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是古代南亚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近代以来，随着阿育王法敕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和解读成功，国外对阿育王的研究盛行不衰，这成为南亚古代史研究中一个极为耀眼的焦点，被誉称为“大放异彩”。在这一学术研究中，英国、印度、日本等国学者的成果尤为突出。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阿育王法敕、阿育王支持的第三次结集和向外传教等方面，特别是阿育王法敕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1]。这些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相继发现的铭文资料，即阿育王法敕，其次是南传巴利文资料和极少部分梵文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汉文史料根本没有引起外国学者的重视，这是阿育王研究中一种奇怪而遗憾的现象。
一、有关阿育王的各类史料及其使用现状
我们先来对目前可以使用的有关阿育王的史料作一分类：
（一）希腊的资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阿里安（Arrian，约96 18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印度志》，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人）的《地理学》狄奥多罗（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人）的《世界史》，麦伽斯梯尼（Megasthenes）的《印度记》。
（二）罗马的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贾斯廷(Justin)的记述,普林尼(Pliny, 23-79年)的《自然史》，波里比阿(Bolybius, 约公元前200-前118年)的《世界史》。
（三）巴利语资料，主要是指南传佛教所保存的有关阿育王的资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大史》、《岛史》和《一切善见律》等。这类资料主要记载了阿育王的第三次结集、向外传教特别是向斯里兰卡的传教以及当时摩揭陀同斯里兰卡的交往等。
（四）梵文资料，此类资料现在保存下来的非常有限，其中涉及阿育王的就更少了。主要有阿育王传2本，即1828年发现于尼泊尔的两个梵文文本，其一是：The Divyavadana, a Collection on early Buddhist legends（ED. by E. B. Cowell and R.A.neal, Cambridge, 1886）;其二是: Asokavadana。前者已经校刊出版，内有譬喻谈38段，其中第26至29段为阿育王的传记，相当于汉文《阿育王传》的第1、2、5、10等4品。法国人比优诺夫（E. Burnouf）曾于1845年将其译成法文,并刊载于其所著的《印度佛教史绪论》中；后者保存在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中,并由英国人密特拉（R. Mitra）于1882年在其著《尼泊尔佛教文学》中译出大意。这两个梵本估计是同汉译《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相同的梵文文本，但或许不是汉文本的直接底本。此外,古代印度的各种《往世书》以及迦湿弥罗国的《诸王世系》、考底利耶（Kautiliya,前300年左右）的《政事论》等资料也直接或间接涉及到阿育王的一些事迹。
（五）藏文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种：一是布顿（Bu-ston 1290-1364）的《善逝教法史》，西藏将其放在《大藏经》的前面，作为整个藏经的序言，可见其地位。现已有郭和卿的汉文译本，名《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二是多罗那他（Taranatha 1575-?）的《印度佛教史》，这是藏文资料中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先有王沂暖的汉语节译本，后有张建木的全译本，名《印度佛教史》，先由中国佛教协会印行，后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三是胜巴（Sum-Pa 1702-1776）所著的《如意宝树史》，该书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尚未见汉译本。另外，藏文资料中还有一些译经，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铭文资料，主要指近代以来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等不同地点相继发现的阿育王时代的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其中摩崖法敕分“摩崖法敕”和“小摩崖法敕”两种；石柱法敕也分“石柱法敕”和“小石柱法敕”两种。阿育王法敕至今在我国还没有完整的汉语译文。1951年，汪兆玉先生根据日本佛教学者宇井伯寿的日语译文翻译成汉语，但不完整。另外，对于这些法敕的地点、发现时间以及分类等，中国人翻译介绍的各种资料也有不同说法，时常令人颇感迷惑。1997年印度出版了纪念阿育王诞辰2300周年的文集《Asoka 2300》,其中有阿育王各种法敕的完整英语译文，还有所有法敕发现时间、地点、内容等的完整介绍。根据此书可知，阿育王法敕可分为：①摩崖法敕分14章（同汪兆玉据日译的分法，但依此英语译文对照汪兆玉汉译，二者有很多区别，不知原因何在）；②羯陵伽摩崖法敕2章（即汪兆玉汉译中所称的“别刻法敕”，译文亦有异。该法敕是否即为“洞窟法敕”尚不清楚）；③小摩崖法敕3章；④石柱法敕7章；⑤小石柱法敕2章[2]。其中③④⑤汪兆玉的汉译中没有。该书对阿育王法敕的考古发现也作了至今为止最全面的介绍，据此资料可知，阿育王法敕至今发现者共计42处，其中印度有36处，尼泊尔2处，巴基斯坦2处，阿富汗2处。这些法敕既有18、19世纪的历次发现，又有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历次发现，如1953、1958、1961、1965、1969、1975、1977、1978、1989等不同年代所发现的法敕刻文。从中可知最近一次发现是1989年，并将此年发现的法敕视作原来已经发现、被为编摩崖法敕第12、第14章和小摩崖法敕第2章[3]。这些法敕是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刻成的，这些文字既不同于梵文又不同于巴利文。这类资料主要记载阿育王的佛法教化内容，此外还有羯陵伽战争、向外传教并涉及同时的希腊、埃及、叙利亚等国的皇帝名字等具体史实。所以，这类资料对于确定阿育王的时代和研究阿育王的佛法统治有极大帮助，发现并成功解读之后，引起巨大轰动，成为西方研究阿育王的主要资料。铭文资料中还有一类“洞窟法敕”[4]。
（七）汉文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此二书是同本异译，前者为西晋时代安息国（今伊朗）来华僧人安法钦翻译，共7卷11品；后者为梁代扶南国（今柬埔寨）来华僧人僧伽婆罗翻译，共10卷8品。这是汉文资料中最集中的阿育王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同现存其他语言的资料相比，缺少第三次结集、传教及其范围、同时代南亚以外的皇朝、佛法治世的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具体作法、羯陵伽战争等重大事件。
2、《大庄严论经》，此经为古代印度大乘学者马鸣著，后秦时代西域来僧鸠摩罗什翻译，共15卷，内容为汇集佛陀前世和在世时期的事迹直到著者时代的各种故事，说明佛教的道理，其中卷3、卷5、卷10涉及阿育王的事迹。卷3记述了阿育王礼敬僧人、教化大臣耶赊的情况；卷5记述阿育王临终布施故事、阿育王初信佛法时在宫中请比丘为宫女说法而感悟的故事；卷10记述阿育王因某比丘说法放香而体悟到赞佛之功德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阿育王传》等资料中所没有的。
3、《释迦谱》，10卷（或作5卷），为梁代僧佑根据当时的各种大小乘经典而撰成的史书，主要记述释迦牟尼的事迹及其后直到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佛教事迹，共34项，其中第25项为《阿育王弟出家造释迦石像记》，记述了阿育王弟受阿育王教化改宗佛教的情况；第31项为《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记》。这些内容在《阿育王传》中都有记述，情节稍异。
4、《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前秦时代兜怯勒国（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奥克萨斯河[Axus]上游的古国）来华僧人昙摩南提译，全经以四言偈颂的格式记述阿育王的爱子受非亲生的王后迫害以及阿育王如何发现、如何惩罚及其后果等事迹，是有关阿育王晚年生活以及孔雀王宫内部斗争的重要史料。
5、《付法藏因缘传》，该书由北魏时代西域僧人吉迦夜和昙曜于延兴二年（472年）翻译，全书共6卷，记述印度佛教历代传法谱系，其中卷3、卷4记述阿育王时代的僧人优波笈多，涉及到当时的佛教情况以及阿育王改宗佛教和支持佛教的事迹。
6、《杂阿含经》，该经是南朝宋代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小乘佛教经典，其中卷23、25中涉及到阿育王的许多事迹，包括出生、性格、夺取政权以及信仰佛教的情况，同《阿育王传》的记载基本相同，但在具体情节上有别。《杂阿含》中的这些经文又称《阿育王因缘经》、《法灭尽相经》、《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缘经》。由于相对独立，许多人认为不应该放在《杂阿含》中，有些新编的《杂阿含》经本即删除了这些内容。
7、《善见律毗婆沙》，此书是南齐时代西域僧人僧伽跋陀罗翻译，共18卷，为小乘律部五论之一，注释南传上座部的律藏，其中卷1至卷4记述有阿育王时代佛典结集和阿育王之子赴斯里兰卡传教的事迹。这本来是南传的资料，幸得译成汉语，可历史上的北传佛教对此往往不大认可。
8、《法显传》，东晋时代巡礼南亚诸国的高僧法显所著的旅行记，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阿育王的情况，如阿育王设地狱残害百姓、阿育王开古代七塔取舍利、阿育王建塔的开端、阿育王教化其弟、阿育王以大地布施佛门、阿育王石柱等，其中有些记述是其他资料中所没有的。尤其是关于其所见阿育王石柱的位置、形制、内容等的记载，在印度此类文献湮没、民间也已遗忘的情况下，对于近代西方学者确认阿育王石柱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最早的阿育王石柱发现（1356年）之后数百年间，人们对其为何时、何人、为何而为均一无所知。直到1837年，经普林斯（Prinsep）苦心钻研，并借助法法显、玄奘的记载和巴利文的有关资料，得以确认为阿育王所为。
9、《大唐西域记》，唐代玄奘法师巡礼南亚诸国的旅行记，其中涉及阿育王的资料很多，特别是对汉译《阿育王传》中涉及的部分阿育王事迹的发生地点，如阿育王的首都华氏城、阿育王塔、阿育王造的地狱、阿育王供养僧众的大石槽、阿育王时代最大的佛寺鸡园寺、阿育王临终布施、阿育王为弟建造出家修道处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事迹，如阿育王石柱、阿育王三次以大地布施三宝，三次以珍宝赎还等。
10、除了上述资料以外，历史上留下来的汉语典籍中还有一些也涉及到阿育王的事迹，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杂譬喻经》、《贤愚经》、《大智度论》、《释迦方志》等。另外，中国历代史书中有关印度的部分、以及一些杂著如《华阳国志》、《酉阳杂俎》等也都有部分直接或间接涉及阿育王事迹的资料。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知道，在有关阿育王的几种最主要的史料中，数量最大的要算汉文资料。汉文资料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到阿育王的各个方面，主要有：一、关于阿育王的身世；二、关于阿育王青少年时代命运的起伏变化；三、关于阿育王的对外征伐；四、关于阿育王夺取政权的情况；五、关于阿育王杀害大臣、宫女、设立地狱等暴政情况；六、关于阿育王的皈依佛教的经过；七、关于阿育王建立佛塔的原因；八、关于阿育王同佛教关系的演变过程（也可看到法敕的一些痕迹）；九、关于阿育王对佛陀遗迹的普查和核定；十、关于阿育王的兄弟、子孙和继承者；十一、关于阿育王对佛门的布施；十二、其他有价值的史料，如法显、玄奘在西南印度见到阿育王地狱，证明巴利资料所记载的阿育王曾经在此任总督；法显、玄奘对他们所见到阿育王石柱及其内容的描述，对近代阿育王法敕这一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等。
外国学者所推崇的铭文资料和巴利文资料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涉及阿育王的某些方面，如佛法教化、羯陵伽战争、阿育王皈依佛教、建立法敕、佛典结集、向外传教等，汉文资料中所记载的大量史实，它们并没有包括进去。而且，如果从所涉及史事的广泛性来看，汉文资料是其他所有资料都无法比拟的。可是，在国际学术界，这部分资料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这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很容易看出来。如英国人渥德尔(A. K. Warder)的《印度佛教》(Indian Buddhism) [5]在引用资料的广泛性上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该书第八章用很大的篇幅讲述阿育王的事迹，但纵贯其文，所用主要为西方学者近代以来所解译的铭文资料，其次是南传巴利文资料和极少部分梵文资料。该章中对铭文和巴利文资料缺载的阿育王事迹很少涉及。文中未见明确引用汉语资料，所以汉语资料中所记述的阿育王事迹也未得到反映。印度人编写的《高级印度史》（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6]在讲述阿育王的历史时，也主要使用铭文资料，个别地方涉及到南传巴利语资料。他们宁愿使用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间接的、有时是模糊的资料，都没有直接应用汉语资料。书中所述与汉语资料相吻合具体史实仅仅有两条，一是阿育王曾镇压过旦叉始罗的起义；一是阿育王进军首都华氏城夺取政权。但这两处都使用了“传说”一词，可见作者对汉语资料的态度。以上仅仅是两个例子，其他一些外国著述也基本上如此[7]。国外学者撇开汉文资料来研究阿育王，这是对史料取舍的一种极不客观的态度，所得结论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和公允。至于中国的学者，因为各种原因，在阿育王研究方面又非常滞后[8]。总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数量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汉语资料至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非常可惜的。
二、依据汉文资料对阿育王即位前几件重大史实的考证
由于汉文资料所涉及的阿育王史实非常广泛，本文仅就阿育王即位前的一些重大史实，依据汉文资料作一系统考证。
（一）关于阿育王的身世
作为一位一生之中发生过重大转折、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帝王，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世，其一生当中许多重大的问题就很大理解。所以，阿育王的身世研究是整个阿育王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然而，现有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却是模糊其词，或者干脆避而不谈。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西方学者最主要的阿育王研究史料是近代以来相继发现的铭文资料，而至今已经发现的阿育王铭文资料都没有对阿育王的身世作出明确的说明。B. M. Barua曾经说过：“令阿育王铭文研究者最为头痛的事情莫过于，阿育王在这些铭文当中根本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和祖父，他的母亲以及母亲一方的亲属，也没有提到他的各位王妃的关系。他甚至没有在这些铭文中将自己作为孔雀家族的后裔来介绍。”[9]
然而，汉文资料对此却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阿育王传》卷1中说：“华氏城频头莎罗王子名宿尸魔。时，瞻婆罗国有婆罗门生一女宝，相师占言，必为王后，为王宠爱。当生二宝子，一者当作转轮圣王，王四分之一；二者出家当得罗汉。婆罗门闻，极大欢喜，便将是女至华氏城，众宝璎珞以庄严之，嫁于为妻频头莎罗王。”后来，国王“遂便立作第一夫人，共相爱乐，而生一子。母言，我忧患尽除，即为作字，名阿恕伽。”[10]《阿育王经》对此女姿色还有记述，称其“色貌端正，国中第一”。《杂阿含经》记载的更为详细，说此婆罗门到王都后，欲嫁其女于频头莎罗王[11]之长子苏深摩[12]，后听相师之言，称其女必须嫁于频头莎罗王等等。这是阿育王母系情况，至于其父系情况，汉文各种资料均明确指出，他是频头莎罗王的儿子，而频头莎罗王则是孔雀王朝的创立者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阿育王经》记述到：“乃至波吒利弗多城，有王名旃那罗笈多。时，王有子，名频头莎罗。频头莎罗长子名修私摩。”[13]汉文资料对阿育王身世的记述的确夹杂着一些因果报应和占卜迷信的内容，这是古代许多历史资料中常见的现象，何况是佛教徒流传下来的记述，免不了在真实的历史中添加一些有利于宗教宣传的内容。但是，那些神神怪怪的宗教渲染是很容易剔除掉的，一旦这些东西被剔除，阿育王真实的身世就会明显地呈现出来。笔者认为，直至目前，学术界所发现的一切考古的和文献的资料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来否定汉文资料这些记述的不可靠性。
（二）关于阿育王青少年时代命运的起伏变化
同阿育王的身世一样，各种铭文资料对阿育王少年时代的情况均没有记载，国外一些研究阿育王生平的文章对阿育王即位前的历史均很少涉及。如B.M.Barua的《阿育王：个人的历史》[14]在介绍阿育王生平时仅从即位开始。Anand W.P.Guruge在《阿育王生活与生涯简历》[15]一文中讲到阿育王青年时代大三件大事，其中涉及汉文资料的只有阿育王对旦叉始罗的征服，其他则来源于南传巴利文的资料。其实，汉文资料对阿育王青年时代的记述是比较详细的，这完全可以弥补巴利和铭文资的缺无。据汉文资料记载，阿育王的少年时代是非常不幸的。青年时期，命运又逐渐得到好转。据《阿育王传》记载：“阿恕伽身体粗涩，父不爱念。”[16]所以，当频头莎罗王请相师为诸子占相，预测谁可以继承王位时，阿育王子便自感没有任何希望。《阿育王传》中记载到：“母敕阿恕伽言：‘今王相子于金地园，汝亦可往’。阿恕伽言：‘王不爱我，何为至彼？’”[17]《杂阿含经》中也有明确记载：“时，阿育王母语阿育言：‘承王出金殿园馆中睹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启言：‘王既不念我，又亦复不乐见我。’母复言：‘但往彼所。’阿育复启。母复敕令往。” 同处经文还说：“王先敕大臣，若阿育来者，当使其乘老钝象来，又复老人为眷属。”[18]可见国王对阿育王子的态度。后来，阿育王子在母亲的催逼下，去了金地园。在那里，只见个个王子得意傲慢，享用奢华。他们以金银为器具，享用着上等的饮食，坐具也是诸宝严饰，十分豪华。可是阿育王子既无宝坐，又无金银用具，而是就地而坐，以瓦器盛餐，以清水为饮。可见其受父王冷遇后的落寞景象。阿育王子不受国王喜欢在当时恐怕不是什么秘密，至少相师事先是知道的。如《杂阿含经》中说：“彼相师视诸王子，见阿育具有王相，当德绍位。又作是念，此阿育，王所不应，我若语言当作王者，王必愁忧不乐。”[19]南传巴利文资料和北传藏文资料中也没有这一记载，但都承认阿育王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即位后曾经大开杀戒，同众多兄弟发生内讧性战争[20]，加之铭文资料中阿育王避免谈及先王及其对自己的嘱托等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佐证汉文资料关于阿育王曾经受到排斥的记载的真实性。
据汉文资料记载，阿育王子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奉命对西北边境旦叉始罗国的征服。《阿育王传》卷一中说，频头莎罗王听说西北边境旦叉始罗国不服朝廷，便派阿育王子前去镇压。旦叉始罗国独立意识很强，国人骁勇善战，同朝廷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对立情绪，这成为孔雀王朝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21]。汉文资料记载，频头莎罗王派遣阿育王子前往征讨，却不予解决战器和军需，“器仗资物悉不予之”，“众人白阿育言：‘我等今者无有器仗及以资物，云何当能征罚彼国？’”[22]频头莎罗王时期，孔雀王朝正直强盛之时，朝廷完全有能力承担战事所需，所以，不予阿育军需，可能暗示频头莎罗王对阿育的一个阴谋，即一旦战事失利，就可任意对阿育进行处置，或是排挤在京城之外，或是其他更为严厉的处置。阿育王子得不到频头莎罗王的欣赏，长此以往，二人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对立。所以，频头莎罗王排斥阿育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阿育王子依靠自己的努力，筹集到兵器和军需，大军一到旦叉始罗，“国中人民闻阿恕伽来，自然归伏，庄严城池，平治道路，各各持瓶，盛满中物，以花覆上，名为吉瓶，以现伏相。”[23]于是，干戈未动，旦叉始罗的问题便解决了。阿育王子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一举成名,威震四方，从此再也不可能被排斥在孔雀帝国的政治舞台之外。
（三）关于阿育王的对外征伐
近代发现的阿育王法敕刻文中，只有一章提到阿育王对南印度羯陵伽（Kalinga）的征服，这件法敕后来被编为“摩崖法敕”第13章[24]，外文书籍中通常写作“EdictsⅩⅢ”或“ＲＥⅩⅢ[25]。这章法敕记载了阿育王在即位后八年[26]对羯陵伽的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阿育王的悔悟。除了这章法敕之外，各类铭文资料再没有关于阿育王对外征服的记载。而事实上，作为印度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帝国的第三位君主，其对外征服的战争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各种资料包括一些传说都在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阿育王曾经大开杀戒，这其中就包括对外的征服。所以，铭文资料在这方面的缺载是不容怀疑的。南传巴利文资料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阿育王曾经在西南印度的乌贾因(Ujjayini)作过总督，暗示阿育王曾经征服过这里。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非常模糊的传说，没有具体记述。藏文资料提到过阿育王曾经征服过尼泊尔和怯悉耶。尼泊尔即现在的尼泊尔。怯悉耶位于何处，不太清楚。但藏文资料中又说这两个国家的造反者都属于山民，可见其地处山区[27]。除此之外，藏文资料再无明确记载。在这方面，汉文资料又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据《阿育王传》、《阿育王经》和《杂阿含经》记载，阿育王在作为王子时，曾经征服过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重点介绍了两个国家，一个是旦叉始罗国，一个是怯沙国[28]。介绍了对这两个国家的征服之后，汉文资料接着总结到：“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于海际。”可见，阿育王的征服是大规模的。
旦叉始罗梵文为Taksasila,巴利文为Takkasila,希腊古地志作Taxila, Taxiala。汉文翻译多有差异[29]，玄奘译作“旦叉始罗”。此地在现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30]，为古代印度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讲，旦叉始罗有两个特征，一、这里一直是民族交汇频繁之地，同印度其他广大地区相比，离心倾向比较明显，正如《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中所说：“西方（指旦叉始罗一带笔者注）人民，……恒好斗讼，兴兵攻伐。”“国虽西垂，益事丰广。”[31]二、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入主印度的民族都必须首先在此站稳脚跟，特别是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旦叉始罗就更为重要。孔雀帝国作为古代印度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不能不重视对这里的控制。如《大唐西域记》卷三中说：“旦叉始罗，国之要领。”“旦叉始罗，国之襟带。”[32]
关于孔雀帝国时期此地的情况，其他资料无明确记载，汉文资料的记述也稍有差异。估计在阿育王之前，此地已被纳入孔雀帝国版图，因为开国皇帝旃陀罗笈多发迹于印度西北，在那里组织人民赶走了亚历山大留下的希腊驻军，为自己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基地，并向东进军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33]。又传说，孔雀帝国第二位国王频头莎罗曾经镇压过旦叉始罗的叛乱[34]。据《阿育王传》、《阿育王经》和《杂阿含经》记载，此地在孔雀帝国第二位国王频头莎罗时代，已经成为孔雀帝国的属国。《阿育王传》卷一说，“频头莎罗以得叉尸罗城叛逆不顺，即遣阿恕伽往讨彼国。[35]“叛逆”暗示该地此前已经归属孔雀帝国。《阿育王经》卷一说的更为明确：“时，频头莎罗王所领国名德叉尸罗，欲为反逆，不从王化。”[36]可见当时的旦叉始罗归属于孔雀帝国的版图。可能当时的旦叉始罗在名义上还保留着自己的国王，但实际上却由国王派遣的大臣管理。
阿育王征服旦叉始罗的原因，史料所记稍有差异。《阿育王传》说，旦叉始罗人反对频头莎罗王身边的大臣。[37]《阿育王经》卷1则说旦叉始罗人是为了赶走频头莎罗王派往本国的腐败官员，文中说：“我等迎王，不为斗争，亦不与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国者，为治无道，欲愿废之。”[38]《杂阿含经》卷23中则说的很笼统：“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诸臣辈不利我等。”[39]这有可能是指朝中的官员，也有可能指地方官员。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旦叉始罗同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矛盾。阿育王子兵不血刃便征服了旦叉始罗，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旦叉始罗人迫于军事压力而作出让步，二是阿育王满足了旦叉始罗人的要求。
到了阿育王统治的后期，旦叉始罗的国王花璎王去世，孔雀帝国便直接派总督统治这里。关于这一点，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唯一资料是《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其云：“当于尔时，阎浮提内，菩萨所行，投身之处，名曰石室，恒有王治，会遇国毁，主亦丧亡。国界群臣，庶民大小，普共就谒，叉手而言：圣王延寿，兴利康疆，石室散王，舍位迁神，愿赐差次，领遗荒民。王寻顾眄，告耶舍曰：速敕差遣，应谁统领。彼民刚强，须堪能者，无令凡人录摄彼土。”[40]“阎浮提”即这个世界，尤其是指南亚次大陆。“石室”为“旦叉始罗”的意译之一。据《佛说月光菩萨经》，月光菩萨前世为月光王时，曾经投身这里，行化人间[41]。“恒有王治”说明一直有自己的国王。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旦叉始罗在阿育王统治时期，王统中断、直接由孔雀帝国统治的情况。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孔雀帝国时期应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帝国统治的核心中印度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国王亡故、臣民“请求”孔雀王朝统领，也只是当时诸小国并入孔雀帝国的模式之一。对于这条重要资料，国际学术界默而不知，所以，关于这种兼并扩张模式，国际学术界从未指出过。
据汉文资料记载，阿育王征服旦叉始罗之后，接着又征服了怯沙国(Khasa)。《杂阿含经》中记述到：“平此国已，又使至伐怯沙国。时彼二大力士，为王平治道路，推诸山石。又复诸天，宣令此国：‘阿育当王此天下，汝等勿兴逆意。’彼国王即便降伏。”[42]《阿育王传》的记载为：“王复遣阿恕伽罚（元本和明本“罚”作“伐”）怯沙国。彼国人民承迎调顺，与前无异。”[43]《阿育王经》中说：“时，阿育王遣使往怯师国，怯师国中有二健儿，白其王曰：‘我等二人力能平山，彼阿育来，不足臣事。’是时，诸天二发声言：‘阿育当为四分转轮王，领阎浮提，不可逆也。’”[44]
《杂阿含经》和《阿育王传》中说阿育王征服的这个国家叫做“怯沙国”，《阿育王经》则称此国为“怯师国”。这个“怯沙国”到底是那个国家？位于什么地方？过去中国学者没有论及这个问题，国外学者中绝大多数不了解汉文资料，所以也很少有人接触到这个问题。Ananda W.P.Guruge在撰写阿育王传时使用了这个汉文资料，笔者尚未看到他的这部名著，即《Asoka The Righteous-A Definitive Biography》,[45]但从他的另一篇文章（“A Resume of Asoka's Life and Career”）中可以知道，他将汉文资料中记载的这个国家译作“Khasa” [46]。据《佛光大辞典》“疏勒”条，疏勒在古代印度梵文资料中作“Khasa”。[47]如此，Ananda W.P.Guruge是将“怯沙国”比定为我国新疆的疏勒，即今天的喀什。
“疏勒”在古代不同历史文献中有不同的名称。章巽先生将其还原为西域胡语（应为突厥语）“Kasrar”[48]。回鹘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残卷中作“Kas”。该国译汉文名古代汉文资料中也略有不同。《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悟空入竺记》、《继业西域行程》等作“疏勒”[49]。我国东晋时代的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记此国为“竭叉国”。《孔雀王咒经》作“伽舍”。新罗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祗离国’。”[50]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此国为“怯沙国”，并作详细记述。他认为，“疏勒”只是一个城的名称，以其为国名是讹传，而“怯沙”的国名正确的称呼应该叫做“室利讫栗多底”。[51]
笔者认为，如果将《阿育王传》中记载那个为阿育王所征服的“怯沙国”比定为西域的“疏勒”，这是缺乏足够证据的。一方面，“怯沙”、“怯师”名称尚且不一，疏勒在各种文字的资料中也均有不同记述；另一方面，从自然环境以及公元前3世纪南亚次大陆同西域的交通等方面来看，从西北印度到今天的喀什，路途遥远，中间又有高山峻岭阻隔，往来非常困难，阿育王征服这里似不大可能。那么，“怯沙”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呢？《大唐西域记校注》中说：“竭石，竭叉，怯沙为另一来源，其原音似为Khasal,此名在古代印度文献中原指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山地部落。”[52]这一信息非常重要，“Khasal”不同于“Khasa”，前者指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山地部落，后者指今天我国新疆的疏勒。所以，笔者认为，《阿育王传》中所说的“怯沙国”就是印度北部山区的某个小国。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征服怯沙国是紧接着征服旦叉始罗以后进行的，应该与旦叉始罗不远。另外，从西藏的传说来看，阿育王曾经镇压过北方山地的叛乱。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中说：“中间尼泊尔和怯悉耶等地众多山民叛乱，派遣阿育带兵征讨，很容易地就把山民平定了。”[53]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佐证，说明阿育王征服的这个“怯沙国”就在印度北部山区的某个地方，而不是中国境内的喀什。
（四）关于阿育王夺取政权的情况
铭文资料对阿育王如何上台没有任何记载。南传巴利文资料也说的非常笼统。《善见律毗婆沙》卷一中记载：“宾头沙罗王生儿一百。宾头沙罗王命终，阿育王四年中杀诸兄弟，唯置同母弟一人。过四年已，然后阿育王自拜为王。从此，佛涅Ｐ已二百八十年。”[54]巴利文《善见律》载：“其时，频头沙罗王有子一百，阿素伽王除同母弟提沙王之外，尽杀其余诸子。杀害之间四年，不受登极灌顶而执王政。过四年，即如来涅Ｐ后二百十八年即位，统一全阎浮提。”[55]阿育王为什么要杀死其他兄弟？他同其他兄弟的关系特别是政治上的关系如何？为什么四年后才灌顶奠基？阿育王继承王位合法吗？对于这些问题，南传巴利文资料均未交代。而且，根据铭文资料可知，阿育王统治时期还有一些兄弟存在，看来南传巴利资料关于阿育王杀死所有兄弟的记述是不太真实的。[56]西藏的资料对阿育王即位的情况有一些记述，但显得非常零乱。大体内容是说，摩揭陀的国王去世后，由某大臣摄政，这时，孔雀王朝同尼弥多王发生了战争，阿育同另外六位王子一起参加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阿育即了王位。另外六位王子不服，便各自据守一城，自立为王。后来，阿育战胜并杀死六位兄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57]。
看来，无论是铭文资料，还是巴利文资料、藏文资料，它们都没有提供足够的有关阿育王如何得到政权的记载。解决这一历史疑案，还得依靠汉文资料。根据汉文资料,阿育王取得政权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频头沙罗王喜欢长子苏深摩。阿育王脾气暴躁、长相丑陋，不得父王喜爱。为了排挤阿育王子，尽可能消除苏深摩以后的对手，频头沙罗王以调虎离山之计，将身居京师的阿育王子派往遥远的边地。谁知阿育王子在父亲王未给兵器、粮草的情况下，竟然能自己设法解决，并很快征服了旦叉始罗等边疆各分离国家，从而既获得了声望，又拥有了自己的实力。为了让长子也获得这样的资历和荣耀，频头沙罗王又派苏深摩率领军队去旦叉始罗，可这一去，却苏深摩陷入泥潭，旦叉始罗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此时，在京城中，频头沙罗王身罹重病，便急诏苏深摩回京，命阿育王子接替苏深摩前往旦叉始罗。《阿育王传》卷一中说：“苏深摩到，不能令彼人民调顺。频头沙罗王闻其不能调伏彼国，即生疾病，便敕诸臣唤苏深摩以为太子。令阿恕伽而往讨伐。”[58]可身居第一辅臣要职的罗提掘多却联合诸大臣拒不执行。原来，罗提掘多曾经受到王子苏深摩的欺压，朝中除国王之外最有权力的两人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年轻气盛的苏深摩忘乎所以，而老谋深算的罗提掘多却一直暗用心机，发誓一定要阻止苏深摩即于王位。《阿育王经》卷一通过一个具体事例，记述罗提掘多的心理。其曰：“是时，频头娑罗王第一大臣顶上无法，从城内出，中路相逢。修私摩戏手拍其头。是时，大臣思维言说：‘其今以手拍我，若作王时当以刀害我。宜作方便，使其后时不得为王。’”[59]于是，罗提掘多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并选择了阿育王子作为靠山。他利用相师关于阿育王子有王者之相的预言，到处游说，攻击苏深摩。所以，当频头沙罗王病入膏肓、太子又远在天边之时，罗提掘多“为其作计，便以黄物涂阿恕伽身，以罗叉汁洗，盛而弃之，诈称阿恕伽得吐血病不任征伐。尔时，频头沙罗王疾病唯笃，余命无几，辅相庄严阿恕伽已，而白王言：‘请当并立阿恕伽为王，以理国事。苏深摩来，当还废之。’”就是说，目前国王卧病在床，暂且先立阿恕伽（即阿育）为王，等太子回来以后，再废了阿恕伽，还王位于苏深摩。接着，他们又利用国王的迷信心理，演出了一场天降宝缯的戏。当时，阿恕伽当着父王的面说：“我若有福德力应为王者，天当以天缯结我顶上。”“作是语已，应言即结。王见阿恕伽天缯结顶，极大嗔恚，沸血从面出，而便命终。”于是，“立阿恕伽为王，罗提掘多为第一辅相。”[60]据《阿育王经》所说，连苏深摩远去边疆都是罗提掘多设计让旦叉始罗反叛，在阿育王子亦在外地的情况下，频头沙罗王只得派苏深摩前去镇压。若此，则是与频头沙罗王一样的调虎离山之计。
京师之变很快就传到了旦叉始罗。“苏深摩闻父王命终，阿恕伽得立为王，心生愤怒，还华氏城。阿恕伽闻苏深摩来，严备一大力士置第一门下，第二力士置第二门下，第三力士置第三门下，置罗提掘多东门之下。阿恕伽而自当之。置机关白象，象上画作阿恕伽像。周匝四边造大火坑，粪草覆上。苏深摩来向第三门下，罗提掘多语苏深摩言：‘今阿恕伽在东门下，从彼入去，若得入者，即为汝臣。若不能害阿恕伽，从此门入亦无所能。’于是苏深摩即往东门，直趋象上，欲捉阿恕伽，不觉堕入火坑，而自灭没。时，苏深摩有一力士，名曰贤踊，将数万军众，入佛法中。”[61]苏深摩遭到惨败，罗提掘多直接导演的宫廷政变完全成功，阿育王的最终取得了孔雀帝国的最高统治权。
【参考文献】
[1]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外对阿育王法敕的研究成果多达80余项，主要者有：Beni Madhab Barua:“Asoka and His Inscriptions 2 parts.” Calcutta, New Age Publishers Ltd., 1946; Shinya Kasugai: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Asokan Edicts”， Liebenthal Festschrift. Sino-indian Studies, Santiniketan, 1957, PP.115f.M.A.Mehendhale: “Asokan Inscriptions in India”, Bombay 1948; Amulya Chandra Sen:“Asoka's Edicts”, Calcutta, The Indian Publicity Society, 1956; E. Hultzsch:“Inscriptions of Asoka”, in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Vol.I, Oxford 1925; N.A.Nikam and Richard McKeon:“The Edicts of Asok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D.G.Sircar: “Inscriptions of Asoka”, Delhi, The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1957;“Asokan Studies”，Delhi, 1974;J. Filliozat: “Studies in Asokan Inscriptions”, Calcutta: Indian Studies past and Present,1967;B.N. Mukherjee: “Epigraphic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bout Asoka”, “Asoka 2300” P62,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 1997.
[2]参见S. Dhammika: An English Rendering of the Edicts of Asoka,“Asoka 2300” P49-58. Calcutta: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3]参见 Locations of the Asokan Edicts”,“Asoka 2300”P59－61, Calcutta: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4]洞窟法敕”，对应的英文为“Cave Inscriptions”,简称ＣＩ，共有两章。见“Locations of the Asokan Edicts”,“Asoka 2300” P60,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此处未录法敕原文，故尚不清楚其具体内容，亦不知其是否为“An English Rendering of the Edicts of Asoka”中所收录的“Kalinga Rock Edicts”。另外,关于法敕的分类，国外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的进展，也曾有过不同的分法。如L.P.夏尔马将阿育王法敕分为四类:摩崖法敕、小摩崖法敕、石柱法敕、其他法敕。见L.P. Sharma: “Ancient History of India(Pre-historic Age to 1200 A.d.)”P134,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1。
[5] A.K.Warderd, "Indian Buddhism" 于1970年出版,反响良好。1980年又出第二版。有汉译本, 1987年王世安译,名《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6]“An Adanced History of Idia” by R. C. Majumdar, H. C. Raychaudhuri, Kalikinkar datta.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India. 该书已经连续再版四次,已有汉译本，张澍霖等译，名《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7]此类著作很多，如：L.P. Sharma: “Ancient History of India(Pre-historic Age to 1200 A.d.)”,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1; D. N. Qia: “Ancient India, An Introductory Outline”,New Delhi,1977;Vincent A. Smith:“ Asoka.the Buddhist Emperor of India”, 1920; D.R.Bhandarkar : “Asok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55; B. G. Gokhale:“Asoka Maurya”,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6.
[8]中国在阿育王研究方面的主要文章有:马渥民撰《阿育王考略》，《觉有情》1950年第6期；巨赞《从阿育王法敕刻文看佛陀遗教对印度社会所发生的影响》,《现代佛学》1956第5期；杨群荣《佛教的‘亲戚’阿育王》，《外国史知识》1985年第6期；葛维钧《阿育王法与佛教的法不应混同》，《南亚研究》1988年第4期；湛如《阿育王与佛教》，《闽南佛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寅亮撰《护法名王阿育王》，《上海佛教》1990年第2期；李杏《阿育王和早期佛教》，《湖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中国人翻译的外国研究有:A.L.巴沙姆撰,葛维钧译,《阿育王和佛教再探讨》,《南亚译丛》1983年第4期；金山正好《阿育王时代的佛教》,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3册；水谷正幸《阿育王与佛教》，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3册。
[9] B.M.Barua:“Asoka: Personal History”, “Asoka 2300” P11,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10]《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79、80页。“阿恕伽”为梵语Asoka音译，又译作阿育，意为“无忧”。
[11]“频头莎罗”梵文为Bindusara,在《杂阿含经》和《阿育王经》中译作“频头娑罗”。
[12]“苏深摩”梵文为Susima，《杂阿含经》、《阿育王经》中译作“修私摩”
[13]《阿育王经》卷1，《大正藏》卷50，第132页。此处旃陀罗笈多译作“旃那罗笈多”。
[14]B.M.Barua:“Asoka:Personal History”,“Asoka 2300” P11-16,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15]Anand W.P.Guruge:“A Resume of Asoka's Life and Career”,“Asoka 2300” P19,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16]《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阿育王经》、《杂阿含经》的记述于此基本相同。《阿育王经》：“其体粗涩，父不爱念。”《杂阿含经》：“无忧者，身体粗涩，父王不大附捉，情所不念。”
[17]《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
[18][19]《杂阿含经》卷23，《大正藏》卷2第162页。
[20]据南传巴利文资料记载，阿育王为了王位曾经杀死九十九位兄弟（《大史》、《岛史》），北传藏文资料中说，阿育王即位后曾经同六位兄弟开展（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
[21]孔雀帝国第一任国王旃陀罗笈多征服过旦叉始罗,第二任国王频头莎罗王镇压过旦叉始罗的反叛,第三任国王阿育王也镇压过这里的叛乱,阿育王太子驹那罗也率领大军来这里稳定局面,并最终废除了旦叉始罗的王统。
[22]《阿育王经》卷1，《大正藏》第50册，第133页。
[23]《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第50册，第100页。
[24]摩崖法敕第13章曾经于1822年在Junagarh in Gujarat的Girnar发现;1860年在Paonta,H.P的Kalsi发现;1929年在Gooty,Kurnool District,Andhra Pradesh的Erragudi发现。见“Locations of the Asokan Edicts”,“Asoka 2300” P59,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25]全称为 Major Rock Edicts ⅩⅢ。与此相应,“小摩崖法敕”则为ＭＲＥ，全称为Minor Rock Edicts；“石柱法敕”为ＰＥ，全称为Major Pillar Edicts;“小石柱法敕”为ＭＰＥ，全称为Minor Pillar Edicts; “别刻法敕”为“Separate Edicts”，简称SepEs。见Anand W.P.Guruge:“A Resume of Asoka's Life and Career”; Romila Thapar: “Asoka and Buddhism as Reflected in the Asokan Edicts”; K.R.Norman:“Asoka's Debt to His People”以上三文均收于“Asoka 2300”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另外，其他国外著述也基本如此拼写，如L.P. Sharma: “Ancient History of India (Pre-historic Age to 1200 A.d.)”,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1。
[26]汪兆玉根据日本学者宇井伯寿之法敕译文所作的的汉语译文称这次战争发生在阿育王即位之后的第九年。见《阿育王时代的佛教附录：阿育王法敕刻文》，收于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3册《印度佛教史论》第191页。但笔者根据最新的阿育王法敕英语译文，这次战争应是阿育王即位后第九年的事情。
[27]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16页，中国佛教协会1983年印行本。
[28]阿育王征服的这个国家，梵文为Khasa，在《阿育王传》和《杂阿含经》中称作“怯沙国”，《阿育王经》中译作“怯师国”。
[29]Taksasila,《贤愚经》卷一译作“特叉尸利”，《瓶沙王五愿经》译作“德差伊罗”，《法显传》作“竺刹始罗”，《佛本行集经》作“特叉尸罗”，《水经注》作“旦尸罗”，《阿育王经》作“德叉尸罗”，《阿育王传》作“得叉尸罗”。
[30]关于旦叉始罗的具体地点,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康宁哈姆比定为现在巴基斯坦的沙赫得利（Shahdheri）；许格尔(B. Hugel)比定为现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史密斯(V.Smith)比定为拉瓦尔品第附近的哈桑·阿布达尔(Hasan Abdal)。但考古发掘证明旦叉始罗城的遗址在印度河与杰鲁姆河之间，距拉瓦尔品第新城西北约二十英里。
[31]《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大正藏》第50册，第174页。
[32]玄奘述、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三，第307、30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3]关于先赶走西北部的希腊统治者，还是先推翻南陀王朝，说法不一。夏尔马在所著《古代印度史》中对这段历史记述较详,认为是先赶走希腊入侵者,后推翻难陀王朝。见L.P.Sharm:“Ancient History of India ( Pre-historic Age to 1200 A.d.) ” P 117-119,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1。R. C.马宗达等人认为是先推翻难陀王朝,再赶走希腊入侵者。见R.C.马宗达著、张澍霖等译《高级印度史》上册，第104－106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估计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即由于组织人民反抗外来入侵而聚集了力量，由此力量而推翻南陀统治，并最终清除了外来侵略军。不管其先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旃陀罗笈多在西北印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另外,D.N.恰著、范铁城译《印度古代史纲要》第77页说：“旃陀罗笈多已经将几乎整个印度北部置于摩揭陀的控之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1984年印行本）
[34]R. C.马宗达等著、张澍霖等译《高级印度史》上册，第10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5]《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
[36]《阿育王经》卷1，《大正藏》第50册，第133页。
[37]《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
[38]《阿育王经》卷1，《大正藏》第50册，第133页。
[39]《杂阿含经》卷23，《大正藏》卷2第163页。
[40]《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大正藏》第50册，第173页。
[41]《佛国记》“竺叉尸罗国”条的记载与此略异：“自此东行七日，有国明竺叉尸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佛国记注译》第25页，长春出版社1995年2月版）
[42]《杂阿含经》卷23，《大正藏》卷2第163页。
[43]《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
[44]《阿育王经》卷1，《大正藏》第50册，第133页。
[45]从Ananda W.P.Guruge的文章“A Resume of Asoka's Life and Career”及其注中可知，1993年，斯里兰卡为纪念佛教传入2300周年，由文化事务部“核心文化基金会”出版了他著的《Asoka TheRighteous-A Definitive Biography》一书。该书以“最后确定性的传记”作为副标题，表明作者对阿育王史实考证的高度自信，当然根据作者自己的解释,这是为了引起学者的进一步讨论和补充。见“Asoka 2300” P18之正文及第24页的文后第五条注释。
[46]Ananda W.P.Guruge：“A Resume of Asoka's Life and Career”,“Asoka 2300” P19, Calcutta: Bauddha Dharmankur Sabha,1997.
[47]慈怡《佛光大辞典》“疏勒”条，见书目文献出版社重印本第5册第4741页上。
[48]章巽《大唐西域记导读》第84页，巴蜀书社1990年1月版。
[49]《北魏僧慧生使西域记》，《大正藏》卷51，第867页；《悟空入竺记》，《大正藏》卷51，第979页；《继业西域行程》，《大正藏》卷51，第981页。
[50]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大正藏》卷51，第979页。
[51]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第994页，中华书局1985年2月版。
[52]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第996页，中华书局1985年2月版。
[53]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16页，中国佛教协会1983年印行本。
[54]《善见律毗婆沙》卷一，《大正藏》第24册，第678页
[55]转引自多罗那他著、王沂暖译《印度佛教史》第11页注文，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1年印行本。
[56]夏尔马认为：“根据唯一能为我们提供有关阿育王早期统治情况的佛教经典，阿育王是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杀死九十九个兄弟之后登上王位的。但是这个故事看来是被尽情地夸大了，这是为了荣耀佛教而加大阿育王皈依佛教前后的变化的结果。”见L.P.Sharm:“Ancient History of India ( Pre-historic Age to 1200 A.d.) ” P 127,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1。
[57]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16页，中国佛教协会1983年印行本。
[58]《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
[59]《阿育王经》卷1，《大正藏》卷50，第133页
[60][61]《阿育王传》卷1，《大正藏》卷50第100页。
（原载《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录入编辑：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