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器物坑中出土的器物数量众多、形制各异，但其几乎所有的艺术造型都与太阳崇拜有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联系。以类归之，主要有根据太阳的自然形态直接以圆形符号象征太阳，根据自然的关系以树和花果折射太阳，脱离太阳的自然形态用“鸟”象征太阳，摆脱自然形态的痕迹，以与人相关的部位和器官来象征太阳四种。这说明太阳崇拜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复杂崇拜的总根源，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出自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和对自身需要的满足，于自然的尺度之中包含了人的尺度。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  太阳崇拜  造型艺术 原因

在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器物坑中出土的器物数量之众、种类之多、形制之特殊，功能之复杂，为中国考古史所少见。这些器物就材质论主要有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等，就形制论主要有人像、面具、面罩、神树、神杖、神殿、神坛、眼形器、太阳形器、动物等，就功能论有神像、神灵、巫祝、祭器、祭品、礼器、法器、仪仗等……。它们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丰厚的积淀和古蜀人祭祀崇拜的纷繁杂糅，但这一切，都与太阳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几乎所有器物的种类、形制、饰纹、图案中，都展示了这一点。要而言之，在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可以分成如下几类：

一、根据太阳的自然形态直接以圆形符号象征太阳

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刻图边璋（K2③:201-4），反映了古蜀人的“山”崇拜观念。但刻图边璋的“下段山上有云气纹和⊙形符号，‘⊙’应代表日”^〔1〕P358。[[1]]王永波认为：“视其为拜天朝日的祭祀场面当不为无理”。[[2]]二号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是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最具代表性、最有艺术价值的一件青铜文物。其花状帽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圈形符号。考之考古学、民俗学材料，从符号角度分析，这个圆型符号就是象征太阳的意象表现。

二号坑出土了数件圆形铜器，标本(K2③：1)中间呈圆凸状，连接五根呈放射状的幅条，辐条又连接着外圈。《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中称之为“车形器”，也有学者称其为“轮形器”，认为是“车轮”，是“盾的铜饰”。英国学者罗森(Tessica Rawson)推测：“从中间的圆心伸出五根幅条，这个圆心既象一只的曈孔，也可以看作发光的太阳，……如果这个中心圆代表太阳，那么这些辐条就是太阳所发的光。不过这些解释都无法得到证实。”[[3]]如果说罗森对自己的推测，还显得小心翼翼，底气不足的话，那么考古发掘者在正式报告中将该器物改称为“太阳形器”，可谓权威之论了。孙华认为：“将其称作为太阳形铜器应是恰当的。太阳形器中心的圆泡表现的是太阳本身，其外的幅条表示太阳的光芒，周边的圆环则可能象征着太阳的光晕。”[[4]]将该器物的文化性质和内涵确定为与太阳崇拜有关，是考古学界的共识。屈小强认为：“这应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的遗物。‘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5]]黄剑华指出：“随着学者们研究探讨的深入，现在对这些‘铜太阳形器’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它们同样是古蜀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是祭祀活动中用以表现这种浓郁的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非常重要而形象的装饰器物。”[[6]]

与“太阳形器”相似的图案还有：站立于花果上的人面鸟身像(K2③：272)的胸前，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环，外环上方凸出，呈火焰状。在四方形“神殿屋盖(K2③：143)的上部，每面有三个中心为圆圈，圆圈周围用线条首尾相连成七角形，外圈饰以凸圆点填充的环形纹的图案。在四方形“铜神殿顶部”(K2②：143－1)，每面也有三个内外环相套，两环之间饰以涡状纹的图饰。铜圆形挂饰（K2②:70-5）的中间呈圆形，圆形周围环绕着一周火焰状的炯纹。铜圆形挂饰（K2③:39）由三组内外相套的圆环组成，最外一组圆环和中间一组圆环之间饰以八个兽面纹。……这些“正是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从太阳的一种反映。类似的有放射形光芒或旋涡形纹样的圆形铜器在三星堆器物坑中数量不少，它们应当都具有太阳的象征意义。”[[7]]另外，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质、玉质的璧、瑗、环等圆形器物。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周礼•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的记载，璧也是祭天礼日的法器，其状为圆形，正是天、日的象征。《尔雅》云：“肉倍好，谓之璧；好被肉，谓之瑗；肉孔若一，谓之环。”“肉”是指圆形玉器的边框，“好”是指圆形玉器中间的孔。可见璧、瑗、环的区别只是边框的宽度和孔径的比例不同，总体上可以归为一类，而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功能。

二、根据自然的关系以树和花果折射太阳

二号坑出土的三棵青铜神树，反映了古蜀人的“树”崇拜观念，但深究其性质与内涵，也是太阳崇拜的一种曲折表现，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与植物的关系的认识。

神树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也是太阳栖息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离骚》云：“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淮南子·坠形》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大地。”萧兵认为：“东方有太阳神树扶桑，供太鸟神鸟初翔时盘恒，西方也可以有太阳神树，供太阳鸟降落时歇息。”[[8]]在对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神树进行阐释时，所有的学者均认其为扶桑，若木(包括建木)之属，甚至进一步地指实。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的情况下，以旁证材料来指实某树为扶桑，某树为若木，(某树为建木)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神树有九枝，上立九鸟，与“九日居下枝”相仿，一号神树的树巅残缺，既可能有“一日居上枝”，也可能“一日方出”，离树轮值。与中原广为流传的“十日神话”相符。不管神树是否为扶桑、若木（建木），它与太阳关系是可以确定的。上面所提及的人面鸟身，胸前刻有太阳符号的神鸟，也站在一棵小青铜神树的树枝上，可以进一步证明神树与太阳的关系。

神树上有花果，花果也与太阳有关。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依据“以现代形式成书的公元前十一世纪晚期至公元二三百年的文献”和对许多考古文物进行考证后认为：“《山海经·大荒北经》若木有‘赤树’之称……，此种‘赤树’的原型实际上是日晕现象之一的太阳柱。……三星堆神树顶端硕大的‘花果’，笔者认为也应是一种绽开的莲花。因为莲花是开在长长的花茎之上，比拟太阳柱的三星堆神树，其修长的树干顶端置以花朵是与莲花的自然形态相符合的。……莲花图像实际上表现了一种日晕现象。兽面具额上的莲花状饰物，大青铜立人像的冠，衣下摆，基座上的花朵，亦有同样的性质。”[[9]]另一位日本学者徐朝龙在将神话传说与考古事实进行对照后也认为：一号神树上的花朵“就‘状如莲花’的特征而言，由每根树枝向上向下的花蕾可见，它们正是‘照下地’的‘若木’树枝的莲花。”[[10]]林巳奈夫敏锐地发现：神树的花朵形状为V字形，两辨花瓣一长一短：“二号坑一号大树，‘璋’形上歇鸟的表现……，已经出现在刃部凹陷处有较大叉口的新式璋上。二号坑的大树，鸟所停歇核桃形的前后附有的花瓣呈一长一短极不对称的表现，可以理解为就是反映了该‘璋’形式的变化。”由此他认为三星堆遗址中心“璋”。也与太阳崇拜有关，“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棒‘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11]]林巳奈夫的这一看法，与王永波的观点不谋而合，王永波认为刻图边璋上的图案，表现的是“拜天朝日的祭祀场面”，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插于两山之旁的璋，只不过他将璋称之为“圭”而矣。[[12]]邱登成认为：“我们姑且不管这种器物定名为璋或圭抑或别的名称，其本身是用于祭山拜日则是显日易见的” [[13]]。

璋为祭日玉器，是否与其射部如花瓣形态有关，三星堆文化中的花朵，是否就都是莲花，笔者不敢妄测。但把太阳和花朵联系，却并非为三星堆文化所独有。秦汉铜镜和瓦当上的日纹便呈花朵状。葛洪《抱朴子·仙药》载：“仙方所谓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本草大观》卷六载：“菊花……名日精。”古埃及的日神拉就诞生于一朵莲花之中，许多民族的“太阳神坐于荷花之上。”[[14]]由此也可以推断，三星堆造型艺术中的花果折射着古蜀人的太阳崇拜观念。

三、脱离太阳的自然形态用“鸟”象征太阳

在三星堆文化的艺术造型中，“鸟”是所有动物中表现得最多的。在陶质器物中，有大量的“鸟头把勺”。其平流袋足鬶与管流袋足盉的造型，也“很可能是模仿鸟的形态加以抽象塑造而成”；[[15]]在玉质器物中，玉璋(K1：235-5)的射部刻有鸟形透雕；在金质器物中，金杖的图案中部就刻有四只鸟，两两相对，好象驮着被箭射中的鱼；在青铜器物中，鸟或站立在神树的九枝，或站立在神坛的四角，或铸造于尊、罍的肩部，或缕刻于人身形牌饰的背部，或形制为鹰形铜铃，或勾勒成鸟状饰纹，或以圆雕写实，或以轮廓线抽象，或是全身，或只有鸟头，神形各异，千姿百态(二号坑还出土了一只昂首引颈，尾羽丰满，站立于门形方座的公鸡，笔者也将其归为鸟一类)。“鸟”造型方式主要有对鸟的自然形态的直接模仿（当然也有某种程度的夸张变形）和人鸟组合两种。

鸟与太阳的关系无须多论，炎帝部落的图腾就是鸟，帝俊的原型也是鸟、其后裔也都以鸟为使者。中国从原始社会各地的岩画、器物、纹饰到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日中有鸟”、“金乌载日”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母题。“在对人的观念中，那晨出夕没的太阳，都是由金乌载着飞行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些大鸟，才会展翅翱翔着从天的东边移到天的西边。”[[16]]

笔者将“鸡”归为“鸟”一类也是因为鸡与太阳有密切的关联。《玄中记》载：“蓬莱之东，岱舆之山，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栖于树上，每夜半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乌则应之。阳乌鸣，则天下之鸡皆鸣。”“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盖扶桑山上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鸡皆鸣。”《括地志》载：“桃都山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1969年河南济原县泗涧沟出土了一株“施釉陶树”，树根有三个山状弧形相连的基座，每弧中间坐着一个小陶人，树干有九枝，枝上有花，站立于鸟、猴等动物，树巅立有一鸟，郭沬若以桃都树释之。[[17]]“施釉陶树”与三星堆出土的两棵人大神树（特别是二号神树），造型极为相似。两棵大神树上的花中包含的果实，也很象桃。综合以上材料可以说明，不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鸡是否站立于神树之巅，它的唱日功能则确定无疑。

鸟曾是古蜀人的图腾，所以三星堆文化崇鸟，将之神化，比附为太阳，并铸造了视觉形象。这是他们对自身来源、繁殖、变迁的一种思维方式、呈现方式和历史追忆，也是他们对自身的一种夸耀，作为神的后裔，血统是何等高贵，身份是何等荣耀，(后世门第之风，在这里也可以见其端倪)。这样对神的崇拜，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它通过同种同族的神话演绎成了团结民众、凝聚人心，增强认同感和向心力的核心价值观念，达到了神权服务于王权的目的，所以才用极为珍贵的黄金青铜、玉石等物质材料，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情有独钟、极尽巧思、极为铺张地塑造了众多的鸟的形象。

四、摆脱自然形态的痕迹以与人相关的部位和器官来象征太阳

黄剑华认为：“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形象，那圆日形的脸与光芒状的头冠，不也同样是人面形太阳神的形象吗？”[[18]]这一看法是有其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符号学依据的。当然，人面形太阳神形象在原始宗教中就已经普遍存在，但它毕竟“是拟人化、抽象化的产物，是较高一级的太阳神形象”[[19]]。

在三星堆文化中，眼睛的造型极有地域特色。一是眼形饰纹极多。在其一件陶豆的圈足上，就刻有一个眼形纹。大青铜立人的冠帽上层的两侧，外衣的双肩，各有一个“眼”形纹。“兽首冠人像”高耸的冠帽两侧，各有一个勾云状巨眼。二号神树基座上跪坐的三个小铜人的腿部，神坛中部的立人像和上部的跪坐人像的小腿上，也都有眼形纹饰在其一件陶豆的圈足上，就刻有一个眼形纹……这些眼形纹饰也被很多专家看成是太阳纹饰；二是对眼睛进行夸张，几乎所有的动物和人的眼睛都进行了变形处理，眼睛之大已突破了解剖学上比例。在饕餮兽面具上，眼睛几乎占满了面部。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鹰状鸟头（K2②：141）和一件鹰形铜铃（K2②：103-8）上眼睛的面积几乎覆盖了鸟的整个头部。最典型是二号坑出土的三件纵目人面像，眼瞳呈圆柱状极为夸张地突出；三是有独立存在的眼形器，其中菱形、半菱形（顿角三角形），四分之一菱形（直角三角形）共71件，菱形中部呈圆形凸起如眼珠，其它两种可以拼成完整的菱形；勾云形8件，菱形中部呈圆形（略带方形）凸起的瞳孔两侧的眼角着勾云状向下弯曲；眼泡形33件，只有柱型、圆泡形、圆形的瞳孔部分。

至今，四川仍简称为“蜀”。“蜀”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上为一“目”字，下为一倦屈的虫，以一种象形的方式传达了古蜀人重“目”的信息，以一种文字的方式与三星堆文化重“目”的造型特色形成了呼应，也揭示了“蜀”文化本源。

对于古蜀人造型艺术中崇眼的现象，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或指出它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产物，或揭示其交通神明的巫术内涵，或用它来解释“蜀”字的本义与起源，或与二里头文化中的眼睛符号联系来寻找其文化源流。笔者更重视的是三星堆文化中的眼睛崇拜与太阳崇拜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中的眼睛崇拜与太阳崇拜的关系，已有学者明确指出。邱登成在论及三星堆文化中“眼睛的寓意”时认为：“这种对眼睛的着意刻划与表现、其实质应是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20]]黄剑华认为：“林巳奈夫在《帝舜考》中曾论述了‘重瞳’与太阳神话的关系。萧兵先生也指出：‘原始思维每以眼睛为太阳的意象或象征’。由此看来，三星堆出土的菱形或三角形装饰器物，即使给人以好象眼睛的感觉、其表现的依然是太阳的意象或象征。”[[21]]

以“眼睛”为“太阳”的意象或象征是上古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在其它的早期文化遗址和神话传说中可以得到映证。江苏连云港、内蒙古阴山的太阳石岩画，其形状就象一只眼睛。“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芒艾亚人的神拉被认为是天神阿瓦蒂的一只巨眼；在艾丽丝岛，那里的土著人视太阳为天神劳吉提的眼睛。澳大利亚土著人神话中的创造主彝神开眼后就会使黑暗消失。古罗马主神朱庇特即是宇宙统治者，也是宇宙本身，他的头能照亮天空，因为他的眼是太阳和月亮。在某些雅利安人的神话中，太阳同样被视为‘天眼’，如《犁俱吠陀》中太阳被视为密特拉·瓦鲁那和阿格尼的眼睛。古日尔曼人称太阳为沃坦(Wuotan,天神，或称沃坦－沃坚－奥丁)的眼睛。在世界第四大岛屿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日神乃天神白天的眼睛。在新西兰，毛利人的文化英雄玛尤伊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挂在天上作为太阳，此与我国布依族的天神翁戛挖出双眼钉在天上的说法异曲同工。”[[22]]

综上所述，三星堆文化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都与太阳崇拜有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关系，太阳崇拜是古蜀人丰富复杂崇拜的总根源，并在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的崇拜观念、活动和为此而进行的艺术造型中曲折地反映出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举世瞩目的太阳神话实际上是农业崇拜的产物。”[[23]]“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其萌生显然为农业经济趋于繁荣所致；据民间观察，太阳为丰饶的主要赐予者。”[[24]]太阳对季节、气候、农时、农事、农作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三星堆文化中，农耕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古蜀人一切文化活动的基础和支柱，加之四川盆地群山环绕，气候多云多雨，阳光明媚的日子很少，“蜀犬吠日”就是对这一气候特点的反映，说明对阳光普照的渴望心理至今犹存。由此可以看出，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出自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这不仅是对太阳带来光明、温暖、孕育万物的感恩，也是对自己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的满足。正是在这意义上，太阳崇拜才成为其一切崇拜之源，并在所有崇拜活动和艺术造型中得到表现，太阳从自然的现象进入了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领域，于自然的尺度之中包含了人的尺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