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以降,至少到上个世纪前半叶,科学所做的一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追求确定性。直到今天,确定性依然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然而,对确定性追求的结果及追求本身的不信任却挥之不去——怀疑论自古有之,休谟以后更成为一大学理难题。人们总想消解它,用种种方法证明其谬误,却总难以如意。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因为它有一个“家”:人类生存世界的不确定性就是它的“家”。
一
不确定性存在的原因极为复杂,可以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也可以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本文选择主体方面展开论述。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最常见的解释出自认识论视域。认识论视域的解释进路有两条:一是认识的有限性。按此进路,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已有的认识是无限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只是对有限事物的有限认识,不是对所有事物的全部认识,这种认识的有限性即是不确定性的原因。自然科学提供了认识有限性解释进路的样本。二是理解的差异性。按此进路,同一个“文本”,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诠释,尽管诠释者可能会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文本”,但不同的诠释本身却导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诠释因而具有相对性,诠释的相对性则赋予“文本”不确定性,以至于有人认为完全复原“文本”几无可能。
认识论视域的上述解释只是道出了不确定性存在的部分原因,不是全部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存在于实践-认识主体的特性中。认识在实践中发生发展,实践是变革对象的活动,变革对象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对象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这一干扰对确定对象有何影响,不在“认识有限论”考虑之列:它将不确定性与“认识不到”联系在一起,没有涉及活动干扰问题。按照它的逻辑,缺乏认识的活动属盲动,盲动导致不确定性;认识到的活动属自觉,自觉导致确定性,人们可以放心地依赖它们,将自己的福祉寄托其上。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说人的既有的认识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认识有限论是正确的),那么恰恰那些被当作自觉来看待的活动,成为不确定性更为深刻的原因。
量子力学等提供了“干扰”引致不确定性的范例:观察者的观察活动对观察对象造成干扰,从而产生不确定性。这一现象在微观领域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由于测不准关系发生在微观领域,有人认为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在宏观领域里,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干扰可以忽略不计。就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而言,或许如此;但就人的活动的干扰产生不确定性这一观点的适用性而言,则未必如此。科学方面,混沌理论向我们揭示,微小的输入可能导致输出方面巨大的差异: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正是大气运动中“蝴蝶效应”产生的原因。社会方面,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后果由是成为人类面向未来时最大的不确定性!而在恩格斯之前,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则向我们描绘了经济生活中自觉活动导致自发后果的图景。“看不见的手”虽然给出了一个好的结果,即社会福利的提高,市场经济因此被看作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但如果回眸一下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遭遇,则可以发现,“看不见的手”即使导致好的结果,也无法与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何况它还有不良后果。
量子力学引起物理学中的一场革命,发展经济使生态环境成为全球性问题,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国家、民族的生活。它们是人类活动的重大事件,是社会历史上诸类活动冰山一角中的尖顶,它们都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重要的从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联系是人通过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
因干扰对象而导致不确定性的活动在认识指导下进行。这些认识一般说来具有确定性的特征,即被“认识有限论”者看作是与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在确定性认识指导下进行的活动导致不确定性,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理性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该事实的存在一方面表明那些所谓确定的认识其实并不那么确定,它们只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有限的相对的认识,也应当在有限、相对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该事实若隐若现地昭示着人类实践-认识活动中某些吊诡之处。就社会生活而言,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1)全知等于无知。因为没有上帝,全知不是指个人之知,而是指全体都知之意。对全知情况下的行为后果,不妨用一个思想实验说明。股市上赢利的道理很简单,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假设某股票最低价为A,最高价为B,投资该股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何时达到A,何时达到B,并依此认识去行动,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什么都会发生,唯独不会发生全体赢利之事。也就是说,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点确定,除少数幸运者外,绝大多数人都难以实现自己的预期。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少数人因某些偶然因素(在大家的认识和行动相同的情况下,少数人的成功只能归结为偶然原因)依据确定性认识得到确定的结果,多数人却因某些必然因素依据确定性认识而得到不确定的结果。就此而言,他们的有知和他们的无知没有多少差别。
(2)重复效应递减。一项政策、措施第一次使用时可能很成功,反复地被人们使用后,其效应便会递减,直至趋零。通货膨胀和需求不足是现代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二者的交替出现构画出一幅上下波动的经济周期性危机图景。对付通货膨胀,政府采用紧缩银根的办法;对付需求不足,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凯恩斯以来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这一办法取得明显成效,但自上世纪70年代始却遇到了麻烦,面对“滞涨”凯恩斯主义无力诊治,“政府失灵”观点不胫而走。这其中的原因绝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有一点恐怕应当格外关注,那就是当生产者意识到紧缩后政府一定会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或扩大需求后政府必然趋向于紧缩政策,他便会针对政府政策调整自己的“对策”。一旦生产者将其“对策”诉诸行动,政府干预效应降低乃至趋零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思想实验的股市假设,现实中不会发生。现实中发生的是政府和生产者、政治领导人和其竞争对手、两军之间、比赛双方之间、股票投资者之间相互博弈时的预测和调整。给定生存境况存在压力,作出预期和调整对人的生活、人的发展来说是人自然而然的选择。它符合博弈论描述的情形,也获得理性学说思想逻辑的支持。人的生活乃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两个以上有思想、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相互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特点在于,对局双方均不会甘于现状、守株待兔,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乃至不择手段摸清对方意图,进而调整或决定自己的对策或行动。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他们的理性和认识。其结果,要么导致边际上的变化,要么导致根本性的重构,总之都会偏离原来确定的东西。至于博弈双方为什么不甘安心于现状,则要到他们自身中寻找答案。
由此引出不确定性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实践-认识主体特性方面的原因。
实践-认识主体虽然竭力追求确定性,他们自己却是不确定的。需要、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始动机,它和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是产权制度的基础,在众多经济学家那里也是市场经济之有效性的内在根据。但从古至今,需要、利益的差别如此之大,何谓其满足,何谓其不满足,对人来说实在是件极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固然可以说正是需要、利益的不断满足又重新产生构成经济发展不竭的源泉,然而如果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有限性及其当代危机,我们便没有理由那么轻松了。满足人的需要、利益是为达成人的幸福,然而何谓幸福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批判源自信仰的禁欲主义,提倡现世幸福,《十日谈》成为人文精神的一面旗帜;今天,人们继续高举人文精神大旗,商业社会普遍的消费主义倾向却成为痛加鞭笞的对象。还是人文精神,它曾将理性作为备加推崇的对象,科学主义成为人文主义的后继者,科学成为人类理性的最高成就;今天,不仅科学技术被当作工具理性受到人文主义者的强烈质疑,而且整个理性都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之列。有趣的是,这些前后不一的批判并非心血来潮,它们确实都有自己的道理。
人自身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他们的欲望、偏好和价值取向,使他们用不同的态度、观点和方式看待同一个事物,其所造成的变化以可能高雅也可能琐屑、可能具体也可能宏大的形式,反映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中,形成不同风习、时尚、对策、目标、思潮、流派乃至时代精神、发展趋势。当人的“内在尺度”和个体、阶层、阶级的私利联系在一起时,当人们将内在追求诉诸外在行动时,他们依照不同态度、不同认识、不同取向所选择的不同方式的行动,就会像无数个楔子钉入对象中,强制性地要求“外在尺度”符合楔入的“内在尺度”,原本变化不定的对象面对不同尺度的楔入无所适从,它自身的节奏一再被打乱,只能用更加变幻莫测的变化作出回应。人把世界搞疯了,也就使自己生活在疯狂中。
本来,在没有人或不考虑人的情况下,客体自身无论如何变化发展,无论产生什么结果,都是自然的,无所谓确定性不确定性。只是因为有了人,有了人的认识、人的实践、人的期盼和价值追求,一句话,有了人的内在尺度以为参照,自然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才有好坏善恶之分,才有欲与不欲的差别,才派生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本来,如果人的内在尺度是稳定的,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也还可以找到一个确定的点;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在理论求索中,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人们或者以假设的方式,或者依据某种推理和认识,也正是这样做的——确定一个笛卡尔式的前提,以此为据,展开理论或行动。现在,连人的尺度都是不确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绝对化的努力,使人之所做——不管承认不承认——只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有限的意义。
二
不确定性并非只有消极意义,它对人类社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不确定性为人类社会注入物质、信息和能量,使之生生不息,富有生命活力。社会是一个系统,相对于更大的系统而言,这个系统只是一个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大小主次在这里并不重要(它取决于我们观察问题的范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系统被定义为与环境交换物质的系统,表现为输入和输出,物质组分的组建与破坏”[2],它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系统, 并且仅仅因为开放,它才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系统。使开放系统及其生命活力得以存在的输入输出、物质组分的组建与破坏,归根结底来自我们不能确定的世界。不确定之谓不确定,一是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二是事先无法预料。正是这些不时冒出来的事先无法预料的新事物,提供了信息,提供了能量;它们在无法预料的“分叉点”上,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因为人类行为的强行介入),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使新的东西组建起来、旧的东西破坏掉去,推动着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进。与之相对照,封闭系统是孤立系统,不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其结果,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产生一个叫做熵的量,它必定要增长到最大值,直至达到平衡状态为止。终于有了人们那么渴求心仪的平衡,但它却是可怕的僵死不动的状态!导致这一状态的恰恰是确定性——任何封闭系统的最终状态(结果)都是由初始条件(原因)决定的。由此看来,确定性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不确定性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相反,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人类社会来说实在是件幸事。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促使个体主体不断创新,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创新。倘若宏观自然所处的宇观环境也不确定,子系统的自我更新就有了更大时空范围内的保障。因为,如果总系统一潭死水,子系统掀起的波澜终将归于平静。
不确定性为非理性因素提供了存在空间,生活劳作因此具有丰富多样性。漫漫黑夜、人生路长,面对各种困苦难料之事,意志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专注于某个问题思考却百般不得其解时,一种突如其来的颖悟即突然间产生的灵感,能使科学家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直觉因而成为科学研究的艺术。虽然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机遇本身却是偶然的。如果说科学研究强调理性,直觉、机遇只是理性的补充,那么艺术之美和诗之浪漫彰显的则是激情,理性反成激情的注释。这激情源自艺术家对人生百态的品味,这浪漫是诗人面对变幻世界的抒怀。可想而知,凭借坚韧不拔取得成功后,意志坚强者会多么豪情万丈!长期困惑的问题因一个机遇或直觉突然得以澄明,科学家会多么兴奋!艺术的鲜活形象和诗的深邃意境又会引来包括作者在内的多少人的情感激荡!人因为有情感有独立意志而不是机器,人生因为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丰富多彩。风险愈大,变幻愈烈,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愈甚。因此,非理性因素虽然有时要以确定性为参照,本质上却因不确定性而使然,是不确定性在心灵世界的反映。弗洛伊德从深层心理学角度对此给出一个说明,他把人的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归结为人的本能。这本能深植于人的心底,这“心底”深植于它由之产生的那个世界中。然而意志、直觉、情感、本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点,这特点也显现了“狂野”背后的“柔弱”,那就是它们总要有所寄托。宗教因此成为心灵最终的栖身地。不管科学如何昌明、经济如何发达、生活如何安逸,社会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总有无法释怀的情愫,故而总需要“上帝”给予抚慰和支撑。这便是近代以来虽然科学、理性大量侵蚀宗教的地盘,迫使宗教不得不承认其存在,宗教本身却仍然得
以存在的主要缘由。但问题至此并未结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它只能暂时缓解痛苦,却不能消除痛苦;最大的痛苦在于,当人们把宗教信仰推向极致后,他们反而变得愚昧了!
于是,不确定性又把人的选择、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性的弘扬推向前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选择、自由、主体性是人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不二法门。“不二法门”的意思不是说有了选择、自由、主体性就一定能够创造幸福,而是说没有选择、自由、主体性就一定没有幸福。毫无疑问,选择、自由、主体性追求的是可靠的、有保障的、确定的状态(至于能不能达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一追求镶嵌在不确定性的布景上,并且只能镶嵌在不确定性的布景上。倘若一切都被安排好,比赛尚未开始就已知道结果,行动的每一步都被精确地记录在案,无一点可能性空间,选择便无必要,自由也无从谈起,人只需承担义务,不需承担责任,人之主体性和动物受动性的差别消失了,最多只有“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的不同,也即人们常说的自觉和盲目的不同,绝无本质上的差异。道理很简单,自觉的顺从是顺从,盲目的顺从也是顺从。考虑到——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自觉顺从的结果往往不如盲目顺从来得自然,自觉意识的存在反而会让人徒增许多烦恼。因此,不管我们怎样看待选择、自由、主体性,不管是主张它、高扬它,还是反对它、贬低它,其理由都是不确定性赋予的。
不确定性是确定性追求的前提,是那些我们通常认为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的前提。科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科学之所以发展,是因为还有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有待解决;科学在未来的存在,一定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制度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如果需要强调一点什么,那就是比较自然的不确定性,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给人带来的震撼更强烈。虽然社会制度诞生以来已有长期变迁的历史,但人们认识到可以用它来防范人性恶却是很晚的事情,把它当作政治文明的核心则似乎还是正在讨论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当下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其调节社会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的绩效不能令人满意等等情形的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举凡一切矛盾关系中,一方存在的理由、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等,总是对方赋予的,总是相对对方而言的。人类行为有一种自发倾向,总想将自己喜欢的一方做大做强,殊不知,其如愿以偿之际也就是事情走向反面之时。在经济发展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战争、体育竞技或博弈局中,倘若一切都已安排好了,确定性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消解了。结论不言自明:确定性因不确定性而有存在的理由,因不确定性而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只是因不确定性存在,确定性才有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从而不确定性自身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也由此彰显出来。
这样看来,试图排斥不确定性的努力实在徒劳无益,我们应当重新反省古希腊以来关于确定性的主张。
三
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总要作出回应。这些回应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它们以“行为-态度”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可以在不确定性的视角下加以审视。近代以来,这些“行为-态度”大致可分三类: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
激进主义不满此在状况,也不满原有框架内的修修补补,主张通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变革短期内打碎旧体制,建立新世界。变化、发展、否定乃激进主义所乐见,彻底性、纯洁性、理想性乃激进主义所追求。激进主义要用表征不确定性的变化、发展、否定的方式,达到表征确定性的彻底、纯洁、理想的目标。历史和逻辑告诉我们,这个目标无法实现。这不是说激进主义未能创立某种新事物,而是说所创立的新事物与人们的预期有很大差距,以至于新事物建立起来后,变革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需要回过头来补做许多事情,有时甚至不得不将自己曾经批判否定过的东西重新拾起,舍此不能稳定,不能巩固变革的成果。这里,激进主义遇到一个两难问题,它为实用主义埋下了伏笔,也为保守主义提供了口实:一旦回头“补课”,激进主义就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成为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所得不那么确定,确定的东西不再那么彻底、纯洁、理想,它自己否定自己;然而不回头“补课”,矢志不渝地用彻底的、纯洁的、理想的标准衡量裁判现实,则会将社会、民生推入持续不断的动荡中,革命可能变为破坏,理想可以毁灭现实,自由、平等、博爱可能建立在断头台基础上,变化、发展、否定可能演变为最刚性或者说最僵化不过的“一”。激进主义常常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它的际遇反映了历史条件的制约。它原本在特殊条件下发生,因而当历史无法进一步提供它所需要的条件时,结果只能是欲速而不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给激进主义以应有的肯定。激进主义是社会的剃刀,它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能够将人们从沉睡麻木中唤醒,它的一些理念和主张可以作为理想和目标激励人们一代代追求。在特殊条件下,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只有它能够一挥而就割除常规方式无法医治的积弊,使社会得以摆脱羁绊轻装前进。
保守主义固持传统。由于传统就在现在,固持传统也就是固持此在。保守主义有它的依据:其一,传统或此在毕竟是相对确定的状态,人们对它已经熟悉,已经习惯,已经知道如何相处,即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及其大致的结果。其二,此在是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们为它流过血流过汗,其中一些东西携带文化的基因,历经千百年风雨的洗礼能够保留至今,自有它的道理。现在要对它加以改变,将民生社稷带入陌生的新境,虽然描绘了一幅美好前景,但过程充满风险,结果不得而知。既如是,为什么不维持现状!保守主义所作的理性辩护比这当然要丰富得多。不过,在我看来,理性辩护背后隐藏的是保守主义者对不确定性本能的惧怕。倘若变革一定成功,倘若变革的成果能够满足需要合乎心愿,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变革;只是因为过程充满风险,结果又不确定,才有保守主义。可见,保守主义主观上是人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客观上是社会防范不确定性的一种机制。至于人为什么惧怕不确定性,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说到利益。把利益同“守护”联系在一起有亵渎神圣之嫌,但它确是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言论行动的深层动因。因为有了这层动因,在变革开始时才会不仅产生反对的声音,而且产生镇压的行动;因为有了这层动因,当变革风起云涌不可阻挡时,原来的反对者才会转而选择“搭便车”。在逻辑上,保守主义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系统,趋向于失去生命活力。在现实中,保守主义不可能避开环境条件变化的冲击。因此,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能否顶住变化的冲击,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守护自己的持存?传统保守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给出了一份否定的答卷。现代保守主义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不再拒绝变化,承认并积极地应对变化,将不变的东西收缩至一个内核,使之与绵延不绝的变化相融相洽,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保持文化的传统。若能如是,再好不过。即使做不到,窃以为,也应为保守主义留出一席之地,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制衡,使变革不至于失去张力;它毕竟在为人类社会保留一些东西,使我们不至于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全无周旋余地。长期演化得来的东西弥足珍贵,万万不能小觑。
实用主义是一种权变。既然此在状态令人不满,变革创新充满风险,既然人的本性使人面对潜在收益时不能不为所动,而“宏大叙事”又难以兑现,那么不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实用主义那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不管受制于什么理想和信仰,只要能为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帮助人们实现当下的目标,满足当下的需要,获取当下的利益,促进当下的福利,就是好的。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是个人的幸福,能够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是全体人民的幸福。实用主义行为的结果,属边际效应范畴。它在现状基础上发生,通过边际的调整(而非推倒重来)获得,一般表现为原有存量增加的“一点”。所以,实用主义者的变革,如果他们愿意将自己的行为称作变革的话,可视为“边际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制度变迁中,“边际革命”往往以主张渐进方式的形式出现。渐进变迁可以是人为设计的,也可以是自生自发的。诺思是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他虽然不排除革命,但认为经济史中的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渐进变迁的机制即是边际调整的积累,其直接原
因,如果暂不考虑“路径依赖”或文化演进,是基于人们对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哈耶克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他以“有限理性”为据,力挺“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自生自发乃为理性所不及,而该过程正所谓漫长的文化演进。这样看来,实用主义确有存在的根据,以它为“国家哲学”的美国,只用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即成就为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深思。实用主义当然也有局限:微观调整能否达到宏观和谐?渐进变迁能否免除灾难?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演进在正确的路向上?我们又怎样区别动物的自然和人的自然?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难题。实用主义使人获得当下的确定性,却有可能把人抛入长远的不确定性中!
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都是人的选择。尽管它们彼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却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昭示了一点:生活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在做事情,即有所作为。面对不确定性,首要的是有所作为,然后才是如何作为的问题。
自然界创造了人就是让人在自然中生活,社会联合了人就是让人在社会中发展。人的生活、人的发展全凭自己的活动。这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和意志的活动,一种创造性(对自然界来说有时它意味着侵略,对人来说有时它意味着冲突)的活动。近代以来,理性是它的主要特征。哈耶克们说得不错,人的理性有限。假如这句话理解为要求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为凭借理性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是正确的。但假如这句话理解为要求人因此不要有意而为,理性只能做自然或外部世界的婢女,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后一种理解确为一部分人所持有。在他们眼里,自然的才是好的,人为的总会惹出祸端。他们的想法并非没有依据,但在按人的尺度暗设了前提后,他们却在一个重要方面缺乏澄明,这个重要方面就是没有区别两种自然:自然界的自然(例如动物自然)和人的自然。动物无论怎样活动都是自然的,人无论怎样活动也应当是自然的。说人的活动不自然,无非因为它带有理性,但“上帝”赋予人以意识就是让人按照理性去行动,放弃理性去行
动对人来说反而不自然。因此,人的自然就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和意志的活动,其中当然包括理性的活动。如此一来是否抹杀了人与自然的差别?这是一个前提设定问题。我们可以依据理性等等将人与自然区别开来,然而一旦作出这种区别,要求人的行为自然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要么意味着人应当像动物一样,要么意味着让人做人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还有第三种解释:自然就是按事物本身的自性行事。这种或许在许多人看来是惟一正确的解释等于肯定了人的实践和认识。按事物本身的自性行事首先要理解把握事物的本性、关系、规律,这种理解把握离不开理性,而理性是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发展提升的。人们所苦恼的,不是要不要按事物本身的自性行事,而是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事物的本性、关系和规律。人们为此探索了几千年,现在仍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其原因最终还是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人还是要按人的自性(自由自觉的活动)行事。按人的自性行事不能摆脱不确定性,但却可能理解把握事物的本性、关系、规律,创造相对确定性的生活;不按人的自性行事不仅同样不能摆脱不确定性,还使构建相对确定性生活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承认不确定性不是否认人的自觉努力;相反,有所作为是我们从不确定性论中能够导出的惟一合理的选择。
面对不确定性的存在,人如何作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包含其中,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也在其列。展开有关它们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前提性问题:当我们考虑人在人的世界中的所作所为时,应当立基于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
窃以为应当立基于不确定性。从这个或许与大多数人看法相反的前提出发,可能更有利于发展。
首先,立基于不确定性有助于我们合理地看待变革世界取得的成果。人们创造历史书写未来的过程,是在不确定性世界里建构确定性生活的过程。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刀耕火种到高科技,从茹毛饮血到现代文明,从相互杀戮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确定性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确定性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系统,有了一个较之以往更加稳定的社会架构,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立基于不确定性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一成果;相反,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虽然可以建构确定的生活,这种确定性却是相对的、有限的、暂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今天国际国内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安定因素,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我们才认为我们努力得还不够,因而需要更加努力;我们才要更加重视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时时反省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各种选择。
其次,立基于不确定性有助于我们合理地看待认识世界取得的成果。人们一般对认识的有限性能够有清醒的认识,承认有尚未认识的事物,承认尚未认识的事物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但对已有认识成果特别是被称作科学的认识成果的看法往往过于乐观,认为它们是确定无疑的,可以放心地将其运用于指导人的行动。因此,认识过程要么被看作确定性成果的累加,要么被描述为向确定性真理的趋近——有尚未认识的东西不要紧,已经认识的成果是可靠的;现在尚未认识不要紧,将来我们一定能认识,剩下的事情是不断增加确定性认识的存量或尽快使真理到手。笔者不想说这种看法完全错误,因为它有合理的成分,但它确实存在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精神领域内成为绝对化、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独断真理话语权的滥觞。而导致这一后果的认识论根源,即在于对认识中矛盾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认识不是直线式连续展开的:不仅认识过程因为干扰存在不确定性,从而是否能够
趋近真理特别是趋近固有的真理是一个问题,而且认识成果也存在不确定性。所谓认识的发展、认识的进步,固然包含对未知事物的认识,但同时也包含对已有认识的“修正”。由于认识在实践中发展,实践在认识指导下进行,人们在实践中发展的是指导自己行为的认识,所以,认识发展进步的途径主要是“修正”已有的认识。这一“修正”绝非一个“改正错误”可以了结,它包含批判和否定,甚至就是一种颠覆。立基于此,尽管我们应当特别珍视人类认识的伟大成果,但还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有限的、暂时的为好。开放一种宽松的环境,保持文化的多样,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所有这些在确定的世界里是可有可无的,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却十分重要。
总之,人的实践-认识镶嵌在不确定的图景中,是这个图景或存在的一部分。它寄托了人的希望,其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和逻辑表明,从确定性出发,我们可能走向无序;从不确定性出发,我们却可能走向有序。马克思说得好,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人是怎么样的,社会历史也就怎样,而人是怎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最终会怎样;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我们会寻找自己的“诺亚方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参考文献】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原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