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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思考——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时下,“中国模式”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模式之前有“北京共识”这一提法,“中国模式”就是从“北京共识”演化来的。虽然“北京共识”早就为一些人熟用,但“中国模式”作为国内外学界的理论热点,还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周年总结我国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新兴起来的。近来“中国模式”在我国理论界引起极大关注和兴趣。从国内来看,大概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积极主张“中国模式”这一提法,有人对中国模式“充满着期待”,认为“中国模式”是我们的一项重大创新,对30年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要认真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品位和规格,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同时提出,要充实它的内容,使之进一步完善化。第二种意见,主张慎提“中国模式”,但并不反对这一提法,主要原因是认为作为一种模式还不成熟。第三种意见是主张不要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提法比较稳妥和准确,本文就是主张这种观点。

一、关于世界上的几种模式

在国际上,所谓“模式”不是今天才有的,用法也比较频繁,世界上就曾出现过许多这样或那样的“模式”。这里,我们仅就几种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模式作些分析,看看从它们能获取哪些有益的教训。这些模式是:“南斯拉夫模式”、“苏联模式”、“华盛顿模式”(有人叫做“华盛顿共识”)。

第一,关于“南斯拉夫模式”。二战以后,由原来的六个人民共和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和一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一个自治区(科索沃)共同组成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谓“南斯拉夫模式”是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所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自治”。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既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集团所有制,而是生产资料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的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直接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在政治方面,自治的核心是实行代表团制,即由基层自治组织的公民选出各单位的代表团,再由这些代表团从自己的成员中推选出议会代表候选人,经全体选民投票,选出参加议会的代表。代表团是常设的,议会代表要接受本代表团和基层选民的监督与指导。基层组织有权撤换议会代表和整个代表团。这种经济、政治制度对南斯拉夫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废除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以后,“南斯拉夫模式”为世人所看重。但是,这种所谓“南斯拉夫模式”由于削弱和取消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过分削弱中央权力和计划指导作用,造成了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主义,比例失调;政治上出现了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导致本来民族关系就很复杂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苏联解体以后,出现国家分裂,最终使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面瓦解。应当承认,南斯拉夫瓦解国际帝国主义分裂势力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南斯拉夫自己没有搞好,即“南斯拉夫模式”自身有问题,使得国际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有机可乘,造成原来组成南斯拉夫的地区出现了严重政治动荡甚至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至今仍纷乱不已,给这一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关于“苏联模式”。所谓“苏联模式”,是指从斯大林直至苏联解体前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政治、外交的政策和方针。在经济上,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代替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在政治上,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权力集中于党中央,苏联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结果造成党政不分,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在对外关系上,苏联模式表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苏联解体以后,苏联模式在世界上声名狼藉,遭到普遍的谴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受挫,统统归罪于苏联模式。帝国主义势力则乘机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巨大损失,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公允地讲,苏联模式在它那个时代也并非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至少在使苏联成为工业化强国方面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丘吉尔在评价斯大林时曾说道:“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1]这个对斯大林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因为人们所指责的苏联模式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有人把苏联模式径直就叫做“斯大林模式”。但无论怎样,苏联模式不能说是成功的,毁众誉寡。

第三,关于“华盛顿模式”。所谓“华盛顿模式”也被叫做“华盛顿共识”。学界最早提出“华盛顿共识”概念的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这是一套主要针对拉美国家与苏东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全面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化,保护私有财产权,开放市场,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主张政府从经济领域完全退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美国和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极力向世界推销“华盛顿模式,把它作为医治一些国家经济衰退的特效良药。当时实行华盛顿模式的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实施的结果是使得这些地区的国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被世界称为三大经济“重灾区”。到2008年,美国自身又爆发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面前,作为华盛顿模式的故乡——美国,还有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沉重打击,使得华盛顿模式在世界上威风扫地。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飞快发展的强烈对比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模式,更是备遭非议,现今已是江河日下,为世人所唾弃。

以上我们简单地考察了几种“模式”,结论是清楚的,几乎没有一个模式是世人认可、真正成功的。客观地讲,模式本身的问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使用模式的人,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实际,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即使模式再好也不能成功。苏联模式在当时影响是强大的,对我国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但毛泽东并不买苏联模式的帐,他反对照搬苏联的做法。他说:“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19564月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写文章,说我们之所以落后,就是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从1957年到197920多年中,中国有时发展缓慢,主要是我们党推行极“左”路线,不断地搞运动冲击经济建设这一主题而造成的,并不完全是实行什么苏联模式的结果。但不论怎样,作为模式,对世界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个教训不可忘记。

二、关于“中国模式”

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模式”一词。“模式”是从英文(model)翻译过来的,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词汇,用得也很普遍。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有“深圳模式”、“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等,主要是指这些地方的改革开放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做法。当时宣传这些模式,目的在于推动全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主要不是要求别的地方模仿或照搬这些模式。所以对“模式”这个词也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然而,今天关于“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其意义已经不一般,有人把它同中国未来的世界战略联系了起来,人们对它关注程度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问题是从国外到国内。“中国模式”并非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而是由外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中国模式”是由“北京共识”发展而来的。20045月,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伯·拉莫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本来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概念,但随着“北京共识”的提出,两种“共识”之间的对立和竞争逐渐扩大到政治领域,学界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这使得有些人其中特别是美国人感到紧张。所以,“中国模式已经不仅仅是对中国发展的估量和评价,而且关涉着未来世界发展的前景,引起世人格外的关注。其实,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上就舆论蜂起。这些舆论的实质是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和评价,具体来说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1、中国能不能发展;2、中国怎样发展,即走什么样发展道路;3、中国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中国模式”不过是上面认识和评价的延续和发展。
   
关于中国能不能发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我们自己也不是十分有把握。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基础太差,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年。这样一个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谈何容易。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是发展不起来的,与其说中国发展,不如说中国正在走向崩溃。199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莱斯特·布朗语出惊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他断言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因为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生产技术又落后,连生存都是问题,何谈发展。2001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对中国的发展仍抱有疑问,他提出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更有人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发展前景看好抱乐观态度,要具备相当的勇气和眼力,而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关于怎样发展,发展走什么道路?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有底,当时提出的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在实践中探索,一边干一边总结。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国家极力向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对原苏联的经济制度实行所谓“休克”疗法,就是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实际资产达2000多亿美元,被以72亿美元低价出售,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竟被一家私人财团以400万美元购得。[3]结果使得俄罗斯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当时国际上也有人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国内也有不少人主张这种理论,但中央没有采纳。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我国社会的实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谨慎地对原来的计划经济实行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关键性因素,不仅推动和帮助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发达国家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25年来脱贫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有近67%的成就要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发展道路,而且对对世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有另一种声音,这就是“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了一本题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书,集中地、放肆地宣扬中国威胁论,鼓吹中国的崛起必将威胁到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甚至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极力主张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阻遏和打压。与此同时,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有人出来响应这种论调,一时中国威胁论盛嚣尘上,至今不绝于耳,仍时有所闻。

但是,从1990年起,中国经济连续10GDP9%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于帮助亚洲国家和地区摆脱危机产生巨大作用。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波及世界各国,这场危机截至目前尚未过去,给我国的发展也形成不小冲击。但在危机中,中国仍然对缓解和消除危机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一点为世界所公认,用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话说,“中国人几乎是最先冲出来拯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台了高达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4]直至现在,中国仍然是带动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引擎。更难能可贵是,在出口大幅削减的情况下,2009年我国GDP仍将继续保持8%以上增长,据估计中国经济的规模有望在2009年而不是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其他方面也作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奇迹。2008年春季战胜了南方雨雪灾害;接着又成功战胜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这年8月举办了世界为之惊叹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神舟飞船成功遨游太空。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以邻为善、互利双赢的原则。这一切,使得那些对中国发展抱怀疑态度的人,使得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等不攻自破;相反,出现了对中国赞扬和肯定的声音。

事实迫使人们思考:在某些人坚持不实行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不能发展,被他们认为一党执政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的国家,何以能取得如此显著成就?有学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所展现出的“举国体制”是这一切的关键。还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往往可以实现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方式和道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先是以“北京共识”的成功,质疑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到了2009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周年总结我国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新兴起了中国模式这一理论热点。西方世界终于有人承认“中国有权成功,有权脱离贫困,有权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法国《问题》周刊副总编辑艾蒂安·热内勒语)[5]

三、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笔者认为,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追世界之风,人云亦云。目前我国理论界积极主张中国模式这一提法的大有人在,有人对中国模式充满期待,认为中国模式是我们的一项重大创新,对30年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要认真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品位和规格,充实它的内容,使之进一步完善化。这些说法本身都不错,但我以为不必冠以“中国模式”。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姑且由之;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不住张“中国模式”这个提法。且不论“模式”提法的声誉并不好,如前所述,以往出现过的“南斯拉夫模式”、“苏联模式”、“华盛顿模式”(有人叫做“华盛顿共识”)等,没有一个被公认为是真正成功的;更在于这种提法本身并不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也不符合科学。

所谓不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是说我国的发展远还没有形成什么模式。尽管已有不少文章论述中国模式,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问题可以研究,但若将某一位文章的内容固定下来,就称做“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就是这个样子,恐怕很难被人公认。什么原因?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过程之中,成熟的、定型的东西并不多,即使中国的一些取得成功的做法,也只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并不一定也适合其他国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作为一种模式。比如,前面提到的“举国体制”,在我国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如果没有一个通过长期斗争实践考验而被人民接受的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所谓“举国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国际舆论就存在深刻分歧,在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但远远没有达到真正完善的程度,很多做法在探索之中,许多困难还需克服,仍然存在许多未知领域。认真来说,其前途是什么还很难定断。基于这些情况,现在提“中国模式”,我认为为时过早,要说是一个“模式”还不够资格。

所谓不符合科学,是说就世界各国的发展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要取得成功,必须采取和实行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和方法,国情不同,发展的方法和道路也就不同,别国的经验再好也只能参考,而不能作为一种模式加以套用和照搬。这一点已被实践所证明。严格说来,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适合所有国家发展的模式。一上升到“模式”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定型的东西,可供别人模仿。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速度较快,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很成熟的定型的东西并不很多。中国发展的方法和道路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分不开,是根据中国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即使有些做法是成功的,也决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简单模仿的。所以,我认为把它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较妥当和准确,不必采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党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这就是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十个“结合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6]这十个“结合起来”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好概括。作为一种理论,它与“模式”不同,理论的普遍意义可供理解的范围比较大,视阈也宽广,可供参考和研究;而“模式”相对成型,对“模式”而言,似乎可供模仿的成分更多些。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每一个国家都处于迅速改变之中,即使在一个时期比较有效的发展形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失去意义,决不存在什么定型的模式去让别的国家模仿或照搬,这也决不是中国所希望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是振兴中华的理论。别的国家完全可以从中吸取对它们发展有益的东西。但吸取与否、怎样吸取、吸取什么都是各个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们国家从不干预,也不能干预。我国的对外方针是一贯的,就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不称霸,决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发展道路,我们总是尊重这个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决不把我们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正因为如此,我国官方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从来不用“中国模式”这样的术语,这是非常正确的明智之举。据估计2009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但我们不能忘记,我国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然在100名以后,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振兴之路仍然很长,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应当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踏踏实实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应在塑造什么中国模式上分散精力。

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加我国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又将给我们带来复杂的局面和新的挑战。所谓复杂的局面是指,在我们尚未发展或发展不够强大之时,别人对你的存在是不在意的,甚至采取蔑视的态度;而今你发展了、有实力了,必然引起更多的关注,产生新问题和矛盾。所谓新的挑战更是与日俱增,无论是经济领域、科学技术领域,还是在政治、军事领域,我国都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单极化,一个国家称霸世界,本来就是极不合理的。中国的强大有利于这种局面的改变,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也是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欢迎的。然而,就是这样的善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容忍,它们从来不放过中国,在一切领域对中国加以挟持和阻遏,总伺机不断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这将是我国今后长期面对的世界实际。认清这种实际有利于我们冷静地去对待“中国模式”这个问题,现今这个世界的确还轮不到中国提出一个什么“模式”的时候,我们应当兢兢业业、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忘居安思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我国现代化事业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



[1] 、转引自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0页。
[3] 、参见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5页。
[4] 、彼得·斯威策:《北京堡垒保护了世界,但感谢在哪儿呢?》,见201014《参考消息》第8版。
[5] 、引自201017《参考消息》第11版:法国《问题》缘何改变“中国观点”
[6]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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