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是以反思批判为特点的，是以解放的认识兴趣为标志的。哈贝马斯通过回顾哲学史上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哲学反思阶段，批判了实证主义拒绝自我反思要求、只对经验事实进行描述的客观主义缺陷，建构了以兴趣为基础、兴趣和认识相互交叉的认识论。他特别强调解放的兴趣在认识论重建中的意义，认为解放的兴趣达到了自觉的社会反思批判的层次和高度，是合理理解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的前提。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受到马克思等人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从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中提炼和升华出革命批判的精神，把它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精神，改变了认识论的研究方式和旨趣。我们应该批判地借鉴哈贝马斯的反思批判的认识论，改变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单纯描述性的理解，凸显其反思批判的社会性维度。

【关键词】反思批判  兴趣  解放的认识兴趣  实践

在1968年出版的《认识与兴趣》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建构了认识和兴趣相统一的反思批判的认识论，凸显了解放的认识兴趣在认识论中的意义。尽管他后来转向哲学语用学的研究，但他的认识论对其后来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25年后他在为《认识与兴趣》中译本写的序中所说的，尽管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坚信认识论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但他仍然坚持他在该书中所获取的认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从《认识与兴趣》所做的思考中产生的。美国研究哈贝马斯的专家麦卡锡指出：“与解放的认识兴趣相结合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观念，把我们带到哈贝马斯思想的中心”。[[1]]弗雷明说：“解放的兴趣的思想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继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2]]哈贝马斯的反思批判的认识论深受马克思等人思想的影响，对哈贝马斯的认识论进行考察，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对哲学“反思阶段”的历史回顾

哈贝马斯的反思批判的认识论是针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在当时，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具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科技理性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社会危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实证主义局限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与分析，否认反思批判，是用“知识学取代认识论”的倾向[[3]]，是对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哲学反思阶段的理论退化。然而，这种退化又并非偶然，它同“反思阶段”所具有的缺陷密切相关。这一阶段既使认识论具有了反思批判的维度，又使之潜伏着危机，以至使实证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最终封闭了这一维度。因此，有必要反思这段实证主义的史前史。

康德以前的近代认识论主张知识的绝对可靠性，以此来为自然科学作辩护。在休谟的启发下，康德对寻求绝对可靠知识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发起攻击，认为主体不能把握超验的自在之物。尽管如此，康德相信，主体仍然可以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数学、物理学就是这样的知识。通过考察这些科学知识可能性的条件，就可以反过来推论主体认识能力的一般结构[[4]]。康德由此提出了先验逻辑，使认识论的研究由关注客体转向反思主体。这样，认识论就有了其特定的维度——主体自我反思批判的维度，从而开启了认识论研究的反思批判阶段。然而，康德的认识论却是圆圈式的。正如黑格尔曾指出的，康德主张主体在认识之前先要了解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对认识能力的了解本身已经是认识了。康德把时空观念、知性范畴作为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作为认识可能性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这种前提假定具有独断的、非反思的性质，是“建立在非反思的假定基础上的认识论的绝对主义”[[5]]。反思的认识以非反思的认识为开端，这是康德陷入的圆圈。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从先决条件出发的认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这个圆圈。如果认识论让批判首先同先决条件相联系，即让假定发挥作用，这就违背了认识论的彻底批判精神。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下述批判是有说服力的。首先，康德的知性范畴等是规范科学的概念。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使得康德把物理学作为知识的典范和楷模，把物理学的范畴作为可靠的知识范畴，作为“原型知识”。在康德那里，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变为科学知识可能性的问题。这不仅没有达到哲学思维所应有的抽象程度，而且潜伏着使哲学认识论滑向科学论的危机。知性范畴作为认识的工具只能用于批判，不能进行自我批判，这就中止了认识的反思性，是反思不彻底的表现。其次，康德把主体理解为既定的、成熟的主体，不懂得主体是处于自我生成和自我认识的历史过程中的，不懂得对这一过程加以反思。再次，康德的认识论最终是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互分离为前提的，是以作为自我意识的自我与作为自由意志的自我的对立为前提的。由于排除了实践理性，排除了自由意志，因此，康德的认识论是脱离生活实践、取消认识的自由解放性的理论，反思变为纯粹理性的静观活动[[6]]。

为了破解康德认识论的圆圈，黑格尔对康德的前提假设提出质疑。黑格尔认为，认识论是自觉的思维，不能设定自发的、非反思的前提。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同时是自我行动和自我认识的主体，它能够在自我建构的行动中抽身而出，反观自身，形成自我意识，达到主体和客体（实体）的同一。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是包含着差别和矛盾的同一，是矛盾不断显现和不断克服的过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主客体混沌不分、相互同一的自然意识为开端，不断显现主客体的对立，又不断通过反思而实现主客体的同一，直至达到主客体完全同一的绝对知识。意识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起初总以为是真的，后来通过意识的省悟和反思，才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虚假性，于是，意识就否定和超越当下阶段，转换到下一发展阶段。对意识的这种不断转换的考察，即是经验的反思[[7]]。如果把处于一定阶段上的意识固定化，认为它确定无疑，意识就会陷入对自身局限性的无意识，陷入独断论。黑格尔认为，反思不是静态的、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对意识诸阶段的不断反思，才能超越独断论。意识的发展过程即是不断超越独断论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象学的经验并非一下子就超过了独断论，而是经历了这样一些阶段：把显现出来的意识的阶段看作反思阶段。”[[8]]在黑格尔看来，意识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都是主体在更深层次和更高阶梯上的自我实现，都是对思想和行为教条的解构。哈贝马斯说：“这种反思活动在任何阶段上既是针对世界观的教义的，又是针对生活方式的教义的”[[9]]。

黑格尔把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意识视作显现的、现象性的意识，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些意识的反思和扬弃，才能达到真正科学的知识。在黑格尔那里，包括数学和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都被理解为显现的、狭隘的、有待进一步扬弃的意识。这样，自然科学作为认识的一种可能形式就被否定了。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在康德之后，自然科学在哲学上没有得到认真的理解。这样，在缺少对科学知识进行哲学反思的地方，认识批判就只好留给实证主义的知识学。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真正科学”的哲学体系，剥夺了科学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而自然科学不依赖于哲学独自发展和进步的事实，则戳穿了黑格尔哲学的幻想，为实证主义借机取消哲学反思开了方便之门[[10]]。

黑格尔用经验反思代替康德的先验哲学，这对于摆脱认识论研究的圆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黑格尔却又在为圆圈作论证。《精神现象学》的经验反思过程是主体在进入逻辑学之前的自我认识，是使逻辑学这种科学的理性思维成为可能的前提。这表明，黑格尔的经验反思与康德主张主体在认识之前先要了解自身的认识能力一样，也是圆圈式的自我了解的结构[[11]]。黑格尔的经验反思是以主客体自在同一的自然意识为开端的，这种同一哲学也未能把反思批判进行到底。而且，《精神现象学》还带有某种半心半意的性质。在黑格尔看来，虽然绝对知识是经过现象学的经验反思过程而达到的必然结果，但是，绝对知识的绝对性本性表明，它无需依赖于精神现象学经验反思过程的论证，严格说来也不能由此给以论证[[12]]。这样，就削弱了以论证绝对知识为目的的经验反思的认识论意义，使认识论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为实证主义用知识学取代认识论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把主体理解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而生存的生命性存在，把黑格尔对意识发展史的考察变为对物质生产实践发展史的考察，克服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弊端，发掘出隐藏在其中的往往是“‘远远胜过黑格尔的观点’的批判要素”[[13]]。但是，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仅仅把实践理解为劳动这种人支配自然的技术活动，忽略了主体间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维度。哈贝马斯提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不同于劳动的主客体关系，前者是主体间的对话活动，后者是主体工具性的独白式行为。由于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劳动，理解为人用劳动工具对物质材料的综合，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综合不再是思维活动，而是变为物质生产活动。在劳动范围内，“反思知识变成生产知识”，“凝结为技术的对自然界的认识”[[14]]。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阶级对抗的辩证法是一种反思活动，它不同于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 [[15]]马克思却并未将它们区分开来，从而混淆了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用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寻求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这就肢解了认识论，为实证主义提供了有利的理论背景。

实证主义拒绝自我反思的要求，只对经验事实进行客观分析与描述。在实证主义看来，理论是自足的，是与主体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相脱离的。由于“认识着的主体[人]不再是坐标系”[[16]]，由于取消了对主体的社会生活的反思，实证主义对扭曲的社会现实只能持非批判的态度。因此，实证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虽然不赞同实证主义，但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皮尔士和狄尔泰分别探讨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逻辑，但他们所说的逻辑是描述科学进步的逻辑，而不是反思批判的逻辑。[[17]]为了反对哲学认识论向知识学的退化，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批判地继承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反思传统，把认识论的反思进程继续推进下去。

 

二、认识的兴趣指向

哈贝马斯在吸取康德的三大批判思想、黑格尔的经验反思思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等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兴趣为基础、兴趣和认识交互作用的反思批判的认识论。哈贝马斯把“兴趣”范畴引入认识论，指明理论是非自足的，是通过兴趣的中介而与生活实践相联系的。人通过生活实践而生存的特点决定了人总要有认识兴趣，有对自身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旨趣。这种基于生活实践的认识兴趣，是认识的先导和基本指向。

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是人类学的认识论，他用“在文化条件下自我再生产的类，即在形成过程中自己创造自己的类，取代了先验主体”[[18]]。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是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来保存自己的生命的，劳动和相互作用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积累活动，是包含着学习和理解过程的，是蕴涵着兴趣的因素的。兴趣就是指“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和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的基本导向”[[19]]。哈贝马斯把兴趣与人类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而生存的社会存在方式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兴趣以人类的实践性社会生存为目的，这就阐明了兴趣的社会性特性，就同对兴趣的客观主义和心理主义的理解划清了界限。

与人类再生产的文化条件——劳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的认识兴趣，不是追求直接的经验需求，不是指向能够满足需求的外部对象。人的自我生存的兴趣不同于动物本能式的自保，人类再生产的特殊方式决定了人类不仅要追求直接经验需求的满足，而且会生成对自身生存活动进行反思的需求。认识兴趣即是探索人类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问题的导向，是试图解决问题、指向美好生活的理性旨趣。它为认识提供价值指向和驱动力，是根本的方法论。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认识问题才有可能产生，才能使寻求问题答案的认识活动成为可能 [[20]]。因此，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兴趣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条件。哈贝马斯说：“认识的兴趣基础影响着认识自身的可能性。” [[21]]这表明了认识兴趣的先验性。但是，认识兴趣又不是纯粹先验的，而是具有“准先验”的性质。具体而言，兴趣的“准先验性”在于：第一，兴趣是由人类维持生存的生活实践唤起的，生活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兴趣也就只是一定实践发展阶段上的超验性指向，是受到既定的文化条件制约的生活导向。第二，兴趣是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不断提出新的反思批判要求的过程，是不断为认识奠基的过程。第三，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有限的经验主体，“这种经验的主体同时也是类的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的一种产物” [[22]]。这也决定了主体的兴趣具有“准先验”的性质。

认识兴趣包括技术的、实践的和解放的三种类型，技术的认识兴趣使经验——分析性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实践的认识兴趣使历史——解释性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解放的认识兴趣使社会批判性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哈贝马斯的兴趣的三分法使认识范围扩大，认识领域增多，克服了实证主义研究的单面化、唯科学化缺陷。

哈贝马斯把技术兴趣作为人类基本的认识兴趣之一，这就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科学理性和人文价值失衡的问题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节制的膨胀和扩张。人的科学技术活动面对的是自然，具有独白性，即使有语言的介入，也是独白式的语言。譬如，“在推论中，只能想，不能进行对话。” [[23]]这种独白式活动的兴趣具有独自膨胀和扩张的趋向，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成为“病态的兴趣”，成为统治人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技术兴趣作为唯一的兴趣，把技术兴趣曲解为只是对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的兴趣，而不懂得从人类生活自我反思的维度理解技术兴趣，不懂得其他兴趣对技术兴趣的制约和限定。

实践的认识兴趣是主体间进行语言交往的兴趣，它产生于主体间通过对话而相互理解的交往实践。历史解释学主要阐释的是这种兴趣。这种兴趣的提出，对于克服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认识形式的实证主义的偏失，对于促使认识论研究关注主体间的语言交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却包含着生活与科学的矛盾。狄尔泰在坚持理解的生活性的同时，又受到科学化倾向的影响。他一方面强调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它以主体间通过语言交往达到对生活的自我理解为特征；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理解的移情模式”[[24]]。他只是把科学的认识对象改为对方，把经验的观察改为经验的体验，认为它们之间是等值的。这样，解释学就成为直接关注知识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成功运用的学说。实际上，精神科学应该是指向超验结构的，是以实现主体间相互承认、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为目标的，是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批判。由于狄尔泰只停留在对语言性实践交往的描述上，对扭曲的交往关系持认同态度，因而他不能帮助人们认清社会交往扭曲的现实，不能指出克服扭曲交往关系的途径。哈贝马斯批判道：“历史主义已经成了精神科学的实证主义。”[[25]]

由于存在着技术统治和人们交往关系扭曲的社会弊端，由于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被歪曲，人类就会产生从扭曲的关系和扭曲的理解中摆脱出来、解放出来的兴趣。各种批判的社会科学就是建立在解放的认识兴趣基础之上的。

 

三、解放的兴趣在认识论重建中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是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自我反思的理论，而“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26]]。解放的兴趣是引导主体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反身自问、对原有的思想观念进行反思批判的力量，正是在它的指导下，主体的认识活动才成为自我反思的活动。因此，解放的兴趣在认识论重建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可以说，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就是以解放的认识兴趣为标志的，就是以社会性反思批判为特点的。哈贝马斯强调，他所要重建的认识论是社会性的认识论，只有这样的认识论才能把反思批判贯彻到底。他断言：“彻底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27]]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生存的既定文化条件是有限定的，甚至是扭曲的、病态的，处在这种条件下的人类必然会产生对限定性条件进行反思和超越的需求，产生从这些限定中解放出来的兴趣。解放的认识兴趣就是对病态社会制度进行反思批判的旨趣，它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哈贝马斯说：“随着病症产生的消除病症的兴趣，在社会系统中也就直接表现为对启蒙的兴趣。”[[28]]解放的兴趣作为从生活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思生活中的问题的兴趣，具有特定的否定特性、批判特性，是对人类“从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中解放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29]]。它“导致深刻的类的历史经验的重建”，“导致自我反思的新阶段的出现”[[30]]。解放的兴趣是合理生活的导向，它对于人类自觉反思和规范自己的活动，使人的生存和发展趋于全面和谐，具有根本的意义。这表明，解放的认识兴趣是独立自主的兴趣，在它的指导下的认识是解放的运动，是独立自主意识的确立。作为认识的基础，解放的兴趣先于认识，它引发和指导认识，使认识具有反思批判性；而解放的兴趣又借助于认识的力量来贯彻和实现反思。这表明，认识和兴趣是相互交叉的[[31]]。

解放的兴趣依赖于技术的和实践的兴趣，以它们的存在为条件，但解放的兴趣又是对它们的扬弃和辩证综合，达到了自觉的社会反思批判的层次和高度。解放的兴趣促使主体既批判地对待技术的兴趣，又批判地审视实践的兴趣，使之受到合理的约束和制约。他说：“自我反思即使不能扬弃兴趣，但能够使兴趣得到某种程度的收敛。”[[32]]只有同解放的兴趣相联系，其他两种兴趣才能避免受到客观主义或心理主义的误解，合理地发挥作用。因此，理解解放的认识兴趣是合理理解其他两种兴趣的前提。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的和实践的认识兴趣作为指导认识的兴趣，只有同理性反思的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相联系，这就是说，在不受心理化或现代客观主义影响的情况下，才能不被误解。”[[33]]哈贝马斯认为，要彻底贯彻解放的兴趣，首先要在生活实践总体的基础上，即在劳动和相互作用综合统一结构的基础上理解兴趣、理解认识。此外，还应建立主体间自由对话的“现实的、解放了的社会” [[34]]。这蕴涵着他后来提出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思想。

哈贝马斯重建认识论的尝试，对于批判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对于批判实证主义等唯科学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也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哈贝马斯没有摆脱传统“意识哲学”的范式。哈贝马斯虽然提出了主体间实践交往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摆脱传统“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主客体二元分立范式的影响，以至“掩盖了甚至堵塞了把握交往行为固有的主体间对话特性的道路。即使‘主体间性’的表达也带有主体哲学的重负”[[35]]。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他后来就转向了语言交往理论的研究。其次，哈贝马斯把对虚假意识的反思和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反思这两种反思混为一谈[[36]]。哈贝马斯强调对虚假意识的反思，这是颇有理论价值的，但是，他又把反思理解为对认识的主观条件的反思。哈贝马斯虽然不赞同康德式的先天认识条件的思想，但在他看来，认识论作为对人的认识进行反思的理论，不能不涉及认识客观性的主观条件问题。如果离开对主观条件的反思，就不成其为认识论了。这仍然受到唯理智主义的认识论传统的影响，这也是他认为马克思最终肢解了认识论的原因。尽管他把作为认识条件的兴趣同劳动和相互作用联系了起来，但是，他把兴趣这种主观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基础，把主体间的实践交往局限于符号性、精神性交往的层面，这也削弱了客观的生活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哈贝马斯后来对上述两种反思作了区分，并通过改造把它们运用于语言哲学的研究，提出了普遍语用学和社会行动理论。前者是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的理论，后者是对系统扭曲的语言交往的批判。第三，哈贝马斯所理解的反思批判是囿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是通过对扭曲的精神交往的批判，向往理想的社会交往。这种不触及社会根本制度的批判，具有乌托邦的色彩。

 

四、认识与兴趣思想的几点启示

作为重建认识论的尝试，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思想借鉴了马克思的有关思想。深入探讨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要突破以自然科学为范型的认识论模式。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的三分法，力图超越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偏狭的认识论模式，把以技术兴趣为指导的自然科学作为人类认识的形式之一，并且在与其他兴趣的联系中，特别是在与解放兴趣的联系中予以理解，建构涵盖自然科学、历史解释科学和社会批判科学相统一的认识论框架，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启发意义。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的认识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对象，这受到哲学史上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认识论的影响。我们应该克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存在的以自然科学为范型的理论缺陷，拓宽认识论的视阈，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种认识形式提供认识论基础，为合理发挥科技理性的作用，合理处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和谐发展，提供认识论的指导。

第二，要立足于人的实践性社会存在方式理解认识。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是与其社会批判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认识论的重建，既是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认识论的论证，同时，也把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贯注到认识论之中，使认识论成为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相联系的理论，成为社会性的理论。哈贝马斯承认，他的这一思想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我们应该突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社会历史观两分的研究方式，把人的实践性社会存在方式同人的认识统一起来加以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对作为认识基础的实践的非历史的、抽象一般化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不仅承认一般意义上的实践，而且强调人的现实实践总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实践。为了无产阶级争得解放的斗争，马克思非常关注阶级社会的实践，特别是关注资本主义时代的实践。马克思并不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混淆了阶级斗争的反思综合与技术性的劳动综合的界限，把前者归结为后者，而是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实践所采取的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形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发达的社会分工和交换使实践、劳动以异化的、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致容易使人们误把社会的现象形态当作本质，陷入表面化、抽象化、神秘化的幻觉。马克思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理论认识回归于现实的生活实践，揭示各种理论认识的现实实践基础。即使是神秘的认识，也“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7]]。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认识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生活实践中的问题，只有把认识同改造世界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澄清思想认识，认清认识发展的正确方向，使认识成为解决实践中问题的思想先导，成为关于实践发展的可能性的知识；才能提高人的实践性生存和发展的理智化、自觉化程度，使之趋于全面、合理。

第三，要坚持认识论的反思批判方法。哈贝马斯把反思作为他的认识论的方法论，反思是“后思”，是对人类历史经验的自我反省。哈贝马斯承认，他的经验反思方法是对黑格尔“经验反思模式”的批判继承。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抓住了人的劳动的本质，把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建构理解为一个经验反思和劳作的过程。这样，黑格尔就把人类精神发展的过程同人类通过劳动、实践而自我形成的过程统一了起来，但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颠倒的形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经验反思方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8]]是实践决定观念而不是相反。在文明时代，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自我反思往往借助于人类思想史的材料进行，因此，从表现形式上看，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对意识的意识。这表现为主体间对话、辩论、批判的过程。过去，我们在对人的认识进行描述的框架内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无论怎样强调认识的主体选择、建构，都难以同消极反映论划清界限。其实，认识能动性的最突出表现是“祛弊”，是要通过对话、辩论、批判等主体间的认识交往活动，为发现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不仅存在着描述性、解释性的认识论路向，而且存在着批判偏见、虚假意识的路向。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关注到了后一个路向。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就是试图通过对话把人们从各种偏见和误识中摆脱出来；柏拉图区分了真知和真信，认为真信未必是真知，信以为真往往是偏见。他提出著名的“洞穴说”，认为只有在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人们才能从洞穴阴影的偏见中解脱出来；近代培根的“四假相说”也是主张祛除遮蔽，消除偏见和独断。这种哲学传统被德国古典哲学所继承，发展为反思批判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过去，我们在对马克思认识论思想的理解上，受到非反思认识论传统的影响，主要关注的是描述认识的感性发生、理性发展等问题。哈贝马斯的分析启示我们，应该重视哲学史上批判偏见、虚假意识的路向，理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这种西方哲学传统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同黑格尔“经验反思模式”的渊源关系。需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受到唯理智主义的束缚，只是把批判停留在理论的范围内，实质上，这仍然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打破了唯理智主义的哲学传统，创立了以“改变世界”为特征的新型思维方式[[39]]，在实践基础上把认识与实践联系了起来。本文认为，马克思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所实现的认识论的变革，从根本上讲，就是从实践这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中提炼和升华出了革命批判的精神，把它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精神。马克思对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剖析等，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在马克思看来，立足于现实实践批判意识形态等虚假意识，使人们从各种行为教条和思想偏见中解放出来，是实现认识和实践统一的一个途径，是真理性认识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就是以现实生活实践为基础的认识的现象学反思。我们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批判精神，阐明它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根本方法论意义。

通过考察哈贝马斯反思批判的认识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看到，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反思批判改变了认识论的研究方式和旨趣，实现了认识论的变革。我们要克服对作为认识基础的实践的非历史的、抽象化理解的缺陷，立足于现时代的实践，以新的视角和框架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凸显其反思批判的社会性维度，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人的思想认识的解放作用，对观念创新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思现实、导引实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