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主体性。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能动过程，而不是像自然界物质运动那样的纯粹客观的过程。实践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它的能动性、自觉性、选择性、创造性以及社会性和历史性上。深入地研究实践的这些主体性表现，对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实践和正确进行实践活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实践的能动性

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能动性。所谓能动性(dynamic role，activity)，就是指活动性、积极性、主动性之意，它与静止性、静态性(static)形成对照，是静止性、静态性的反面。实践既是人的一种活动，当然具有能动性。无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还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中，是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还是在各种专业的实践中，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还是在精神生产实践、社会教育和管理实践中，人们都是在进行积极的活动，从而表现出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例如在生产劳动中，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它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1]

人的需要是实践发生的直接动力，是实践能动性的内在的根源。人们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成为理想的意图。为了把这些理想的意图化为现实，就必须把它付诸实践。人们正是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解决了自己的各种需要的满足问题的。整个实践过程，是由人们的需要所推动、为达一定目的而使用相应工具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过程。

实践活动的结果证实了它的能动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一般是对象世界的改变，它证明了人以自己的实践改变了世界。从整个人类实践的结果看，是大片土地的开垦，作物的栽培，矿山的开发，金属的冶炼，机器的制造，屋宇的修建，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飞机的飞行，电话电报的出现，电脑的发明，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类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了对象世界。不仅如此，人在能动地改造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能动地改造了主观世界，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产生了许多思想、理论、观念、语言，练就了新的品格、性格，从而把人同动物的生活鲜明地区别了开来，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人就愈益同动物相脱离。总之，实践不仅使客观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人的主观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整个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充分证明了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费尔巴哈，就是因为他缺少实践的观点，因而看不到人的能动作用，或者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庸俗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把握，而不了解实践的能动改造世界的作用。费尔巴哈从纯粹的唯物主义出发，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抽象的思想，这是他比唯心主义高明的地方。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看不到人并不仅仅是感性的对象，而是同时在进行实实在在的感性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感性活动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在费尔巴哈看来，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永远也不会变化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不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不是人们连续不断的、世世代代的感性活动的结果，因而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他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脱离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与旧唯物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唯心主义却重视和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但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只是脱离实际的单纯思想上的能动性，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能动性。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性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赋予它以实在的和感性的特质，这就是实践的能动性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种思想认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能动的实践。比如，当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当洪水肆虐威胁着人身和财产安全时，当腐败分子大量侵吞人民的血汗、中饱私囊时，当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肆意践踏弱小国家的主权和人权时，从马克思的实践的能动性思想出发，就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使这些不好的丑恶现象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实际的改造。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通过实践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是实践活动的扩大和加深，必将是自然面貌和社会面貌更大、更深刻、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改变。比如，现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限于地球，但已在探索月球和其他更加遥远的星球，将来人类有可能征服地球以外的星球，到那时，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将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

2、实践的自觉性

实践活动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的自觉性。所谓自觉性，就是主体有所认识而主动地去做，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意思。人在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总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手、足等器官同外界保持接触，接受外界的刺激，形成感觉、知觉、思想，以指导自己的行动。人在进行实践活动时，人脑并不是处在休息的状态中，相反，人们的思想在实践中往往更加集中，因为人在实践中通过感觉器官所获取的许多感觉的材料需要人脑加以及时的整理和分析，以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及时给自己的行动器官发出行动指令。实践过程总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所谓目的，也就是人们的实践观念模型，设计的图样，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人们的实践活动，如果能够实现预定的目的，也就是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得到实现。目的是一种实践的、指向外部的意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最高形态。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3]人们的实践总是与目的相关联着的，不管这些目的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人们常说的盲目的实践，并不是说这种实践没有意识、思想的参与，纯粹是无目的地瞎干，而是由于认识不清而目的不明确，目的、计划、方案不合乎客观规律。实际上，人们不可能完全使自己的目的、计划合乎客观规律，因此实践难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是随着实践的加深和情况的熟悉，人们就会不断地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从而引导实践到达成功，

实践活动的有意识性和目的性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能思想的存在物。凡是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实践作为人的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当然地就有意识有目的。人能够知道、了解外界物的存在状况和活动，从而能使自己的活动受到意识的控制。这就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了根本的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 [4]当然，不可否认，动物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有类似于人的目的性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和它的神经系统的发展而相应发展起来的，在哺乳动物那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例如狐狸能够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的知识来躲避它的追猎者，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但是，尽管有意识的活动就其萌芽状态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它毕竟是人类活动所独有的特征。而且人离开动物越远，他的行动就愈益带有有意识性和目的性的特征。这主要归功于人脑。恩格斯说，“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5]人脑和猿脑虽然十分相似，但就大小和完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猿脑。人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愈来愈清醒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是在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的作用下发展的，反过来又推动了劳动和语言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推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脑和意识能力愈益发展，并且现在还在发展。

意识是人脑的功能，它的活动形式就是认识，其本质是对其对象的反映。指导实践活动的意识和目的也是人脑反映的产物。首先是对客观事物的外部现象和联系的反映，产生了关于事物的感觉、知觉和印象，也就是感性认识；然后是对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的反映，产生了关于事物的概念、判断和观点、理论，即理性认识；然后是主体将自己本身方面的情况和需要加上去，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联系和力量对比，定下自己要“干什么、怎样干”的决心，形成目的和计划。由于这是对客体将要出现的情况和主体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反映，因而是超前的反映。例如军事家在作出每—个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计划之前有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6]在这里，“侦察”就是感性的反映、感性认识阶段，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思索”就是理性的反映、理性认识阶段；而根据自己方面的情况和双方关系所作出的“判断”、“决心”、“计划”，就是一种超前的反映和认识，是对将要采取的行动的认识，一般说来，人们的实践意识和目的的形成，大体都要经过感性反映、理性反映、超前反映也即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理性认识这么几个阶段，只不过有时人们不去注意，因而对于自己实践的观念和目的从何而来和怎样产生的问题感到不甚理解罢了。

实践的意识、观念和目的的形成意味着它要直接被用于实践，这是实践的认识同一般的理论认识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一般的理论认识的目的在于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的正确的认识，而实践的认识(包括实践的目的、计划、方案等)的目的在于直接指导实践的进行。所谓指导，就是实践主体将实践的目的、计划、方案这些实践意识存储在头脑中，并对自己的活动保持着控制。如建筑师在建筑房屋开始之前就已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个预先在其头脑中建成的房屋就是他实践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而且一般说来，“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7]不过有时尽管人们表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努力实现其实践的目的，但是仍然不能实现。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原定的目的计划本来就有错误，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是原定的目的计划尽管是符合当时的情况，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因而原定的目的计划就变得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了。有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目的是对的，但是缺少实现目的的手段。在这些情况下，主体都要重新考虑原定的目的和计划、方案，根据客观实际或变化了的情况以及所拥有的手段，对原定的目的和计划加以修正。所以实践的目的和计划作为一个认识过程，不仅存在于目的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目的计划建立之后，不仅存在于开始实行某一目的和计划之前，而且存在于开始实行某一目的和计划之后，直到这一目的实现，某一实践过程结束。这时实践的客体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主体所希望达到的，是主体目的的实现：所以实践的结果作为目的的实现，是智力的物化，或者说是物化的智力。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客观对象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是自觉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主体存在物，是能动的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主体存在物、能动的存在物，所以他的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是人同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是社会发展史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之所在。在自然界中，撇开人对自然的反作用不谈，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意识无目的地进行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人们的行动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着自觉的意图和预定的目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只要有了目的就一定会实现。相反，只有那些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的目的、代表着人类未来的目的才一定会实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一天天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和自己的需要并以这种综合的认识来指导和调节自己的实践活动的历史。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发展，将来人们实践的结果和预定的实践目的将愈益符合。这时，人们将更加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真正进入主体性和自由的王国。这样的时代肯定会到来的。

3、实践的选择性

选择是从多种可能性中作出的某种挑选，其前提是多种可能性的存在。选择有自然选择和人为选择。自然选择是指生物在自然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现象。达尔文首先指出，生物体在自然条件影响下发生变异，对生存有利的变异逐渐积累加强，不利的变异逐渐被淘汰，结果形成了有高度适应性的多种多样的生物。显然这种选择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因此它不能算是一种主体性的表现。作为主体性表现的选择是人为的选择，有意识的选择，它是人作为主体根据客观的可能和主体的需要，通过比较、反复的认识过程而作出的选择：它贯穿在人的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在实践活动中。

实践活动本身的决定是主体选择的结果。主体是决定干这事还是干那事，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那个目标，这是由主体从一系列可能性中作出的挑选。决定的作出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在一开始的感性认识中就已有了选择，因为主体面对复杂多样的现象世界时，只能挑选与他所注意的问题有关的现象。在理性认识阶段，主体要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对形成的多种意见和结论作出正确的、符合客观事实的选择。如在抗战中，有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三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双方基本特点的分析，选择了持久战，摒弃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意见。人们在作决策时，往往都有好几种方案，最后拿出的方案通常是从好几种方案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还贯穿着价值选择、道德选择和审美选择。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选择那些最有价值、最高尚、最美好的活动和事业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马克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8]一般说来，人们对于他们自己所要从事的实践活动，即实践目标的确定，都是根据客观的可能和主体的需要，按照真、善、美的要求，从多种可能的方案中挑选出来的。这正是人比其他生物优越的地方。动物的活动是自然本身给它规定的，而动物也就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其他更好的活动方式的存在。人则能选择他自认为适合的活动，从而人类的活动就日益多样化，同时自身也日益发展起来。

实践活动的选择性还表现在对实践客体的选择上。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由无限多的客体所组成的世界。人们进行实践活动时，不可能与所有的客体发生现实的实践关系，而只能选择某一或某些客体作为自己实践的客体。一般说，随着实践活动本身的确定，也就大体上选择了相应的实践客体。但是由于相应的实践客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因而就任何一个具体的实践活动而言，人们不仅要确定地选择与其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本身相应的实践客体，而且要选择这一客体中与一定的具体任务相联系的某一或某些部分，作为具体的实践客体。由于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要随着情况的变化，选择新的相应的客体或其部分、方面。农业生产中对某些有优越自然条件、适合某种植物生长的地方的选择，工业中对贫矿和富矿的选择，战争中对有利地形地物的选择，物理学家对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考察地点的选择，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时对当时英国这个典型的选择，作家在写作实践中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选择，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具体的实践客体即对象的选择。它们对实践的成功或效率影响甚大。中国民主革命初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问题就在于，那时“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9]教条主义者“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10]由此可见，具体地选择实践的客体即对象，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实践客体的选择取决于实践活动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取决于客体、对象本身的性质和主体能力(包括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人们总是根据所要从事的活动的性质，根据一定的客体所具有的性质和主体自身的能力，具体地选择实践的客体。困难在于，当人们对实践活动的性质、所要达到目的认识不清，对客体的性质认识不清，以及对自己本身的能力认识不清时，就很难对实践的客体作出正确的选择。而且，由于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人们的认识不能跟着推移和发展，也会对实践客体作出错误的选择。这些表明，对实践客体的选择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多方面的认识过程，只有认识搞对了，才能对实践客体作出正确的选择。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对于实践的主体，也有个选择的问题。总的说，实践的主体是整个人类，这是唯一的，不存在选择问题。就某个人来说，他是其一系列实践活动和客体的主体，这也是唯一的，不存在选择问题。但对于群体主体也即共体主体、集体主体来说，当一定的事情确定之后，由谁去担当起此项任务，这里就有个主体的选择问题了。当然，从选派和被选派的角度来说，选派者是真正的主体，被选派的人不过是客体。但是就一定的实践任务是由被选派的人来承担、来执行这个角度说，被选派的人则成了真正的实践主体，而选派者作为实践主体则是名义上的了。当一项生产任务、工程确定之后，由哪些人或哪个单位去承担；当一项战斗任务如攻城任务确定之后，由哪些人或哪个部队去执行；当一项研究课题确定之后，由谁或由哪些人去从事这项研究，如此等等，都有个实践主体的选择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定的事情、任务确定之后，选择适当的人去承担，往往成为事情成功与否的关键。《三国演义》上讲的诸葛亮命参军马谡守咽喉要道街亭终由于马谡拒谏而导致街亭失守蜀军败退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说明知人善用的重要。毛泽东曾说，领导者的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这里出主意，就包括对实践任务和客体的选择，而用干部，则是对实践主体的选择。实践任务的实现，要靠人去完成。不同的人，由于在能力、个人素质、经验、组织才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完成情况差别就很大。有的人可以圆满地完成预定的任务，有的则完不成或完成得不理想。所以决策者就要针对不同的实践任务选择不同的实践主体去完成，这就是所谓“知人善任”。人才难得的观点，反映了在实践主体选择上的困难。一般说来，人才的选择既包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评价，(因为人才是相对于一定的客观事物、一定的实践任务而显示出来的)，又包括对主体人的认识和评价，还要出以公心，有爱才之心，因而知人善任就成为领导者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实践活动的选择性还表现在工具的选择上。对于同一种事情，若有几种不同的工具去完成它，就会发生工具的选择问题。对工具的选择还应包括对该工具的操作方式和方法的选择。对于同一的工具，使用不同的操作方式和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是收割小麦，用镰刀还是用收割机；同样是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用炸药去人工爆破还是用导弹袭击，都会收到明显不同的效果。对于同样的工具，由于主体所具备的技能不同，他所选择的操作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实践结果也就不同。一般说来，实践任务的确定，即实践目的的选择，从根本上制约了实践工具的选择，制约了工具的操作方式和方法的选择。实践目的的力量就在于促使或推动主体去积极地创造和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实践工具及其操作方式和方法的选择也取决于实践客体的特点和性质。实践工具及其操作方法的选择与主体的技能也有很大的关系，主体具备的技能不同，他所选择的工具以及操作方法也就不同。总之，实践工具的选择取决于实践活动的本身、实践的客体以及主体本身的特点，因此实践工具的选择必须建立在这些实践要素的正确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之上。

总之，实践活动是一个对实践活动本身、实践的客体、主体和工具的选择过程，这些选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从而使整个实践过程中的选择活动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从而深刻地印证和表现了实践活动的主体性。而实践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主体所进行的选择。如在军事实践中，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钉子上，就攻不进去。此外攻击时机的选择，预备队使用时机的选择等等，都决定或影响着战斗的胜利。正确的选择就是要合乎客观实际，同时有利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这取决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主体本身的认识。由此可见，实践活动的选择同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自觉性是一致的。当我们说实践活动是能动的、自觉的，也就意味着它是有选择的。实践活动的选择性不过是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自觉性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而已。

4、实践的创造性

实践活动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的创造性上。创造性是主体性的集中表现，实践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实践观念的创造性。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在实践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即在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指导下进行的。自然界中本来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观念，没有任何现成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它们都是人作为主体创造出来的，都是人脑的产物。实践观念创造出来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如果没有实践观念的指导，那么人的实践活动就成了类似于动物本能活动的盲目的实践活动。而实践观念的创造是个能动的过程，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的。它是实践的起点，又是实践的结果。而为了作为实践的起点，首先又必须作为实践的结果。原来人们在实践中通过和客观事物的接触，形成感性认识，然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形成理性认识，进一步形成关于如何进行实践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即实践观念。实践观念形成之后就用于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修正，使之大体上符合实际，这样才能保证实践获得成功。

实践活动的创造性还体现在它的客体或对象上。实践的本质，就是要改变客观世界的当下的存在状态，创造出适合主体需要的客体。而实践的客体或对象，除了最初的土地和原始森林以及现在采掘工业中的地下矿藏，大都已经是人类实践的创造。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客体，是因为人和世界、人和自然之间存着相互作用，并不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人也反作用于自然，改变自然，为自己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而人们为了有效地生存，必须对客观世界按照某种可能实行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客体。这个新的客体的创造过程，也就是人类根据客观可能和主体需要形成自己的实践观念，然后付诸实践，即把实践观念对象化、现实化，造成大体上符合实践观念的客体的过程。实践客体的创造为进一步的实践活动打下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人们的历史联系。每一代人都在上一代人所创造的实践客体上继续进行实践活动，从而继续创造出新的客体，如此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其结果就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发展和整个客观世界的改变。

不仅大多数的实践客体(当然人类之初时情况并不如此，而是自然形成的客体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且主体本身也是实践的产物。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有无数的言论，说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们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11]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12] “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1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就会使自己本身得到改造，因此主体要发展自己，求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就必须通过实践，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14]共产主义新人即社会化了的人类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产生，“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15]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实践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和人类进化的钥匙，从人们通过革命实践和生产劳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观出发，找到了人类解放的途径，即通过环境的改变来自己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同作为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者，这二者是一致的。

实践的创造性还表现在作为实践手段的实践工具上。人类的实践所使用的工具，除了原始时代的现成的树枝、石块和土地等现成的生产资料、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都是自己创造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工具，完全摆脱了原始时代的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痕迹，几乎全是由文明创造的。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16]人类既然能够改造实践的客体，使之成为适合人的需要和心愿之物，那么，他也就能够改造实践的客体，使之成为有各种用途的工具，即利用一部分实践客体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把它们当作自己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实践客体。实践的工具等于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长，实践的效率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所使用的工具。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异于其他动物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支配和利用。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马克思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马克思很赞赏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制造工具的动物”。[17]人类创造实践所使用的工具的历程，按其所使用的材料，大体可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和现在的以电脑为主要工具的半导体时代。工具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测量器，是人的创造性的最高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创造的实践工具将越来越繁多和科技化。这意味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大。

实践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它的结果上。实践的结果首先是实践对象所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人所向往的，是人所需要的，是人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造成的，因而它表现为主体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是主体的意志和智慧的对象化。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8]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物，证明了“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19]通过实践使实践对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同时也就使主体的主观世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主体获得了经验和知识，从而改善了认识世界的能力。同时主体通过对实践所创造的对象的消费和享用，通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生活等各方面需要的满足，主体的生活质量就日益得到提高，日益达到完美的程度。所以实践的结果，不仅仅是客体的变化，而且是主体本身的变化，从而是整个现存世界的变化，是人连同其环境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实践活动的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费尔巴哈，就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实践活动对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 [20]人类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进行实践活动，其结果是世界面貌的改变。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必须对世界实行革命的改造，并且是不断的改造。“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21]由于人的需要的本性是无限的，因而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也是无限的。

总之，实践活动的本质就在于创造。它是在人所创造出来的实践观念的指导下，创造出适合人的需要的客体，同时创造出主体本身，创造出主体改造客体的工具，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实践之所以能够创造，在于它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表现，而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主体的能动性、自觉性和选择性都趋向于创造。当然，实践的创造性不排斥它的重复性。为了保持住先前实践的创造，重复模仿性的实践是必要的。而通过一个阶段的重复模仿，又会有新的创造。创造、模仿、再创造，这种形式不断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着实践的创造性的发展。

5、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实践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上。

所谓社会性，即是指群体性。实践总是社会的实践，人所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都不是由单个人在社会之外孤立地进行的，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是集体的活动，必须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脱离集体和社会，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生产劳动，是不可能的。” [22]甚至当一个人从事某种自以为是独立的、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同别人直接交往的个体实践活动时，他的实践活动也是社会性的，因为他是作为社会中的人进行实践活动的，他进行实践活动时所需的思想资料和信息，他进行实践时的客体和所需工具，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而被使用的。实践是人的一种活动，而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唯其如此，人能利用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界其他动物。正如荀子所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群体的力量要么是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由个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或者在很小很小的规模上才能达到。而且群体的力量并不仅仅表现为无数单个人力量的简单总和，而是通过彼此协同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是由于群体本身而产生的力量。人们常常形容被打败了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作鸟兽散”，这说法表明，鸟兽是没有社会性的。即使有，那也是简单的群居性，而没有什么组织性。这不是人与人之间有着复杂的物质联系和信息联系的社会性。所以，尽管某些动物也有萌芽状态的社会性，从根本上说，社会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特性，因而是主体的一种特性。

从历史上看，实践的社会性最初主要表现为直接的共同劳动，而随后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工。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人们使用的工具十分简陋，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为了获得必需的物质资料，就必须共同劳动，依靠集体的力量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捕捉鱼类，防御邻近部落的侵害，从而直接体现出人类活动的社会性。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具的改进，在直接的共同劳动中产生了社会分工，即社会实际生活领域分为不同的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等，以及各部门内部分为更细的部门，如工业分为冶金、机械制造、纺织等。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水平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时，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社会共发生了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分工，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第三次是专门的商业活动的分离。于此同时，逐渐出现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同时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分工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分工仍然存在。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分工永远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条规律。

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形成了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各种专业实践。专业实践的产生提高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水平。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各种专业实践的发展。而在各种专业实践的背后，则交织着人们之间的复杂的社会联系和关系。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和控制它们以前表现为一种完全异己的客观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则集中地表现为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它将被消灭。那时人们从事各种社会实践背后所交织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将得到自觉的控制。这时，人们不仅成了自然界的主人，而且成了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这时起，人们将完全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实践活动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的历史性上。所谓历史性，就是指它在时间中的变化性、发展性，任何实践形式的非永恒性。任何实践形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超越历史条件的永恒的实践形式是不存在的。原始人拿石块和树枝打飞禽走兽，而现代人则用猎枪，原始人不会盖房子，现代人则盖起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劳动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关系所支配，呈现出异化劳动的形态，“一旦共产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异化劳动的否定就必然导致人的自主活动的复归”，劳动成了真正的自由劳动。[23]

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和改变，任何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只具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是永恒的。这是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一个重大差别。动物的由其本能决定的活动方式几乎不为历史进程所改变，例如蜜蜂永远只生产同一种蜂巢，并且生产的方式也几乎相同，没有什么历史变化。而人的生产形式在历史上则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从原始的农业发展到现代化的农业，从原始的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到由农业、工业、商业、信息产业等多种生产活动所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当然，我们并不想否认，在动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物的器官有它形成和进化的历史，动物的活动方式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变，由于地理和气候等条件的改变，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同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化性比较起来，则相差很大。动物的变化可以说是以千年万年为单位，而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化可说是以百年、十年甚至以年、月、日为单位。而且，动物的变化完全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人的活动方式的变化则是由人自己有意识地造成的。所以可以认为，历史性是人类活动所独有的特征，它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历史这个名词也可用以描述自然，但它从本质上说是同自然相对立的，而历史学则专门以描述人的活动为其基本内容。

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就是说，造成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变化性的，正是人的主体性的作用，即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的能动的、积极的、有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能动的活动、作用，首先导致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生产力的改变，随着生产力的改变，人们便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而这一切因素的改变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从而更加快了各种因素的改变。所以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这一切都是不断变动的，从而造成了人类实践活动形式的不断变动。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24]资产阶级，由于开展了工业革命，其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革命的，而以往所有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大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人类的实践活动形式更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单是计算机每隔几年就要更新换代一次，它仿佛要向世界证明：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因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方式起作用的规律，是一种正好和自然界中动植物和无机物缓慢进化正好相反的、日益加快的运动规律。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页。

[6]毛泽东：《中国革命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7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第49-5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22]王锐生、冯卓然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5页。

[23]参见王锐生、冯卓然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原载李为善、刘奔主编《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