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13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其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他本人被尊为“天使博士”。对于托马斯这样一位在哲学史和神学史上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面对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后世学者倾注了大量心力，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

一

中国大陆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也可称为三个角度：其一是有关著作的翻译；其二是中世纪哲学神学研究中包含的阿奎那研究；其三是单独对阿奎那本人哲学、神学思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1．有关著作的翻译

中国人最早认识托马斯·阿奎那得益于来华传教士对其哲学思想的介绍。来华传教士中虽然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等人都讲到过阿奎那的思想。但是，正面介绍他的思想并简述其体系的是艾儒略（Jules Aleni,1582 -1649）。艾儒略在《西学凡》中第一次正面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他认为西方诸国共有六科，其中“道科”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经院哲学。他说：“所谓‘道学’者，西文曰：徒禄曰亚，乃超生出死之学，概括人学之精，加以天学之奥，将古今经与诸圣人微 论立为次第，节节相因，多方证析以明是道，使天主都中义理无不立解。”[1]“这种学向以解释《圣经》为目的，但采用了希腊哲学中的哲学原理来解释神学理论。”[2]艾儒略认为这门学问是解决“万有之始终”、“人类之本向生死大事”的，在西方的地位极高。谈到托马斯·阿奎那在经院哲学中的地位，他说：“此种学问，古为圣所闻，其间有一圣，名为多玛斯甚博著书，又取前圣之言，括为徒禄曰亚。略所言最明，最简，最确，而此后，学天学者悉皆禀仰不能赞一辞令。”艾儒略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划分为“三大支”：第一支“先论徒禄曰亚之学，次论天主之本体”；第二支“论人究竟归向与人生前身后之真福”；第三支“盖前既论之诸罪，至是则论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论”。艾儒略第一次纲要式地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介绍到中国，从阿奎那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来华耶稣会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一直情有独钟，继艾儒略以后，利类思（Louis Baglio ,1606～1628）从拉丁文翻译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定名为《超性学要》。利类思翻译了《神学大全》（somme thiologique）的第一篇中的“论天主性体”，六卷；“论 三位一体”，三卷；“论万物原始”一卷；共编为十卷，于1654年出版；继而他译了第一篇的“论天神”，五卷：“论形物令造”，一卷，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刊印。第一篇中的“论人灵魂”，六卷；“论人肉身”，二卷；“论总治万物”，二卷；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印。第二篇没有翻译，第三篇则有“天主降生”，四卷；“复活论”，二卷，由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印。[3]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阿奎那最重要的著作，它在基督宗教历史上被称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4]利类思深知这部著作的地位与作用，他在其中文序言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着力翻译此书的目的：“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编译华言，以告当世；自渐才智庸陋，下笔惟难，兼之天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大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续成大业，尚假岁月焉。”[5]在谈到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作用时，他说：“其间杰出一大圣托马斯。后天主降生一千二百余年，产意大利国。乃更详考圣经；即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6]利类思认为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的特点是体系完整，他说：“是书有三大支，支分为论，论凡数百，论分为章，章凡数千，章分为引，为疏、为驳、为止。而引 疏驳正中，又各有始有终，此见数则更仆难矣。然而由初迄未，尽尽相发，序岩鳞次，垒垒交承，贯似珠连，望之浩瀚，拟河汉之无极。”[7]正是因此，利类思说，《超性学要》为“诸理之正鹄，百学之领袖，万圣之师资”。这部译著对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做 出了贡献。

中国大陆有关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翻译，除了利类思的译本之外，还有张全寿的译本、马清槐译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谢扶雅编译的《圣多默的神学》（香港基督教文 艺出版社）、周丽萍和薛汉喜根据托马斯·基尔比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文本》（拉丁文英译本）所译出的《基督教箴言隽语录》（长洲文艺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段德智先生正在对《神学大全》（英文版）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翻译（商务印书馆），这将是我国首次系统而完整地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

2．中世纪哲学研究之中包含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与中世纪研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关的 著作主 要有：《基督教史纲（上）》（杨真著，三联书店，1979）、《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车铭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张尚仁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中世纪哲学研究》（傅乐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张绥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古代基督教史》（徐怀启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董进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宗教哲学》（尹大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基 督教二千年》（马超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托马斯·阿奎那基 督教哲学》（傅乐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基督教会史》（张绥著，1992）、《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学思想》（唐逸著，1992）。这些著作涉及中世纪哲学的许多方面，不过，从内容上考察，则都属于研究起步阶段探索和 建构体系的产物。因此，多数是整体把握和宏观研究，深入分析和微观探讨的专题较少。至 于所涉及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多数学者只在介绍生平方面施以浓墨重彩，而对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则大而化之。这真实地反映了研究起步阶段的情景。

当代中世纪研究中与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关的问题主要包括：（1）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的精神禁 锢与道德蜕化问题。陈曦文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其支 派天主教用一整套教理教规束缚人的头脑和人身，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8]当中世纪的教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上帝之国”时，早期基督教道德侧重于灵魂的质朴与纯洁的道德观开始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发生蜕化。[9]（2）中世纪宗教文化与近代的关系问题。祝青山认为，从科学产生的进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观点出发进行探讨，阿奎那经院哲学体系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理性基础；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思想的融合是近代数理主义思潮产生的渊源；唯名论的变迁不仅为近代实验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10]不仅如此，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运用以辩证法为中心的理性方法、被造的自然和感觉经验等论证其教义和信仰，最终确立起近代科学赖以生发的理性精神与方法，自然秩序观和经验信念等几个基本前提。这是中世纪基督教 对近代做出的决定意义的历史贡献，展示了近代与中世纪的根本精神联系和社会历名发展的 连续性。[11]（3）中世纪的政治文化传统研究。自然法观念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内涵在中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而托马斯· 阿奎那突破了自然法理论的传统观念。[12]

3．对托马斯·阿奎那本人的专门研究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东尼·肯尼著、黄勇翻译的《阿奎那》，虽然按照译者的说法，本书“只是一本关于托马斯的生平、时代及其哲学思想的入门性的小册子。”[13]但是，鉴于中国大陆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极其薄弱，“对像阿奎那这样一位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并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大师，竟然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本书的翻译出版也许具有更多的意义。”[14]

当代中国大陆学者中，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情有独钟的首推傅乐安先生，他称得上是中国大陆当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的开创者。在其1990年出版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一书中，傅乐安先生将基督教哲学近2000年的历史划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和三种不同的形态，他认为，在这三种形态中，“托马斯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而独占鳌头。”[15]这说明，在中世纪哲学中研究托马斯哲学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中，它却是一 块长期荒芜的田地。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傅乐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以丰富的材料，不仅全面地论述了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具体内容，而且还指明了它的影响以及天主教哲 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傅乐安先生在著作中提供了大量国内鲜为人知的可靠资料，以此澄清了国内对中世纪、对阿奎那本人的一些传统偏见；在对基督教哲学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阐明了建立的神学哲学体系。1997年，傅乐安先生又出版《托马斯·阿奎那传》。这部著作介绍了托马斯的生平、两部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托马斯的哲学和神学，以及托马斯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整部著作资料充分，内容翔实，是中国大陆系统研究托马斯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两部著作是傅乐安先生对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的重要贡献。

赵敦华先生的著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是当代研究基督宗教哲学的一部力作。赵敦华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肯定了中世纪哲学在历史中的独立地位和特殊贡献。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托马斯主义”，对托马斯·阿奎那有关“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上帝存在的证明”、“存在与本质的区分”、“形式与质料”、“人与灵魂”、“道德与政治”等等思想给予了系统深刻的介绍和论证。这部著作堪称当代基督教哲学和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一部无可替代的哲学力作，它开创了当代中国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研究的新纪元。此外，江作舟、靳凤山著有《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着重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生平及托马斯主义及其兴衰。

约翰·英格利斯著、刘中民译的《阿奎那》（赵敦华、张世英主编：《世界思想家译丛》， 中华书局，2002）是一部近作。这本书的焦点集中在阿奎那的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上 。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通过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进行对话的形式，探讨了生命问题。因此，作者认为，理解阿奎那的对话伙伴，包括阿威罗伊（Averroes）、迈蒙尼德（Maimon ides）、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在内的著名人物，以及那些当时非常重要而在今天却鲜为人知的论著，对于解读阿奎那十分重要。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力图从阿奎那所处的历史背景去解读阿奎那。解读一个生活在与今天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的知识分子。[16]

当代中国大陆托马斯·阿奎那专题研究比较薄弱，成果寥寥。黄裕生先生区分了解答“如何理解上帝”这一问题的两条“理性化”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他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康德 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17]刘润忠先生认为，托马斯·阿奎那至善学说“从根本上讲都是错误的”，阿奎那“是哲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尽管是暗淡的，”但“具有反面意义”。[18]徐弢对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志学说[19]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港台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较之大陆有一定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辅仁大学，这所学校 是“士林哲学”研究重镇，美国天主教大学前校长、著名的宗教学家麦克莱恩教授（George·F·Mclean）曾盛赞这所学校在士林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20]台湾学者不仅介绍翻译了西方阿奎那研究成果，如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而且出版了岛内有关学者的著作，如：罗光等著的《多玛斯论文集》（先知出版社，1975）。此外，还有曾仰如、潘小慧等学者关于托马斯的专题研究。[21]

二

国外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具有规模性、系统性和微观性的特征。早在1757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红衣主教博克索多(Boxadors) 就曾发函号召研究托马斯主义。18 至19 世纪之交，意大利的皮亚琴察教会学院形成托马斯主义的研习中心。1824年，达泽利奥(D’Azeglio，1793 - 1826)任罗马学院院长之职，开始推行托马斯主义的传授，曾对后来成为教皇利奥十三世的佩奇(J . Pecci) 产生深刻的影响。为反对天主教会内部的现代派倾向， 维护教皇“永无谬误”的思想原则，耶稣会在教廷支持下创办《天主教社会》杂志，以返回经院哲学为其办刊宗旨。与此同时，法国教会、德国教会、比利时教会都形成了相应的研究经院哲学倾向。到19世纪下半叶，天主教思想界最时髦的口号已是“回到经院哲学”、“回到托马斯·阿奎那”、找回13 世纪经院哲学之“黄金时代”等等。因此，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倍受推崇。这是19 、20 世纪之交天主教思想发展的一大特色。

天主教会这种精神传统的回归运动，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1879年8月4日，教皇利奥十三世《永恒之父》通谕的颁布，标志着重建经院哲学的努力得到天主教会官方的认可和赞赏。该通谕的副标题即《在天主教学校中恢复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通谕号召：“我们希望，你们应向正从事其学业的年轻人全力传授源自智慧之流的纯洁之水，即来自这位天使般学者的所有学问。”[22]由此掀起天主教会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史的高潮。据统计，1800至1920年，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文献题目达2219个；至1940年，这一文献目录又增补了4764个；至1969年，其研究著述的专题总目已超过15000个。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 [2 ]重新修订出版的《托马斯全集》至1971 年也已达48 卷。与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关的学院与研究所纷纷建立。1880年5月8日，利奥十三世在罗马成立圣托马斯学院，并在比利时卢汶大学设立经院哲学讲座。法国巴黎的天主教学院开设托马斯主义课程。罗马教廷于1909年成立圣托马斯大学，亦称天使大学。意大利米兰创办了以研究托马斯哲学为主旨的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而荷兰、瑞士、西班牙、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天主教大学亦开设了经院哲学课程或创办了相应的研究所。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吉尔松( Etienne Gilson，1884 - 1978) 1929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办的中世纪哲学研究所、德国慕尼黑大学于1954年为纪念格拉布曼(Martin Crabmann，1875 - 1949) [23]而成立的格拉布曼研究所等。吉尔松推崇托马斯主义，称其为“永恒哲学”。格拉布曼指出托马斯·阿奎那的体系是自然与超自然、行动和沉思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综合。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相关机构还有：1990年成立的荷兰乌得勒支托马斯研究所( Thomas Instituutte Ut recht) ，它经常组织有关活动，出版了大量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著作。美国休斯顿的圣托马斯大学在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西方关于阿奎那研究的期刊杂志很多。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版的《托马斯主义者》( The Thomist) 杂志，反映着西方阿奎那研究的进展。这是一份“神学和哲学的评论季刊”，它宣称， 遵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传播和精神，致力于促进对当代哲学和神学的广泛研究探索。该杂志除了刊登那些创造性地运用阿奎那和重要的托马斯主义者的思想来推进所论问题的文章之外，还刊登与阿奎那研究有关的哲学史、历史神学、文献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书评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近年来《托马斯主义者》杂志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道德问题以及有关上帝的教义上。主要文章如“天主教伦理学中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别”、“当代道德神学中proportionate reason 的意义”等等。

当代新托马斯主义[24]思想也是西方阿奎那研究的主要成果。新托马斯主义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 在对阿奎那思想特征的评价上，吉尔松既认为阿奎那集哲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25]并强调阿奎那是现代西方一个哲学家。[26]而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则指出阿奎那的所谓“永恒哲学”纯粹是神学之探，并具有哲学思辨的本质特征。(2) 在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体系中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因素之分析上，人们对它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体系结构及其与基督教的关联、以及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对阿奎那的影响等也有不同的见解。(3) 在托马斯主义与柏格森、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近代哲学家之理论体系的比较上，有人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有人则否定这种观点；有人指出阿奎那之理论现象是以一种价值论的存在形而上学为背景，有人则认为他是将其价值论纲领化的人格主义者；有人说他与黑格尔在“绝对之有”等观念上有相似性，有人则主张以他的思想来否定黑格尔；有人断言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是托马斯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果。

西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著作数不胜数，涉及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诸如他的美学、认识论、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自然神学、政治理论、心理学、神学以及传记等。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 The Spirit of Mediaeval Philosophy，New York，1940) 是一本中世纪研究及托马斯·阿奎那研究的重要著作。1981年，圣托马斯大学休斯顿阿奎那研究中心出版了布莱兹克(Victor B. Brezik) 编写的《托马斯主义一百年》(One Hundred Years of Thomism) 一书，它颇具特色。这部著作以轻松的语调描述了托马斯主义的历史，对各个阶段都作了评述。近年有关著作还有戴维斯(Brian Davies) 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Clarendon Press ， Oxford ，1992) ，这部著作体现出作者对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现代的、全面的认识，堪称是一部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威佩尔(John F. wippel) 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思想》(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2000) 也是一部颇受欢迎的著作。另外，由波普(S. Pope) 编的论文集《阿奎那的伦理学》(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出版社，2002) 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

西方学者对阿奎那的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历史描述，开辟了现代学术界阿奎那研究的全新领域，弥补了西方哲学史研究重视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忽视中世纪哲学之不足。而且，这种研究比较系统地展示了作为阿奎那的思想背景的中世纪思想的全貌，扩大了对他思想的研究视域。他们建立的研究机构和形成的学术流派，对阿奎那思想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撰写的研究著作与论文已经成为20世纪乃至今日有关研究的经典著作。

三

中国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明显落后于西方。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没有专门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机构。第二，没有形成专业性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杂志与研究者。第三，中国大陆的阿奎那研究多数是一般性介绍，缺少深入的实质性论证。其次，阿奎那思想与西方哲学、宗教大背景的关联有待进一步廓清。再次，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待进一步揭示出来。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一定要将“整合阿奎那”与“翻译阿奎那”结合起来。

因此，要深化阿奎那思想的研究，笔者以为：首先，要透彻深入地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文本。因为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离不开对诸如《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等经典文本的研究， 离不开对这些文本的“理解”和“诠释”。诠释学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两点启发：第一，回归经典的原意，根据经典，以经解经，力求义理之通达一贯，以作忠实的诠释：第二，必须有创造性的诠释，也就是发掘藏在表面结构底下的深层结构，以便显现思想家原本的哲理蕴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和彰显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其次，将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嵌入西方哲学、宗教思想的整体中，对广泛的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国内学者偏重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下的阿奎那思想的研究，而对其与古希腊罗马思想以及近现代有关思想的关联研究不够。又如，虽然有学者将阿奎那的“至善”学说揭示出来，但是还缺乏将其作为一个西方哲学、宗教大背景下的主题而做出的深入的阐发。

【注释】

[1] 艾儒略：《西学凡》，见《天学初函》，台湾学生书局影印，1965，第27～28页。

[2]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65页。

[3]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第38页。

[4] 尹大贻：《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87页。

[5] 利类思：《超性学要·序》，见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 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第189～190页。

[6] 同上。

[7] 同上。

[8] 陈曦文：《论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的精神禁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科版)1996年第5期。

[9] 赵林：《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蜕化》，《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10] 祝青山：《中世纪宗教文化与近代科学精神》，《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 版)1999年第2期。

[11] 谢鸿昆：《中世纪基督教对近代的主要贡献》，《中国天主教》2001年第2期。

[12] 黄颂：《试论西方中世纪的政治文化传统(一)》，《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2001第3期。

[13] ［英］安东尼·肯尼著，黄勇译：《阿奎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第142页。

[14] 同上。

[15]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8页。

[16] ［美］约翰·英格利斯著，刘中民译：《阿奎那》，中华书局，2002，第2页。

[17] 黄裕生：《如何理解上帝：从证明到相遇——从托马斯到别尔嘉耶夫》，《 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

[18] 刘润忠：《托马斯·阿奎那的至善学说述评》，《连云港职业大学学报》1 995年第1期。

[19] 徐弢：《试论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由意志学说》，《哲学与文化》2001年第8期。

[20] 2003年春，Mclean先生来武汉大学讲学，其间曾向笔者介绍辅仁大学情况。

[21] 此二人对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22] 转引自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第19 页; 第25 页。

[23]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中世纪哲学家。天主教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代表之一, 精于中世纪哲学史、经院哲学方法论和中世纪托马斯神学的研究。著有《经院哲学方法史》(1909～1911) 、《托马斯·阿奎那, 其人格及其思想世界导论》(1912) 、《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导论》(1919) 、《中世纪的精神生活》(1926～1936)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 其文献历史研究导论》(1949) 等等。

[24] 亦称“新经院主义”。在19～20 世纪发展起来的一场罗马天主教哲学和神学运动。它是托马斯主义的复活, 力图证明中世纪经院哲学, 尤其是托马斯哲学, 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致的。广泛流行于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美国。主要代表有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 , 1882～1973) 、吉尔松(1884～1978) 等。

[25] 转引自车铭洲:《现代西方哲学源流》,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 第222 页。

[26] Etienne Gilson , Ètudes de philosophie médiévale, Strasbourg , 1921 , p. 5.

、（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第9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