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相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相斥的，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发展。

两种观点均有理论的说明，主要依据还是历史史实。“相容说”依据的史实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某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其社会以这种传统文化为主导文化的背景下，取得了现代经济高速成长的令世人瞩目的业绩。“相容说”依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并非悖行，“西化论”是错误的。“相斥说”依据的史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大陆社会在传统文化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状态下，现代经济得不到长足发展，近代以来，以“中学为体”进行的现代化探索无不失败。由此推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现代经济发展，“黄色文明”需让位于“蓝色文明”。

我们认为，两种观点虽然各有道理，但笼统地说一种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容”或“相斥”无助于问题解决，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已历经百年之久的今天。进一步的探讨应在分疏上下气力。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就以下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的内涵界定及冲突；现代经济发展需要新文化。

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相容说”和“相斥说”有些可商榷之处：第一，两种观点有“文化决定论”之嫌。制约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文化仅是其中的一个。第二，退一步说，两种观点也过分估计了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文化虽然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诸种因素之一，但一般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第三，再退一步，文化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有可能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需要具体分析。     

文化和经济是社会有机体的两个子系统，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这里说的文化是狭义的，仅指观念形态。社会有机体中除了文化和经济，还有政治等其他因素。在人类发展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强烈地受到世界经济──主要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文化也不例外，某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身是自足的，无所谓优劣短长，只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才显现出高下兴衰，因此，外部世界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每一种因素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文化仅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以东亚地区已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地区为例，这些国家（地区）经济“起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内、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此外才是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因素。森岛通夫在谈到二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时说：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准即使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也不过是对遥远的将来的一个梦幻。但是，到１９４８年，亚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不能不影响到日本。”“对于日本来说，这种发展是极其幸运的。事实上，当朝鲜战争爆发、特别需求突然猛增的时候，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都为此而高兴，并欢呼：‘神风终于刮起来了！’”“不仅如此，在五十年代，许多大的陆、海军设施，包括以前的兵工厂，都被卖给了私人企业”，“对后来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同样的决定性作用。”[1]杜维明在《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一文中也曾提到：“香港的稳定和动力依靠的是英国的行政管理，……香港这个例子，从这个特殊方面来说，是与新加坡的情形相类似的。”[2]至于台湾和韩国，之所以能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实现经济起飞，确定经济发展为宗旨，抓住机遇，调整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持，是其主要原因。从文化这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既不是立国的根本，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只是作为辅助因素或次生条件，在日常经济行为和组织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中关于家庭伦理、团体主义、尊长爱幼、忠诚守信、节俭勤朴、积极进取等的积极意义）。如果割裂文化与其他因素的联系，忽视其他因素而仅仅从文化角度出发，过高评价其作用，就会使一个合理的命题走向极端，难免“文化决定论”之嫌。

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从合力系统的整体参照背景下透视。这方面我们做的很不够。在一般肯定或否定的议论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反而模糊不清。“相斥说”依据中国大陆经济长期得不到“飞跃”而要求“西化”，但没有细思，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是否可能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个彻底抛弃了文化传统的国家是否可能实现现代经济发展？它不能解释东亚工业化的史实，却有可能被东亚工业化的事实所证伪。“相斥说”深受韦伯思想影响。韦伯认为，缺乏新教伦理精神是阻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韦伯的观点带有浓郁的文化决定论色彩，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反对的。“相容说”虽然与韦伯的观点不同，却也有将文化独立化的倾向。在一些论者那里，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被视为包容一切而举世无双：民主政治是儒家理性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与儒家学术最内部的要求并行不悖；“‘三代以上，藏天下于天下’，以今天的话说，即是个‘开放的社会’”；儒家重视教育，不反对科学，不反对知识。概言之，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主要条件，儒家思想均已俱备，只是以往没有开发实现出来，现在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已经具备但未开列出来的东西“开”出来。这种观点仿佛“回忆说”，又仿佛“预成论”，它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货币出现早于西方的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未能开出“新外王”，而在坚船利炮面前才想到“开”？东亚新兴工业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儒家的外开，而是西方的移植，倘若能够外开，何需移植？

“相容说”和“相斥说”两种观点一个否定一个肯定，共同的特点都是对文化的作用给予过高评价。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并无必然的线性因果联系，它的作用（促进的或阻碍的）始终围绕着经济的中轴上下波动，它可以给经济以冲击（延滞或加速），对经济发展作一个方面的解释，却不能决定经济，对经济发展作根源性说明。

这里没有否定文化作用的意思,也没有把文化归结到经济因素之中的打算。文化是合力系统中的一员本身已逻辑地蕴含着对其作用的肯定，它的非主体地位也不否定它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特定时期及条件下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同样要具体分析，其中文化的整合与创新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在这一方面，日本文化最为典型。日本文化同日本工业颇有相似，它缺乏“资源”，善于“加工”，主要吸收外来文化营养。日本文化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近代以后主要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无论古代、近（现）代，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日本人从来不无条件地兼容并蓄，总是结合日本社会需要改造创新。中国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日本儒家讲忠、礼、勇敢、信义、节俭。“仁”是中国儒家的核心，“忠”是日本儒家的核心。日本儒家所以变“仁”为“忠”，是为同幕府统治的要求一致。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引进欧美思想，批判并取而代之儒学。但日本既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彻底抛弃儒家，而是提出“和魂洋才”，“士魂商才”，“论语＋算盘”，在各种文化交汇碰撞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有机合一，有利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类似日本的文化整合，在东亚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过。预设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相同的，这种观点不可取。仅仅依据东亚国家和地区一向有勤劳、俭朴、坚韧、苦学、敬业、乐群和自力更生的美德，就断言儒家伦理创造了东亚的经济奇迹，这种观点过于简单。东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文化的碰撞或冲击，都在进行着文化整合与创新。

对这一文化整合，亦即对文化因素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有以下判断：（１）从文化方面看，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在“引进”“扬弃”过程中，实现了人的观念的转变和现代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主导文化的观点缺乏根据。（２）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被彻底抛弃，它仍在起作用，某些观点、范畴、规范积淀在社会、文化和人们心理深层，影响着社会结构、关系和行为。但这是一种亚文化，对主流文化起补助作用。某种经济出现后，某种文化可能加速该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文化却未必能够导致该经济的出现。如前所述，东亚主要借鉴西方经济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贡献在于，因为其“补助”因为给西方模式注入了新的因素，反而克服了后者的“单一性”，使东亚呈现出令人惊异的活力、生命力。但如若不是以西方模式为主，令其作为次要补充而服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目标，则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可能成功。（３）这种文化整合今天仍在进行。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表示，现代日本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心灵的空虚”；６０年代的台湾，爆发过一场火气很盛、十分激烈、被认为是“台湾知识分子面对５０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矛盾，为台湾社会发展和文化趋向寻找出路的一次尝试”的“中西文化的大论战”；今天，新加坡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了冲突。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东亚简单地“相容”或“相斥”，上述现象不会发生。它们的存在，是文化矛盾的表征，也是文化整合尚在继续的表征。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现代东亚文化还有待时日。

由此想到，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也必须进行文化整合。而中国的文化整合既面对传统和西方，又面对社会主义理念，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整合涉及到更多的因素，更为复杂困难。因其如此，它也具有更大的文化意义。

我们认为，在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本身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经济活动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且有着自己特定的内在规定性，它影响制约人类其他活动，使之发生质的变化，却不因人类其他活动改变自己质的规定。发展经济需要文化，包括传统文化，需要政治，包括民主政治，更需要对经济的体认和把握。对经济的体认和把握包含相互关联的三层意思或环节：确立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中心；选择并建立合理完善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方式和运行机制；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其中，确立经济发展为中心是根本。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社会发展以什么为根本是可以选择的。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复杂的原因，人们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至少在今天，以经济建设为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为“本”，意味着文化的、政治的等其他因素围绕经济中心旋转，在某种经济的大框架内展开和发展，它同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理念为“本”，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区别。中国大陆长期经济发展缓慢，屡屡丧失良机，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是主要原因。儒家思想与此有直接关系。

二



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内涵作出明确的、一致的界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把握颇有出入。

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视角看，这里所指的文化是一个内在要素相互关联、构成统一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它的一个方面和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从时间外延上，大体可限定在“五四”运动以前；从内容蕴涵上，指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支配着（不论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精神意识观念。这种精神意识观念外化为，或者通俗些说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中。这一点对于进一步讨论至关重要。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当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抽取传统文化的一个观点、方面、部分，忽视其同所在体系及核心的联系，乃至人为改变其本意，而与现实比附并得出结论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最好的意义上，这是一种“个案性”方法。个案是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丰富，想从中找出任何例证都不是困难的事情，既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现代经济发展，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障碍现代经济发展。但这对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弘扬传统文化优秀思想──没有多少帮助。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西方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当无疑问），那么目前所争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面前。“个案性”方法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主张，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应采用“主根性”方法。所谓“主根性”方法，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一成套的观念系统，认为该观念系统的核心有一套价值观念构成。把现代经济看做一成套的行为系统，认为该行为系统也有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为支撑。进而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看做系统的有机生命体，不是从个别方面入手并肢解它们，而是找到它们的主流，从其各自所是的本质规定或核心，加以比较分析。

依据这种方法，我们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社会变迁政治分合历经沧桑，始终有一文化学术归旨，即所谓道统之相传，此道统脉在儒家。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人性（性善），亦即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它通天达物，由内在仁心推及出去，可以体证到天道的生生不已，神化不测──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新儒家们对此有一概括：“由先秦之孔孟，以至宋明儒，明有一贯之共同认识。……共认一切对外在世界之道德实践行为，唯依于吾人之欲自尽此内心性，即出于吾人心性，或出于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己的要求；共认人能尽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德，或与天地参。此即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他们说得不错：“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也。”[3]由“尽心，知性，知天”，儒家讲修齐治平，道德被放在首要位置大加凸显，心性之学逐渐上升为封建意识形态，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日常规范，这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汉武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道德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4]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一切都在道德统辖下运作。

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市场交易的简单的组合体，尽管价格是市场经济中配置和重新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但价格机制本身也不等于市场经济。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极深的人往往仅仅看到市场交易过程中价格的作用，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背后的、深层次的制度按排。正如一些东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和东欧的改革时已经或多或少的指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不仅仅是引进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要素加以拼装。市场经济要求有与之相应的制度建设和道德规范的确立。从文化的角度，现代市场经济的发韧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切相关。这体现在经济学上，就是“经济人”的假定：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以这个主要目标为核心，现代市场经济促成一套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其中尤以显明的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这一点使市场经济在调节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凸显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利于增进群体的整体利益。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与弘扬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及其相应的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密切相关的。对此可以从世界近代史史实中领悟，现代市场经济发韧之初，强劲呼唤人们从对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平等自由的身分进行市场交换、公平竞争。作为对中世纪等级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抗，兴起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提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观念，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和出发点来观察和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社会在打破抹杀个人的独立性，压制人的发展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要求市场行为主体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包括创新精神、风险精神，而这些又是以其自主性和独立性为前提为基础。

三

按照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的界定，两者是否相容问题可归结为，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是否相容。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市场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不相容。

市场经济对于市场行为主体而言，是一种后者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每一市场行为主体只要涉足于一系列的市场关系，市场经济就必然会迫使他服从于其自身的活动准则。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中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它所维护和宣扬的是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为此，它在理论和实践上要求牺牲与之相悖的一切，包括个性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谓“和为贵”、“中庸之道”，不管其孔子的原

意是何，均被演义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压抑个体发展的处世哲学。

市场经济要求行为主体以平等的、自由的身份进行市场交换、公平竞争，这必然要以个人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侄桔中解放出来为前提。从历史上看，作为较早产生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的那些国家，市场经济法则的基础之一是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和出发点，规范、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作为对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的否定，这些国家纷纷提出并兴起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或曰人本主义，弘扬个体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这反映在市场经济成长早期的观点意识上，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守夜人”。

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于儒家思想发生尖锐的冲突。这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还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冲突，是“本”“根”意义的冲突。就“末”“枝”而言，两者倒是有许多相洽之处，尽管冲突也时常发生并普遍存在。儒家不是不讲经济、生产、利，市场经济不是不要价值、道德、义，但当确定一方为本一方为末或将本末置换后，结果大不相同。辨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一条主线，沿之可理出中国传统文化障碍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由。

儒家把道德视为根本，政治是道德的延伸。原本作为人际关系的个人道德化，现在连同儒家一起被政治化，成了社会政治本体。“五伦”不再简单是伦理关系，而是宗法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国家政治制度靠它建立和维系，由“家”而族，而乡党社团，而国家天下，帝王高踞宗法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凭借纲常礼教进行神圣统治，依据道德大法操纵控制社会，除非“失德”，它是绝不应更变的。这是一种异常僵死的社会结构，一种强制性的人身支配。在这种环境氛围内，人的权利意识被压缩在义务观念下，创造性的积极进取精神被奴婢式的顺从取代，人际关系的和谐沦为对自我的贬低和对权威的膜拜，迎接新文化挑战的能力日见衰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是为巨大动力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古代遭际巨大压抑，凡是同封建伦理─政治原则相抵牾的，一概予以排斥。最有可能威胁封建伦理─政治根基的是经济变革，因此，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极难推行，即使“集体式”经济也无可能。

儒家非常重视教育，但教育是德育，并且仅仅是德育。自孔子始，凡二千多年，虽一直提倡教育，到近代时却同西方拉开了距离，以至和现代文明相比，几近一片文化荒漠，症结所系，不在重不重教育，而在教育的内容。传统文化观念中，文化即教化，教化的内容是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5]此种教化具有明显的内倾特性。“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6]人的责任就是通过后天的修养功夫来实现他心性中所涵的仁德。由是，探索外部自然奥秘的道路被人为堵塞，成为村民野夫之举，圣贤不齿。后儒及历代统治者轻视科技知识，将其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或根本未提上日程（古代），或只为“抑夷”而占据第二义的地位（近代）。顺便指出，以安身立命问题为中心，把研究对象的经验知识放在次位，不仅是儒家的所为，亦是中土三教中释道两家的所为。个中缘由，可从庄子言中窥见一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7]

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抵牾，还表现在其思维方式和其营造的价值氛围上。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传统风习，这风习今天仍常可发现，对事物、现实、问题喜爱向上提升，大而化之，不愿躬亲分析，精确梳理，其认知，整体而混沌，经验而直觉，缺乏科学理性精神。概念化、系统化、逻辑化、形式化不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色。这种思维方式与伦理─政治、道德教化结合，呈现给人们一个玄奥至高的形而上价值世界。该世界继天体仁，以天道立人道，由人极立太极，“涵盖乾坤”，博大敦厚笃实宽平，百备至盛。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追求的目标应是：人做圣贤，道达至善。至于实现的可能、条件，除修身养性，不予格外关注。在这种氛围内，人们强调“杀身成仁”，“仁则荣，不仁则辱”，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义若与利冲突，去之。士农工商，工商被置于末席。这一次序，表现人们对工商业的鄙薄，表现人们的社会地位，表现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在这种氛围内，人们崇尚圣贤、豪杰、英雄，不屑事功。圣贤不必说，豪杰仗义行侠，英雄纵横捭阖，都是极有道行者。一个人只要忠孝仁义，哪怕所忠之君是昏君，所报之国是极端腐败的王朝，也可得到褒扬，甚至流芳千古，而从事事功者，哪怕社会历史贡献再大，也不被重视传颂。所以，在西方，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可以与任何伟人齐名，在中国，蔡伦、毕升、张衡等却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由道德根本，道德政治，道德教化，道德世界“开”不出现代经济。问题的关键不在儒家提倡仁政而不言利，而在“利”要为“仁”服务，是伦理道德的婢女家仆，一旦与“仁”冲突，它们就停步了，扭曲了，不能沿着自己的本质指向和内在规定发展。而这种冲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是经常和必然要发生的。在没有外来优势文明冲击的历史条件下，为着某种道德理念而牺牲经济发展的社会控制模式可以在大一统文化框架内延续；在外来优势文明冲击并且这种优势是以现代经济为先导和底蕴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原有的观念体系和控制模式会招致整个民族的危机。摆脱危机，必须转变社会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根本改造，是不可缺少的。

四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现代经济发展要求与之相应的新文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上的破产,要想在西方列强的包围压迫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辛亥革命的结局则表明，在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封建制度框架内进行经济、政治变革没有出路，除非彻底扫清包括封建意识形态在内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否则即使推翻了封建王朝，也不能走上现代社会发展之路。

在传统文化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由五四运动开始的、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就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面对危机作出的正确选择。“五四”后的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民所以能恢复民族独立，争得国家富强；中国社会所以能从沉睡中觉醒，进入其发展最快进步最大的时期；中国现代经济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成长起来，从文化角度看，皆归功于新文化。

新文化作为传统文化走到尽头时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根本不同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不可能从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相反，它的每一发展和进步都是冲破传统文化羁绊的结果。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释其细节，这里只指出，新文化所以能推进现代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它破除了儒家思想的现世“本根”地位，将其从“圣殿”中请出，使之丧失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此同时，对外敞开胸怀，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使科学和民主日益深入人心，激发出中国民众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而为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文化产生和发展即是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尽管回顾往事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无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都有一些可探讨之处和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但新文化运动代表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表征我们在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既带来巨大的社会活力和经济效益，又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尤其令人关注并成为文化反思和国学热兴起因由的，一是如何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如何消解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和价值迷失现象。二个问题同时并存，使我们再次面临文化选择。是继续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新的文化创新，还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出路？只要回顾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答案不难得出。我们认为，解决第一个问题，尚须继续以新文化清除人们头脑和行为中某些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传统文化情结。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好了，而是还不够。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某些有用成分，把它们作为辅助因素，整合到新文化主流中去。我们的结论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沿着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方向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能回到传统文化的根基。新文化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创新融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等于全盘西化。

 

【注释】

[1]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五章。

[2]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５７页。

[3]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4] 《大学》。

[5] 《大学》。

[6] 《大学》。

[7] 《庄子·天地篇》。

【参考文献】

《大学》

《庄子》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原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