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哲学思维之后，人的问题就牵动着哲学家们的心弦。纵观哲学发展的历史，关于“人是什么”的回答林林总总，关于人的定义不断翻新。哲学家们对人的问题的不懈思考和执着探求，映现着人类生活的逻辑。人的生活是人自己创造的，在连绵不断的创造活动中，人不断获得新的规定性，从而促使哲学家们不断地求索人的奥秘。同时，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上，人的创造活动充满矛盾，人类的进步与人性的扭曲形影相随。这也要求哲学家们不断地探索克服矛盾、获取人的自由解放之途径，以满足人类指导自己的创造性生活的需要。进一步说，对人的求索本身就是人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使人的生活富有意义。然而，哲学史上的许多人性理论却陷入抽象性的误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揭示了人的现实属性，实现了人性理论的变革。本文试图通过对现实社会基础及其变革的考察，说明探讨人性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其变革。
一、
人的问题早在古代哲学中就已提出，但是，古代哲学对人的理解是偏狭的。在古希腊，只有城邦国家中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才被视为人，奴隶、异族人等则为“非人”或“野蛮人”。只是到了西方近代，才对人的问题进行广泛、系统的研究，这导源于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人的活动方式的转变，人性结构的变迁，它使人成为摆脱人身依附羁绊的自主挺立的新人。这种社会变革和人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回应，即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勃兴，人性问题的凸现。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发现普遍的人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他们看来，一切地域和民族、一切历史时代的人的属性都是基本相同的，人们之间在生活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别所造成的人性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就达到了对人的共同种属的认识，体现着承认人人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马克思揭示了近代人性论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在人们的商品交换中，“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1]。交换双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同类，都把对方的产品当作满足自身需要的商品，都以对对方人格的尊重的方式进行交换。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使认识人的共同性、普遍性成为可能。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们的“共同种属”，就是人的一般本性、类本性。近代哲学对人性的理解，就是对人的一般本性、类本性的理解。
然而，由于近代思想家们不理解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实社会结构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揭示人的本质，只能停留在对人的一般本性的抽象把握上。近代哲学家们对人性的理解虽然互异，但却都相信人具有普遍的、共同的、固定不变的属性，都把人身上具有某种普遍、共同的属性作为理论思维不言而喻的前提，近代哲学对一切哲学问题的解决，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上的。然而，哲学所面对的、所要处理的是人的现实社会生活处境、现实社会矛盾，把这种属于的人的共同性作为理论前提，还不能达到对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理解，不能为人的现实社会活动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近代哲学人性理论预设的虽然是人的共性、普遍性，但把握到的却是孤立的、单个的个体。因为既然人性是人人共有的东西，人的本质也就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诚然，近代哲学也不完全排除人与环境的关系，但却把它理解为外在关系或派生关系。近代哲学在谈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只是将其理解为人对自然的感性直观关系或人的精神设定物性的关系;它在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时，只是把它视作外在的、不属于人的本质的关系。
旧唯物论往往把人理解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是孤立的个体。这种关于人的孤立化的观点具有社会根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具有独立性、单独性的外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遮蔽。尽管人们也可以察觉到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在市场上，由彼此独立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个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偶然的东西。与谁成交是偶然的事情，交换只是获取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的外在手段，只是单独的个人之间主观地订立契约的结果，因而是不属于人的本质的。在这里，“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2]因此，尽管市场经济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空前扩大与加强，但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却又造成了人的孤立化的外观和假象。这就给人造成错觉，就形成了孤立的人的观点。因此，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3]在这些哲学家们的眼里，这种孤立的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4]
唯心论对人的理性化把握也以近代科学理性在生产中的运用、以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为现实背景。科学知识所显示的对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使人们推崇人的理性的力量，用以标示人的特征和本质。同时，理性精神也浸润到经济交往关系之中。人们的商品交换中包含着对劳动的理性抽象，只有当人们通过思维撇开人的劳动的个别支出的偶然情况，抽象出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一般劳动量时，才以价值尺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人们为了谋求利润，就要进行精确的核算与筹划，使生产经营活动按照精明计算的理性来进行，尽力把生产费用降低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下。这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从而要求建立公平的竞争原则和法规，以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使社会生产和生活法理化。当近代哲学家们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时，也包蕴着这样的时代精神。他们不理解人的理性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不懂得近代理性精神的现实社会基础和前提，把人的本质理解成了与特定社会结构无关的理性实体，理解成了一切时代的人的同质性。
通过对近代哲学家人性理论的批判和分析，马克思揭示出，哲学家们对人性的理解，总是离不开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理解，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同对现实社会的研究自觉地结合起来。旧哲学家们之所以抽象化了人，就在于他们为抽象化的、物化的社会关系所遮蔽，离开人的社会性，把人作为抽象的实体予以研究。马克思找到了旧哲学人性理论弊病的症结，也就发现了探索人性问题的通道，即突破对人的实体化的研究方式，把从现实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人，回归于现实社会关系之中，从人同现实社会的相互观照关系中把握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属性。
二、
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就在于他对被旧哲学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假设和前提进行了批判和追问，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用人的现实社会活动结构及其变化说明人性结构及其变化。
马克思认为，哲学固然是以人为关注中心的学说，但是，哲学却不能把承认人身上普遍的、共同的属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人性不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性的东西，人性本身需要其他东西予以解释和说明。人是有现实需要的、从事对象化活动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人的属性存在于人为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生产中。需要在人的活动中具有前导的作用，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人的需要首先是人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受人的肉体组织决定的原生的、必须优先满足的需要，因而人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一活动是一切历史时代都必须进行的基础性的活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的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历史水平和特点，从而使人具有不同的特性。所以，要从人的具体历史形态中把握人，研究人的特性。
马克思不仅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肯定生产活动生产的新需要，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因为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新需要的生成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人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人的新的需要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马克思说:“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5]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生产工具和产品，不仅满足着人的需要，而且生产出新的需要，引发新的生产活动。因此，对生产方式就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这表明，生产和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对需要应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去理解，要把它理解为同物质生产相联系的需要;对生产要从它是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方式方面去理解，从人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方面去理解，要把它理解为同新需要、新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生产。由于生产方式是人表现自己生活的方式，个人怎样生活，通过他们怎样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表现出来，所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6]
由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出的新需要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打破了动物物种的需要结构，在需要与需要对象之间产生了灵活的关系。人的需要域扩大了，成为开放的、日益广泛多样的领域。“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7]。而需要域的扩大，反过来又促使人的物质生产领域不断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和消费都普遍化了。人的需要域的扩大，需要对象的多样化，对活动者、需要者的本能欲望和心理具有抑制和改造作用，使之不再像动物那样，受物种尺度的限制，受到固定的、有限的对象的束缚，而是由对这些对象的强烈渴望的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区别于动物物种的具有普遍性品格的存在物。这是人对动物本能的能动超越。
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有空间上的拓展，而且有时间上的绵延与发展。由于人的需要是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耦合在一起的，是由生产不断满足和不断更新的，因而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是处于不断的生成和发展之中的。生产和需要的相互作用，形成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人的发展的历史，使人具有历史变动性的特性。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和在时间上的不断推进，是人的新的需要方式、新的存在方式在活动空间和时间上
的展现。
把人的肉体的物质需求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区别于旧哲学人性论的显著特点。在哲学史上，一些哲学家看到了人的肉体器官的物质欲求，把饮食男女作为人的本性。但是，他们却不懂得，人的肉体器官不仅是进行物质消费的器官，而且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器官，是在劳动中被改造了的社会化的器官。人的肉体器官的自然属性以扬弃的形式包括在人的社会本性之中，离开社会性的纯粹自然性不是现实人的属性。
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又生发出其他需要和满足其他需要的活动。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人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社会历史性的，这种需要结构、活动结构的社会历史性变化使得人性结构处于社会历史的变动之中。人通过长期的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身体内潜存着多种先天禀赋和才能，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潜能可以变为现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变为现实，则取决于人的现实社会活动结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人的现实社会需要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潜能的现实发挥和发展就是什么样的，人的现实规定性就是什么样的，从而使人成为具有现实人性结构的现实的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阶段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阶段。前一个阶段是生产和需要直接同一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阶段，后一阶段是生产和需要间接同一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阶段。前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后一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因此，人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地域的、民族的差别，空间位置、时间先后的差别，而是人的需要结构、社会活动结构的差别，是人性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打破了近代哲学关于普遍的、共同的人性的假定，实现了哲学理论思维前提的变革，达到了对人的历史的、现实的理解。
三、
把人置于现实社会之中予以把握，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对社会的把握取代对人的把握。否则，依然是对人的抽象把握。前苏联和我国体制改革前的教学与研究，却误解了马克思的人性理论，从社会出发去说明人，甚至用对社会的考察代替对人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人的理论淹没于关于社会的教条式阐释之中，给人造成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的误解。这种理论上的缺憾实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缺憾。
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把社会作为实体，认为只要高扬人的社会性，就能同旧哲学抽象人性论泾渭相分，就能把握到具体的人性。由于这依然是沿袭旧哲学实体性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越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人就越被挤压在社会实体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隅，就越不见人。
用社会消融个人的思维方式有社会的和认识的原因。就社会原因而言，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个人隶属于国家、部门、地区和单位，受着一定共同体的控制、安排和设计。这种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为当时社会现状作论证的哲学理论把社会作为决定个人的抽象实体，把个人理解为抽象的社会附属物，把个人归结为社会。就认识上的原因而言，人们对社会的理论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社会的一般层面上的考察，以把握不同时代的某些共同点，某些共有的规定和规律。另一个是在一般层面研究的指导下，研究特殊层面，以揭示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生产的特殊本质和规律。过去，人们更多地注目于一般的、抽象的层面的研究，而忽视了有时甚至代替了对不同时代社会和人的特殊关系层面的研究。在论及特殊关系层面时，也往往把它作为说明一般层面的特例，从而导致了对社会和人的研究的抽象化、单面化。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揭露了那种囿于一般社会层面的研究方法的根本缺陷。指出:“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8]这表明，研究人性问题，仅仅持有社会的观点是不够的，还要从对特定的现实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中予以考察。不可否认，过去人们用社会的观点解释人性时，也不乏“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之类的提法。但是，受抽象的研究方法的局限，人们并未深入到现实社会结构内部，通过对社会诸要素的结合方式和矛盾关系的分析，以社会结构为观照，达到对人性的具体把握。
随着我国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问题日益凸现了出来。我国哲学界开始从社会经济结构着手思考人的问题，着手探求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但是，有的人只是把市场的发育同人的发展对应起来加以分析，仅从经济领域加以探讨。这存在着研究方面的缺环，只能把握到抽象的“经济人”。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场牵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从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结构转变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进行总体性的研究，才能达到对人的具体的、全面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把需要结构引进对人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把需要作为人和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中介。一方面，需要与人性相联系。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需要的驱动下进行的，人性就是在人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另一方面，需要又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社会结构是人的需要的社会实现方式和表现方式。人为满足物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形成对社会交往秩序的需要和对人生意义的需要等，又从事政治的、精神文化的活动，从而形成由诸多社会活动方式、社会交往方式耦合而成的社会活动结构、社会交往结构。人的需要结构是什么样的，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活动结构就是什么样的，由社会结构制约的人的现实规定性就是什么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需要结构的中介下探讨社会结构和人性结构的相互关系，把握人的本质。一定的社会结构是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感性物质生产活动的。在人的需要的驱动下，人的各种创造能力发挥和发展起来，作为人的能力发展条件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同时，个人又是在一定社会结构制约下提出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发挥和发展自身的才能的。但是，如果既定的社会结构与人的需要的满足、能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人就要改造社会结构。社会不是人以外的独立实体，它无非是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人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改变了人自身潜能发挥的社会条件，开辟了人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新的社会空间和天地。从而使人提出新的需要，新的社会任务，使人的潜能获得新的发展，使人获得新的社会规定性。这表明，人的改变以社会关系的改变为途径。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人际交往秩序需要和对人生意义的需要等诸多层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诸需要之间的张力关系相异，需要结构相异。需要结构的不同投射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结构的不同，即表现为人的物质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和意义活动之间关系的不同，从而使人性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是物质需要，秩序需要和意义需要向物质需要倾斜，需要结构是简单协调的结构。受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制约，人的物质需要简单;人的社会秩序需要也以简单的行政权力、日常生活惯例等来满足;意义需要也带着人类儿童时期的稚气。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使精神文化补偿功能增强，形成古代文化的繁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要复杂化了。物质需求日渐多样化，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方式社会化、市场化了。秩序需要及其社会实现形式也复杂化了，逐步成为在形式上由越来越多的人平等参与的活动。精神世界出现困惑、危机与衰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求利行为即使生产力迅速提高，又有可能以意义向度趋向萎缩为代价。如果把有限的物质需要穷极化，发展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就会遗忘、遮蔽具有终极意义的东西，使之虚无化，进而使自我虚无化，失去生活的意义。要达到人的需要的协调发展，就要向意义需要适度倾斜，把满足人的意义需要作为重要课题。要建立需要结构各层面必要的张力关系，达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协调发展。而在未来理想的社会状态下，随着物质需要的较充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会逐步淡化，成为远背景的东西，秩序需要会失去政治的性质，意义需要对发展人的才能的积极作用更突出，需要结构各层面会在高水平上协调发展。
人的需要结构、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结构是由简单到复杂地历史发展着的，因而人的本性也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发展过程，人的发展方向是日趋丰富、全面。因此，应该从人的需要结构把握人的社会活动结构，在社会结构观照下把握人性结构，从需要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规律性把握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通过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把握人生的现代转型，把握人性由贫乏到丰富、全面的历史转变。
总之，需要结构是历史地变化着的结构，它表现为需要各层面间张力关系的变化。需要结构的变化与人的社会活动结构的变化、人性结构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为了达到对人性的具体历史理解，应该从人的诸需要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历史动变把握人的社会活动结构及其变迁，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揭示人性结构及其历史变化。
【注释】
[1][2][3][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5、497、21、21、39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30页。
原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