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近代的新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嬗代之际，还出现了一种启迪着民族智慧、光大着东方文明的经世致用之学，即为兴邦治国、化民成俗服务的实学思潮。而“舜水学”就是这“实学”思潮中的一个学派。“舜水学”也是相对于“朱子学”（指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学脉）、“阳明学”（指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及其学脉）而言的关于朱舜水学术思想及其学脉的一种称谓。

一、“舜水学”的特点

相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各种学派而言，“舜水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舜水学”，其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特点一，“舜水学”以“实”字标宗。

“舜水学”与“朱子学”主“理”，阳明学主“心”相类似，以“实”为主旨。“舜水学”的“实”主要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元典儒学，即孔孟所谓的“下学功夫”。 朱舜水把这种对国济民生有益的下学功夫，称为“实学”。他认为这种实学的特点，可以用“明白平常”四字标宗。朱舜水曾对安东守约说：“孔孟先儒将现前道理每每说到极微极妙处，一概都说得明明白白平平常常，好象肤浅庸陋，其实这才是精细功夫啊！”这表明，他的“舜水学”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讲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的学问，而是存在于木豆瓦凳、布锦菽粟这些实用的东西之中。

朱舜水常以儒家圣人孔子和颜渊为例，阐明学问不在乎玄妙高远，关键是于日用能事有益。他赞美不离民生日用彝伦之间的“下学功夫”，讥笑吟诗作赋和宋明理学一类的所谓“精微妙理”。朱舜水说：“空梁落燕泥”，工则工矣，但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新则新矣，但对于事理机缘，有什么用处呢？“僧推月下门”，核则核矣，但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呢？朱舜水这种反对脱离社会、鄙弃玄妙高远之言的学风，始终贯彻不渝。他在日本讲学时，许多日本人想要和他讨论宋明理学方面的问题，均遭他婉言谢绝。他在给安东守约的书信中，屡次斥责空谈性命天理而不即事以求理的错误。他拿良工与宋明理学作一比喻：古时候，有位非常巧妙的工匠，能够在棘端雕刻沐猴，耳目口鼻刻得十分想像，连身上的毛发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工艺虽然巧妙，可是对人类社会有什么益处呢？朱舜水通过这个生动的例子，以表明自己的学问在不用时便退藏起来，万一能够大用，就可以使时和年丰、政治还醇、风俗归厚，而绝不像宋儒一般，辨析毫釐，不曾做得一事。这种返诸实事的学风，决定了“舜水学”是一种可望可即、实实在在的学问。正因为“舜水学”内容明白简易，人人皆可在实际中学到，而且不说妙说玄，骛远骛高，而是根植于民生日用彝伦之间，有益于国家社稷，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实”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舜水学”的各个方面，如政治方面的“革新论”，经济方面的“致用论”，哲学方面的“实践论”，史学方面的“尊史论”等。

特点二：“舜水学”以“批”字为要。

“舜水学”以强调实践为主旨，以批判宋明理学为主脉。他上继陈亮，下启颜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唯物、唯实的优良传统，与其同时代的唯物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共开哲学思想一代新风。

（一）以“实理”批“天理”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从11世纪到17世纪，历时七百年之久。宋明理学比中国哲学历史上的经学、玄学、佛学的流行时期都长，因此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自理学形成以后，哲学基本问题由天人关系转化为理与气、道与器的关系问题，这一转化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深化。其中，“天理”（理）范畴成为理学的基本范畴和理学家手中的武器。

朱舜水客身海外，无所顾忌，面对“天理横流”的现实，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为了击碎压在人们头上的天理“华盖”，他以“实理”作为投向“天理”的匕首。

诚然，“实理”这个范畴最早也是由二程提出来的。二程为了将“天理”与佛教华严宗所谓的“理”区别开来，提出了“实理”。朱熹又将二程的“实理”进一步充实，指出：佛教的偏处是虚其理，而理是实理。如果视理为“虚”，那么将会“大本不立”。这就是说如果“虚其理”，便会“无物”、“无理”、“一切皆无”，最终在理论上导致否定本体“理”的实在性。

朱舜水接受了“实理”这一概念，但他思想中的所谓“实理”，其实是指通俗浅易、看得见摸得到、有实际效益的“现前道理”，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具体事物之理，之道。他把这种“实理”规定为“明明白白、平平常常”的“现前道理”，认为“实理”就是孔子所讨论的“日用之能事，下学之功夫”。

朱舜水以“实理”同理学家的“天理”相抗衡，以“实理实学”同理学家的“说玄说妙”之学相对立。他反复告诫弟子：“孔子的学说就如同布帛菽粟，没有什么诡怪离奇之处，不像后来理学家那样使人炫耀而令人羡慕。然而，天下可以没有云霄雾谷，却不能没有布帛；可以没有交梨火枣，却不能没有梁粟。这些虽然是下学功夫，却明白而易晓。”这些话说明朱舜水一再印证和强调的是“实理”不脱离实际事物，是实实在在的。他以此对理学家所谓的不依赖于物质世界而独立永恒存在的“天理”的批评。

（二）以“学知”批“良知”

朱舜水与王阴阳同里，燃征相炤，鸣鸡相闻。对于王阳明的“事功”，他是赞赏的，但对其“良知”说则持批评态度。朱舜水明确指出：王阳明讲“良知”，创书院，天下翕然有道学之名；然高视阔步，优孟衣冠，是其病。他也常对他的日本学生说：陆象山、王阳明之非，自然可见。不论中国还是贵国，皆不当以之为法。他自己也声明：仆非宗阳明也。

与王阳明的“良知”说相对立，朱舜水提出了“学知”范畴，即后天的学习与践履，亦是“日用之能事”，“下学之功夫”。他强调的是后天个人主观的努力和环境对人的影响。他重视的是实际的学习和亲身体验。基于这种“学知”论，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面，他批评了王阳明的“良知”（即生而知之的“生知”）说。朱舜水说：生知之资，自文王、周公而后，惟有孔子和颜渊具有。但孔子却说：“我不是生而知之者，我是好古敏求者”。孔子还常常说：“学而不厌”，“下学上达”等。颜渊可称其为“闻一知十”的人，可他却强调“亟道之从学来”。孔子和颜渊都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都强调学而知之的重要性。为此，朱舜水强调指出：“道之至极者不在生之安行，而偏在于学知利行”。认识的来源，知识的获得，不在于“生知”，而出于“学知”。只有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行，才能获得真理。

进而，朱舜水尖锐指出，阳明学的“良知”说“染于佛氏”。这就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良知”说的思想根源。朱舜水指出：王阳明固染于佛氏，专主良知，与朱子相水火，但又以伪学为累。这是说，他深刻指出王阳明的“良知”说吸收了佛教“万法唯心”的理论，故而称其为“以伪学为累”，并斥责熏染上佛法的“良知”说是“三脚猫”，是应该摒弃的，唯有“学知”才是圣人真传，才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王阳明从他的“良知”说出发，提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固然起到了反对偶像崇拜、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但他的本旨却是强调“良知”的光验性。朱舜水也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民皆尧舜”是他在日本施教的愿望。但他认为成圣的原因不在于“生知”、 “良知”，而是由于后天的学习和个人主观的努力。朱舜水认为尧舜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因此，人人可以为之。条件就是发挥自己的主观努力，通过学而知之的途径，就可以有所为，就可以成为圣人。这就否定了一切圣人生知的说法，批评了王阳明的先验良知说。

（三）以“实行”批“安行”

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朱舜水十分强调“行”的作用，提出了“实行”范畴。“实行”的意蕴即为“实历”、“践履”、“重行”等。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从“实行”角度，对宋明理学家的“安行”说进行了批评。所谓“安行”，就是“轻行”、“离行”、“免行”、“苟行”。宋明理学家，不管是程朱道学家还是陆王心学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排斥实践，不和客观事物相接触，沉湎于主观臆想或泛然讲说。这种认识反映在知行观上，就是脱离行、轻视行、混淆行的“安行”说。

朱舜水从“实行”观点出发，反对程朱将“知”与“行”相割裂的观点，反对离开“行”去谈论所谓“知”或“学”。他说：兼致知力行，方是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这是说，他所说的学和习，既不是指单纯的读书作文，也不是指单纯的行，而是包含“知”与“行”两方面在内。朱舜水认为，认识与实践、致知与力行是不能分开的，所谓学，就是二者的结合。基于这种思想，他批评朱熹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及治国平天下的格物致知说，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事物之理则是无穷的。

尽事物之理（知）以后，再去治国平天下（行）是不现实的。因此，朱舜水主张“随时格物致知，尤为近之”。认识（知）与实践（行）本来是统一的，离开行就没有正确的知，更谈不到知对行的指导。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承认知以行为基础，行是知的来源。这种知行统一观是与程朱的“知先行后”说相对峙的。

朱舜水的“学贵实行”的观点是深刻的，宝贵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重视各种实用科学，而他本人亦是一位精通多种技能的实行者。

特点三，“舜水学”以“外”字显名

朱舜水生前在本国沉寂无闻，但在外国日本却声光焕著，名声显赫。“舜水学”的基本内容是在国外日本形成的。同样，“舜水学”的直接价值也是在日本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来的。“舜水学”是朱舜水在与其域外日本学生的讲述、交流、释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其文字内容被其日本弟子整理出版。

朱舜水在日本的学生很多，其直接后继传人有：

德川光国：为水户藩第二世藩主。当光国听说明遗臣朱舜水耻食清粟，乞援于日本之事时，重金聘请舜水至水户，待为宾师，亲执弟子礼。光国虚心向舜水请教，受其影响甚深。

在朱舜水以仁义治天下的大同思想影响下，光国以儒家仁学思想广施天下，关心民瘼疾苦，严禁府下骄侈，仁恕御众，使国人皆乐为其用，成一代名主。

在朱舜水“尊王一统”史学思想影响下，德川光国正名分、倡尊王，尽心修史，以兴千古之废典，开日本史学一代新风。

朱舜水谢世后，德川光国叹息不己。在茨城县久慈郡太田町瑞龙山麓的德川墓地，为舜水下葬、建碑，并亲题“明徵君朱子墓”，备礼祭之。以后，每逢舜水忌日，必亲举祭礼。光国又命水户儒臣收辑舜水遗文三十卷，题“门人源光国辑”。这就是《水户本》。籍此书，舜水思想得以流传于世。

安东守约：世为柳川藩儒官。自公元1659年始，安东守约就与朱舜水互通书信，后奉舜水为师。舜水书“知己”二字赠与守约。从学脉上讲，安东守约是朱舜水的亲授嫡传。无论在学风、学旨，还是在学术思想上，他都禀受舜水学。由此被世人称为“关西大儒”。他的主要著作《省庵先生遗集》十二卷等，贯穿了舜水学的基本精神。

安积觉：从十三岁始，便奉父命拜朱舜水为师。他们朝夕相处，形同父子。在舜水的精心培育下，安积觉博学能文，而尤其擅长史学。后入彰考馆，充任《大日本史》的编修总裁。他以朱舜水纯忠尊王、大义名分的理论思想为《大日本史》的指导精神，使舜水思想浸注其中。由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使安积觉名振四方。此时安积觉总是说：“幼师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见他对恩师的怀顷之情。

在日本国天理大学图书馆珍藏着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即安积觉写的《逐日功课自实簿》，也就是朱舜水教导他每日所读的书目记录。

而朱舜水在这部《逐日功课自实簿》的扉面，亲笔题辞说：“学者用功须是渐进而不己，日计则不足，岁记则有余。若一暴十寒，进锐退速皆非学也。今为尔严立课题，自非疾病及不得巳礼际应酬之外，须逐日登记。朔望则温习前书，为令成诵，若其中无故旷废亦于朔望之次日稽考笞责，名曰逐日功课自实簿。每晚送簿填注，毋违毋忘。”从中可以看到朱舜水的殷殷教诲和期待。

朱舜水去世后，安积觉先后撰写了《舜水先生行实》等八篇悼念文章，翔实记述了朱舜水在日本的学术生涯和活动行踪，成为今人研究朱舜水的宝贵资料。

前田纲记：加贺金泽藩主光高之子。前田纲纪因慕朱舜水之名，拜舜水为师。在朱舜水的教导下，儒学造诣颇深。他升任加贺藩主后，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厘革制度宪章，兴勤俭之风，又表彰南朝忠烈事迹，谋求朝典礼仪的保存。舜水去世后，前田纲纪命本藩儒臣源刚伯编辑舜水著作，为《明朱徵君集》十卷，世称为《加贺本》。

源刚伯：为加州儒臣。公元1675年（延宝三年），受加贺藩主之命，从朱舜水受业，深得舜水学真谛。舜水去世后，又奉命搜集、整理舜水著作。在源刚伯的精心编辑下，成《明朱徵君集》十卷，后被收入明治末年稻叶君山博士的《稻叶本》中。舜水遗著能够保留至今，有源刚伯一份功劳。

今井弘济：十四岁时受德川光国之命，从朱舜水学。在舜水的苦心教育下，弘济学术日进，慷慨有奇气。今井弘济将平日从朱舜水处“所闻事物名称”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记录，后与舜水另一子弟人见传的所闻所见记录，合于一辑，题名为《朱氏舜水谈绮》，流传于世。

人见传：数从朱舜水游，得朱舜水经学嫡传，喜读《易》，善治经。人见传虽身处要职，但未尝一日不读书，抄纂寻绎，更是至老不倦。为此，朱舜水称其纯笃，期以老成。人见传将从舜水那里学到的“简牍素牋之式，深衣幅巾之制，丧祭之礼”等翔实记载与今井弘济的记录放在一起，这就是今人看到的《朱氏舜水谈绮》。其印本于公元1708年由书林茨城多左卫门寿梓、神京书铺柳枝轩茨城方道藏版所刻。全书计上、中、下三卷，分装元、亨、利、贞四册。《朱氏舜水淡绮》是研究朱舜水思想的一部珍贵的资料。

奥村庸礼：金泽藩国老，历仕前田利常、光高、纲纪三世。他壮年时好禅学，受教舜水门下后，以禅为妄，翻然改图。奥村庸礼继承了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以躬行实践为求学之要。他身生巨室，担负重任，机务之暇，笃学力行，朝野皆服其德。庸礼不仅自己拜舜水为师，还令其子也赴江户受学于舜水，并将“舜水学”视为家学。

朱舜水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绵延悠久，至使今人不能忘却。

二、“舜水学”的价值

“舜水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日本，“舜水学”促使了日本文运的转机；在中国，“舜水学”催化了中国社会的革新。

朱舜水是日本学术思想由迷津佛教、崇尚心性的朱子学，转向以经世治民、不务空谈为主旨的日本实学的促使者。

为了给禅风溺人、宋学嘘人的日本学术界注入一股讲究实学、倡导实践、注重实行、追求实功的清新学风，朱舜水积极反佛排佛。

朱舜水初到日本时，深感“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这是说，在日本学术界乃至日本社会，到处弥漫着佛风、佛气，几乎要将人溺死了。对此，朱舜水在给独立和尚的信中说道：“东武户口百万，而名为儒者仅七、八十人，加以妇女则两万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欲望儒教之兴，不几龟毛兔角乎？乃欲以此辟佛，是以蚊撼山也”。朱舜水认为在日本信佛的人太多了，以兴儒排佛，如同以蚊撼山般的难。可见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反佛是极端艰辛的。但朱舜水力辟草莱，决心兴儒辟佛。一方面，他指出释氏以空疏之理害人的弊端，同时揭露佛教用荒唐却易懂、空疏而近理的语言佯诱人心的实质；另一方面，他积极创办学校，努力宣讲儒学。他在为大村因幡守纯长作的《座右箴》中写道：“贵国近世无真儒，故使异端邪说日新月盛。然台下欲学圣人之道，欲以圣人之道驱除异端邪说也。”在以兴儒排佛思想支配下，朱舜水努力弘扬儒学，教导学生。在朱舜水这种反佛思想的哺育下，德川时期确实出现了一批反佛排佛的思想家。其中最卓越的代表者是日本唯气论的奠基人伊藤仁斋和他的长子伊藤东涯。仁斋父子不信鬼神，又斥卜筮之说，。他们在其著作《训幼字义》中引述中国梁朝范缜的《神灭论》中的“形骸灭时则神亦灭”和宋代张载的“形溃反原”之说，认为古今鬼神之说，大都如此。在崇佛万分的神国日本，称伊藤仁斋父子的这种无神论思想为思想界之革新思潮，亦非为过。这实在是朱舜水促成日本学术界发生转机的重要历史意义之所在。

与反佛同步，带着对明亡的阵阵隐痛，朱舜水力矫性理学的空虚之弊，使重行尚实蔚为风尚。他向求学问道的日本官员、学者，历数“说玄道妙，言高谈远”的迂腐学风导致明亡的惨痛教训，竭力宣扬治学为国计民生的道理。在朱舜水重实儒学观的习翼下，孵化出了具有偏重经济论（经国济民的理论）和批判性（对脱离实际的性理学的批评）为特征的日本儒学。

朱舜水是德川末期发动倒幕（推翻幕府统治）维新（变革社会）运动的日本水户学派的开山鼻祖。日本水户学派是以水户藩德川家编纂《大日本史》事业为中心而发达起来的。按时代可分水户前期和水户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水户学以德川光国所设彰考馆为中心，发展了水户史学；后期水户学派以德川齐昭所设弘道馆为中心，发展了水户政教学。但无论前期后期，其根本精神都是提倡大义名分、尊王抑藩、尊王（拥护天皇）攘夷（驱逐洋人）。而这些思想都可溯源于朱舜水。

这诚如后藤新平男爵所赞喻的那样：

明季徵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道义则贯心肝，学术则主王业，不得行怀抱于故国，而却传衣钵于我邦。……之瑜既义不帝秦，坚守鲁连之志，遂来蹈东海，得以公（光国）之知遇，乃为与凑川之原告不朽千古之人。况于其纯忠尊王之精神，滂溥郁屈，潜默酝酿，可二百年，而遂发为志士勤王之倡议，一转王政复古，乃至翼成维新之大业，以致国运今日之蔚兴。我之所得于之瑜也固大矣。[1]y

朱舜水还是中国近代社会革新的催化者。

朱舜水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情操是激发中国近代辛亥革命的催化剂。在朱舜水以绝伦逸君的才识、光明俊伟的人格、纯挚和蔼的情感给日本人民以莫大的感化之时，他在中国却鲜为人知。但到了中国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之际，他的思想和学说在中国进步青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朱舜水是明朝末年的民族志士，虽然没有作过明朝的官，却关心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安危，仍忠于明室。为了匡复明室，他曾三赴安南（现越南）、五渡日本、奔走于厦门舟山之间，并不惜向日本乞师复仇。为了表达对明室的忠贞，他誓师不履清土、不食清粟、蹈海全身、亡命于日本，以传播中华文化为职志。在日本期间，他始终蓄明发、着大明衣冠。七十一岁时，自己用桧木作好棺木，叮嘱门人：逆虏不亡，满族不出 关，灵柩不可运回故国。他不但自己忠贞守节，还教导他的子孙不要作清室官吏。由此可见他对明王朝的怀恋之情。

朱舜水的这种强烈的反清思想像电流一般，触及了清末立志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一代青年人， 尤其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颤。其作用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

夏峰、梨洲、亭林、船山、舜水这些大师，都是才气极倜傥而意志极坚强的人，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族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述”。此外，文集中关于这类的话很多.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十年来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他死后葬在日本。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便是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坟园。这回大震灾，侥幸没有毁掉。听说日本人将我们的避难学生就收容在该校。我想，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当着患难时候，瞻仰这位二百多年前蒙难坚贞的老先生的遗迹，应该受不少的感化吧。

随着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朱舜水的遗著逐渐传入中国。鲁迅说过：“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引起感应。……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逸民的著作，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都翻印了。”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时，时常引用朱舜水的反清言论，做为革命的宣传。

朱舜水强烈的反清言论和思想在清末广大进步青年和人士中引起了共鸣：人人思奋，个个感召，意图推翻清朝，创建民国。这便是舜水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价值。

【注释】

[1] 《朱舜水全集序》，《朱舜水集》附录四，第796页。

（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