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缜密分析之后指出， 在未来社会，“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的目的本身，因而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这就是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一个经典论断，它揭示了理想社会状态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这种自由观曾经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里获得了它的最初表现。空想社会主义非常重视人的才能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把它作为人的自由的基本内容，实际上也是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内容。它看到，在文明制度中，由于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劳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擅长和爱好自由地选择职业，去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是终生机械地重复同一操作，成为片面化的人。它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必须建立一个自由、和谐、符合人类天性的理想社会来取代这种制度，使人们过上与自己的自由本性协调一致的生活。它主张大力发展教育，实现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并把这看作是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这种自由观表现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美好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包含着十分珍贵的天才预见。但是，它毕竟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的理论，不能不具有严重的带根本性的缺陷。这种自由观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的，它把资本主义的罪孽归结于扼杀人的自由本性，把理想社会的出现看成只是人的自由本性的要求，因而它不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引出新原则，不是把新社会的出现看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用主观臆想的新原则去对抗旧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成熟的理论。它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的合理思想，但又同空想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它不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是从社会发展、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是去寻找人的自由本性，而是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把自由观作为自己整个学说的有机部分，牢牢地放置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

恩格斯曾经说过，由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里也就包括了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成为唯一科学的自由观。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是经过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严密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论证的。

一、

马克思认为，人类自由的发展同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剩余产品的出现为物质前提，同样，就人类自由的一般条件来说，它也就以社会游离出剩余劳动时间为物质基础。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可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的时候，才能有整个社会的进步，有人类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有了剩余劳动，社会才赢得了自由时间，即赢得了从事科学、文化等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活动的时间。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的发展，……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2]在剥削阶级私有制下，剥削阶级虽然窃取了社会自由时间，但却又是在极不合理的形式下去加以运用的。这就使人类自由不能不在对抗的形式中发展。一方面，劳动者创造出自由时间，却失去自由时间，另一方面，剥削者不创造自由时间， 却享有自由时间； 一方面，劳动者不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劳动，而且在剩余时间内也要劳动，另一方面，剥削者的时间却表现为非劳动时间，甚至他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内也不劳动。这就形成了阶级社会中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同剥削者的非劳动时间相应的是劳动者的过度劳动时间，同剥削者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劳动者的非自由时间、受劳动奴役的时间。由于剥削者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因而就把持了人类发展的垄断权。由于劳动者的可供支配的时间都变成了劳动时间，因而也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3]剥削者能力的发展以被剥削者丧失发展为基础，人类的自由发展以占人口多数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为条件。这种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正是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剥削制度不但不能克服这一对立，而且必然会使它日益尖锐。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一对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般生产过程又是价值增殖过程。追求高额利润、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在贪婪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强迫劳动者创造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强制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单位产品内所包含的价值量不断减少，生活资料的价值逐步降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日益缩减。这就为社会创造出了大量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工人创造的自由时间，只表现为剥削者少数人的自由时间、非劳动时间。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把工人可以运用的自由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强迫工人超出必要劳动而生产，而决不允许工人运用自由时间获得自由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4]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会缩减，而且整个社会所实际需要的劳动时间的总量也会缩减，以至于社会在较少的劳动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由生产力发展所节省下来的剩余时间就以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一部分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另一部分工人则被排斥于生产过程之外、无事可做的局面。这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更为尖锐。这必然会使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达到极端，使阶级矛盾激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劳动者提供的自由时间不断增长，剩余价值不断增加，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多，生产过剩的现象更加严重，经济危机更加频繁。经过工人长期的斗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实行标准工作日。但是，资本家实行标准工作日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劳动者获得自由时间，而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本把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不为劳动者提供个性自由发展所需要的资料，因此尽管劳动者有了一些自由时间，但也无法进行合理的运用，不能使自己获得自由发展。

本来，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游离出了大量自由时间，为劳动者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而且向劳动者提出了全面发展自身能力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要求工人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原理，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成为能够适应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经常的劳动变换和职能更动的全面发展的人。然而，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提出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同时，却又再生产出旧的分工，继续使人片面化，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资本主义大生产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科学技术却又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者相分离，并作为资本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工人；机器能够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却使工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单调的、令人厌烦的、过度劳累的活动。这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

要求作为首要生产力的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这一规律只能作为一种盲目的、破坏性的力量而为自己开辟道路，它“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5] 因此，马克思把这样一个问题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用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片面发展的局部个人[6]。所谓“生死攸关”，就是说这个矛盾是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适应科学技术基础的不断变革和劳动变换，才能够充分发挥新机器、新设备的效益。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决定了它必然要把工人创造的自由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而不允许劳动者运用自由时间获得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本来是以旧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这也决定了它不但不能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消灭旧式分工，反而会在更可怕的形式上再生产出分工，造成人的片面与畸形的发展。

“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7] 社会化大生产所具有的无限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趋势是不可遏止的，它会越来越与人的片面发展相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也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去，这一矛盾才能得以解决。这一矛盾的解决，实际上就是“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8] ，就是少数人能够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窃取他人自由时间的剥削制度的终结。这样，社会的发展就将走向一个人人能够运用自由时间、获得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

只有在这种理想社会里，劳动者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才不再只表现为劳动时间，而是同时也表现为自由时间，自由时间不再只表现为少数人的自由时间，而是表现为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享用的时间，劳动者才可以运用这些自由时间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消除了社会化大生产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与人的片面化的矛盾，又扬弃了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

理想社会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劳动者进行必要劳动的时间。但应当指出，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要劳动是有重大区别的。理想社会的必要劳动不仅不具有受剥削的性质，而且必要劳动的范围也扩大了。它不仅包括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包括享受资料和满足个性自由发展所需要的资料。并且这些资料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理想社会，还必须有剩余劳动。不过，这时的剩余劳动已经排除了剥削。它全部归工人自己占有，“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9]，因此剩余劳动也就转化成了必要劳动。

在理想社会，虽然必要劳动的范围扩大了，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剥削阶级社会一切无用劳动的废除，社会在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各方面需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仍然会使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从而为劳动者腾出大量自由时间，使劳动者运用这些自由时间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由此可见，要实现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根本的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10]。而劳动的普遍化则是工作日缩短的绝对界限[11]。所谓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消灭阶级的根本条件，其真实含义正是在于可以在一切社会成员中无例外地分配劳动，实现劳动的普遍化。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以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但是，在以往的阶级社会，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展，劳动者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至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精神的发展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时，必然会有一个占人口少数的特殊阶级从物质生产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国家管理等活动，而广大劳动者则承担了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自由时间。劳动者完全可以运用这些自由时间从事科学、文化、社会公务等活动，而不再需要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活动的特殊阶级了。现在要求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社会劳动转嫁给他人。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阶级就不复存在，工作日就缩短到了最低限度。

实现劳动的普遍化，使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为扬弃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提供了根本的前提条件。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的扬弃，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它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意义。我们应当从多种意义上理解这种扬弃。它不仅是指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外在对立的消除，而且更主要的是指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真正达到对立面的统一。任何矛盾的解决实际上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在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后，一切社会成员既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参加者，又是自由时间的享有者。劳动者在物质生产劳动结束后，就可以去运用自由时间。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12] 。自由时间内所消费的产品，主要是指用于消遣和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的产品，即享乐资料，而不是指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消费产品，即生存资料。劳动者通过消费这种产品，通过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可以陶冶自己的精神，培养自己的多种爱好，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并从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用于从事自由活动的时间则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体育锻炼等自由发展自己才能的时间。人们通过自由活动，会使自己的才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总之，通过应用自由时间，劳动者会不断丰富自身。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13]。从物质生产角度来看，这就把劳动力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了出来。在自由时间内获得了新发展的劳动者又会作为一种更大的生产力投入到物质生产过程中去，促使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这样，劳动就成了自由发挥和运用人的才能的活动。可见，拥有劳动时间的人的自由时间必然具有生产的性质，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然具有自由的性质。这样，就达到了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扬弃，实现了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面的统一。

在理想社会，虽然每个人的自由时间要受到劳动时间的限制，而不能象以前剥削阶级那样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都表现为自由时间，但是，由于实现了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统一，人们不仅能在自由时间内获得自由发展，而且也能在劳动时间内获得自由发展。

通过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论证，马克思认为，理想社会就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能力自由发展为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把这一理想社会称为人类的“自由王国”。

 

二、

 

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之所以叫做“自由王国”，就是因为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的人是自由的人。恩格斯说：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所谓自由的人，就是成为这三种“主人”的人。

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就是人能够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方面获得自由；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就是人能够支配自然界，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界中获得自由。人成为社会和自然的主人是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的必备条件，而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则是人成为社会和自然的主人的必然结果。人成为社会的主人和自然的主人最后都归结为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就是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人的活动不再屈从于任何外在目的，不再是在外在目的驱使下被迫进行的活动，而是以主体自身能力的发展为目的的活动，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发挥，是人的才能的自由发展。可见，所谓“自由的人”的最终含义，正是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这种自由人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是扬弃异化的结果。

所谓异化，就是人自己创造的东西又反过来支配自己。在异化状态下，人的活动不是人本身提出的以发展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不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不是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和发展，而是受自己身外的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是在外在目的的强制下被迫进行的活动，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牺牲目的本身的活动。在剥削阶级私有制下，人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一种异化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5]

异化的根源深藏在经济关系之中，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和自发的社会分工。异化实际上就是指人不能控制他们共同活动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在私有制下通过物与物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因此，异化直接表现为人受物的支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16]恩格斯正是把这种人受物的异己力量支配的私有制社会称为人类发展的“必然王国”。从这点上说，所谓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异化状态的消除。

由于异化劳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人的活动，是在谋生的外在目的驱使下被迫进行的活动，因此，在私有制下，劳动和享乐是相分离、相对立的。劳动是一种强制性的、受奴役、受摧残的不自由活动，而不劳动、游手好闲才是自由，才是享乐。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文明制度下劳动和享乐的这种对立进行了批判。通过批判，他提出了实现劳动和享乐同一的光辉思想。他认为，文明制度所造成的劳动和享乐的对立，将在未来的协作制度中得到克服。在未来的协作制度中，由于消灭了旧的劳动分工，组成了法郎基协作社，劳动就成了发挥人的各种情欲的吸引人的活动，成了一种享乐。傅立叶说：文明制度的人们享受的这种快乐总是非生产性的事情，而协作制度却把各种快乐都应用到已作为诱人的工作之中。恩格斯对傅立叶的这一思想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作了转述。恩格斯说：傅立叶“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17]但是，在傅立叶所设想的协作制度中，仍然保留着私有制，而私有制则正是造成劳动和享乐对立的基础。所以，他所提出的劳动和享乐同一的思想，仍然是一种不能付诸实践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取了傅立叶关于劳动和享乐同一的思想，并对劳动和享乐的同一作了科学的论证。它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因而就消除了劳动异化的根源。这样一来，“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对立的基础消失了”[18]，劳动的性质改变了。

第一，在未来的理想社会，由于消灭了旧的社会分工，社会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得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地选择职业，在许多部门内劳动，自由地发挥和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才能。恩格斯曾经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将是“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19]。

第二，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和支配。这样，每个人的活动就不象私有制社会那样，屈从于有限的生产工具，甚至是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片面发展自己的某方面的才能，而是可以支配许多生产工具，发挥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20]

第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全面自动化的实现，人们过去从事的单调的、机械的、非创造性的、繁重的劳动将不再由人承担，而是由自动化设备承担，“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1]，人们所从事的劳动都是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劳动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劳动者能够真正以支配自然力的主体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之中。所以，这种劳动可以调动起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兴趣，成为吸引人的活动，成为人们为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自愿进行的活动。

通过对未来理想社会劳动的论证，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剥削制度下的劳动是“自主活动的否定的形式”[22]，那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则是对异化劳动的否定，是扬弃了异化的自主性活动。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23]，人们通过劳动就可以把沉睡于自己身体内的体力和智力的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出来，这样一来，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在人的直接肉体需要驱使下进行的活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24]。马克思认为，这种不受肉体需要驱使而进行的生产劳动才是“真正的生产”。由于生产劳动成为劳动者为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丰富自身而进行的活动，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5]，从奴役人的手段变成解放人的手段，从谋生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把这种实现了劳动和享乐同一的劳动，称为“真正自由的劳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劳动和享乐以及它们的同一都不应以旧有的尺度去衡量。傅立叶虽然提出了劳动和享乐的同一，但却不了解劳动和享乐同一的真实含义，他极其天真地把未来社会的劳动理解为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一种游戏。实际上， “真正自由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26]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技术基础的不断变革，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复杂的问题。劳动者只有集中精力，充分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创造性劳动决不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更不是游戏，而是一种非常严肃和极其紧张的活动。劳动者正是在这种严肃和紧张的劳动中，克服各种障碍，施展出自己的才能和本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劳动者对劳动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去解决它、完成它，把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作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挥来享受。

亚当· 斯密曾把劳动理解为是一种诅咒，一种不自由的、折磨人的事情，而不劳动、安逸才是适合的状态， 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斯密的这一思想就其反映了剥削阶级社会劳动和享乐对立的真实情况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斯密没有超出剥削阶级的思想局限，不理解在合理的社会中，“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要求”[27]。享乐不等于安逸，更不是游手好闲，实际上，正是指通过劳动自由地发展个性。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劳动不再是一种外在强制的、摧残人的活动，而是与享乐相同一的劳动，享乐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享乐，不再是贪图安逸、无所事事，而是与劳动相同一的享乐。

如果把劳动和享乐的同一仅仅理解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在劳动时间中的同一，还是不全面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由于扬弃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通过进行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有益的活动，既从中享受到了快乐，又发展了自己的各种才能，在更高的质量上再生产了劳动者自身。这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劳动者会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反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促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所以，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享乐，而且具有了生产劳动的性质。这样，不仅物质生产领域内的活动达到了劳动和享乐的同一，而且在物质生产领域彼岸的自由时间内的活动也达到了劳动和享乐的同一。

劳动和享乐的同一，是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同一的直接表现，它同样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的能力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两种同一的实现，遵循着同样的历史进程，遵循着同样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之所以成为科学的自由观，就在于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证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证明了理想社会状态的出现，决不是基于什么人性的要求，不是所谓人性的复归，而是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不仅展示了人类发展的壮丽前景，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个前景的条件和途径。

“自由王国” 是人类生活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其实现的首要条件和根本途径，无疑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只有彻底变革旧的社会关系，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消除产生各种异化的社会根源，才能使人们由自己社会关系的奴隶变成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使人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28]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人们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各生产部门和各企业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生产资料日益为许多工人共同使用，劳动过程由许多工人分工、协作进行，劳动产品成为他们共同劳动的成果，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联系。这就提出了社会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有计划的分配，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节的客观要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却归资本家个人私有，因而无法实现对生产的统一计划和管理，社会生产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下盲目地进行。在这种状况下，不仅无产者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资产者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人要能够控制和驾驭自己活动的社会关系，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史前时期的结束和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如果说劳动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界中提升了出来，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界中提升了出来，开始了人类自觉创造自己历史的新时代；如果说人们受异己的社会力量支配的社会是必然王国，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则是人们生活的自由王国。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9]。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开始，还远不是这个飞跃的完成。要完成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实现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重要物质前提。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0] 马克思这里说的“必然王国”，是指人类永远不可摆脱的自然必然性王国，即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说，以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基础，必须使社会生产力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只有“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31]因为只有生产力达前高度发展的水平，才能够节约劳动时间，扩大自由时间，即扩大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指出: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32] “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33]在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攫取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通过限制人们需要的方法、通过禁欲的方法来节约劳动时间，相反，它正是要培养人们的多种需要，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34]。劳动时间的节约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生产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愈益充分地由社会全体成员支配，才能够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要，并在充分满足人们需要的前提下，不断减少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出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马克思用下列公式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思想：“真正的节约（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力的发展。”[35]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我们一定要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人们才能的多样化发展创造条件。

高度的物质文明不仅为人的能力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对人的能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达，将使社会生产向全盘自动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实现，工人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就是说，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将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那时，社会财富的创造就主要不再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取决于个人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这就要求劳动者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和高度科学技术水平，只有具备多方面能力和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者，才有可能与这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

由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自身的丰富性，取决于人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是说，人的能力的财富成了创造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这样一来，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就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过去，“社会财富”主要是指被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现在则是指以潜在形式存在的财富，是指人的丰富性，人对自然力的高度驾驭能力，人的高度科学技术水平和创造才能。

所谓“自由的人”，也就是思想品质和多方面才能获得高度发展的人，即具有高度精神文

明的人。自由王国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作为目的本身，也就是把培养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作为目的本身。因此，要实现自由王国，使人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以说，如果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造就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共产主义新人，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为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条件的阶段。由于我国已经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抗，因而为人的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空前良好的社会条件。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社会会尽可能照顾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特长和爱好，尽可能地发展每个人的多种才能。但是，目前显然还不具备达到“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充分条件，人的能力的发展还不能不受着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无视这种实际情况，要求在现阶段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的人的自由发展，是不现实的。

《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克服了个人和社会的对抗，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人的发展为条件，而正是以保证个人的充分发展为条件，以保证个性发展的丰富性来实现社会的共性的丰富性。显然，这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可以脱离社会、离开集体而发展。实际上，个人的发展是受社会制约的，是离不开集体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37]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本身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要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到自由发展，都成了自由的人，就不能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就不会有社会的自由发展；同样，如果社会不是自由的社会，就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就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获得自由发展。自由的社会就是由获得自由发展的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自由的人就是在自由的社会中并通过自由社会获得自由发展的人。还必须看到，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王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为实现这个理想境界而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个人的发展往往还会与一般人类的发展相冲突。这就要求个体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以保证一般人类的发展。这种牺牲不仅是指牺牲个人的某种利益，偏废个人的某方面的才能，而且甚至于要牺牲个人的生命。因此，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仍需要提倡和树立个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每一个献身子共产主义事业的特殊个体，不仅要为人类的自由王国一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努力奋斗，而且要认识人类发展的这种客观必然过程，并根据这一历史过程的要求，自觉地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以此推动这一历史进程。马克思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38]

现在，有些人不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学说，甚至分辨不清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区别，企图超越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社会条件的制约，追求绝对的自由。他们要求个性的绝对自由、个人自我设计和自我完善，而不愿为社会作出任何一点自我牺牲。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教育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一代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实现每个人完全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影响，树立起无产阶级自由观。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开始了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要最终完成这个飞跃过程，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创造条件。

 

【注解】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7 页。

[2]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6 页。

[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44 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1 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4 页。

[6]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4-535 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5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533 页。

[9]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列宁全集》第2卷， 第81 页。

[10]参看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 第927 页。

[11]参看马克思： << 资本论》第1卷， 第579 页。

[1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82 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226 页。

[1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友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 页。

[15]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第486 页。

[16]参看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323 页。

[17]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8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全集》第3卷，第239 页。

[19]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33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志在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4 页。

[2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7 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 第74 页。

[2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 3 页。

[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12 页。

[2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 33 页。

[2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1 3 页。

[2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12 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0 页。

[2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 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 7 页。

[31]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一一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 5页。

[3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3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 20 页。

[3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 页。

[35]马克思：《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533 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3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 册，第125页。

 

原载《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