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研究客观世界的物质结构、实体形态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和强调借助经验观察和实证研判的社会科学不同，涵盖诸如语言学、文学、古典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以及宗教等领域的人文科学研究多系关注以人的生存意义、生活体悟为基础，以反映、表达和理解人类经验中共享知识元素为最基本工具的知识系统。人文知识作为生活世界的精神佐料和人生意义的精神家园的集体叙述，为现实生活的广泛认同提供“社会图景和精神形态”。一个民族的历史越久远，其人文知识就越具深入人心的凝聚力。然而，当人文知识被置于一种利益分离、价值相左的权贵资本体系，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就难免不抱有受制于权贵资本逻辑的利益偏好和个体偏见，从而创制一种“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1] 的人文知识生产方式。由于缺乏客观性、规律性和保真性的程序化研究方法，而其研究内容又多系人人涉及并都有“自修体验”的日常生活，人文知识就难以获得合法性的社会认同感，从而陷入非科学化困境，沦为现代知识学科谱系中的“末流知识”。这种现象深度揭示了“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那个专业知识的生产”[2]的。人文知识生产方式的“利益偏好和个体偏见”，导致人文知识有效社会需求的不足和人文科学评价取向的多元；导致人文知识生产方式的复杂化、功利化，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导致人文科学在客观真理性、效用普遍性等方面与看似优越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生产、创作方式相比大为逊色抑或迅速贬值，全球科研项目资助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倾斜的经验事实即为明证。立足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与身份认同的双重维度，穿越权贵资本逻辑，加快推进人文科学研究乃是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时代课题。

一、人文知识传统与权贵资本逻辑

人类的进步虽然不是由人文知识决定的，但是人文知识对人类的影响是不容否定和质疑的。那么，作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人文知识究竟是怎样“生产”的？其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中遭遇何种社会境域？这是一个值得反思询问的学术问题。因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知识的生产方式与知识生产者、传播者的价值取向，而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可能影响到知识的形态内容、品质功能，乃至知识生产者、传播者的人格品位及其道德修养。

传统人文知识被定位于一种“奢侈品”，一种纯粹自由意识的知识；人文知识的生产则被视为一项“有闲阶层的智识活动”，视为一种与私人利益无关的、基于精神确信或信仰的自由工作。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3]换句话说，人们追求人文知识并不像追求自然科学那样为了实现别的什么功利性目的，而旨在追求自由精神及其内在意义；人文知识也因其只为其自身而获得自由；当人的需求和感觉提炼为某种规范期待或戒律规则时，人文知识成为凝聚生活意义世界的精神共同体。人文知识分子，即人文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则以立法者的身份（齐格蒙·鲍曼语）提供着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共识知识和维系社会统一的约束性神圣知识，以记录人类经验和行为的最基本法则，揭示和建构具有穿越国界、跨越学科，影响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人群的行为决策及生活方式。诸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戏剧、塞万提斯的《唐吉德》等一系列著作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与世界协商对话的经典知识宝库。从人文典籍中寻找深藏于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规律是我们思考、筹划和决策现实、走向未来的精神路径依赖。人文知识的奢侈性及其生产方式的自由性、目的性成就了人文知识生产者、传播者特立独行的，具有批判意识和原创能力的人格品性。1978年“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1980年代“文化热”（诸如“人何以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终极关怀的大探讨）等等深刻影响和左右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大人文科学研究事件足以彰显人文知识的有效社会需求度、共享度和信用度。从理论上说，伴随科学技术，尤其是航空、电脑和通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文科学研究的有效社会需求度、共享度和信用度理应得到深度张扬。然而，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疲弱、原创缺乏、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之痛、或者说被建构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最突出的学术问题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不堪局面？这个问题可能相当复杂，在此笔者只是从人文知识传统与权贵资本逻辑的角度做一些粗浅探讨。

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知识的生产方式与知识生产者、传播者的价值取向。资本，特别是新形式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抑或生产要素，对于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依然具有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包括对人文科学研究和建设的某种积极因素，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的空间形式和世界样态，是推动生产力积极发展的世界形式。但是，资本的逐利性天性使得资本给人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滋生着一切现代社会危机和人类的苦难，即便担当特立独行、批判使命和化人职责的人文知识分子也难免其厄运。“权贵资本”则为此中厄运中滋生的一种“资本怪胎”：即人文知识及其生产、传播者一旦与某些权力利益集团的资本相勾结，就会被放弃本该由他们承担的批判使命、化人职责和独立人格，而忙碌于寻找并确定自己产官学“三栖”知识分子的“资本网络”。权贵资本使人文知识分子沦落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社会里的职业谋生方式。“而今知识的生产、复制与传播也被纳入了消费活动，人文知识被实践的可能变成了被消费的现实。”[4]在现代社会，人文知识思想失去了曾经的影响现实的社会功能，就像阿普特指出的，“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化的力量，产生社会革新的新规范，以及总体上有助于创造出传统社会中不存在的动机模式”，然而，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此，当现代化社会结构建立并趋于稳定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就变得模糊，越来越多的其他社会力量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5]面对大权旁落这种状况，更加上知识分子未能获得他们所期待的价值回报，甚至产生了反对整个制度的意识[6]。也就是说，在以技术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人文知识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化人职责，渐渐演变为一种不能创造经济效益所谓的“不满的文化”曰“牢骚的文化”。用权贵资本逻辑生产人文知识或研究人文科学将导致某种人文知识幻想：即脱离人文知识的学科使命、人文知识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人文知识的属人性，而在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逻辑演绎和想象路径所形成的关于人文知识的意向性存在。这种意向性存在把人文知识创作欲望的满足及其尽有的那点享受功能，幻想为晋升职称、申报科研项目，以赚得金钱、积累财富和追逐名利的人生过程，进而导致人文知识系统内部的冲突或“不可通约性”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心态格局。

二、权贵资本境域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人文知识及其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潜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权贵资本境域中的人文环境，学术体制导致人文知识分子身份的依附性、焦虑性及其“本体性安全”危机感。

首先，传统处于有闲阶层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已然降为依附于权贵资本的特殊社会劳动者阶层。“经济发展会转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带来城市化、民众教育、职业专业化、日益增多的组织网络和较广泛的收入平等，……日益升高的专业化和教育水平会使劳动力具有独立感，……它会促使人们养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容忍，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推广而使人们高度重视其自我表现和参与决策的权利。”[7]伴随着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意识和理性能力不断增强，人文知识分子已经被剥夺了他们借以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共识知识和维系社会统一的惯用的方法和手段，他们不再能够以神或上天的代理人的名义发布有社会约束力的神圣知识。齐格蒙·鲍曼之所以认为现代性条件下的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由传统的立法者向社会阐释者的角色转变过程，原因就在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使得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他们（人文知识分子——笔者注）从来没有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活跃在历史的舞台，在思想、道德、审美等方面没有建构自身的独立价值体系，缺失完全意义的独立话语和独立人格，像一个漂泊的魂灵，在庙堂与乡土之间徘徊，鲜活的个体生命最终在政治和民众话语的共同挤压下完全被消解”。[8]卡尔·曼海姆所谓的“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无根的以追求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出现过。在强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效益”的压力下，人文学科不断萎缩为被政治经济势力随心所欲利用的工具，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依附性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身份危机。

其次，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危机普遍蔓延。“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9]社会的变迁使个体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统一的、完整的、和谐的自我被多重的、断裂的、相互冲突的自我取代，无所适从的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危机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及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10]而自我认同危机（crisis of self－identity）则是对自我不确定性的过度焦虑。严格来说，自我认同问题的出现及自我认同问题研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是指思想者所特有的无归属感、无家可归的漂泊心态。诚然，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蕴含着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其合法性的反省和对人文知识分子身份和人文知识形态及其合法性的反省的积极意义。

再次，社会认同危机导致知识分子身份的“本体性安全”危机。吉登斯认为，“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安全与‘存在’（being）有关，或者，用现象学的话说，与‘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有关。”[11]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理性启蒙运动的发展深化，民众的智识不断开化，普通民众具有了更为理性和科学的判断能力，人们在价值选择上不再求助于专业人文知识分子的指导。社会也存在某种现实焦虑与流行思潮的大背景。人文知识被置于一种利益分离、价值相左的社会体系之中，由于“不断分化的现代社会和统一精神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相互冲突的立场和怀疑主义”，人们无从或难以获知人文知识背后隐藏的利益，这种价值学说背后的利益因素被不断放大，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角色被不断质疑，尤其是当他担当起背负振兴社会价值构建重任之后。“本体性安全”危机导源于现有的合法性不能满足政治系统的变化需要。“为实现有效的合法化而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其首要功能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定的主题上面，也就是说，把其他主题、问题和争论都排挤到一边，从而避免有关舆论的形成。”[12]然而，这种为了某种特殊的行政利益或政治利益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人文知识的“方式” 一旦被看穿，迟早将会连其本来的有限意义（比如传统或自发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并丧失。不被“认同”或者“尊重”的人文知识分子及其生产的人文知识又如何获得其身份的“本体性安全”呢！

三、穿越资本逻辑的人文科学研究

政治、经济以及学术体制等诸外部不利因素的不断出现和学者自身的学术修养、道德素质、社会公信力的不断下降，将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摆在人文科学研究面前。在权贵资本的侵蚀影响下，人文科学研究需要“与狼共舞”的勇气和智慧，即带着对狼（资本）的种种疑惑和好奇，穿越资本的时空隧道，规避资本的逐利性，利用资本的先进性，以发挥人文科学与权贵资本体系内所有其他要素所不同的独特秉性和比较优势，将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宏大的时代课题。

首先，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要素既然兼具利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知识就无法超脱“资本文化”。“穿越”资本逻辑的桎梏，重树人文科学的社会价值，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担当的文化责任。古今人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注一种平衡，但在实际效果这一终点上，古今人文科学却截然不同。对此，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3]在追逐现实利益已然成为人的价值立场和行为目标的社会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本身就处于特定的知识场域与社会权力（尤其是资本与政治的合谋权力）领域中，其本身对于社会的反思也无法具有超脱性，因此，在资本逻辑语境中，人文知识生产的真理性必须透过普遍的共识认同才可能形成社会一致性的价值原则。在资本权力面前，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转换为将人文知识带进公共领域、引起社会关注，并以此确立介入社会的身份和力量。在这一漫长的穿越探险过程中，知识分子通过用理论知识话语去贴近、理解与认识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批判性地揭示社会前进中遭遇到的真实问题与困境，在纷乱的多元意识中去寻找并推动社会共识尤其是核心价值共识的形成。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智勇的探索性精神，敏锐把握社会需求，勇于担当公共利益表达者与价值创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接受康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种勇气需要知识分子最终“知道抽象的个人的现实价值是怎样一回事，也同样知道在纯粹思想里的抽象个人的价值是怎样一回事。它知道要求那样一种价值毋宁意味着完全失掉真正的价值，苦恼意识本身正是意识到了自身的这种丧失，并放弃了关于自身的知识”[14]。

其次，“公正的旁观者”是实现人文知识分子批判性介入社会公共事务、捍卫人性尊严的机制保障。尽管像尼采所指出的，不管人文知识分子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还是一个创造者身份来对社会公共事务、人性尊严作出公正的选择，都难以做到“非个体性和普遍有效性”的“没有私利”。但是，一切公正规则的“起源与存在无不是这种功利，对于公众的这种功利产生于对于公正规则的习惯性的严格遵守之中”[15]。以探寻问题的因果关系而非直面问题的解决为主要使命，以引导人们形成自由探索、怀疑批判、捍卫尊严、不断进取创新的人文精神素养为学科本性的人文科学使人文知识的生产传播者具备了作为“公正的旁观者”的角色可能。在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人文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术权威身份和知识生产的明晰化过程，确立人文学术“问题意识”，以此激发民众的认知需求和话语表达，促使利益攸关者主动参与直面实践，探究问题。

再次，公平正义是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穿越资本逻辑、获取身份认同的制度安排。人文科学研究和建设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平面的、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比如产官学“三栖”知识分子仍是现象，背后还都有始源性的根本问题。如要解决产官学“三栖”问题，就需要首先解决人文知识分子待遇公平问题；要解决人文知识分子待遇公平问题，就需要首先解决人文知识的价值公正问题；要解决人文知识的价值公正问题，就需要首先解决人文科学评价标准的公平问题等等，如此等等，人文知识分子要穿越资本逻辑，就需要改变现有那些并不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因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及其生产传播者们的利益需要涉及诸多方面的博弈均衡和利益平衡。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建设不仅仅是一幅理想国的静止图画，它仰仗于公平正义制度安排条件下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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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6.

[1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31.

[15]程立显.大卫·休谟论公正[J].道德与文明,2000,(5).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