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无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还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干部队伍的建设，都需要我们划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以便端正思想，做好工作，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下面我们就结合当前思想理论界实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它们之间的界限划分问题作些具体的分析。

一、分清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性思想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哲学”的界限

近年来哲学界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研究，有力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它当然肯定人的主体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得很清楚。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肯定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并把这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近年来有人在境外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只讲人的主体性，根本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公然吹嘘说它的“主体性哲学”（也称“主体性实践哲学”）推倒了物质本体论，从根本上颠覆了辩证唯物论，改变了辩证唯物论所规定的哲学基本问题。这种吹嘘虽然自视过高，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它确能迷惑和俘虏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把握不牢的“哲学家”和正在学习知识的青少年，确能起到—种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作用，因此它对于我们正确开展主体性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危害极大。我们现在面临的—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阐明人的主体性和世界的物质性的统—，分清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性思想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哲学”的界限，以便在新形势下通过对新问题的解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特别是它的第一条，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及其和唯物主义的统一至关重要。马克思在这里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4页）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之点，即新世界观的一个极其重要之点，就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即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理解为劳动的产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地位。马克思是在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前提下讲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的。马克思多次声称他是唯物主义者，多次说明他的思想方法同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费尔巴哈，不是批判他的唯物主义，而是批判他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形而上学性；不是一般地批判他从客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而是批判他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不同时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说，“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有人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赞成唯心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赞成的是能动性，而不是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批判它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即真实的、具体的能动性。所以从这里得不出有些人所说的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讲主体性和实践的结论。要说超越，马克思是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跃迁到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这种新型唯物主义，既不象费尔巴哈那样只讲唯物主义不讲人的主体性，也不象黑格尔那样，只讲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不讲唯物主义。这种新型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主体性的统一：它的唯物主义以主体性和实践为其基本特征，是能动的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唯物主义；它的主体性是以唯物主义为其前提和基础的，是唯物主义的主体性。这是我们把握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及其和新型唯物主义统一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关于主体性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点，就是把主体性和主体区分开，主体是人，主体性是主体的“谓语”，是人的一种规定和属性。马克思批评黑格尔不是把主体性看做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弄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它们的真正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随后真正的主体即作为结果而出现，实则正应当从现实的主体出发，并把它的客体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65年版第273页）而从现实的主体出发，“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67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谈论主体性时不能够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28-229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是物质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他的身体和器官，存在于他身上的生命力和生命过程，都属于物质自然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社会发展史已经揭明，人的产生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人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和分化的结果。一百三十多年前，达尔文就论证了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给了“上帝造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以沉重的打击。恩格斯揭明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指出了古猿之所以进化而为人类是由于劳动。而劳动本身不过是—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所以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28页）“主体性哲学”宣称：“我讲人类主体性也就是人类本体论，有时我也把它叫做‘历史本体论’，这是对立于自然本体论而说的，也是对立于辩证唯物论而说的”。“这样，人类本体论就推倒了物质本体论，辩证唯物论也就动摇了根基”。显然，同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相对立的人类本体论，不过是没有“人”这个物质前提的主体性，没有主语的谓语，完全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神秘的理念”，宗教唯心主义的“上帝造人”式的神话。对于这种“神秘的理念”和“宗教神话”式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表赞成，相反，要坚决加以反对。

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说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67页）人是主体存在物，同时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主体性只有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主体性。没有劳动对象，工人就什么都不能创造。这就充分说明，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受到客体制约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本质上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此不理解受动性，就不能正确把握人的主体性。人的受动性也就是指它的被决定、被创造和行为的无可选择性。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67页）人作为主体存在物，对自己的行为和客观事物具有选择的权利；人作为对象性的、受动的存在物，作为被决定和被创造的存在物，则具有无可选择的一面。人们常说“无可选择”、“唯一选择”，就是指人的受动性、被创造性。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之中，他的选择必然受到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人能选择自己将要走的道路，但这种选择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人的选择不是任意的。如果把人的选择说成是一种不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东西，似乎人们在生活中想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这就把人的主体性无限夸大，在现实生活中就会碰壁。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的自由是以承认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存在为前提，企图摆脱客观规律的制约而寻求“自由选择”和“意志自由”，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幻想。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都是如此。马克思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精神食粮，而且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自然界创造和决定了人的生活，人依赖自然界、靠自然界生活。所以人虽然有能动地改造自然的—面，同时又要依赖和服从自然，受自然的制约。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说明了人的受动性。马克思认为人生产社会这只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也生产人。就人类个体来说，社会对他具有先在性、不可选择性，个人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才能存在，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是社会的存在。马克思始终把人的受动性作为人的双重存在的一个方面，把人的主体性同它的对象性统一起来理解，在能动和受动、决定和被决定、创造和被创造、选择和不可选择、自由和必然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人的主体性。“主体性哲学”否定自然本体和物质本性，不仅否定了主体性的物质前提——现实的人，同时也否定了主体性实现的条件——外界的对象，把主体变成一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种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着，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68页）这种主体似乎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任意进行创造、决定和选择，享有无限自由，但正如马克思所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同上书，第168页）这样的存在物纯粹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分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践观的界限

分清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同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的界限，关键是要分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践观的界限。人的主体性主要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实践中表现出来，所谓从主体方面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就是要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很重要的，如何理解实践，对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关系极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它把人们的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看作实践，而不是象有些唯心主义那样，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活动、甚至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看作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认为，实践不是主观性的、个人的内心活动，而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客观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的最简单要素是：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有目的活动即实践本身。实践主体是有血有肉的人，实践的客体是可见的、可指的物质对象，实践本身则表现为物质的活动即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实践都要以物质为基础，离开了物质，就没有了实践，推倒了物质本体论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完全是唯心主义哲学，幽灵哲学。

列宁说，“区分为机械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这是非常重要的），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哲学笔记》1990年版第208页）实践活动总是受客观实在及其规律的制约，它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才能成功。这也就是说，实践主体一定要使自己的主观符合客观，行动服从规律，自由服从必然，即一切服从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主体愈是服从客观规律，愈是深入地把握客观规律，则其主体性愈能得到发挥。这就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象原子弹、宇宙飞船、巡航导弹，都不是由于摆脱了客观规律而进行幻想的结果，而是由于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了客观规律从而能够把它们制造出来，使其为主体的一定的目的服务。人类要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和服从客观规律，然后才能使规律“服从”人；没有第一个服从，就不会有第二个服从。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284页）不注意客观规律对实践的制约，盲目地实践不行。以为“干就是一切”，只要实践就行了，不需要实事求是，这是很危险的，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必然要遭受失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坚决反对离开唯物主义孤立地单讲实践的唯实践主义。唯实践主义也即所谓“实践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的必然结果，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当前关于物质本体和实践本体、物质一元论和实践一元论的争论比较突出。“主体性哲学”自诩说：“主体性实践哲学批判了辩证唯物论所‘唯’之物的内涵——物质本体，而以实践本体取而代之，它说明只有人的以创造工具为主的实践活动才是‘物’的本体。”这种认为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是物的本体的观点，如果从正常的逻辑来说是讲不通的。因为第一，凝结有人的实践活动的物，即劳动产品、使用价值等等，不过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05页）其本体是未经过这些形式变化“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凝结的劳动不过表现在其形式的变化和适合人的需要上。马克思说，“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56页）这种物质基质是人的劳动的吸收器，正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除去这种物质基质，还从何谈起什么凝结的实践活动及其所改变的形式和适合人的需要；用实践本体取代物质本体，即用凝结的劳动取代商品体的物质基质，剩下的只是没有物质基质的单纯的凝结劳动，这种没有物质基质的单纯凝结劳动是什么东西，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从劳动产品的形成过程看，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298页）“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56-57页）“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65年版第58页）马克思反复地说明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他赞成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主体性实践哲学”用实践本体取代物质本体，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以为劳动可以不需要任何物质条件，可以不受自然制约，人手可以凭空创造一切，这就重复了马克思反复批判过的那种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源泉”的唯心主义观点。

第三，凝结有人的实践活动的物毕竟在整个宇宙中占区区少数，主要限于地球表面和浅层空间，在地球的深部，在辽远的太空，人的实践活动还没有波及，对于这些人的实践活动尚未波及的物，也说它们的本体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这就把尚未发生的事说成是已经发生的事了。况且，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物”，是个广泛已极的概念，它涵盖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物，而人的实践活动永远不可能穷尽这些物。

总之，无论是人的实践活动已及的宇宙，还是人的实践活动尚未及的宇宙，都是物质及其形态变化。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各种形态变化，一切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统一于实践。“主体性哲学”把人的主体性无限夸大，不承认物质只承认实践，否认各种商品体的物质基质，否认劳动的各种物质条件，用实践来代替一切，这是在编造二十世纪的神话，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里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56页）这句话是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对这句话是很欣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它对世界持物质本体论、物质一元论的立场。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不是马克思主义。

三、分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历史神秘论和情感本体论界限

当前历史领域内的各种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少酵母和材料，同时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其中尤以“主体性实践哲学”提出的历史神秘论和情感本体论，以及据此提出的任意选择论，要改良不要革命，要君主立宪不要人民共和等等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作用较大，“主体性实践哲学”的这种历史观同历史唯物主义是针锋相对的。

“主体性实践哲学”从所谓“主体性和实践”出发，大讲历史神秘论，说什么“人的主体世界太神秘了。人的心理世界。心灵生活和特点恰恰是非常神秘的、偶然的、无边的，意识概括、把握不了的”。“命运也是如些，命运充满神秘，神秘就是还掌握不了的偶然”。“历史实际上充满着偶然性。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就是一种偶然因素，这种因素，就可以改变一段历史”。如此等等。我们知道，“神秘”出自无知，出自不了解事情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一旦把事情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搞清楚了，神秘的东西就变得不神秘了。古人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社会还是对自己的身体都知之不多，因而产生了许多神话和宗教，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增多，神话和宗教的地盘也就愈来愈小了。但只要存在着未被认识的领域，神话和宗教也就仍然存在。甚至在科学昌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们对商品、货币、资本的本性不了解，因而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神秘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都是建立在这些神秘感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的划时代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从看似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等规律，特别是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0页）

当然这不是说在历史的发展中不存在任何偶然性，历史中的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改的因果连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引起的，如果承认这种绝对的必然，实际上就走进历史宿命论的误区，同样没有从神学的历史观中走出来。历史唯物主义持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但它不归结为历史宿命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偶然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自己的作用，认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973年版第210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级就是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就所谓伟大历史人物来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33页）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如果没有孙中山，肯定会有别人代替他；同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果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别的人站在他的位置。至于是谁，他的性格如何，这是偶然的，但是总有人代替他，这是必然的。甚至唯物史观的发现，如果没有马克思，也会有另外的人。恩格斯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同上书，第733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人们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情感是第二性的。人们的情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本世纪30—40年代侵入中国，残杀我同胞，实行所谓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反复进行所谓“扫荡”、“讨伐”，毁灭我成片的乡村和城镇，给中国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这种客观现实自然导致中国人民产生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情感；而随着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被驱逐出中国，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存和生活的危险解除了，这种客观现实又自然导致中国人民产生了喜悦的情感。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确实是真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无数事实观察到，人们之间的爱和恨等情感皆由一定的现实原因所引起，是一定的客观现实在人们身上的反映。所以人的情感包括喜、怒、哀、乐、爱和恨等等，尽管比较复杂，但并不是象“主体性实践哲学”所宣染的那样神秘。“主体性实践哲学”之所以感到人的情感非常神秘，是因为它把人的情感看作是最后的实在，而没有看到它背后的社会存在，它背后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主体性实践哲学”自我吹嘘说，“我在《我的哲学提纲》中，讲人的本体是情感本体，就是讲情感是人的最后实在，最后的归宿”。把人的情感看作是人的最后实在，最后归宿，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在历史领域内背叛了自己，就是因为它不能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它同今日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一样，把人们的精神、情感看作是历史领域中的最终原因，而不去揭示在这些精神、情感背后的社会实际生活过程，不去追溯产生这些精神、情感的动因。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都是没有意识到的。反之，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倒是看到了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和情绪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哲学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并把它输入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他的绝对观念的实现。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同时又批判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现象，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摸到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从而排除了前此人们对历史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开辟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种研究历史的途径。从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已广为传播。可是今天“主体性实践哲学”却在努力复活历史唯心主义，宣称情感是最后的实在。这种所谓“心理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一种反动和倒退，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作用不容忽视，是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的。

情感本体论从情感是最后的实在出发，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主张历史是人的任意选择，提出所谓要改良不要革命，要君主立宪不要人民共和等等主张。有人以为这种历史选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唯物史观的实质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历史选择论，历史决定论从属于历史选择论而不是相反。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历史活动的主体性和选择性。马克思说“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版第3页），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65年版第118-119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选择不是任意的，“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例如作为一个爱尔兰的农民，他只能选择：或者吃马铃薯或者饿死，而在这种选择中，他并不永远是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5年版第355-35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无所有的工人只有选择给这家资本或那家资本干活的权利，他不能选择自己当资本家，因为他一无所有；他也不能选择自己当国王、总统、总理之类的行政职务，因为人家不承认他；且只要有可能，人家也想选择这类职务。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任何一个人的选择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选择的妨碍，最后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选择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它往往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等于没有选择，全部以往的历史总是像自然过程—样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阐明，人们决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而有了这些就会有相应的作为整个社会代表的政治国家。特别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们运用这样一种能力的结果，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在职业选择上也有如此相类似的情形。马克思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版第5页）这些都说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

情感本体论的历史观只看见历史过程中人的选择这一面，看不到历史过程中不可选择的一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况且人的正确选择，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否则会带来不幸。马克思在谈到职业选择时说：“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版第3页）这对于事关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选择来说，更是如此。希特勒选择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本国人民而且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汪精卫、陈公博选择给日本侵略者当内奸，却遗臭万年。毛泽东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成功；王明选择城市中心道路结果碰了壁。在战争中，“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79页）可见，选择必须符合实际，历史选择必须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按照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所作的选择可以说是没有选择，但又是能够真正获得自由的选择，能够真正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选择。所以归根结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选择论，而是历史选择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引的方向结合实际进行。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和客观实际进行任意选择，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导致灾难和不幸。

四、分清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改良主义的界限

这里需要特别谈谈情感本体论的历史观所作的“要改良不要革命”的选择问题，因为正是这种主观任意的选择比较尖锐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既存在革命，又存在改良，前者是社会形态的质的变化，后者是一定的社会形态在总的质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量的变化，二者是密切联系，相互转化的。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两个东西任意割裂开来，就会使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终结。特别是否定了革命，就否定了社会形态的质的变化，这样社会发展将永远停留在一种形态，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情感本体论说，“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是“心理紧张”、“自我恐慌”的结果，“一过分紧张就会发狂”，“一急就想革命”等等。对革命的这种情绪化解释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承认革命情绪对革命的发动具有重要意义，认为被压迫阶级、革命阶级的愤怒和不满，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情绪和革命积极性的高涨是革命形势成熟的标志，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原因应当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和冲突中去寻找，被压迫阶级的愤怒、不满等情绪，“对现存社会制度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618页）这时就要发生社会革命。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粉碎已经变成生产力桎梏的旧的生产关系以及保护这种生产关系的旧的上层建筑，同时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保护和促进新的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695页）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毛泽东答复说，“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己。”（《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版第732页）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目的是为了建设新的、健全的、更有生命力的东西。革命不是只破坏不建设。革命的破坏同时就是建设。革命的破坏就是用新的取代旧的，用更新了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框架”，去取代旧的、已变成生产力桎梏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框架”。例如，过去在江西苏区，我们在破坏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就用新的土地所有制取而代之，在破坏原国民党的乡村政权的同时就用新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取而代之。全国解放时，我们在全国破坏了国民党的经济政治制度，同时用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甚至早在此以前，我们就已经一步一步地、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破坏了国民党的经济政治制度，同时建立起新的经济政治制度；最后才导致国民党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全国被推翻，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全国普遍建立。革命与无政府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是只破坏不建设。情感本体论说：“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结果社会本身的组织机能、管理机能和建设机能就退化了。”这是把革命混同于单纯破坏的无政府主义，是对革命的无知。说革命的结果，社会的组织、管理机能和建设机能就退化了，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从历史看，我国革命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管理和建设的机能还不如原国民党政权的组织、管理和建设的机能吗？美国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八年革命战争（1775-1783）后所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其组织、管理和建设的机能还不如原作为英属殖民地社会的组织、管理和建设的机能吗？英法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其组织、管理和建设的机能比原封建社会的组织、管理和建设的机能退化了吗？历史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在经过革命掌握了政权后比原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其组织、管理和建设机能退化了吗？原奴隶主阶级在经过革命掌握了政权后社会的组织、管理和建设机能比原始社会的组织、管理和建设机能退化了吗？

情感本体论还说：“革命确实有巨大的破坏力量，它可以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知识分子更疲倦了，这完全是被革命运动弄疲倦的”。这种评价也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历史上看革命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那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他们能够表现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真正的主体性哲学对于最有主体性的历史行动——革命，应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高度评价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革命行动，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认为正是革命，解决了和平发展时期所慢慢积累起来的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建立了比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同时最有力地表现了革命阶级和人民大众在确立社会生活形式、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的直接作用和历史主动性，并培养和造就了一代新人。当然，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这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残酷镇压造成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阶级要廓清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势力，是要付出一定代价、作出一定牺牲的。但是应当考虑到，长期地维持历史上过时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造成的损失，比革命的全部牺牲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每逢盛大节日，各国人民都要往烈士墓上献花，借以表达他们对先烈所作牺牲的敬意和无限感激之情；如果像情感本体论哲学家那样竟对先烈指责说真是“疯狂与幼稚”，那就未免太残忍，无理性了。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也就承认改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改良在革命前，是革命的准备；在革命后，又是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社会制度并使其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所不可缺少的。以为举行革命不需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和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以为革命后不需要做艰苦细致的调整、巩固和发展的工作，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突然的一击上，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必然碰壁。另一方面，改良以革命为前提和归宿。任何改良总是在一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量的变化的积累，又会导致社会向更高级的质的飞跃。否定了革命，也就否定了改良的前提和目的。无前提．无目的的改良，单纯为改良而进行的改良，只能导致混乱。改良和革命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革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改良则是社会基本矛盾还没有达到激化、对抗状态下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突变式的革命和渐进性的改良相互交错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时就会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根本变革，就会发生社会革命，实现新旧社会的更替。随着新社会的建立，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发展是基本适应的，比起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优胜得多，但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因此需要不断调整、改善、改良。而随着量的变化积累起来，达到一定程度，又会引起新的社会革命，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还有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往往既具有革命的性质，又具有改良的性质，它是革命性的改良，又是改良性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具有改良的性质，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所以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总之革命和改良是社会形态变革的两种不同形式，二者各有所宜，同时又密不可分，我们不应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该革命就革命，该改良就改良，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