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随着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展开，为政治革命进行思想启蒙和理论论证成为哲学的主题，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但都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了，都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绝对化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二是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和过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特别是现存的社会结构，对其进行分析和评判；后者放眼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从中找出历史的一些共同标志和规定。这两个向度密切联系，相互支撑，互为前提。一方面，马克思把现存社会作为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来理解和定位，分析其内在结构及其矛盾，评判其主导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在解剖现存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理解已逝的较低社会形态，预示未来的高级社会形态，概括出历史的一些共同因素和规定，建立贯通不同历史阶段的唯物主义观点。通过这两个向度的探讨，马克思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变革。

一

马克思生活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繁盛时期，如何评判当时的政治哲学，是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从考察现实社会问题出发，对当时的政治哲学予以反思，指出了它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类解放的非历史性的弊端。他立足于对社会经济事实和规律的揭示，阐明在现存社会存在着阶级利益冲突，由此决定了国家及其观念的上层建筑决非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冲破了黑格尔崇尚理性国家的迷雾，开辟了用市民社会说明国家的路径[[1]]。他进而指出，政治解放只是在政治上废除了等级制，而在市民社会等级差别依然存在，追逐私利的斗争造成人们贫富分化，形成不同的社会层级。资产阶级宪法宣布的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安全等人权，不过是利己主义者的权利，是对社会等级差别的维护。因此，他把变革市民社会作为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2]]。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识到，政治解放只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是阶级差别，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同阶级的冲突。与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将无产阶级作为值得同情的贫苦阶级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贫苦的阶级，而且是变革市民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3]]。为了深入认识市民社会的矛盾，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少数人独占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而没有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无视工人的异化劳动。“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4]]。马克思还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把生产力精神化、理想化的观点，指出生产力是由交换价值、私有制的工业不自觉并违背其意识而招引出来的力量。针对李斯特脱离交换价值单独研究生产力的方法，马克思阐明，生产力不仅是可能的生产因素，而且是现实的生产力，是人改造自然的实际力量，是受着交换价值、私有制工业制约的力量，是终将砸碎阻碍自身发展的枷锁——“肮脏的工业外壳”的力量[[5]]。马克思把生产力作为理解社会历史的基石，从而找到了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可靠根据。

对历史的物质前提的考察，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立足点。青年黑格尔派否认既定社会条件对人的制约，把人理解为抽象的“自我”、绝对的自由者，主观虚构人类历史；费尔巴哈力图诉诸人的感性，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只是感性的直观。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从事感性物质劳动的个人出发，强调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6]]这种连绵不断的物质劳动体现在特殊的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变化中。在历史上，随着满足人们需要的生产力的提高，起初的自然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生产力增长的同时，又使人的劳动具有异己性，因为分工意味着劳动的客观条件在不同部门和不同个人之间不平等的分配，意味着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真正的社会分工是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分离，它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7]]。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工考察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理解。首先，他们由探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推进到探讨市民社会和生产力的关系，阐明“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8]]。其次，他们详细考察了现代市民社会，认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9]]；他们还指出，市民社会也是以往各个历史阶段的现实基础。他们把基于生产力的市民社会作为国家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揭示出在私有制社会，人们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统治阶级的利益以损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统治阶级总是把国家说成普遍利益的代表，其实，国家是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成员的共同利益、集体权力的体现，是对统治阶级私有财产的政治维护，因而是虚假的共同体。至于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也不是超阶级的“普遍意识”、自由精神，而是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观念表现和表达[[10]]。这就是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要有分工和私有制，经济基础表现为人们在经济地位上的阶级差别和对立，上层建筑是赋予经济上支配和被支配的阶级关系以政治合法性和观念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上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最大一次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因此，他们从城乡分工及其演变对历史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在古代，在人口密集、交往增多、利益冲突增加的城市，公共生活秩序问题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治产生了，城邦国家出现了。这表明，有了城市就有了政治。中世纪是以农村为基地的封建所有制，城市从属于乡村，城市中的生产方式是行会手工业的封建组织。随着商业、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统治了乡村。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由分散转向集中，新的工商业城市不断崛起，封建的分散生产方式和分散政治状况被扬弃，代之以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集中、政治的集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聚集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农村的愚昧生活，但又从属于城市。生产资料、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资本的积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又使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集中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但它又成为对付无产阶级的工具。第二个特点是由狭隘的地域性联系变为普遍的世界历史性联系。现代市民社会具有超出民族和国家范围的特性。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狭隘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被打破，建立起世界性的生产和交往关系。但是，这又形成世界范围的异化交往关系对人的支配，形成工业国对农业国的统治[[11]]。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这种生产和交往矛盾的发展引发出普遍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说在生产力比较低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自由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整个人类能力的自由发展只能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来开辟道路，那么，在生产力发达、工商业蓬勃发展、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确立的现代，则为消灭旧的分工和私有制、消灭少数人自由发展的特权、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的揭示和价值性的评判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阐明历史是连续性和异质性的统一，从而为超越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作了科学的论证。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批判。由于当时西欧各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各国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英国和法国等，哲学家们还不同程度地承认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联系，而在经济和政治上落后的德国，哲学家们却远离经济利益，空谈“自由意志”等道德伦理观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求善为终极目标的传统政治哲学转变为现代政治哲学。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否认终极的善的存在。在他们那里，法不再是神圣的道德观念，而是以世俗的国家权力为基础，是由“主权当局”制定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后来，在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整个法都归结为私法，而私法则归结为一种十分确定的力量，即归结为私有者的权力。”[[13]]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上述政治哲学思想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阐明，法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物质生活，即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14]]针对自由主义提出的限定国家权力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是资产阶级赋予的，国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资产者追求私人利益的需要，他们不允许国家权力大到干预私人利益的程度。虽然国家有一定的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公共职能，但这是服从于保护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是为了维护资产者自由竞争的环境，它不允许竞争以外的其他斗争的存在[[15]]。

英国自由主义注重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关注每个人政治上的平等，但也认识到人的行为是由物质欲望和利益驱动的。可是在德国，资产者软弱无力，还未形成全国范围的阶级利益，而只有分散、狭隘的地方性利益。这种状况使哲学家们陷入幻觉，以为思想观念可以脱离物质利益而独立存在，以致德国哲学采取的是抽象的道德伦理的形式。康德并未意识到他的理论与“市民利益”的联系，一味追求超功利的“自由意志”，将其视为彼岸的“应当”[[16]]。“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17]]黑格尔力图把康德彼岸的“应当”变为现实，他所说的“绝对意志”本来是“市民利益”的反映，但却说成是不依赖“市民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伦理观念，因而它的实现只是观念的行动。“市民利益”的分散决定了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这种情形的长期存在“就产生了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以及在德国很流行的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18]]。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国家作为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这固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意义，但他不懂得，如果没有社会物质生活内容上的自由平等，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表面形式。费尔巴哈只是直观到市民社会孤立的个人，他谈到的人与人的惟一的关系是爱和友情等道德关系。

由上可见，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把政治哲学理解为脱离现实物质利益的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其他国家的政治哲学虽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物质利益，但却宣称资本主义制度能够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保障每个人的经济自由或政治平等，也抹杀了人们的阶级利益差别和对立，抹杀了人们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

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不仅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在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功能。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哲学家们把竞争理解为人的自由的惟一形式。自由竞争是个人之间的利益角逐，这反映在思想上，他们把一切社会关系都抽象为惟一的功利关系、相互盘剥关系。这种功利论承认思想观念与经济关系的联系，具有批判封建专制、为人们提供新的生活准则的作用。“在18世纪，资产阶级所理解的解放，即竞争，就是给个人开辟比较自由的发展的新活动场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理论上宣布符合于这种资产阶级实践的意识、相互剥削的意识是一切个人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剥削上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闲逸的外衣的世俗意义”[[19]]。然而，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稳固之后，功利论就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就变成了只是单纯肯定经济事实、维护现存经济关系的实证化理论。

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既可以批判地利用它，又要认清它的蒙蔽作用。譬如，自由主义提出的人的权利的观念，就曾被无产阶级所利用。“其实无产者只是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才达到这个统一的状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20]]但是，权利等观念仅仅是借用的手段，如果误把它们当作自己行动的纲领，无产阶级就会误入歧途。应当看到，“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21]]，它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人人享有自由的权利。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真实的共同体，每个人才能平等地拥有自身利益，自由地发展自身能力。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缜密研究密不可分。既然现代国家和法律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维护，是赋予私有财产以合法性，那么，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评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点在于：它专门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自由主义传统、功利论传统，它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然而，它囿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物化关系层面，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平、公正、永恒合理。马克思在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对它的理论前提和形而上学方法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阐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用政治上的“人人平权”代替了封建强权，但实际上依然存在“强者的权利”。

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理解为物，理解为原料和生产工具等，“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为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22]]。显然，任何社会的劳动都要以生产资料的存在为物质前提，这样说来，好像从狩猎、捕鱼等原始劳动开始，就有资本了。马克思说：资本“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性上。正是这个方面……被经济学家们牢牢抓住，以便把资本说成是一切生产过程的必要要素”[[23]]。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把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塞了进来，资本就成为天经地义、永恒存在的了。其实，资本不是物，而是以一定的物质载体表现的人们的特定生产关系，如果离开雇佣劳动，资本就无法存在。

为了澄清经济事实，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区分了生产一般和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生产一般是对不同时代的生产的某些共同标志和规定的抽象，比如，任何时代的人要生存，都要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任何劳动都包含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等要素。当然，生产一般不是单纯的，它“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24]]。研究生产一般固然必要，但是，应该着重研究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特别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把不同的历史阶段区分开来，才能认清现存社会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马克思是立足于现实个人的劳动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在《资本论》中，他是从生产商品的劳动着手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普遍的商品生产活动，是既创造使用价值又创造价值的活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揭示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同其他一切社会的劳动一样，是人有目的地改造自然、赋予自然对象以有用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特殊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工人超出自身劳动力价值而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是资本剥削工人的过程[[25]]。

马克思承认，资本不断增值自身的欲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赋予了生产以科学性。资本打破了封建的血统、宗法等人身依赖关系，形成了普遍、全面的生产和交往，提高了人的需要和劳动能力。然而，资本并没有真正消除人的依赖性，而是用普遍的物化依赖关系代替了狭隘、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以普遍的物化形式表现的人与人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公认的权力”，谁拥有大量的货币，谁就拥有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权[[26]]。“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7]]在这里，货币执行的是资本的功能。从表面上看，工人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自由支配权，即劳动力归工人所有；而实际上，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他们的劳动是强制性的活动。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让渡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使之变为他人的财产和权力并反过来支配自己。由于工人每次只是出卖一定时段的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因此，好像工人在总体上仍然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又扩大地再生产出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迫使工人再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工人始终是受着资本的支配和奴役的。资本的贪欲使得它超出市场需要而不断扩大生产，以致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表现出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历史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它终将要被人类真正自由平等的更高历史阶段所代替。

古典政治经济学还用商品交换表面上的自由平等来说明劳资关系。在它看来，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换是自愿互利的等价交换，它“由此得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或者不如说，从简单而‘公正的’等价物交换的规律中引伸出资本的赢利方式”[[28]]。其实，资本家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购买劳动力的，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是活劳动，即创造交换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必须超出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而为资本家无偿提供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不公正的。马克思进而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用来论证人人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受着人类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的必然性的制约。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人平等享有自由时间、发展自身才能的自由王国[[29]]。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化、永恒化理解使得它把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永恒化、形而上学化。马克思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说明，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只能存在于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它虽然具有必然性，但只是暂时的必然性，而不是永恒的必然性。当然，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而展现的，因为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一定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对它进行变革。因此，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范畴也是历史的、暂时的。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将特定的生产关系及其范畴永恒化，因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比如，他们以为商品经济是从来就有的，商品天然具有社会属性，从而把商品神秘化，导致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这既是为了阐明客观的历史进程，也是为了揭示复杂的现存社会关系，因为简单的社会关系包含着复杂社会关系的萌芽和秘密。比如，资本主义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很难理解和把握，而历史上最初的商品形式则比较简单。对简单商品形式的分析，有助于认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通过对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剖，反过来又能帮助人们认识已经消逝的较低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由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是一种“普照的光”，改变了其他生产关系的色彩，因此，我们在认识现存社会时，就要先安排反映现存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把表示历史上在先的生产关系的范畴放在后面，然后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范畴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理解，赋予了范畴以历史的规定性，阐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范畴及其含义，有不同的范畴间的关系，范畴要受到特定社会存在的制约，要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形而上学化的经济范畴只是单纯地肯定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理解范畴，就将旧范畴改造为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工具，并提出自己的新范畴。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纳入历史的视野来研究，揭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历史的科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永恒性的批判，同他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密不可分。巴黎公社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初尝试，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巴黎公社所建立的是“社会共和国”、“劳动共和国”，是以社会解放、劳动解放为目标的[[30]]。然而，这种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思想。马克思晚年还研究了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也是以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为前提的。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来理解，揭示其历史地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矛盾运动规律，这种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1]]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尺度和价值的尺度是统一的。

 

                                 四

作为东方国家，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为了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对于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应该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清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向度，加强对现存社会结构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现代唯物主义”，它通过对现存社会结构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剖析，揭示了现存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和研究中，我们较多考察的是历史的一般规律，而对特定的现存社会结构的研究不够充分，往往把它当作说明一般历史规律的例证或补充，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显得比较抽象、空洞。这种一般化的方式强化了历史的描述性，淡化了历史的价值评判和人文意蕴，带有一定程度的实证主义色彩。有鉴于此，我们应该突出历史唯物主义面向现实的特点，深入研究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矛盾和问题，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现实社会生活的功能。

第二，改变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相互分割的研究方式。资产阶级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性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和要求，然而，它具有主观想象和虚构的性质。马克思则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关系，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揭示了资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剥削本性，揭示了资本容纳生产力发展空间的有限性，论证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包含的，马克思关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关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对资本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具体、历史分析等，应该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

第三，探讨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路径和方法。马克思既不赞同把社会价值的基础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也不同意主要从政治生活层面引伸政治哲学理论，又不认同停留于经济关系的物化现象论证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认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社会的本质和规律，都带有一定的虚假性。资本的物化形式、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的表面形式等，为政治和思想观念领域的自由平等提供基础，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淋漓尽致的批判，这是马克思花费大量精力研究资本、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各个领域和层面之间唯物、辩证的关系，从而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的、历史的把握，达到了对现存的各种政治哲学和价值诉求的分析批判和重建。

第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辩证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如前所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式上自由平等的理论反映。在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批判地借鉴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形式上自由平等的观点，这对于克服等级关系、官本位等封建残余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认清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把形式上的自由平等绝对化的弊端。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调整经济和政治体制，尽量把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与内容上的自由平等结合起来，尤其要努力缩小贫富差别，坚持社会公平和公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出现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理论，这对于我们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但这些理论依然是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性为前提的，是需要具体分析和批判的。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的揭示，阐明了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对论证经济、政治和道德伦理观念等各个领域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资产阶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