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哲学和思想理论界提倡“和”的哲学，奉“和为贵”为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并主张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应大加宣扬和提倡。有人提出，儒家的“仁爱”、“和为贵”的思想，对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有文章称，现在我们要强调，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多极世界和为贵，多采文明和为贵（关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本文暂不置论）。文章的作者认为“和为贵”不仅在东西方文明中，而且在全人类的精神中都是共通的；作者十分肯定地说：在人类走进新世纪的时候，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正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发展的“大智慧”。这些观点引起我极大兴趣，也产生许多疑问，促使我对中国哲学“和”、“和为贵”的思想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去做一番探索和研究。

一

“和”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其含义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最初的含义是指矛盾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国语·郑语》载史伯的话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是说两个不同的事物通过对立和斗争达到统一，这个过程叫做“和”。这里的“平”不是“平等”、“平衡”、“平均”、“平和”的意思，而是指对立事物的斗争，相当于我们说的“斗争”、“克服”、“平服”之意。对立事物通过相互斗争而达到统一，乃为“和”。

“和”不仅是对立的统一，而且指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的话：“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他还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就是说，美味的羹汤是由多种元素相和而成，其他事物也是如此，一切事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譬如乐，就是由天地间高低粗细不同的音素相和而成，《礼记·乐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所谓相和并非任意的掺和，而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刚柔得适谓之和”（《西汉贾谊〈新书·道术〉》）。

“和”还是事物形成和产生的根据和原因。《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淮南子·汜论训》栽：“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和”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一切事物产生、形成和发展之根据和原因。北宋时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还把“和”描绘成是事物内部的生生不息的一种状态：“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按王夫之的解释，“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张子正梦注》）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之一的“和”，其最基本的意思是对立的统一，“和”是一个由对立达到统一的过程。因此，对“和”的理解最本质、最关键的是“和”之中包含对立和斗争，是对立斗争的一种形式。这样一个“和”的概念是古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直观而概括、抽象出来的。从世界观高度来看，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性质。

但“和”被引申到社会生活领域却有了另外一种含义，“和”被解释成“和谐”、“融合”、“揖让”、“和合”等，成了人的重要的德行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到了西汉董仲舒，把“和”作为德行的最高境界和标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载：“德莫大于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在这里，“和”作为一种德行是指与他人和谐、协调相处、温良相让的品德，是与“争”相对立的，是排斥斗争的，所谓“和而不争”。这就把“和”原来具有的“对立统一”中对立的意义给淡出了，而正是这种淡出就将“和”的意义从根本上曲解了，它不再是作为对自然现象的朴素的概括，从而也就脱离了唯物主义的根基。

把“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是“和”的意义的进一步扩展。这个扩展是把“和”解释成为一种道德原则，用来作为维系社会制度的重要手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对于这段话，在《论语》注疏的不同人那里，断句就有分歧，解释更是各别，兹不细论。我们取最一般的解释，这就是：礼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使不同等级的人既森严有别，又和谐相安，先王的行为做到这一点就是最美好的道德，大事小事都应遵循“和为贵”这个原则。这里的“和”也是“不争”，与前面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和”不仅仅是人的德行，而且要通过“礼”的调节来实现。“礼”亦有多种解释，最主要有两义：一是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二是专指周礼——周代的文物典章，概而言之，即周代奴隶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我们认为就孔子的一贯思想而论，这段文字里的礼应是指周礼，即孔子所梦寐以求恢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贵族等级制度。《论语·八佾》载：“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的什么？就是服从、追随周礼——周朝的奴隶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孔子的时代即春秋末年正在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造成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对此孔子非常焦虑和痛心。为了挽救这种制度，避免这种制度在斗争中遭受损害和灭亡，孔子提出“和为贵”的主张。要人们用“礼”来节制自己，要相互揖让，达到和谐一致，即所谓“克己复礼”。

如前所说，“和”原是古人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所做出的概括；而从以上两点含义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本来作为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哲学范畴是怎样演变为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的，在唯心主义思想家手中，“和”成了一种必须遵循的抽象原则，是人自身内在的德行，人要用这种德行管束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受这种德行的决定。从世界观发展的逻辑来看，“和”的这种演变虽不是进步，但却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决不能要求我们的先人在奴隶制末期就从物质生产和阶级利益冲突的高度去对“和为贵”作出解释。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先人的错误奉为圭臬，不加分析地接受“和为贵”的原则，并拿来在当今世界关系中去践履。

自从“和”、“和为贵”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被提出来以后，就被儒学和拥戴儒学的人奉为至宝。一部《论语》核心是个“仁”字，“仁者爱人”，就是主张对他人要有“仁爱之心”，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仁者遇到了矛盾和纷争怎么办呢？要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是要做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通过对礼的身体力行，以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所以，“礼之用，和为贵”。

应当承认，孔子的仁爱思想，“和为贵”伦理原则，在一定范围不能说毫无意义。即使在今天，在人民内部，也可以用这种思想和原则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关系，因此而具有教育意义；但不应夸大，决不能把这种原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来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人坚持这样的主张，即提倡“和为贵”。也早有人起来批判过它的局限性，揭露其虚伪和欺骗性。这个批判曾推动了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然而今天却有人要从中翻衍出大智慧，异想天开地认为，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于一切国家的统治者，以至对于像美国这样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是有意义的。言下之意，“和为贵”的思想也能感化美国的统治者。这种见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孔子一生为“和为贵”奔走呼号，他周游列国，劝说列国诸侯要以和为贵。结果怎样呢？历史并没有按孔子的愿望向前发展，而是导致“礼坏乐崩”，诸侯混战，中国历史也因此由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时期。可见孔子“和为贵”的思想在当时就行不通。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之前是给不出科学答案的。因为关于问题的答案思想家们只是从人自身或人们的观念中去寻找，而不知道到社会存在即经济的事实中去寻找，以为伦理原则、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能决定社会存在并能改变社会存在，以为之所以出现“礼坏乐崩”是人们的观念出了问题。从唯物史观来看，“和为贵”之所以在当时就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支配列国诸侯更带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及其物质利益，而不是“和为贵”的观念。今天世界各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一切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的人，任何思想、伦理原则对他们的影响不取决于这些原则本身，也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2003年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所谓消灭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人类和世界的安全，推翻萨达姆独裁统治，实现伊拉克人民民主权利，等等，通通是借口和谎言，根本目的是为了抢夺伊拉克石油。这一点连美国统治者自己到后来也不再掩饰了。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所谓生产的历史是说，正是生产劳动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创造了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并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所谓阶级斗争的历史是说，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出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由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物质利益的对立，引起彼此之间的对抗和不间断的冲突，从此人类的历史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可见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是人们想象的产物，也不是人们头脑想消灭就消灭得了的，它具有深刻的物质的根源。只要产生它的物质条件具备，它就会产生；只要泯灭这种斗争的条件尚未成熟，它就将存在下去。

这种对抗和冲突是历史和文明进步的动力。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而发展起来的。”[i]。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取消斗争的错误认识中摆脱出来，从把斗争当做恶加以拒绝的肤浅的见识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关于善恶对立的观点时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ii]《共产党宣言》揭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决不是无因而至，其根源和实质乃在于物质利益不同的阶级之间对立和冲突。因此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给予正确的说明。《共产党宣言》正是运用这样的方法和观点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和观点。正是它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几乎有一个通病，就是否认和害怕阶级斗争，想不通过阶级斗争就使社会得到改变；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想深刻而正确地说明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总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背叛。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表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iii]

以上分析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决不是“和为贵”的历史。即使在生产和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的观点也并未过时。这是因为不仅在世界范围，就是在我国今天现实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对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的事实。既然存在这种对立，他们之间的斗争如何能避免呢？用“和为贵”去开导和引导人们不为不可，但必须记住：“和为贵”的局限性和虚假性，并不能真正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依赖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而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说“和为贵”已成为当代人们的共识，这实在是一种肤浅而幼稚的话语，完全违背当今的世界的实际，也从根本上歪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因为当今世界充满着在物质利益对立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要“和”，他不要“和”；你“和为贵”，他“战为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有什么人类的共识，有什么真正的共同的人类感情？！恩格斯指出：“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iv]这是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宣扬的“爱”的宗教的批判，这个批判对于把“和为贵”奉为神圣的人不也是一种提醒吗？之所以和不起来，不是什么人的天性的问题，实乃经济利益不同而使然。

当然，我们说马克思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过时，决不是说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回到对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正确的理解上来。因为，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正确理解和贯彻，而是对它的践踏和扭曲。这个完整正确的理解就包括提醒人们正确认识当今的世界和世界的历史，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世界，“世界并不太平”；决不是“和为贵”的世界。要树立通过斗争求得发展的思想，要居安思危，切记“和为贵”并不是当今世人的共识。当然，斗争要讲究艺术和方法，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其实，在历史上，孔子之所以提出“和为贵”也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就是说他想用这个工具去平息正在兴起的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正是西周奴隶制解体、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时代，反映到上层建筑就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是代表西周奴隶主的利益的，他顽固地站在维护奴隶制的立场，运用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去为这个制度服务。当我们透过现象就不难发现问题的实质：提出“和为贵”本身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三

目前的世界是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是一个极不合理的世界，多极世界远未形成。美国霸气逼人，横行无忌，引起世人的愤怒和许多国家的反感。要改变这种局面靠“和为贵”绝对行不通，这才是当今世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竟有人似乎相信在现代条件下，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和为贵”就能抑制霸权主义，实现世界多极化。称霸世界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一贯方针，这是由美国统治集团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提倡“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其实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决不是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和为贵”。在我们看来，即使在某种场合下，我们的领导人用了“和为贵”这种提法，也是以婉转的形式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否定和批评，而决不是对霸权主义的容忍，更不是要与霸权主义相谐。

霸权主义不是个人行为，是一个阶级的意志在世界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的表现。霸权主义现象上看是一种思想观念，实质上它是以强大物质实力为基础的。美国如果不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它在世界上就决称霸不起来。可见霸权主义不是哪个人头脑想象的产物，而是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意识中的反映。他们要把这种实力意志化，并推向世界。因此，要真正打破美国称霸世界的局面，实现世界的多极化，途径只有两个：其一，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尽快地发展自己，使自己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实力。这里特别强调要通过与霸权主义的斗争，因为作为称霸世界的美国是不允许别的国家赶上甚至超过它的，斗争在所难免。其二，使作为霸权主义基础的物质条件得到根本的改造，把它从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还给社会，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这更需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由此可见，不论是哪一条途径，多极化的世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指望用“和为贵”的方式消灭霸权主义，实现世界的多极化，总不免有自欺欺人之嫌。实践也将表明，这样的多极世界只能是空中楼阁。

怎样理解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和平和发展？首先，和平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v]后来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提法。

其次，这个提法能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和为贵”的根据吗？不能，绝对不能。众所周知，问题就是矛盾。不论是和平问题还是发展问题都是指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是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和平要通过斗争才能获得，发展也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邓小平讲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一方面是说东西方的主要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和平；另一方面，是给东西方人民的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即要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邓小平关于东西问题还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可见，不能把和平理解为“和为贵”。邓小平说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意义也是如此，即发展经济是南北的主要矛盾，南北人民要为发展经济而斗争，不仅要同自己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霸权主义作斗争。这里哪有一丝“和为贵”的意思呢？

的确，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思想，是对变化了的世界形势所作出的新的论断。这个“新”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指出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基本潮流。这里讲的和平是指世界的和平，是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和平的局面可望在较长时期内得以保持。这个思想有着极大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国际形势的根据。其二指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意义也非常重大。这里讲的发展主要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中心的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是发展中的大国，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无疑对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点，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邓小平都没有忽视当今世界存在的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相反，邓小平要求我们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他认为当今世界旧的格局已经改变，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针对这种情况，他为我们党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战略方针是“和为贵”吗？显然不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和为贵”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方法，是符合这个战略方针的吗？

四

随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和为贵”的思潮更是泛滥无忌。有文章在论及老子“和”的思想现代价值时，竟然把老子《道德经》描述的社会图景“甘其食，类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同于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说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人们的社会理想随着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经历的不同而有差别，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每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合乎理性的、正确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完全有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社会理想不仅不正确，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简直近于荒唐。

不能否认，从古到今，人民都怀有人与人和谐相处、友爱生活的想往。体解人民的这种想往就应努力把社会朝着这个方向推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推进呢？仅仅靠高喊“和为贵”就能实现吗？从历史上看，大凡提倡“和为贵”盛行的时期，也正是社会处于矛盾复杂、甚至尖锐的时期。孔子是中国古代提倡“和为贵”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为贵”最初就是由他的弟子有若提出的，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提倡不争，“君子无所争”，“君子戒斗”。对于所有这些说教都必须放到那个时代去考察，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孔子所处的是一个礼坏乐崩、臣弑君、子弑父的年代，就是说，孔子“和”的说教完全是在社会极端不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用这种思想去调和社会矛盾，进而达到消洱社会矛盾的目的。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在社会矛盾大量出现而且非常复杂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上，我们和孔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主张依据国家的法律，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有效地去解决和化解矛盾。这个过程是引导对立双方摆事实、讲道理，用正确的东西去战胜克服错误的东西，从而使矛盾得到解决。也就是说，通过疏导建立起对立双方相互联系的桥梁，创造条件促使一方向另一方转化，从而使矛盾得到解决。这个过程也就是对立双方斗争的过程。以往，由于对矛盾斗争过程极端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把斗争仅仅曲解为你死我活、残酷打击、无情镇压，伤害了不少人，这是不正确的，完全应该纠正。对于这样的斗争人们感到生畏，人们厌恶这种斗争，拒斥这种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走上根本否定斗争的道路，只讲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这就从一种片面性走到了另一种片面性，同样是错误的。情感上的东西并不能代替真理，也不能等同于事实本身。真理是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赖、依存、统一，而且在这同时就包含相互排斥和斗争。不通过斗争就建立不起由此达彼的桥梁，就不能发生转化，矛盾也就不能解决。从事实层面来看，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并不因人们厌恶就不存在。在自然界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社会中，在人与人之间，这种对立和斗争无处不在。例如好坏、善恶、美丑等，这些矛盾的双方，无一不是既对立又统一，无一不是在统一、依存中包含着对立与斗争，无一是可以通过调和折中的方法而能得到解决。其他任何事物的矛盾同样如此，概莫能外。这就是作为科学辩证法的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和统一都是矛盾固有的属性，都是客观存在。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离不开事物矛盾的统一性，更离不开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vi]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世界，决不是只要“和”、“和为贵”，不要斗争；而是要在建设的过程中进行正确的有效的斗争，讲究斗争的方法和艺术。无论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抑或世界上国与国的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可更注重对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树立斗争精神的教育与培养，注重提高斗争方法和艺术的教育和培养。因为对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来说，他们面临的实际与其说是和谐、顺利、平坦，毋宁说是困难、矛盾、坎坷、打击、挫折更实在。在困难、坎坷、打击、挫折面前，需要的是刚强，是不屈的斗争精神。我们应当把人民的、特别是青年的内在这一面揭发出来，这于他们自身是有益的，于国家的未来和发展也是有益的。青年强，则国家强！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