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高速发展的30年。尽管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总体而言，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快的时期。其中以经济发展尤为突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超过9%，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24.95万亿元，30年增长了67倍，在世界上的排名升到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30年高速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之所以称作“中国特色发展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发展理论；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它是在正确继承我国以往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我国具体国情和新的特点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独特开创的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论。

这个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特点？很值得研究和总结。这对于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诚然，这个理论的产生离不开对建国以来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本文的重点放在论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阶段 ；2003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征程，使中国特色发展理论进到一个新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突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0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社会发展蒙受重大挫折，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从国内人民生活来看，市场供应紧张，日用消费品严重匮乏。当时全国9亿人口，有8亿农民，2、5亿人口温饱问题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就是国家的发展，盼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发展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从国际形势来看，我国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方面，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20年，如果不能迎头赶上，中华民族不仅不能振兴，而且将继续沉沦下去。可见，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形势来分析，发展对中国来说是多么的迫切和必要。邓小平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充分反映了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如果再不发展，不仅跟不上世界形势，不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且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

第二，突出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最大亮点。过去30年，我国社会在思想上，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着许多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和制度，例如：在思想政治领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片面化和教条式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僵化的认识和理解；在经济领域，把计划经济绝对化，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在政治领域对民主自由的禁锢；文学艺术领域禁区太多，等等。如果不改革这些制度，不突破这些教条式的僵化的思想和观念，要推动社会发展，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兴起，到了80年代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的时代，离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的。我国过去30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吸引国外资本，吸取人类文明中于我国发展一切有益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得到真正迅速的发展。

从1978到2008这30年实践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没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大幅改善，就没有我国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总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这样一种为世人瞩目、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骄傲的国家面貌。过去发展靠改革开放，未来仍将是这样。我们一定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保证我国持续发展。

第三，突出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不可能为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不能满足人民要求迅速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毫不动摇”非常重要。以往经济建设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常常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干扰，屡屡在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被别的什么中心取代了，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曲折不断。邓小平作为当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对此具有极为深切的感受。所以，在这次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他提出决不能再动摇。他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这些话句句掷地有声，只有实际经历过严重挫折的人，才会有如此斩钉截铁的决心。

第四，突出快速、稳妥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十几亿人口，首要任务是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发展速度太慢不行，必须走比较快速的发展道路，但又要稳妥。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4]我国走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可能的。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如日本和南韩，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其次，当今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是有利的。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完全有条件使我国社会发展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然而，强调快速发展必须慎之又慎，决不能过急，决不能不顾质量盲目冒进，决不能搞那些虚假不实的指标。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5]在加快发展步伐的同时，要头脑冷静，步伐稳妥。不能片面强调速度，而要把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非常重视发展与科学的关系，他强调要尊重科学，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重蹈“大跃进”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盲目冒进的覆辙。

第五，突出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的穷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分阶段进行。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清醒而科学的认识。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6]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的发展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情况极其复杂。城市与农村不同；沿海地区和内地不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资源分布不同；等等。这些差别决定我国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而只能是分先后、有层次的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带条件比较好，要让这些地区先发展起来。等到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再带动内地的发展。在全国人口中，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支援内地不发达地区，让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带动不富裕的人群，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他还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8]

这一整套发展理论是从我国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很好地指导着我国的发展，是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创新性的发展理论。

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第二个时期，是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我国社会处于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如下特点：

第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拓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时期，我国发展最大创新是实行改革开放；江泽民时期，我国发展最突出的创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最先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他早就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具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1、2月间，他在南方谈话中，把这一思想明确地表述了出来。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从此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一个教条，即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资本主义。邓小平这一谈话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2年6月，江泽民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逾越的阶段。”[10]这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从此，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生活，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对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连续30年以近于10%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对待，并要努力加以克服和防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第二，强调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正面临着科技革命的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具有宏大开阔的视野，提高前瞻意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必须在世界先进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根本。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遥遥领先，使我们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均来说，资源相对不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它们。要使我国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走西方国家发展的老路，靠按部就班的发展，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无疑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学得再好也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所以，中国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江泽民指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我们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创造、发明、发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第三，强调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的协调性，我们党早有认识。这一认识始终贯穿于发展的实际之中，把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不过由于地区差异和结构的不合理，在实践中执行起来并不容易。所以，不协调的情况至今仍然很严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协调的思想内容是很宽泛的，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都要协调发展，尚未把协调发展提到科学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

可持续发展最初源于环境保护思想。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指出人口增长、能源资源的耗费、环境污染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就可能在今后一百年的某个时候达到极限，人类将陷入衰退甚至崩溃，由此提出人类面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立即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响应，我国也不例外。早在1995年，江泽民就提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到了2002年，他对可持续发展强调更为突出。他指出：“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始终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2]自从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以来，一方面，各地重视了这个问题，也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由于重视程度不够，结构的不合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继续大量存在，有些地方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致使环境问题、资源耗费问题，至今仍严重存在，极大地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阶段，不仅继承了上一阶段发展的理论，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实际，除上述各点外,还提出了关于发展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观点，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2003年10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我国发展实践和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前两个阶段发展思想的继承，又是发展理论的一次质的飞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更完整、更系统、更科学的阶段。这个理论已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将不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拓正确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集大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同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前两个阶段发展理论相比，科学发展观的突出之处在于：

第一，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发展理论，成为这一世界观和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形式，遵循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研究人类、世界以及中国的发展问题，从而达到对发展真正科学的认识。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认识发展问题，并用以指导实践，这一点带有根本性。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与此同时却造成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能源和其他资源日趋紧张，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失业增加，政治动荡。1997年发生了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眼下又爆发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性的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扩展，已经威胁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世界也将产生严重影响，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衰退。这就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顾及其他这种片面发展观所导致的恶果。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汲取世界各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去考察我国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克服和消除片面发展的观点，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什么是发展的问题上，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要促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使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都得到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为什么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以人为本，突出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地位，提出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怎样发展的问题上，提出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理论，是我国建设和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原则。任何地方的任何工作都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违背科学发展观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就会遭遇挫折或失败。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此，我国发展就有了系统的、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体系的创立，表明我们党对我国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发展观不是停留于事物的个别现象和表面联系，而是揭示了发展的本质。所谓本质就是事物的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即事物的规律性。科学发展观集中地、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强调在思想上要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在实践中要遵循客观规律。它的每一方面既是重要的观点，每一观点之间又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同以往发展思想比较，科学发展观不仅更加深刻、系统、全面，而且更具特色，它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善了中国特色发展理论，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第三，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以人为本”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内在本质联系的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国家过好人道主义这一关找到了正确途径。如何认识和研究人自身，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以人为本之所以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人自身、正确解决在我国如何吸取资产阶级思想家人性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精华、弃其糟粕开拓了新路；为如何实现在发展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具体途径。

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在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民主，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在反对封建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起过非常大的积极作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认识人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但在这个成果中包含着缺点和不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人的社会性，把人抽象化，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去说明人自身，去解读社会历史。这种状况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的具体性、社会性和阶级性，从此把对人的认识纳入了科学的轨道。我们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把阶级论同人道主义、人性论简单地、完全地对立起来，认为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执着不放；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就全盘否定。这就犯了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并导致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一提及人道主义、人性论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就本能地把它当作糟粕加以拒斥，这样就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成分一股脑儿地给扔掉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建国后历次“左”的错误几乎都与此相关，“文化大革命”使“左”的思潮发展到了极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人们对人的问题讳莫如深，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做的结果，什么人道主义、人的权益、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甚至人的尊严、人的社会等等，都成了禁区，谁都不敢轻易地去碰它。不少人因涉及这个禁区而遭到毁灭性的批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发展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致使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不应有的迫害。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尽管对人的问题没有完全解禁，但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人道主义不再是一个贬义的、必须加以批判的概念，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应予以肯定的并可以使用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人道主义已成为富有积极涵义的范畴，应该也为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从此以后，对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人性论全盘否定的论调虽然还存在，但势头已减弱了许多，增加了不少理性分析的成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第一次真正突破了人性、人道主义这个禁区，既继承了包括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内的人类对人自身认识的积极成果，又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以往人学思想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并结合当前的实践，把对人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人为本首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理论，这里讲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这里讲的“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理论在今天中国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党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的具体贯彻和执行。

人民由个人组成，人民与个人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对立是指人民不等于个人，个人也不等于人民。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决不能说个人创造历史，否则就掉进唯心史观的泥坑里去了。个人与人民的统一是指人民离不开个人，没有个人也就没有人民；个人包含在人民之中，是人民中的一员，个人利益就包含在人民利益之中。因此，我们不能以强调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而否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也不能把个人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颠倒个人与人民的关系，主张个人第一。而是应该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以人为本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学理论的精华，强调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提出维护个人利益，尊重个人权利，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提出尊重和保障人的民主权利，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提法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也正因为吸纳了这些精华，使我们对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解决人的问题走出了以往的误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尊重人、维护人的自由民主权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了我们党自觉的思想意识。这里讲的“人”是具体的人，现实社会中生活着、活动着的人，是个人与人民的统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抽象的人性、人权、人道、民主自由作幌子，反对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屡屡得手，这很值得深思。我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过好人道主义这一关，[13]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的认识的深入，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佳途径。

第四，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紧密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的涵义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最主要的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人们的这种活动有两种情形：一是自发的，这种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不是在认识事物内在必然性基础上进行的，是盲目的；一是自觉的，是指在认识并把握了事物规律性基础上的活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是要求后者，尽量避免前者。因此，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必然具有科学性。科学的实践包含着开拓和创新的特质，从而使得即使是已有的发展思想，也会因增添了新因素而获得完善和推进。以下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1、对经济发展思想的新拓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动摇的方针。因为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国际地位的提高，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实力。这个方针一直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

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同时提出了新要求，增加了新因素。一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而是要把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质量好效益高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发展这个硬道理。质次效低的发展，是虚假的、甚至是有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能持久。二是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不少地区，由于不能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看待经济发展问题，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增长非但没有给人民带来福祉，反而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科学发展观要求：浪费资源的发展必须改变，污染环境的发展必须制止。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质量和效益方面有一定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一定程度的改观。不可否认，时下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在我国有些地区仍然非常严重，只有充分认识并身体力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2、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发展方法的新突破。统筹兼顾是我国发展中一直坚持的原则，但以往对此原则内涵阐述不具体，理解不深刻，实践中执行也不够坚决。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提出来，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验的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赋予统筹兼顾以崭新内容。在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统筹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这些统筹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重大关系的正确反映，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比如，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就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要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要勇敢地、智慧地应对风险和挑战。这是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才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的发展打造新的广阔的国际平台。

我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三大亮点，也正是这三大亮点，使得发展理论带上鲜明的中国色彩。中国特色发展理论既是中国环境的产物，又同国际环境分不开。这就使中国特色发展理论不仅是指导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不凡的意义，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人类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我国今天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与3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的加剧，国内各种矛盾会日益凸显；国际方面不确定因素也会增多。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要居安思危，加倍努力，格外谨慎，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迎难而上，首先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