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写于1845年3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概念，揭示了生产力与私有制工业之间的矛盾，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石。李斯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对外贸易。为此，他提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学，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相对立。马克思批判了李斯特对生产力的精神性歪曲，同时，也纠正了古典经济学把人和马力、蒸汽力等相提并论的生产力概念，对生产力进行了具体、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李斯特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赚钱发财的目的，借用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词句。马克思区分了工业唤起的力量和工业制度本身，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阐明了生产力最终会砸碎阻碍自身发展的枷锁——资本主义工业制度。通过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马克思初步认清了社会诸领域的基本关系，迈出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的一步。由于该文的部分手稿遗失，因此，马克思对生产力、交换价值、工业及其相互关系的更为详细的论述不得而知。不过，现有的手稿已能使我们大体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了解马克思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轨迹。对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以及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观点。

 

一

德国当时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状况，使得德国资产阶级既想在国内发展竞争和商品交换，又不想与外国资产阶级展开竞争和贸易；既想在国内剥削工人，又不想受国外资产阶级的剥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于1841年问世，该书提出了相异于古典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流行的经济学派只是局限于经济研究的范围，只是把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主题，而不考虑“政治和政治力量”，不探讨国家的作用，不是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实行保护关税，社会的精神文化也是决定财富增长的重要环境和力量。因此，他提出国家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德国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很大反响。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考察现代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之间的联系，揭露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虚伪性。为此，马克思对该书的理论部分进行了评判。

马克思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出于澄清自己思想认识的需要。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在1844年10月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尽管施蒂纳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很荒谬，但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还是有助于马克思重新思考费尔巴哈哲学的。马克思认识到了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观点的缺陷，因而

力图改变自己关于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扬弃的抽象表述方式，开辟出一条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哲学道路。李斯特的这部著作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对处于思想转变关口上的马克思具有启发意义，这也促使马克思分析批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在李斯特看来，古典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它宣扬普遍的、世界性的自由贸易，这是倒果为因。它不懂得，只有在形成了政治的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下，才能实现商业的世界性联合。古典经济学把将来阶段的世界贸易放在现阶段实行，这回避了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问题。事实上，有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上起步较晚，如果目前实行国际贸易，不仅不能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反而会损害落后国家的利益，使之处于屈从的地位。他说：“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1]]。为了保护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主张国家保护关税，一方面，把外国工业品排挤出德国市场，另一方面，使外国工业因市场收缩而造成的“过剩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德国，在德国找到出路，促进德国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德国工业达到像英国工业那样繁荣的程度时，才谈得上实行自由的国际贸易。

为了批判古典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性，李斯特区分了生产力和交换价值，提出了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相异的生产力理论。他回顾道，在他之前，魁奈、亚当·斯密等人已经提出了生产力概念，但他们只是把交换价值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生产力仅作为交换价值的一个附属因素捎带提及。在他看来，“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即交换价值的原因，它比物质财富重要得多。“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2]]马克思批判道：“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结果仅仅是公开显示出来的原因。”[[3]]

李斯特批评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体力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力”，而不懂得生产力的思想内容。其实，不仅体力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且“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也是生产性的。即使人用头脑和四肢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也是有起因的，这就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4]]。这里所说的个人的社会状况“包括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5]]。法律和公共制度、精神生产等虽然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但却生产生产力，因而是更高的生产活动。他说：“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6]]可见，在他那里，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精神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主要不在于它的物质财富即交换价值的多少，而在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也许很穷，但只要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很快就会富裕起来。

李斯特对生产力的唯心主义理解与德国资产阶级生不逢时的处境密切相关。德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对大多数人的奴役来攫取利润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情况下登上舞台的，它想步英、法资产阶级的后尘追求发财致富，就失去了正当的理由。于是，它就将自己伪装起来，创造出一种“理想化的”经济学，来论证其牟利活动是有道理的，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就是为了满足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一需要而提出的。“他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7]]。李斯特把在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那里直言的物质化的生产力说成神圣的国家的生产力、精神的生产力，空谈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马克思揭露说，李斯特所说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德国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狼一样的关系，但他们又有共同利益。对内他们要共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他们要共同对付别国资产阶级的剥削。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也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待封建专制统治和民众心理的态度。德国资产者在政治上是被统治者，于是，他们就请求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的制度，并用夸大的词句掩饰自己在政治上的劣势地位。本来他们是请求国家做出让步，满足他们保护关税的要求，却说他们向国家让步；本来他们是请求国家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却说他们允许国家有权干预和调节经济。他们还用神圣的精神的高调来伪装自己，蒙骗民众。德国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资产者为了使他们赚钱发财的行为与大众的宗教信仰相一致，并同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相一致，就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具有精神本质的“无限的生产力”，是以发展个人才能为目的的生产力。他们在这种幻想的、理想化的词句下借机“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

马克思以通常理解的生产力来破除李斯特“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马克思说，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就可以看到，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等，这些都是生产力，古典经济学也是这样理解生产力的。当然，马克思并不赞同把人和马力、蒸汽力等相提并论的做法，他认为，人是生产力中自觉能动的方面，不能把人的因素混同于物的因素。资产者之所以把这两种因素等量齐观，是由他们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生产目的决定的。在他们眼里，人同牲畜、机器、水等一样，都是用来赚钱发财的手段。只要能够达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劳动者的能力片面、畸形发展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8]]

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李斯特和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他把李斯特的国家的、精神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人的物质劳动能力，把被古典经济学当作像马力、蒸汽力一样的人理解为能动的主体，把生产力区分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认为生产力是人通过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而对自然力的占有，是工业不自觉地招引出来的并与之对立的力量。

 

二

为了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李斯特主张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分开，脱离交换价值单独研究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这样分开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这样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停留于一般词句”[[9]]。生产力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中的，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受到交换价值、工业制度的制约。如果脱离这些社会环境，只能抽象、空洞地谈论生产力。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生产力与交换价值、工业制度的矛盾关系，阐明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必然性。

李斯特认为，生产力具有不受交换价值约束的无限性、理想性，生产力可以脱离交换价值而独立存在。交换价值和生产力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物质财富，后者是物质财富的原因；前者是暂时的现象，后者“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前者是物的世界，后者是无限的、理想的世界；前者是外在目的，后者是目的本身。马克思指出，李斯特打着“为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的幌子，好像为了生产力，宁愿牺牲交换价值、物质财富。这样一来，生产力就“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即上帝”。[[10]]这是用夸张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肮脏的利益”追求。

李斯特把生产力与交换价值分割开来，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工业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在现存的工业社会，劳动者只是在表面上拥有自由，由于资产者拥有私有财产，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能力让渡出去。这样，人就成了“物”，就成了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马克思批判道，工业制度是“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它与古代奴隶制的区别只是在于，工人这种商品是自找卖主，是自己卖自己，而不是被别人卖出。可见，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批判，主要是对把劳动者也变成商品、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李斯特试图撇开交换价值，单纯研究生产力，这就回避了工人沦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弊端。工人的劳动效率越高，他的交换价值就越低，他就越便宜，就越处于非人的生存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是他获得的“关于现代‘生产力’的本质的一些启示”，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说：“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11]]可惜的是，马克思接下来的论述散失了。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关系中把握生产力的，是从量和质的统一中理解生产力的。由于工人让渡了自己的劳动能力，因此，他们的劳动是在私有财产支配下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活动。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工人的劳动和劳动力，但他已经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交换价值、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李斯特批评斯密只是看到了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却忽视了商业的作用；只是强调了劳动分工，却忽视了人们的协作和联合。在李斯特看来，商业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农业和工业，“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需要最大的商业行为上的划分，就缺少了生产力中最关紧要的那一半”[[12]]。商业的发展会使国家的经济由农工业时期提高到农工商业时期。商业的划分离不开协作，协作是“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它使生产力向着共同的目的发展，从而产生出远远超出各个人生产力相加的联合的力量，可以说，社会组织就是生产力的联合。李斯特看到了各个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比各个人单干能够提供更大的生产力，这是包含合理性的，然而，他却把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当作理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联合”，是适合于人的生活的条件。可见，李斯特只是批判古典经济学派，而并不批判现存的社会组织、工业制度。其实，古典经济学派只是现存的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李斯特同古典经济学派并无二致，他只是埋怨古典经济学派直言资本主义工业追求财富的生产目的，而没有用理想化的词句粉饰它。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永恒化，由此决定了他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他不懂得，物质财富并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交换价值，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它才采取了交换价值的形式。

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工业，李斯特借用圣西门学派空想社会主义的词句，给人以社会主义者的外貌。马克思对圣西门学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了它把工业制度和工业唤起的力量混为一谈、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的错误。马克思认为，工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指的是交换价值、金钱枷锁、私有制，而工业唤起的力量则是生产力。这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必须严格区分开来。现代生产力是工业无意识地创造的，是工业违反自己的意志而造成的。“工业本身即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是非人的，因此，工人必然要同工业制度作斗争，而首先要同直接侵害他们利益的本国的工业制度作斗争。德国资产者本来想达到像英国那样的发达工厂制度的水平，却又不想公开表明自己是利己主义者，不想承认资产者狼一样的关系，而是宣称要建立人们相互和谐的生产组织，这种组织充其量不过是狼与狼伙伴的共同利益的体现。古典经济学是从竞争的工业制度出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它只是最终才不得不用谎言来为自己辩解，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则从一开始就以虚伪的面目登场，李斯特通过把生产力美化为发展人自身才能的目的本身，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按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就尽善尽美了，就无需进行改造了。

李斯特主张保护关税，这必然会限制国内消费者的消费范围，使之牺牲交换价值，并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于是，李斯特就说，为了生产力的“精神本质”，为了“基督教的崇高灵魂”，大家应该甘愿牺牲眼前的物质利益。马克思揭露说，这种“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不过是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13]]。李斯特相信国家干预是决定性的力量，以为它能保证在没有国外贸易和竞争的条件下发展本国的商业和竞争，这违背了交换价值和竞争规律的客观普遍性，是办不到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工业以及其他各种文明的创造都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影响。“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14]]，就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了，这就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条件。马克思尤其强调工业唤起的力量对于反对资产者、超越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根本性意义。他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15]]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是“肮脏的外壳”，由工业招引出来的生产力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人改造自然的力量，而且是炸毁资产者及其私有制的工业外壳的力量。这样，马克思就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

 

三

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改造，对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私有制关系的探讨，对社会结构各个领域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他迈出的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的一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拉开了序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1、马克思把生产力引入社会历史观之中，这具有为社会历史观重新奠基的意义。首先，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对以往将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排除于历史之外的唯心史观具有颠覆作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高度重视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提出了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中的思想。不过，在那时，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概念来表达这一思想的实质，并且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这篇批判李斯特的论文中，马克思用生产力概念来表达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从而为创立唯物史观作了理论准备。在同年稍后开始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从而颠覆了把人对自然的关系排除于历史之外或仅作为历史的一个附带因素的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人改造自然的劳动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作为历史的基础，就把历史理解成了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历史，就克服了只是看到国家元首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作用等唯心史观的弊端。

其次，马克思把生产力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区分开来，凸显了二者的结合方式问题。古典经济学把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与牲畜、机器等物的因素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主体和客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问题，遮蔽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李斯特脱离交换价值单独研究生产力，把人的主体性因素绝对化、理想化，这也回避了工人的劳动能力沦为商品、交换价值的问题。马克思则探讨了交换价值、私有制对劳动主体的制约以及这种制约是否合理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工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这种阶级矛盾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

再次，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这与“从市民社会出发”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力之前，虽然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提出了变革市民社会的任务，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市民社会的现实根基，因而他还不得不借用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批判市民社会人的劳动异化。在此文中马克思认识到，如果仅仅分析到市民社会是不够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就是从市民社会出发的。当然，它只是单纯地肯定市民社会，至于无产者和劳动群众的生活境遇、历史作用和前途等，并未予以关注。马克思找到生产力这一新的立脚点，就对市民社会作出了准确的分析和评价。马克思阐明，尽管工人处于奴隶般的生存境遇之中，他们的主体地位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承认，但他们却是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力量。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种新的、基本的关系：工业唤起的力量——生产力和私有制的工业制度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工业无意识地并违背自己的意识而唤起的力量，它一方面表现为生产效率的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受奴役地生存和发展，因而它又是砸碎金钱锁链、炸毁资产者和私有制的工业外壳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生产力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受生产力制约并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这就既找到了认清市民社会本质的客观基础，又为合理说明和评判市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把事实和价值内在地统一了起来。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在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冲破特定的社会交往关系的程度时，要改变这种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受生产力低下的制约，使得人们只能不是做主人，就是做奴隶，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这就为改变劳动者受奴役的状况、改变主奴关系提供了可能和条件。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为无产阶级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

2、马克思认识到分工、协作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斯特批判斯密只是分析到分工为止，而未考察生产力，这对马克思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很重视社会分工、协作的作用。马克思看到，李斯特为了说明生产力的精神本质，强调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及其社会作用；马克思还了解了李斯特有关城乡分工的论述，指出了李斯特关于“工商业城市与纯消费城市的区别”的说法是对斯密、费里埃的相关思想的剽窃。在批判地改造上述分工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考察了生产力、分工和所有制的具体、历史关系，特别是考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分工及其历史发展，从而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该著作中，马克思还把社会关系理解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并认为一定生产方式或一定工业阶段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扩大了的生产力，而这种力量在分工条件下又具有人们无法驾驭的异己性，从而指出了消灭旧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必然趋势。

3、马克思对世界贸易问题的探讨，对于形成他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具有启发意义。李斯特保护关税的主张虽然有助于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但他却把国家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否认生产和交换的客观普遍规律性。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交换价值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看到了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和精神创造活动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阐述世界历史的思想作了准备。在那里，马克思在肯定世界市场对建立普遍的交往关系、对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同时，指出了世界市场的异己力量对人的统治，以及引发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他认识到，正如没有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资本主义一样，也不可能有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他由此提出了无产阶级普遍的、世界性联合的任务。

4、马克思大体认清了社会结构各个层次和领域之间的关系。李斯特关于生产力不仅表现为国内的物质发展状况，而且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和各种意识形式的观点，是对社会结构诸领域关系的头足倒置的理解，马克思通过批判李斯特的唯心主义观点，大体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他把生产力作为与私有财产的工业制度相对立的力量，作为最终能够砸碎私有制枷锁的力量，把基于生产力的经济交往关系作为国家及道德、艺术、宗教、教育等意识形式的基础，从而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对生产力的理解上，我们曾长期受到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强调生产力的量的方面、忽视质的方面的倾向，从而带有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带有实证主义的倾向。一些西方学者借机攻击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攻击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考察表明，这种片面追求生产效率提高的见物不见人的做法，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目前，这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虽然受到批判，但仍然存在着对生产力的质的方面不够重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简单化理解的倾向。我们不仅要从生产的可能性上把握生产力，而且要把握现实的生产力，把生产力当作在现实的实践中与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着的生产力。当前，我们判定一种生产关系是否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不仅要看它是否能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要看它是否能够促进人的劳动能力的积极、健康的发展，是否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

有的西方学者用当前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危机来指责和攻击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批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生活的时期，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尚未突显出来，马克思不可能详细探讨这一问题。不过，他对生产力的理解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是承认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的，是极为关注作为首要生产力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的。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这本身就是人改造自然能力提高的表现。我们应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从受生产关系制约的生产力的量和质的统一中理解生产力，把这样的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否合理的标尺，作为合理调节人和自然环境关系的基点。

李斯特以虚伪的、唯心主义的方式强调生产力的社会作用，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交换价值，马克思通过改造生产力概念，通过揭示劳动者成为商品、交换价值的事实，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私有制工业联系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这既克服了用人文关怀的空谈把生产力精神化、理想化的做法，又避免了实证主义的非批判的倾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现实的人的现实劳动出发，这也就是致力于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因为任何现实人的现实的劳动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马克思把分工作为说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中介，从而具体、历史地揭示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政治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关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Marx's Critique to Liszt'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Significance

 

                                                        Li Shumei

Abstract: Liszt advocates to protective duties through the state intervention, therefore, he puts forward hi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emphasizes national productivity, spirit of productivity. Marx reforms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e forces of both Liszt and classical economics, criticizes Liszt's method of isolating productive forces from exchange value, and reveals inner contradiction of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xchange value, capitalism industrial system, and its trend. Liszt'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enlightening for Marx who is in the crossing of ideological change. Marx finds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akes a key step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Marx, Liszt; Productive forces; Exchange value;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