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的《矛盾论》，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为一体，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下面拟联系当前一种调和哲学，谈谈这篇著作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重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也要重视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在当前的各种各样哲学思潮中，有不讲斗争的调和哲学。调和哲学对事物之间的差别、真理和谬误的区别表示厌恶，即使承认差异也不承认对立，主张用所谓“差异协同”律来取代对立统一规律。调和哲学主张超越唯物唯心的对立，认为唯物论、唯心论的区分是一种“旧的传统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恰恰就在于对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超越。调和哲学主张用阶级调和、协商互让和合作取代阶级斗争。攻击一些肯定和赞扬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著作，是“把革命战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仍然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史观在起作用”。关于中国的未来，调和哲学主张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认为“只要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不管叫做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或者叫中国的资本主义特色，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它“应超越既定的主义系统和意识形态”，“采取一步一步调整的办法”，“把一大部分公有制企业变成私有制”，以便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即让“掌握经济的剥削阶级”重新掌权。调和哲学对世界和历史发展的这些理解都是不正确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是直接对立的，对此我们需要作些具体的分析。

调和哲学看到了矛盾双方之间有同一性、统一性，从这点上说是合理的，调和哲学对于“斗争哲学”的批评在某些场合下也是对的，这就是当“斗争哲学”被滥用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候；但是调和哲学只承认矛盾的同一性，不承认矛盾的斗争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不能同意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我们既要重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也要重视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任何忽视矛盾斗争性作用的倾向都是错误的。按照《矛盾论》，任何矛盾，都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矛盾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是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矛盾论》认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没有斗争，事物连简单的数量的变化也不可能，更谈不上什么性质的变化、矛盾的解决、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矛盾论》认为新陈代谢之所以是宇宙间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就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很明显，按照《矛盾论》，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毛泽东的《矛盾论》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重视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论》对矛盾的同一性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视的。它围绕列宁所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着重阐明了矛盾同一性在两方面的意义，即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种相互依存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就在于，它把矛盾的双方联结起来，使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从而使事物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矛盾统一体的相对稳定，不仅对整个的物质分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矛盾双方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统一体长期不稳定，那么对矛盾任何一方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利。这一点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人们之所以历来对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极其厌恶，就是因为这种局面非常不利于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所以毛泽东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此，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当然，事情不在于矛盾双方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就够了，更重要的事情在于矛盾的同一性所表现的相互转化。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像私产和公产的转化，战争与和平的转化，穷国和富国的转化，都说明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因具备一定的同一性而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种相互转化的同一性为我们有目的地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提供了客观根据和可能。所以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认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前者可说是发展的条件、根据和可能，后者则是发展的动力。任何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可能，同时必须具备发展的动力。只有条件没有动力或只有动力没有条件，都不会有任何发展。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改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再好的理想和发展计划也难以实现。但是仅仅稳定是不够的，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人民生活好起来，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靠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要注意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正确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把我国由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社会稳定，只注意发展和改革是不行的；另一方面，不讲斗争，不讲发展和改革，只注意社会稳定和和谐，也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从整体上把握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内在联系，统筹全局，精心谋划，如同江泽民所说的，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坚持既对立又同一的辩证法，反对只讲同一不讲斗争的片面思想方法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矛盾所具有的两种相反的属性。任何矛盾，只要还没有解决，就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二者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结的，并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创造出矛盾的不同解决方式和事物的发展方式。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依赖的。首先，“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离开了斗争性，同一性就成了僵死的同一；另一方面，斗争性也不能完全离开同一性。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它是斗争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相对的、具体的。离开了具体的同一性，斗争性就成了纯粹的抽象的斗争性。“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在相对的东西里面存在着绝对的东西。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相互结合而起作用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的对立统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1]。马克思称赞黑格尔“思想极其深刻”，就是因为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奥妙之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有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他批评只看到自然界中的合作或者只看到自然界中的斗争这种片面的思想方法：“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姆尼亚和碳酸气。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也是既包含合作又包含斗争的。他们一致认为，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同时又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因此他们不同意那种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 [3]，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说法，而是认为最初的公社是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列宁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主要就是因为，它“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在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4]他总结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的《矛盾论》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接着加以解释和发挥，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

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是否具有应用的价值和真理性，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明显的例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在政策上表现为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结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结果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种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思想整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这种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周恩来在谈到新中国的外交时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5]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种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外交政策也是成功的。在新时期，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也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又反对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实践证明，这种综合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既看到同一又看到差别，既讲联合又讲斗争，讲联合决不是孤立地讲联合不讲斗争。而调和哲学则单单标榜片面的同一、联合，而不讲差异、对立和斗争。调和哲学只抓住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只知其二不知其二，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

毛泽东说：“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6]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具体事物的矛盾则是各种各样的，因而矛盾的解决和处理的方式也就不相同。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则需要用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形式来加以解决；有些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如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平友好国家之间的矛盾，则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达到新的团结。唯物辩证法还认为，由于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对抗性的，这时就要由和而斗；而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为非对抗性的，这时就要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则发展成非对抗的，结果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的方式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当斗则斗，当和则和，而不是千篇一律地斗，也不是千篇一律地和。调和哲学不问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不问是对敌人还是对人民，不问是面对强盗行劫还是同志之间的友好帮助，都千篇一律地跟人家讲和，坚决反对斗争，这是不合道理的，也是行不通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l页。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6]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3页。

（原载《邓小平对“两论”的继承和发展》，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年出版。录入编辑：乾乾）