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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 民主——关于民主地位的反思
 

民主在中国是热门话题,也是敏感话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民主,但有些谈民主的观点又常引起争议。讨论民主问题必须首先明确民主的定位:在社会发展中,民主应是第一性地位,还是第二性地位?进而,各种民主诉求的合理性是由民主自身定,还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定?这是本文想探讨的主题。

从“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说起

中国的“五四”运动要请西方的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近百年来,“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不断昌盛,而“德先生”的命运似乎多外。究其原因,学界有如下检视:一曰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启蒙上尚未尽职到位.二日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迟钝.三日中国当政者强权.四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救亡压倒(民主)启蒙”。其中第四点可以包含前三点,即国人忙于民族救亡,所以就耽误了(民主)启蒙。由此,知识分子、民众、政府的不到位或失责就都可以理解了。

新中国建立后,民主的命运仍显坎坷。起先民主曾被寄予厚望,但后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主已被打了折扣.作为政治运动的反右和“文革”,显露的更是对民主的嘲弄和扭曲。进入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使经济基础上的民主真正开始张扬,其政治上的特点是强调民主和法制的共建。但有些知识精英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进人90年代和21世纪,中国现代化胜利进展的事实,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框架的科学性做了最充分的肯定。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接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一些国外学人常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再次耽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救亡压倒(民主)启蒙”,到“现代化耽误民主”,两种说法都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持一种否定态度。的确,如果把民主视为在历史进步中居于第一性地位,则必然导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步的否定。如此立论,极易生出许多思想混乱。

 

民主含义可反思

 

从“救亡压倒(民主)启蒙”,到“现代化耽误民主”,二者对民主的共同理解都是“欧美版民主”,即以“议会、大选、两党制、言论自由”等政治体制运作为主要内涵的民主。以这样的民主观看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得出压倒、耽误、停滞等结论。是否应当在更广义、更根本的含义上理解民主?

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救亡史,核心就是要唤起民众。唤起民众投人到打倒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建立独立自主繁荣富强新中国的斗争中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战争,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救亡的过程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那种唤起民众以投人救亡的民主。由此看民主的含义,可否说:民主就是民众对历史活动的自主参与和对历史发展走向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解,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力主体的意义上把握的。马克思讲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也是从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走向的决定性作用上理解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批判,是揭示其狭隘的阶级性,强调民众广泛的参与性和自主性。由此理解民主,则所谓“救亡压倒(民主)启蒙”之说,其中“压倒”一词不尽合适。“压倒”是“倒”、是几近于“无,之意。而实际上,中国“五四”以来的救亡史,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唤起民众以救亡的民主。救亡是民族图存的大事,民主蕴含于民族救亡的大事之中。由此理解民主,则所谓“现代化耽误民主,之说也不尽合适。“耽误”是“误”,也是几近于“无”之意。而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亿万人民群众奋发努力的历史性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全面社会进步,更是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和对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作用的发挥。把中国现当代史说成是没有民主进步的停滞论,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的基本理解。可以说,仅仅在欧美版体制运作意义上理解的民主是狭义的,只有从根本惫义一匕哩解的民主才是全面的。

 

第二性,民主

 

如果说“救亡压倒(民主)启蒙”和“现代化建设耽误了民主”是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指向的事实成分则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某种逻辑:第二性,民主。

1.民族高于民主

“救亡压倒(民主)启蒙”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事实,它表明了历史选择的一种逻辑:民族图存高于民主。

    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任何与民族救亡无关或相悖的民主诉求均应服从于救亡的需要。“高于”在这里表明了谁第一性,谁第二性。“高于”不是“压倒”,不是不要,而是强调第二性的东西必须从属于第一性的东西,民主的发展及其各种实现形式要为民族救亡服务。激动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民族救亡曲,也是发动民众的民主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激昂的旋律,意在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每个人都应发出自己最后的吼声。“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救亡和民主的合奏,这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交响!在这个合奏与交响中,救亡是第一提琴手而民主是第二提琴手。说其中只有救亡而没有民主,是不当的。

2.民生高于民主

“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以来的王朝兴衰及更替,无不是以民生为根本。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也是物质资料消费的主体,所以民生应包含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两方面,这两方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民生是任何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民生高于民主,其实是作为管理层的官员和民众都认可的:其一,从官员角度看,任何社会上流阶层的特殊利益及合法性地位,都必须建立在对民生问题的基本解决上。其二,从民众角度看,任何社会劳动群众对该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认可,都是建立在自己切身感受的民生基础上。可以说,在民生这一点上官民双方具有了利益同一性,民生是第一位的,谁违反了这一点,谁就会危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统治者出于自己穷奢极欲的需要而危害民生,必然是官逼民反。另方面,劳动者在自己的民生可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也少有挺而走险的“民主”诉求。有众多劳动群众参与的大事变中的民主运动,大都有民生危机或民生诉求的大背景。

3.发展高于民主

“现代化耽误了民主”之说,就其陈述的所谓“事实”而言,它表明的也是中国历史选择的一种逻辑:发展高于民主。鲁迅先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是人民群众天经地义无可阻挡的要求。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以来对现代化的追求,就是要发展,要振兴,民众的参与和发动完全应该与此相一致。邓小平说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民主和法制都是为现代化服务、受硬道理所统摄的。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耽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是离开现代化谈民主,甚至是把现代化与民主对立起来谈民主。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亿万民众自主致富的伟大历史运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为民主政抬积累了经济基础,而且在政治上使民主和法治有了真正实质的权益内涵。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促进了民主,而不是耽误了民主。

今日,中国正在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强调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长远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他如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等,都要统摄到科学发展的需要之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而其他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翻了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丢了发展之本而以某种民主政治改革为中心。所以,发展第一性,民主第二性,科学发展高于民主,民主政治应为科学发展所统摄,这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实践框架。

4.民主的上层建筑地位

以上所讲的“民族、民生、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看,它们都是社会存在的层面,是人口的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层面。而民主则属于上层建筑层面。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民族是人口生存繁衍的地域和血缘群体,民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发展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进步,它们都是社会存在的物质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绝对性。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民主等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这个原理解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也适于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解读。由此可以说,那种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压倒”和“耽误”民主的抱怨,正是重新理解中国民主进程特点的历史切人点。中国的民主进程以其特有的形式融人到“救亡”和“现代化”中,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的适应,而不是背离。

鉴于上述,那种把民主视为历史发展第一性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与唯物史观相悖的,在实践上是与中国历理论与实践史发展的逻辑不相一致的。那种从“民主第一性”观点出发而对中国现当代发展史的否定或责难,是不科学的。实践和理论表明,某种民主诉求的合理与否,不能仅仅在民主自身的参照系中看,而是要置于该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基础要素的参照系中看。第二性的东西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

 

中国版民主政治的创新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能t的开掘和释放应是历史的、有序的,在和平发展时期更应努力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文革”在这方面有沉痛教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在这方面有经验和创新。

1.“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

面向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国内外学界有许多高论,其积极惫义勿庸t疑,但其中的分歧也引人注目,分歧中最具争议的,是关于民主政治可否与共产党的领导兼容之争。否定的声音是:中国若不以(西方版的)民主政治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肯定的声音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后一回答,是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吸取世界先进文化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

“五四”以来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民不断觉醒、不断前进、不断创造伟大奇迹的历史。推翻帝制,抵御外辱,民族独立,发展自强,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大步,都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民主的进步。新中国在民主运动中诞生,人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民主进步中发展,人们看到共产党有能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被世界普遗看好,这是建立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反腐防变能力的基本判断上。离开中国共产党这个重要政治因素,不可能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做出正确判断。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其上层建筑民主政治不可能裹足不前。从另方面看,任何要把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中共对立的观念,都是既不符合中国现当代历史,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现实与未来的最大利益。从民主、法治、党的领导三者统一的理念来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中代价可能最小、弯路可能最少、效果可能最好的发展之路。

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中国要坚持四个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其中似未讲民主,其实民主就蕴含于四者之中,其中每一项的进展都离不开民主的扩大。民主必须与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民主不应是单车独进的孤军。

2.欧版民主应改速

民主是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民主能量的发挥若陷人失序失控,其负作用会大于正作用,得不偿失。要想使民主的能量定向、可控、适度、长效,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制。邓小平总结“文革”教训,把民主和法制连在一起强调,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而提出依法治国,是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相应文明成果的重大进步。欧版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有效,但不一定适于中国。中国人口多,国情复杂,民主能t大,其可控性的风险难度亦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怕摸着石头过河走得慢,最怕的是内乱和执政者腐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实践表明,简单的西方版民主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易于导致内乱.同时,简单的西方版民主也不是治理腐败风险的良方。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提出的“三者有机统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是适于中国的特色之路。

中国改革最充分地发挥了民主的能量,但又是采取了可控的渐次发挥形式,才最大限度地规避了风险。批倒“两个凡是”使知识分子有了思想自主,农村改革使农民有了求富的自主,城市改革使资本有了投资牟利的自主,劳务市场开放使劳动者有了打工的自主,等等。中国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大.但由于中国政治的整体格局基本稳定,所以,这些渐释的民主能量始终在可控的有序性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世界看好。

3.在“颠覆”中“落实”的后现代思维

后现代是对诸多现代理念的反思,种种反思在形式上常常是颠授性的,但在实际作用上又常常是为更加实际地“落实”一些重要理念而呐喊,如后现代对理性、主体、中心、主流、本质等理念的“颠覆”,其实是反对那种把它们奉为惟一的“主义”式思维,以还其在人类文明中应有的适宜地位。这恰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理论在“颠覆”中实现了对其适用意义域的“落实”刀瞬。中国的民主问题,在当今也极需“颠搜”性反思的落实。如果仅仅用欧美版的民主观念看问题,则难免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否定性判断。其实,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进程已经给了人们诸多启示。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化为价值着眼点。民主和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统一之说,已经为中国的新式民主政治提出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别于欧美版的民主,它可以视为后发展的国家对先前发达国家民主理念的“颠覆”。当然这种颠理的历史意义能否最终成立,还有赖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继续检验。但它在中国近30年成功实践的有效运作,就已经表明了它具有相当的生机与活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也是对现代民主理念的一种批判性反思。要说它属于世界进入后现代时代的一种政治思维,也是可以的。后现代哲学家费伊阿本德讲“怎么都行”,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探索走适于自己的民主政治之路,不仅具有实践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后现代思维逻辑的合理性。

 

(贵任编辑 詹宇国)

原文载《新视野》20076期,录入编辑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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