解后两个时段的科学内涵，须准确把握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地位，从改革总设计的角度认识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
一、国情定位再认识：中国现阶段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共时态
中国的国情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为共识。但它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哪个历史区间呢？如果把经典作家当年讲的社会主义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是否处于该区间呢？许多人持肯定回答。但从唯物史观看，这个理解并不妥当。唯物史观认为，确定某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最主要、最基础的应是以生产力水平来判定。五种社会形态由低向高的发展，就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进步而定的。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迄今为止主要历史任务仍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按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其历史地位不应处在高于资本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区间，而应处在与资本主义共时态的区间。
如此理解，才能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相当长”及其历史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对这个历史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纠葛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历史意义有更为贴切的认识。鉴于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挑战，就是必须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以实现现代化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大的优越性，能后来居上。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则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程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共时态的主要理由。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生，有实践缘由，也有逻辑依据。中国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成功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了社会主义。今日中国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也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创新。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可犯超阶段错误。昔日民主革命超阶段的错误是排斥或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今日现代化建设超阶段的错误则是以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搞建设，排斥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历史实践表明：同一历史任务的领导权可以由不同阶级或政治团体担当，但领导权的变易不能改变该历史任务的性质本身，否则该历史任务不可能完成好。人民对领导者的选择也是首先着眼于谁更能胜任当前的历史任务！昔日的民主革命是如此，今日的经济建设亦如此。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也能够领导好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去我们在这两个历史任务的认识上都走过弯路，但直路常常是在弯路中走出来的，对伟大历史任务的认识尤其如此。对以往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归结，就是应当确认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是处于与资本主义共时态的区间。
二、中国改革的实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公有资本的塑造
明确了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现阶段改革的由来与实质。中国最先搞社会主义遵从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所以搞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就在所难免。后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有了重大改革的启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按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观点看，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既抓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矛盾运动，也抓住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才收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整个上层建筑变革的整体效用。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其核心内容，就是经济体制转轨和公有资本的塑造。这一改革在唯物史观框架中的地位，也可以用一个图示来表达。把前述的社会发展一维射线图分解为两维的直角坐标系，横轴代表生产力，纵轴代表生产关系，其对应关系遵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中国改革的实质由此可以得到直观的说明。可以看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应是市场（商品）经济，如果搞计划（产品）经济，按唯物史观原理，应属于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犯了“超阶段”的错误。鉴于这一历史性失误，中国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体制转轨：从计划（产品）经济向市场（商品）经济转轨。但这一转轨又不是简单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认同，而是一个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过程。它在操作上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其中十分特殊的一块是公有资本的塑造。
公有资本的塑造是对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质的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追求现代化中必须利用资本，而不能排斥资本。这里讲的资本主要是从生产关系上讲的，而不是仅从资金意义上讲的。中国的对内对外开放，实质就是对资本这种经济关系的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攻坚战——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实质上就是要用资本这种经营管理关系来重塑公有经济。十五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公有资本”概念。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是这方面工作的继续推进。列宁当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已经对资本与新生社会主义的关系作出了重新认识，提出“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 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其中包含着对资本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肯定。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更可以说是从理论和实践上为科学地扬弃资本而正名。历史地看，资本应当和商品、货币、市场等经济范畴一样，同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社会作用有善恶、利弊等两重性。对它利用得好，可以使它为人类造福，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它利用和规范得不好，也会带来诸多危害。所以对资本的态度应当是辩证法讲的扬弃：扬其善以为人们造福，弃其恶以减免其可能之危害。如此看待资本，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决不是简单地对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的认同，而是包含着重要的创新——公有资本的塑造。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其实现形式应是公有资本。公有资本在功能和运营上的成功设计和操作，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现代经济文明的新贡献。马克思曾用“商品——货币——资本”浓缩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史。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其后增添一个新范畴——“公有资本”。马克思的公式中，每一后生事物都是前一事物的特殊发展，其生命力都是对先前事物的整体优化和发展提升。在“资本”后接续“公有资本”范畴，完全符合马克思的逻辑：公有资本是一种特殊资本，它是一种既按资本的一般规则运作，又要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长远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发挥作用的资本。这是由它的所有者性质决定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这些改革的目标将塑造出真正意义的公有资本。公有资本将是与私有资本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市场经济中的法规是它们共有的游戏规则。公有资本特有的责任义务将在其公司章程和操作法规中体现。公有资本的效益效能要落实到公有资本相关经营管理人员的个人利害关系中，从而使公有资本的运作达到自组织、人格化。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讲的这一原理在公有资本的人格化塑造上也完全适用。
三、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总设计
对原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计划经济动手术，其难度与风险相当大。现在看来改革的总设计至关重要。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翻了船，无不与总设计相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步步前进，经受风浪，健康发展，得益于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总设计，这个设计的核心是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基本定位，保证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量变与质变，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理论上反思其成功的原因，可以从唯物史观上得到科学的说明。我们可以用一个三维立体坐标系来表达其科学性。以横轴、纵轴、竖轴分别代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然后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标示其中。从图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其特定的发展道路，邓小平为这一道路的稳定发展设计了必备的条件。从图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与资本主义共时态，但在国体上与资本主义异质。为此，中国现阶段的上层建筑，首先是坚持，同时必须改革。不坚持不能与资本主义相区别；不改革不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中国原有的上层建筑体制主要是适应计划经济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要使它转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创新。可以说，二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包含着上层建筑改革创新的大量成果。没有这些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和发展。
2．中国现阶段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对国体善加保护，谨防人为的政治地震或颠覆活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力量对比上的弱小，迫使它在上层建筑上的有些自我保护措施更严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把这一点看得特别透。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竖轴上的跨越，是国体选择上人民历史能动性的产物。列宁对十月革命的论证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证都说明了这一点。正确理解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现实政治国情之由来。
4.邓小平设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健康发展的科学设计。这可以从三个坐标轴获得直观的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横轴上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是纵轴上的变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竖轴上的特点。苏东改革与邓小平改革的相同点是在纵轴：都要实现经济体制转轨；不同点是在竖轴：是否认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他设计的特殊之点就在(轴上。这一设计的战略意义保障了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总设计
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任务更显突出，也更艰巨。加入,-.是引进了加速政府职能转变的外在压力和时间表，也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出了硬任务。中国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改革既要谨慎，不出大错，又要积极，勇于创新。它比经济体制转轨的难度更大，因为现成拿来就能用的东西相对少，所以借鉴创新的要求相对高。但它一定要做，而且要做成功，否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1世纪面临的伟大任务和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胜利迎接这一挑战作了又一次重要的总设计。
昔日邓小平设计的党的基本路线，在逻辑上受到的最大非议是认为“两个基本点”不能同时存在，各种“左”或右的观点都是极力强调其中一点而否定另一点。邓小平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两个基本点”对“一个中心”的保证作用。其方法论可以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表述：“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正确。斗转星移，世纪之交，中国改革进入政治文明建设更突出的历史时期，某些“两极对立”的问题也似乎更彰显。比如，国内外总 有人从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上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也有人从取消党的领导上理解民主法治建设的内涵，还有人在共产党革命传统与现实实践的某些矛盾关系上纠缠不休、陷入两难等。如何回答种种问题难点，关乎!"世纪的中国怎么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根本，消解两难，实现了许多对立两极的统一，构成中国面向未来改革大业的重要总设计。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生态保护相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态势表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理整合到振兴中华的大业中来，总体和谐，充满活力，在动态改革中不断优化。它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是相适应的，我们必须善加保护。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这个政治生态，而不应损害它。这其中有许多重大政治关系要处理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总揽全局，抓住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也保护了中国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与优化。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相统一。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但有些人总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的理解有歧义，认为“坚持”有固守、僵化之弊。其实邓小平在提出“坚持”的同时一直没有忽视对“改善”的强调。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说是从党建工程的角度切入，回答了“坚持”和“改善”的科学内涵，使它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高度统一。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统一。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将过去，改革的中心环节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有道理，但不可走偏，比如，偏到否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独考虑上层建筑的改革，那就错了。我们不应忘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把上层建筑的某种改革作为中心，背离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应当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我们永远要紧紧抓住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促使我们把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做得更好，而不能脱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说融两方面工作于一体，使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与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相一致。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传统本质予以再提炼，使之和面向未来的新质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中形成的许多传统本质，今天将如何对待，党在新时期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关系，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法理性论证，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着眼点，等等，都是一些众说纷纭和令人困惑的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这些问题作了高瞻远瞩的根本性回答。这个回答既是对党的历史传统的再提炼，又是对党未来发展的总要求。可以说，它是我们党与时俱进自我认识的新成果，是我们党政治智慧的新结晶。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新世纪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行动总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基本路线一脉相承，珠联璧合，共同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纪的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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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翠玲
原文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3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