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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机遇即挑战
 

 “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是我们研讨经济全球化时常可听到的说法。一般说来这种说法没什么错,但有一个前提:不要把经济全球化分解开来,认为它的一部分对我们是机遇,另一部分对我们是挑战。这不是说不可做此分解,也不是说绝对找不到一点经济全球化纯粹有益或纯粹有害的事例,而是说这种简单的不合事物自身逻辑的分解没有意义,那些纯粹有益或纯粹有害的事例亦无代表性。在笔者看来,同一事物、同一进程、同一方面的存在和发展既创造机遇又提出挑战,方是“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真切意蕴,亦即经济全球化自身逻辑外化的典型表现。

我们是在发展主题下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可以看作不同集团、不同人群、不同国家和民族彼此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可以看作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可以看作充满矛盾和冲突而又可能产生统一与合作的过程。这里没有一种必然性注定某个国家发展起来,也没有一种必然性注定某个国家发展不起来,一切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取决于人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发展起来或发展不起来的必然性蕴含在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偶然的人的行为中。

若干年前,世界各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为目标时,曾有“后发展优势”一说,大意是,由于有“前发展”国家的经验教训、技术工艺、管理方法、发展模式等“资源”可资借鉴和学习,后发展国家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用较少的时间、较快的速度完成发展规划,实现发展目标。这一说法理论上乏恶可陈,实践上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普遍确证。虽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个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赶超目标进入到现代化行列,但总体考量,后发展既没带来实质性的“利好”,也没引起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倒有不少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这一状况如此令人失望,以至于科特恩说:“发展不再是带来光明前途的可信承诺,它造成的沮丧和绝望使越来越多的穷人和社会外围人士,抱守狭窄排外的宗教教义和种族信条以求得安全”[1];以至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宣称,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已近死亡了[2];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其说后发展有优势,不如说发达国家优势依旧;“前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固然使人们看到了赶超的可能,但在操作层面带来的更多的是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的“后发展困惑”。这大概就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机遇与挑战吧。

今天,当我们研讨经济全球化时,面前的对象其实是与以往发展一脉相承、特点有别的同一类事物。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既往的发展有着内源关系,是发展依其自身逻辑延伸而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具体说来,是资本依其自身逻辑而扩张的自然结果。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有大量论述。阿兰·伯努瓦从商品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全球化并不是偏离常轨,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更不是人为策划的结果”,而是在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环境下,以开放交流为基础、以主观性和物质成功的形而上学为依据,开始于14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时期的长期商业发展,中经“大发现”和工业革命而延伸至今的那种经济的继续。[3]格雷厄姆·汤普森用统计数字说明,“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并非新东西”。威廉·K.塔布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说明从长远的观点看,世界政治经济并没有比100年或150年前更加全球化。[4]作为对“神化”全球化言论的反诘,上述话语透显出贬抑全球化的意向,此种意向是否恰当有商讨的余地,但言语本身所揭示的经济全球化与既往发展的内源关系无疑是一个事实。

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全球化与既往发展有着内源关系,但它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毕竟不是因为与过去相同,而是因为它的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例如,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中,“原材料—产品”模式已被打破,工业制成品的地位超过了原材料,成为交易的主要对象。“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5],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都被列进自由贸易的清单,做了市场行为的对象物。金融业成为举足轻重的行业,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金融往来剧增,货币以高于产品实际价值15倍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它的流入或流出,能使一国乃至数国经济振兴,也能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借助于现代技术,这一切只要几个人或几家银行就可以办到。更重要的是,过去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内的国内市场,现在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口号声中失去了应然性。市场在世界化,经济在一体化,交往主体在多样化,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的惟一参与者,支配投资和贸易的跨国公司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天,全球资本一体化已经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这一生产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分散的,远远超出了公司所在的地理位置,有时甚至不受公司的财政控制。产品凝聚了如此多产地的技术成分,以至于人们无法辨认每个国家的具体贡献,也无法区分制造该商品的劳动者的国籍。……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这才是全球化更深层的意义。”[6]与以往发展有着内源关系同时又包含众多时代特点的经济全球化,可以并且应当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新阶段。如同在以往发展阶段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人群曾经有过机遇和挑战一样,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同样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其情况不同,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三点:

引进外资。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推进因素,是发展中国家极为稀缺的资源。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外国资本四处游弋,它们窥视着地点和方向,随时准备投入进去,扩张满足自己,这为我们吸引外资提供了可能。

开拓市场。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命脉。按许多人的看法,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市场及其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和扩张,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有助于产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有助于避免市场准入中的歧视性待遇,有助于参与市场规则的制定,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促进经济改革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举措,有关它们的每一实际行动,都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最初,它们出于国内发展需要而进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外交往的需要、国际规则系统的存在和交住对象的认同,也向我们提出“接轨”要求。这种外部要求反过来又会促进内部需要的满足,并且在一些时候、一些情况下,起到内部需要所起不到的作用,从而为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转换等项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提供了可能。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引进外资,扩大市场,顺利地完成或进行改革和调整,我们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将明显扩大。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独特文化,中国的成功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然而,机遇仅是一种可能。把握机遇,使可能变为现实,必须同时成功地应对伴随机遇而来的挑战。

能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流中去,是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尽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的看法,它作为一种趋势却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试图脱离这一趋势而寻求独立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那些希望国富民强的人们,不管喜欢还是厌恶,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并且是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流中去。然而,有趣的是,不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如何,愿意还是不愿意,能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中去,本身就是一个不以他们意愿为转移的问题。以资本为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被看作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的确有大量资本在寻觅着投入的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在你所希望的时间投向你所希望的地点。据统计, 80年代后,国际资本的80%在三角地带(美国、西欧、日本与“四小龙”)流动,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挤到边缘。198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了世界流动资本的55%, 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而“大多数贫困国家和地区,除了国家捐赠、多边援助以外,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外援资本。[7]这不奇怪,资本是要“吃东西”的,没有利润的地方它绝对不去,因此,必须“诱”之以“利”才能获得资本。推而论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中去,要以做好许多事情为前提。

能否保持输出输入过程中系统的平衡是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经济全球化固然开拓了市场,但该市场是双边的而非单边的,当本国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时,对方的产品也大量涌进本国市场。由此产生输出输入过程中系统的平衡问题。输出输入过程中系统的平衡问题不是简单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商品进出口过程中,特别是商品进口过程中,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的适应问题,即我们能否应对滚滚而来的强大的西方物质欲流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冲击。其中包括,电子、通讯、汽车、农业种植业等比较劣势经济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合理性问题;结构调整和高新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金融业、商业服务业所面临的国外同行的残酷竞争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商品市场波动,大量资本出入所产生的金融风险问题;西方影视音像产品的冲击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矛盾问题,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在输出的同时妥善解决输入带来的上述问题,中国社会机体就会发生畸变,中国社会发展就会遭遇重大挫折。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听说哪个国家因入世而有灭顶之灾,但已有报道说,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对拉美国家来说,只意味着进口的大量增加,而出口的增辐则很小,其直接后果是拉美国家外贸赤字增加,竞争力不强的本国企业将受到沉重打击。[8]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不能应对进口的挑战,市场的开拓就根本不是机遇,或者勿宁说是他人的机遇。

现有经济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怎样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面对的第三个挑战。如前所述,资本投向某个地方是为了利润,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保证自己所获得的利润能够返回手中。为此,无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是跨国公司、财团以及它们的代表——国家政府,都诉诸规则,要求用具有契约性、同构性、高效率的规则保障自己的权益。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要求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并加以执行。这套规则就是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国家的体制或制度,包括其

结构、功能和机制。它们构成该行业、该部门、该国家“投资环境”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机制脱胎于计划时代, 20年间虽经改革而有很大变化,但对内距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外距离以WTO为代表的现行国际规则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改变这一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状态的办法似乎一目了然,这就是以“接轨”为取向,深化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WTO的规章制度、现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或以西方国家为参照制定的,其基本精神是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经济管制,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存有差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有抵牾。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不能扬弃传统而与先进文化同道,其生命力将会渐次枯竭;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照搬他人的模式,则会重复东施效颦的故事。

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机制转换,就面临着既要“接轨”又不能照搬、既要民族特点又要时代精神的复杂性,能否从多重矛盾的纠缠中走出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能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主流中去和能否在输出输入过程中保持机体平衡的要旨所在。因为,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开拓市场,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顺乎历史、合乎国情的制度创新。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具有核心地位。

将制度创新视为核心,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属交往范畴。在表面看来是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性要素流动的地方,背后隐藏着人的互动。全球化本身并不生产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性要素,它所做的是将已有的“商品”销往全世界,而这一切是通过交往实现的。

交往是人类基本实践活动之一。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交往发展中的最新阶段,其不同以往之处在于: (1)交往范围世界化。人员、资本、信息、各类物资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产品与服务、市场与组织(企业、公司等)均带有强烈的“世界化”趋向,且数量巨大,以至于同近代资本扩张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标志是,全球化取代国际化,即从生产到生活、从资本到市场、从物质资料到信息资源的众多要素,在众多国家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和横向联系,取代了少数几个国家之间在原料、产品、货币等某些方面的交换。(2)交往主体多极化。民族国家独占国际交往舞台的格局被打破,它们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但已不是惟一主体,跨国公司成为迅速崛起的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特点,一是不局限于一国,而是在多个国家同时并存,国家界线对跨国公司来说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模糊的概念;二是其成员是多国家民族构成,他们用英语向上司请示汇报工作,用民族语言与本国人民打交道,用自己的行动既为跨国公司谋利益,也可能为自己民族带来好处。(3)交往方式科技化。喷气式客机、海底电缆、大众传播媒介已经使地球变小,计算机网络又在消解着仅有的一点距离,电子商务开辟出一个能够产生真实交易后果的虚拟市场,数字技术使形构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变得十分简单, BBS上充斥着各色言语,比特成为交往主体间越益重要的媒介,被哈贝马斯视为交往行为根本手段和相互理解基础的语言,本身也需以比特为中介,不能将其语言转化成数字信息的民族,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即使不会受到损害,也要遭受极大限制。所有这些,引起交往行为及其结果的巨大变化,一些基本问题需要重新思考。

交往传承文明,形构世界历史,创造个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其功能归结到一点,是实际地产生人的关系。其一,交往是两个以上的人产生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二,资金、技术、产品等商品是主体间相互往来的“信物”,交往通过交换“信物”实现的是交往主体之间某种关系——例如所有权及其蕴含的政治、经济、法律的权力和义务——的转移,就此而言,交往交换的不是“物品”,而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以上两点概括为一句话,交往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由此,可以合理地认为,交往衍生出社会,即为生产生活而结成的有机关系体系;衍生出人的社会性,即社会关系总和的存在性和个体对有机关系体系的依赖性;衍生出社会化的过程,即使人的社会关系沿着从狭窄封闭走向宽阔开放的道路不断发展完善。这就是说,交往是社会、社会性、社会化所由发生和发展的根据。

这样看来,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实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拿什么物品在什么程度上与其他国家或民族交换;二是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交往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前者属生产问题,是对生产能力的挑战;后者属关系问题,是对交往能力的挑战。由于生产是在关系中进行的(共同活动),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是生产的前提[9],对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有极大影响,对交往能力的挑战亦即对处理人与人关系问题能力的挑战,不能不首先引起我们的关注。与之相干涉的关系问题主要如下:

第一,如何对待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不同政治理念和信仰、不同目的和动机的外来投资者和经营者。他们是完全独立的行为主体,不允许别人随意予以干涉;他们要求平等,不能容忍歧视;他们有被称作“国际惯例”的行为准则,一旦在他们看来违反了准则,他们就会以退出交往相威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以此为转移确定自己的行动(如资金的进入和撤出),至于你怎么样,是好是坏,他们不管。显然,倘若不能满足国外交往者的要求,投资、市场等无从谈起;倘若完全满足国外交往者的要求,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不考虑传统方面的影响,仅就贸易而言,也肯定弊多利少。理想的结局是“双赢”,但这需要以理顺各种关系为前提,没有合理的关系,“双赢”绝无可能。

第二,如何对待国内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往,政府是国际交往的主体,代表本国企业、部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真正的主体——本国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被遮蔽在国家的巨大身影下。今天,政府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生产者、经营者的直接对话,反对政府补贴、政府干预、政府保护、放松管制的呼声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们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财团是否投资的条件之一,甚至成为政府间谈判的重要内容。于是,让国内生产者、经营者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交往者的问题就提上日程。要使国内生产者、经营者成为全球化交往中合格的对话者,首先要确立或肯定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而一个独立自主的国际交往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内交往者。这就需要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国家领导者和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关系;需要改变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指令性的管理方法;需要扬弃传统,从根本上转换关于“官”与“民”的观念。相对而言,如何对待国内生产者、经营者的问题,比如何对待国外投资者、经营者的问题更重要,因为,有了自己强大的公司和企业,我们才不惧怕经济全球化中任何形式的交往;而我们自己强大的公司和企业只有在国内社会关系形构的环境中,经过本土市场经济浪潮的筛选和考验,才能成长起来。考虑到中国“大一统”封建历史和计划经济体制“胚胎”的影响,如何对待国内生产者、经营者的问题,是一个较如何对待国外投资者、经营者更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以什么方式处理与国外投资者、经营者和国内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方式问题属手段范畴。如何对待国内外的投资者、经营者,在操作意义上,最终落脚在以什么手段或方式处理与他们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而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当我们把如何对待国外投资者、经营者和如何对待国内生产者、经营者合在一起考虑时(它们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会发现,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正是那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内中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冲突是合作中的冲突,合作是冲突中的合作。我们既不能阻止它们的发生,也不能企望一方“吃掉”、“克服”另一方,合理的选择便是在一个统一体内保持二者的适度平衡,这意味着不同人们或利益集团各自或彼此之间行为自由与行为约束的统一。由于此类关系在当今世界大量存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和机构能够代为处理,这种平衡或统一的达成,应以当事者自己的努力为取向。然而,在没有尺度和参照的情况下,当事者的行为是偶然的、不可预期的,人们从中不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系统也将处于无序和发散状态;因此,制定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并强调它们的遵循和执行,就成为交往的当事人在处理彼此之间关系时自己达到统一和平衡的前提,规则或制度也因此成为当代社会调控的主要机制。换言之,制度调节是我们处理与国外投资者、经营者和国内生产者、经营者关系的基本方式。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以法律制度为基干、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因此,制度调节方式本质上亦即法治方式。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以法治化为取向的过程。离开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我们将无法应对新的旧的大量涌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挑战,也无法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由可能变为现实。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乌尔里希·贝克把全球化看作制度转变的一个新名词。[10]

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带来的某一国家内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将导致该国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变化;由于社会不过是人的活动的共同体,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变化意味着人的活动方式及其效能的变化;无论社会结构还是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化,归结到一点,都可以看作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的社会自组织、自发展能力的变化。一个国家或民族自组织、自发展的能力与其社会进步的速度和水平呈正比。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部因素的巨大冲击,能否调整好系统内部关系,使其能够消化输入进来的能量和信息并产生有利于系统生存发展的新质,将决定民族国家未来的命运。

在众多研讨全球化的论著中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跨国公司的崛起和全球交往的扩大削弱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国家的界线正趋于消失,全球化与国家理论和实践是相悖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一部分在全球化过程中得益或对全球化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人,他们希望打破国家的“壁垒”,让自己的优势自由地扩张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一部分人也持此观点,所不同的是,他们恰恰担心发达国家的优势会把他们吞没。

窃以为,如果说我们现在断言全球化不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缺乏根据的话,现在断言全球化将导致民族国家消失根据同样不足。法国总理若斯潘说:“全球化不会使国家丧失力量。经济政策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强大影响”;“必须通过调节来组织全球化。世界越是全球化,就越需要调节”,而调节正是国家的职能。[11] ABB公司总裁巴涅维克在谈到“我们确实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世界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之前说:“我们凌架于政府之上吗?不。我们就这样回答政府:我们不制定法律,我们遵循每一个我们在那里开展业务的国家的法律。”[12]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同化现象的发生,但同化的结果只是形成一些“文化圈”,并没有消灭国家,具有相似文化的人们仍然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

退一步说,即使全球化导致了传统国家消亡,结果对大家应当是一样的:不仅发展中“国家”没有了,发达“国家”也没有了,全球化并非只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界线,跨国公司同时也在脱离自己的母国。当然,地区差异问题依然存在,但它已经如同过去在一个国家内那样,成为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的关系问题。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消失人们既不害怕也不担心。人们害怕的是后殖民主义,是强国吃掉弱国、大国欺负小国;人们担心的是贫富差距,是少数人富可敌国与多数人衣食艰辛之间的不平衡。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合理的现实是,大国欺负小国、弱肉强食等不利于落后地区或民族的现象过去发生过,现在仍然发生着。改变这一现实的关键还在于落后地区或民族自己的努力,在今天,这仍是民族国家的职责。

于是,问题又回到民族国家的能力上。民族国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马克思所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3],已经成为今天的普遍特征。二战之后争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有效地解决外部交往引发的内部矛盾。而这类矛盾的解决是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越俎代庖的。所谓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其实只是削弱了诸如国家代交往者行事或直接干预交往活动之类的能力,并没有削弱国家制定规则、监督规则执行和调控社会生活的能力。如果说民族国家自身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转变管理方式,使政府由运动员变为裁判员,由参与者变为监督者,制定并监督实施规则便是这一能力的外化形式。国家制定的规则怎样,对其发展影响巨大。因由在于,规则是人们相互关系的纽结,交往产生的关系,反过来又影响人的交往行为,给予人的活动以制约,它虽然不产生产品,却是产品产生(怎样产生、产生快慢)的条件。马克思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中对此有过大量论述,现代组织行为学和现代管理科学文献中与之相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透过它们观察现实,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个体行为是发散的、变化的,社会关系是统一的、稳定的;个体行为在没有纳入关系体系中时,其运动轨迹和作用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纳入到社会关系体系后,才形成系统的方向性和系统合力。系统合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速度快慢、水平高低的直接动因。系统合力的大小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部各种要素的活力,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部各种要素彼此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部社会交易费用的高低。而所有这一切,都蕴含、体现、落实在规则即制度的规定中。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说,在全球性交往与高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对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改变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复杂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固然存在于资金、技术、产品等生产性领域里,更存在于如何对待国外投资者、经营者,如何对待国内生产者、经营者,以什么方式处理与国外投资者、经营者和国内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等生产-社会关系领域里。由于后者提供前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民族国家首先必须应对关系领域中的挑战,方能抓住生产领域的机遇。尽管这不是机遇与挑战问题的全部,但却是机遇与挑战问题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大国,其独特的国情决定了当我们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时,不可能指望他人的援助;至少,我们的立足点不能建立在对他人善良行为的幻想上。现实的选择是练好内功,在全球性交往给我们的机体带来巨大冲击时,修好我们自己的关系,以制度创新方式,化解新旧矛盾,使我们有实力反对话语霸权,有能力参与国际交往规则的制定,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为中国发展的机遇。

 

【注释】

[1]陈宗盛等:《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190页。

[2] 同上书,第2页。

[3] 参见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4页。

[4] 参见同上书,56-6580页。

[5] 同上书,10页。

[6] 同上书,6页。

[7] 参见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474850页。

[8] 参见《半月谈》1999年第23,9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62页。

[10] 参见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3页。

[11] 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年第7,164页。

[12] 引自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51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5-116页。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宗盛等:《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半月谈》1999年第23期。

《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

 

(原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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