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从人的直接社会生产和交往的类本质出发，分析批判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他认为货币是“异己的媒介”，是人的外化的类本质，是物化的社会权力。商品交换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私有制为基础，是私有者之间相互外化的关系，是人与人的不信任。商品交换以谋生的劳动为前提，谋生的劳动是以谋取私利或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活动，是私利性生产与社会性需要矛盾的表现，是劳动和资本对立的表现。
【关键词】人的类本质; 商品交换; 货币; 私有制; 谋生的劳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X015）
【作者简介】李淑梅，1954年生，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马克思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论文中提出变革市民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后，就转向探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首先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作了摘录和评论，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合乎人性、合乎人的自由权利的观点。本文力图探讨马克思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的具体内容和马克思在此文的思想发展线索。
一、货币是异己的交往媒介
在《摘要》中，马克思受到詹姆斯·穆勒关于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思想的启发，修正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金钱崇拜使人扯断一切类联系、成为原子式个体的观点，认识到货币既是把人们分离开来的力量，又是把他们间接地联系起来的中介，是人们的外化的类联系，是异己的社会权力。这样，以货币为媒介的异己交往关系就纳入他的研究视域，成为他分析批判的一个重要对象。
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他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用固定的公式来描述现存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穆勒在谈到货币和铸币金属价值的关系时认为，货币是由铸币金属的价值决定的，而铸币金属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费用即生产成本决定的。按照他的解释，生产费用所体现的劳动量就是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了，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就是“一些严格而准确的公式”了[1]。马克思不同意这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认为生产费用不是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由于市场上供需关系的不断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的适应只是偶然的、个别的情况，经济规律是通过各种偶然性和运动变化而得以实现的。如果把经济规律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严格的公式，就把偶然当作必然了，就把运动变化过程的某个片段或局部现象作为规律了。穆勒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也有这样的缺陷。
马克思承认，穆勒把货币称作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2]，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货币的本质并不像穆勒所说的，首先是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方便”[3]的财产转让的中介，而是“异己的媒介”[4]，是外化的人的类本质的表现。马克思说：“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5]穆勒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与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穆勒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利心，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是私有权范围内的关系。每个人都要通过为他人提供产品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他人的产品，而货币就是这种财产转让的中介。这样一来，以货币为中介的人们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了，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了。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从人固有的社会性本质出发，探讨了货币的历史性产生、变化及其最终扬弃的规律。马克思认为，人们本应是直接联系、互为媒介的，可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人们把在直接相互联系中实现的愿望和需要转移到货币上，变为追求货币的愿望和需要，人们在生产上和产品上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变为“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而人却“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6]。因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交往形式。
货币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地变化的，在简单的商品交换时期，货币只有代表商品物才有价值。可是，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这种关系就颠倒了，一个物品只有同货币相联系，只有能换回一定数量的货币，才有价值。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支配产品的权力。由于人支配产品的权力要由货币间接地表现出来，因此，货币就成了衡量人的社会权力的尺度，就成了人们活动的目的，就成了人们崇拜的上帝。马克思说：“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7]人的本质在货币上外化得越多，货币的社会权力越大，人就越贫乏，就越成为失去类本质的自利者。
马克思追溯了货币产生的根源，指出私有制是货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才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私有财产之所以必然发展到货币，这是因为人是喜欢交往的。在私有制下，人们的交往必然会发展为商品交换，必然会把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因为在私有制下，每个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私利，所以他们的交往必然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必然形成抽象的价值关系，而货币则是抽象的价值的体现。在货币出现以前，私有财产还同人的特殊个性相联系，而当人用自己的私有财产换取货币时，其私有财产就外化了，就成为“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8]。在交换中，虽然各方都要放弃对自己产品的支配权，但这是以确认各方的私有权为前提的，是为了换取货币。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就被扭曲为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物化关系，这种物化关系的体现就是货币。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批判了货币主义只是把贵金属视为货币的观点，认为这还停留于对货币的感性形式的理解上，还没有把握到货币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盲目地信仰货币的，只不过是用抽象的、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了感性的、粗糙的盲目信仰。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同货币主义一样，也是货币的崇拜者，而并未发现货币的异己的本质。它虽然把握了货币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但却未认识到货币的这种属性恰恰抹杀了人的生产和交往的特殊的个性。
马克思揭露道，货币只是在表面上把人们联系起来，实则是离间人们的力量。人们把彼此信任的关系转移到货币上，变为对货币的信任。在交换中，一个人与其说是信任他人，不如说是信任他人手中的货币。在银行等信用业中，人们的联系往往不需要货币的实际存在，这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9]。圣西门主义者就被信用业的这种假象所迷惑，他们把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纸的货币代表（汇票、支票、借据等）以及信贷和银行业等货币形式抽象化的不同阶段看作逐步扬弃人们的不信任的过程，把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作为人们相互信任的理想的社会状态。他们没有看到，信贷不过是货币的进一步抽象化形式，它在内容上依然是货币，它“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10]。谁能得到贷款，这不取决于他是否诚实，是否有道德，而是取决于他是否有支付能力。所谓“‘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11]。穷人要屈辱地向富人乞求贷款，他们非但得不到贷款，反而还要受到道德上的歧视，被视为不配得到承认的贱民、坏人。即使假定有给穷人贷款的例外情况，富人也不把穷人当人看，穷人的生命、才能、勤奋努力和道德等都被当作归还贷款的保证。在常见的富人之间的信贷关系中，债务人的资产是获得债权人的信任的保证，它成为“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12]。信贷造成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因为富人得到的贷款越多，货币就越集中到他们手中，他们占有的社会物质财富就越多。
作为货币的抽象形式，信贷是人的异化的更为卑劣、更为极端的表现。在这里，人把自己移植到身外，执行货币的职能。人的生命、才能和道德等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都变成了贷款的抵押品，即人的肉体和心灵都变成了买卖的物品，都变成了货币。“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13]可见，信贷关系是以观念上的货币作为估价一个人的尺度的。为了获得贷款，人们不得不采取狡诈、谎言等方法骗取信任，这样，人不仅把自己变成了货币，而且变成了赝币，人们之间相互猜疑、相互欺骗、相互掠夺。马克思以嘲讽的口吻深刻地指出：“由于货币的这种纯观念的存在，人伪造货币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只用他自己的人格就行了”[14]。
马克思把人固有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存状况加以比较和对照，用人的类本质揭露和批判以货币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他看来，人是具有类本质的存在物，是与他人相联系的总体性的存在物。“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5]。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对人的本质的抽象反思性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16]不是抽象反思的自我意识、一般的人的观念，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17]“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8]。这种现实的个人是有功利性的物质需要的，是在生产和产品上与他人相互补充的，从而形成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形成社会的生产和社会的享受。因此，人们的社会联系是客观的、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在货币这种异己的中介作用下，人们与自己直接的社会本质相异化。马克思由此认为，要扬弃异己的媒介——货币，代之以“人本身是人的媒介”[19]。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异己的物化权力对人的奴役，使人向直接社会性的自由的人复归。
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的异己性
马克思由批判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的异己性，进而批判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异己性，批驳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商品交换永恒化的错误观点。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撇开生产孤立地考察商品交换的方法，马克思从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中把握交换，把私有制作为商品交换的前提和基础。他通过考察生产性质的历史变化，阐明商品交换是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满足私有者的自利需要的手段，是人与人相互外化的交往形式。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孤立起来、并列起来加以研究，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是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分别考察。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曾批判过亚当·斯密把劳动和分配并列起来的做法，强调了劳动的首要地位。斯密虽然把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但又认为价值要由工资、资本等来决定。这样，他就把劳动因素和分配因素并列了起来，以致“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了。恩格斯指出：“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20]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对马克思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摘要》中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21]他们之所以孤立地看待这些要素和环节，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受到“劳动同它的对象以及同它那作为精神的自身的分离”[22]的现存社会状况的局限。与之相反，马克思把交换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从生产出发阐明交换的历史性产生和发展，从而揭示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异己性。
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商品交换作为从来就有的社会事实，作为正常的、合理的交往形式。德·特拉西认为，社会是由人们的一系列相互交换构成的。亚当·斯密把社会理解为商业社会，认为每个人都是商人。马克思批判道：“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23]其实，商品交换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未开化的野蛮时代，人的需要的界限就是生产的界限，因而并不存在商品交换。在那时，各种生产目的是混合在一起的。首先，生产有功利的目的，即生产是为了占有产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其次，生产又有私利的目的，即生产又是为了私人占有，为了满足人的自私自利的需要。再次，生产同时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表现，是人自身能力的展现。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生产和需要之间矛盾的产生，人们就开始用满足自身需要后的剩余产品同他人的剩余产品相交换了。剩余产品并未改变需要的自利性，只是使之在与他人的交换中表现出来。因此，商品交换只具有人们相互补充、相互满足对方需要的假象，实际上，交换双方都是自私自利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商品交换关系是“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24]，是社会联系的异化形式。
在交换出现以前的私有财产是“简单的私有财产”[25]，是生产者产品的单方面的外化，它们或者是个人私利的物化，或者是无法储存而坏掉的物品等。而用于交换的私有财产则是复杂的私有财产，是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的“两个私有者的关系的外化”[26]，是相互外化的私利，因而是人的外化的加剧。商品交换使人放弃了对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支配权，使之同自己相离异，外化给他人，而货币则是这种外化的物质表现，它起着外化的中介作用。当然，人作为人是需要别人的产品的，我的产品是你的欲望和意志的对象，你与我的产品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私有制前提下，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人们在利益上相互排斥。我的财产排斥别人，即排斥我的同类，这也就是排斥作为人的我自己。具体而言，你只有拥有一定的物品，才能通过放弃对你的物品的所有权而换取我的物品，否则，你就没有支配我的物品的权力，你的需要就不能得到承认和满足。也就是说，你作为人的需要、愿望、意志即你的人的本质是无力的、无效的，是不能成为你支配我的物品、享用我的物品的权力的。你不仅没有支配我的物品的权力，而且你对物品的需要反而使我拥有了支配你的权力，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商品物是我用来支配别人的权力，即支配自己的同类的权力，这也就是支配我自己的权力。这就是说，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和占有者对自己的产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也受到产品的支配。“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毫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但是，手段是支配物品的真正的权力。因此，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27]。在商品交换中，我交换的目的是占有你的产品，因此，在我看来，你是生产我所需要的产品的手段；你的生产是为了换取我的产品，因此，你的生产也就成了你要换取的产品的手段，反之亦然。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交换双方相互承认的平等的权力，实际上却是双方的利益争斗和较量。每一方的私利都试图超过对方的私利，为此，就要进行利益的算计，就要展开追逐私利的斗争。“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互相承认对方对自己的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28]个人只有提供相应的物品，才能得到他人的承认，才能有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的权力。也就是说，人们相互承认的不是作为人的人的权力，而是人之外的物品的权力，而人则屈从于物品的权力，成为它的奴隶。由于人们承认的只是用来交换的物品，因此，人的价值就被他所拥有的物品的价值所代替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29]甚至我们在交谈时能够听懂的惟一的语言，也是“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30]。
由上可见，马克思从生产出发说明交换，就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交换的孤立的、非历史的理解，阐明了交换是生产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异化的交往关系，因而它最终将被超越。
三、谋生的劳动及其扬弃
私有制下生产的发展之所以引发出异化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因为生产本身是异化的谋生的劳动。马克思特别分析了现代社会资产者生产的谋生性质以及工人劳动的谋生性质，提出要扬弃私有制和固定的分工，扬弃谋生的劳动，使人向自由的劳动复归。
马克思认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31]。马克思这里说的谋生的劳动是指由外在的需要驱使的活动，是与人自身能力的发展相背离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在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换中，人们还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还是根据自己的才能和手边的自然材料进行生产，他们只是用生产的部分余额换取他人的余额。这时，劳动虽然是生活资料的来源，但同时也是人的积极实现自己才能的活动。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生产就变成为了交换而进行的活动，就变成收入的来源，就具有了营利的性质。在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时，他们的特殊的个性、生产的特殊质料、产品的具体效用等受到关注，而当人们为了交换而生产时，生产就抽象化、一般化了，就变成了以交换价值、价值、货币为目的的活动。这时，生产者的特殊的个性、生产的特殊质料、产品的具体效用等就被忽略了。生产者只是关心产品能否换成货币和换成多少货币，只要能够增加收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以及生产能否促进人的特殊个性的发展等都无关紧要了。生产变成了与人的内在需要无关的单纯追求私利的活动，变成了由物化欲望——对货币的贪欲驱使的活动，变成了动物式的受本能欲望驱使的谋生活动。由于生产者的追求通过可感觉的货币表现出来，这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货币是人的个性的体现，其实，货币是无个性的东西，是对人的个性的磨灭。这时，货币与谋生劳动的关系是，谋生劳动以获取货币为动机和目的，“而货币现在是谋生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交换的媒介”[32]。既然个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那么，交换就可以不为自己的需要而进行了，交换者就可以不是生产者了，从而形成了生产活动和商品交换活动的相互分离、相互分工。
谋生的劳动不仅以私有制为前提，而且与社会分工密切联系。如果说交换是劳动产品的相互外化，那么，分工则是劳动活动的相互外化。分工的发展一方面使社会生产部门增多，劳动产品多样化，从而促进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使个人的生产及其产品日益单一化、片面化。生产成为满足市场上社会需要的活动，这种社会需要与生产者具体的、特殊个性的需要格格不入，是生产者无法支配并反过来支配生产者的异己的力量，从而使生产者的谋利行为成为受偶然因素摆布的动物式盲目的谋生活动，这是私利性的生产与市场上社会性需要之间矛盾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虽然是由资本家经营的，但是，实际的劳动活动却是由工人承担的，因此，马克思进而深入到对工人的谋生劳动的分析，这是他的思想认识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同他们个性发展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使命无关，而“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会组合”[33]。分工的细化使得劳动被肢解为不同的部分，成为抽象、片面、畸形的活动，成为对工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34]工人不仅丧失了劳动的兴趣，而且把劳动当作痛苦的、令人痛恨的活动，他们只是由于贫困、由于维持生存的强制才不得不进行劳动。
工人的谋生劳动作为工人与自我实现的自由活动的离异，实质上是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劳动同资本（地产、动产等）的分离，并引发出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分离，包括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分离。劳动同资本的分离表现在分配上和消费上，就是工人生产的产品不能由工人支配和消费，而是与工人相分离，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样，工人就不能把劳动产品作为自己的精神个性的物质凝结来对待和享受了，就不能把它们作为反观自己的生产能力、从中获得精神享受的镜子了，劳动就成为与工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35]格格不入的活动。这是“生产和消费、活动和精神在不同的人之间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分离，是劳动同它的对象以及同它那作为精神的自身的分离”[36]。这样，马克思就全面地揭示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矛盾关系，揭示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揭示了工人劳动的异己性。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谈论谋生的劳动的，一是谋取私利的生产活动，特别是资本家追求私有财产的活动；二是工人的谋生劳动，即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而被迫进行的劳动。我们看到，马克思起初分析的是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活动，特别是资产者的商品生产活动,通过对资产者生产的异己性的分析，他进而转到对工人的异化劳动的探讨，认为资本家的生产活动和工人的劳动虽然都是谋生的异化活动，但是工人劳动的异化更为严重，是异化的顶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充分暴露，这体现了马克思思想认识的深化。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谋生劳动，马克思假定了一种作为人的人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即人们在直接的相互分工和合作的共同体中进行的生产劳动。在那里，每个人的劳动都直接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人们相互直接为对方生产。我通过自己的生命表现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满足了你的需要，因而证明我的劳动及其产品具有类本质。我为你提供产品表明，你通过我的媒介而与类发生着关系，并且你也意识到、感觉到我是你的本质的补充。于是，我通过你对我的肯定和承认、通过“你的思想和你的爱”[37]而得到自我肯定、自我认同。我在我这方面为你做的同时也是你在你那方面为我做的，我们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相互创造。在那里，劳动固然也受到人类维持生存的制约，但它主要是人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是展现人的个性的自由的活动。每个人都在劳动产品中感性地直观到自己的个性，享受到劳动的乐趣。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38]。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却是由外在的、偶然的需要支配的活动，即是为了单纯谋取私利或谋求生存等驱使的活动，因而是必须予以扬弃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摘要》中，马克思从人固有的自由的生产和交往的类本质出发，认为人与人互为媒介、直接社会交往是人固有的类本质，是人的才能和个性的体现。货币的介入使人与人的关系间接化、异化。马克思用生产发展的历史说明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和演化，阐明商品交换以私有制为前提，是异己的交往形式；他进而探讨了私有者的生产劳动的谋生性质、异化性质，认为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生产是异己的谋生劳动，并深入到对工人异己的谋取生存的劳动的分析。他假定，在人与人直接相互生产和交往的共同体中，人会向自己的类本质回归。这样，马克思就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永恒化的非历史的观点。马克思在《摘要》中对分工和私有制的考察、对资产者谋取私利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私利性与市场需要的社会性之间矛盾的认识、对工人谋生的异化劳动的分析等，已经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单纯地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弊端。《摘要》把批判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异化作为主题，并深入到了对工人的谋生劳动的分析,这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工人的异化劳动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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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