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乐安

书名：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

出版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0年

页数：260页

 

将宗教研究作为在文、史、哲等人文学术领域中对之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科学研讨，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术界出现的新鲜事，相较西方相关研究此时已取得的可观的学术成果，这一迟缓的起步主要当归于历史的原因。如果说现代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世纪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果稀少，那么，其中的基督教哲学研究则更是一个少人问津的领域。不但少有专门著作问世，就是在一般的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关于基督教哲学的论述也常常是寥寥数语。所以，可以说，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25-1274）基督教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九九○年，傅乐安先生出版了他的这本《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60页），其目的是「就托马斯的基本哲学思想作一些剖析，对托马斯主义作一个概述，希望有助于读者对欧洲哲学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如实的判断，从而弥补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1]因此，在中国大陆哲学界，正是这本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为傅乐安先生奠定了中国大陆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研究的「拓荒者」的地位。

在书中，傅乐安先生将基督教哲学近两千年的历史划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和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西欧奴隶制没落时期即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的教父哲学（Philosophia patristica）；第二种形态是西欧封建时期从九世纪至十五世纪末的中世纪「经院哲学」（Scholastica），亦称「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us）、「士林哲学」；第三种形态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或称「新经院主义」（Neo-Scholastica, Neo-Scholasticismus），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us）。教父哲学主要是利用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Stoicism)对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辩护论述。这时候，哲学不仅作为工具，而且糅和在神学之中，与神学完全混为一体。中世纪早期的经院哲学主要运用柏拉图哲学替神学作论证，及至阿拉伯和犹太思想家把亚里斯多德著作介绍到西欧，兴起自然哲学的新思潮，揭露理性与信仰的矛盾，而冲击基督教哲学的柏拉图式基本理论时，托马斯便大胆运用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修改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3-430)的经院哲学，通过分析经验与先验、哲学与神学等区分和关系，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论证它们的统一性。托马斯通过构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免除了奥古斯丁主义经院哲学的危机，促使十三世纪经院哲学达到繁荣时期。托马斯的哲学理论体系，为基督教思想提出新的理论证明，为基督教信仰做出了巨大贡献。傅乐安先生认为，在这三种形态中，「托马斯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而独占鳌头。」[2]

在结构安排上，作者将本书分为九章。第一章介绍托马斯‧阿奎那的生平与论著。第二章论述托马斯与亚里斯多德的关系。作者认为，对于托马斯主义的评价，应当「根据其发展的全过程和实际所起的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3]以把握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内外交困而岌岌可危的绝境中，托马斯意识到柏拉图学说虽然符合基督教教义，但过于陈旧，不再适用，亚里斯多德的学说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基督教信仰相矛盾，可是教内外知识界一致推崇，显然成了一股无法抗据的思潮。于是，托马斯不顾风险，决意顺应时代潮流和思想发展，采纳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学说，重视理性认识和自然哲学理论，试图冲淡基督教哲学过分柏拉图化，修改奥古斯丁主义哲学的先验论论证，挽救经院哲学的危机，维护基督教信仰。为此，托马斯对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写出大量的注疏，想方设法做出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他大声疾呼，实在没有必要为了亚里斯多德是个异教哲学家而恐惧万分，应当用开明的头脑来对等人们思想中发生的一切。托马斯因而成为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真正理解者和忠实继承者。当然，托马斯并不是无条件地照搬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学说，而是牢固地站在基督教立场上有目的地进地进行取舍和汲取。因此，在基督教哲学史上，从理论结构来说，托马斯确实同亚里斯多德学说建立了血缘关系，但是，托马斯的哲学体系不无其创新和独到之处，它不仅最为系统地利用亚里斯多德学说，而且尤其突出而成功地根据基督教的思想进行加工。所以，托马斯的哲学体系既有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理论形式，又有基督教思想的基本内核。

第三章论述托马斯的「哲学与神学」思想。托马斯充分意识到，公元初的教父哲学和中世纪早期的经院哲学所主张的「信仰为了理解」（Crede ut intelligas）和「信仰追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原则，使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二者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方法及其所作的论证，不仅达不到辩护信仰和神学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为此，托马斯决定改弦易辙。托马斯提出，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知识，即理性知识，另一种是超自然的知识，即信仰知识，二者相辅相成，都以认识上帝为最终目的，只是认识方法不同。理性真理使人类归向上帝，信仰真理使上帝直接同人类联系起来。从而，理性与信仰达到了和谐一致。傅乐安先生认为，「托马斯肯定理性在其自身范围内的作用，确认理性的内在价值和意义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基督教思想史上的一种革新和突破。正由于托马斯具有这种新思维，为以后基督教哲学脱离神学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开辟了道路。这无疑在基督教哲学史上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托马斯被称为基督教哲学革命性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根据就在于此。」[4]托马斯依据理性与信仰既有区别又有关系的新思维，进而提出其哲学与神学的区别与关系的论证。托马斯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哲学真理与神学真理最后汇合在同一个真理上。所谓哲学真理，无非是人们通过自然知识和理性知识而认识上帝，而神学真理，乃是上帝通过启示知识和信仰知识使人们直接同其联系起来。所以，哲学研究和神学研究是展示同一真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最终势必汇合在一起。

第四章详尽论述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即著名的「五路证明」，傅乐安先生认为：从托马斯的论证结构上讲，这五种证明方法，前三种都是从结果推到原因，属于因果律证明。后两种是目的论证明。从理论上讲，这五路证明体现出托马斯对古代哲学家的有关理论进行过有目的的分析和综合，即托马斯汲取了前人的理论，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的一些论点和理论，并在其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改和发展，使其纳入基督教教义，为神学所利用，因此，可以说，这五种证明方法是空前绝后的。从理论形式来说，托马斯确实一改教会传统理论，不再重复奥古斯丁主义那种神秘的内心直觉理论，扬弃了柏拉图式的先验性理论，而突出从经验事实出发，采取归纳综合的方法，运用理性推理，从结论推出原因，从已知推究未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这五路证明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也存在着漏洞。

第五章论述托马斯的形而上学理论。形而上学是托马斯哲学思想的基石。托马斯的形而上学是继承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之后又加进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构成的，在理论上，它从人的感觉出发，以经验事实为基础，通过实体与偶性（Substantia et Accidens）、形式与质料（Forma et Mattria）、现实与潜能（Actus et Pontentia）、本质与存在（Essentia te Existentia）等范畴分析，探究事物的结构和原因，其思想实质是：事物之存在必然有其原因，而最终原因非上帝不可。作者指出托马斯的形而上学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区别。亚里斯多德进行形而上学分析时，主要讨论事物的内在结构和规律，虽然他也曾提到过纯形式、纯现实等绝对存在，但主要是作为事物自身的内在原因。可是，托马斯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强调绝对存在，目的是为了肯定上帝，这就不能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等量齐观了。傅乐安先生引用现代著名的中世纪哲学史家、新托马斯主义者吉尔松（Etienne Gilson）的话，指出，托马斯的形而上学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但作了高度的发挥，因而超过了亚里斯多德，是一种「创造」和「发明」。托马斯的形而上学可以命名为「一种新的本体论」或「一种新的神学」[5]。

第六章论述托马斯的认识论，第七章论述托马斯的伦理学。傅乐安先生认为，托马斯对认识过程的分析是比较详细和系统的，其认识论中的一些特性不无研究的价值。在托马斯这里，归根结蒂，认识事物是为了认识上帝，上帝是人们认识的首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至于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关系，托马斯认为，人人都追求幸福，而幸福在于理智知识的完满。可是，理智对于事物的知识，由于事物本身的有限性，从未达到完满的知识。不过，理智也通过对事物的有限知识，本能地探究无限知识，渴望无限知识。这无限知识，就是对上帝的知识。把握上帝的知识，即获得完满的知识和真正的幸福。所以，真正的幸福，在于理智认识上帝。于是，在托马斯看来，认识是为掌握知识、获得幸福，而真正的幸福的获得，在于认识上帝。简言之，认识事物是为了认识上帝、分享上帝、获得幸福。这是一种以认识上帝为首要对象和最终目的的伦理学，因而「无疑是一种伦理神学、一种典型的宗教伦理学。」[6]

第八章在前面章节论述的基础上，对托马斯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一番较为系统地论述，是对前文内容的总结与补充；第九章简单论述了天主教为了适应现代化而尝试结构新的哲学形态。

虽然，傅乐安先生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出版已经十四年了，它的价值依然不容忽视。这本书开创了中国大陆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和新老托马斯主义的研究。它明确地指出了在中世纪转折时期，托马斯继承奥古斯丁思想，顺应时代思潮，扬弃新柏拉图主义，采纳亚里斯多德主义，修正奥古斯丁的有关理论，肯定理性知识，划分科学等级，使哲学既区别于神学又从属于神学，而成为论证神学的工具，为中世纪基督教提供又一种维护教义的哲学形态——托马斯主义。当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傅乐安先生难免在个别评论上稍稍夹带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世界观、价值观，而显得不够客观全面。但总的来看，他的这本着作材料丰富、论述清楚、在理论探索上也颇具新意，对于研究托马斯基督教哲学思想及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9。

[2]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8。

[3]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23。

[4]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50。

[5]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13。

[6]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205。

（原载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2004年3月。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